明代散文

明代散文

明代散文的取材較為廣泛,後期散文的表現手法也較為多樣,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說、寓言、笑話、八股的影響。

明代300年的歷史,散文創作沒有出現象唐宋八大家那樣的傑出作家,但仍有不少優秀作品.它以取材廣泛,表現手法多樣,特別是晚明小品文的突破性成就而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明代前期散文,要數明初一批由元入明的散文家的創作成就最高,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等,他們親身經歷了社會大動亂,接觸了現實生活,因此作品接觸了現實問題,有的揭露和嘲諷了社會弊端,內容較為充實.如宋濂的《秦士傳》、《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傳記文,和劉基的《郁離子》等名篇.但是在這以後的100多年中,文壇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台閣體”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不少文人則模仿台閣體,用以應酬逢迎.其後有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派,想以深厚雄渾的文風代替台閣體.明中葉以後,散文發展轉入後期,出現了鮮明的復古主義與反覆古主義的鬥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明代散文
  • 外文名:The Ming Dynasty prose
  • 特點:取材較為廣泛
  • 表現手法:小說、寓言
  • 重要選本:《明文衡》
詞語釋義
明代的散文創作沒有出現類似唐宋八大家那樣傑出作家,但優秀的篇章還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較為廣泛,後期散文的表現手法也較為多樣,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說、寓言、笑話、八股的影響。尤其是晚明小品,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從散文觀念到創作實踐都有顯著的變化。明代的散文創作,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洪武至天順年間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們經歷了社會動亂,創作較能注意現實。這種創作傾向,對扭轉元末纖弱萎靡文風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但也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同時也有一定藝術功力。其中傳記散文最為突出,善於抓住富於特徵性的細節,凸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如《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都是較為優秀的名篇。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劉基的散文比較善長議論。他的《郁離子》,形式活潑,其中雖然夾雜一些陳腐的見解,但在揭露和嘲諷社會弊病方面,不少小品寫得精悍警厲,鞭辟入裡。另外,他的遊記,清越幽秀,頗有柳宗元的風範。這個時期的散文創作成就較高。
以後能繼承宋濂、劉基散文傳統的是宋濂門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縱橫跌宕,如<蚊對>指責同類相噆甚於毒蚊,《指喻》說明大患常發於至微,都寫得頓挫瀏亮,暢達剴切。
但是,隨著明王朝的政治鞏固,文網日漸嚴密。當時封建統治者一方面明文規定:“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罪該殺”;另方面著意提倡理學,編定《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定為生員必讀之書,並以此為內容進行八股取士。這種情況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視野,使創作逐漸失去應有的生機。內容貧乏、文氣冗弱的台閣體也就應運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一時朝廷的詔令奏議皆出其手。他們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當時不少文人得官後,往往模擬三楊的台閣體,應酬逢迎。除三楊外,黃淮、金幼孜的散文與台閣體相似,當時也享有盛名。當然,三楊的散文,其風格也有一些差異。如楊士奇步趨歐陽修,為文追求紆徐委備;而楊溥則力模韓愈,為文刻意遒古矜練。但他們散文藝術的共同弱點就是都寫得膚廓、空泛。這是散文創作的低潮時期。
成化至隆慶年間散文成化以後,台閣體散文的弊病日漸暴露,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於是,茶陵詩派、前七子也就應運而生。他們在變革台閣體文風方面起了推動作用。茶陵派的首領是李東陽。他也是台閣重臣,“四十年不出國門”,生活範圍並不廣闊,所以他的散文創作,在內容的貧乏上,並未有多大改觀。但他想以深厚雄渾的文風代替嘽緩冗弱的台閣體,在表現藝術上與台閣體有所區別,有一定可取之處。如他寫的《甲申十同年圖詩序》刻畫十人不同的情態,傳神生動,是較好的作品。當然,真正從內容到形式給予台閣體以有力打擊的首先還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的前七子。他們作品的內容較為充實,如何景明《何子》12篇、康海《擬廷臣論寧夏事狀》等,都是針對時弊的議論散文。但他們的藝術追求是一味模擬秦漢文章,甚至故意佶屈其辭,地名也用古名,不足為訓,所以,前七子散文創作的成就並不很高。
與此同時,也還出現了一些不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對台閣體,成就較為顯著的散文作家。先有馬中錫,後有王守仁、楊慎等人。馬中錫的散文橫逸奇崛,王守仁的散文疏暢俊達,楊慎的散文淵博婉麗,都具有一定的創作個性。其中像馬中錫《中山狼傳》、王守仁《瘞旅文》都是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前者描寫一個救狼反被狼噬的故事,寓意較深;後者是一篇對客死異鄉三個陌生人的祭文,寄託著作者內心的悲憤。
隨著前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的復古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生吞活剝、字剽句竊的現象,自然引起許多文人的懷疑和不滿,其中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兩漢散文傳統的同時,強調學習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稱唐宋派。他們雖然注意散文創作要學習唐宋散文所具有的“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但又強調能“自為其言”,要“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所以他們的創作與一味模擬秦漢者有顯著區別。一般說來,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從字順,樸素自然。尤其是歸有光,善於即事抒情,描繪家庭瑣事,真摯動人,“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像《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都是具有這樣特色的作品。正是馬中錫、王守仁唐宋派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創作出現了一個高潮。
當然,唐宋派自身有明顯的局限性。他們的創作有時“攙雜講學,信筆自放”,有道學氣,迂腐平庸,索然無味。唐宋派的理論主張也因具有道學論文的格調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當後七子“文必秦漢”的復古思潮再起時,他們的影響就幾乎消失了。後七子的聲勢更盛,但他們之間擬古的程度卻不相同。李攀龍模擬的程度更嚴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貞在散文創作上,並不過分強調模秦擬漢,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清新暢達的作品。尤其是宗臣寫的《報劉一丈書》較為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官場的腐敗。其刻畫奔走權門的無恥之徒的醜態,維妙維肖;描繪權豪的赫赫氣焰以及門者的狐假虎威,亦淋漓盡致。
萬曆至崇禎年間散文從嘉靖末開始,封建社會進入末期,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開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朧要求個性自覺的思想潮流。因此,這時期的散文作家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已不像唐宋派那樣,只是改變一下學習的對象,變秦漢為歐、曾,而是站在文學應反映“童心”、“性靈”這樣自覺的理論基礎上,指出前後七子擬古主義扼殺創作個性的危害性。他們創作的散文,題材多樣,形式也很活潑,擺脫了古代散文規矩的束縛,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無論是敘事抒情、說理談天,都信筆直書,流暢雋俏,其中夾雜著不少“怡人耳目,悅人性情”的詼諧和幽默。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稱為“晚明小品”。
其中像李贄、袁宏道、鐘惺、譚元春、劉侗、王思任、張岱,都是風格獨特、成就較高的散文家。李贄的議論散文,類似雜文,有強烈的戰鬥性,如《題孔子像於芝佛院》嘲笑盲從孔子者的昏聵,筆調既辛辣又風趣。袁宏道對官場諷刺的書信,酣暢淋漓,形象生動,而山水遊記則隨意抒寫,清新活潑。鐘惺、譚元春、劉侗又是一副筆墨,他們追求幽深孤峭,往往以變換句式的方法,增強描繪對象的雕塑感。“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暖”的王思任,其散文則“出言靈巧,與人諧謔”,充分表現這位“謔庵先生”的神采和風貌。張岱能兼采公安、竟陵兩派之長,使散文做到既明麗清淨,又刻琢精工。正是這些作家的努力,使晚明小品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晚明小品有個很大弱點,雖然有些篇章有憤激、諷刺,但大多數文章都是表現個人閒適生活,內容較為單薄。有少數散文趣味低下,顯得俚率、庸俗。
晚明時期,也還有一部分作者,繼續恪守唐宋派論文主張。有的認為只有取經唐宋才是溯源秦漢的正確道路,如艾南英;有的強調文章應該祖述六經,思想較為保守,如張溥;有的仍然追隨前後七子,以“興復古學”為己任,如陳子龍、夏完淳。由於這些作家身處社會危機特別嚴重的時刻,所以他們有些散文創作能突破自己論文主張的框框,寫出了不少面對現實的作品。如張溥《五人墓碑記》表現蘇州市民與閹黨的鬥爭,寫得質樸亢爽。又如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義之前用血淚凝成的《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土室餘論》,感情充沛,悲壯動人。這些創作也為晚明散文的繁榮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明代散文卷帙浩繁。重要的選本有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其中選錄明初至弘治期間的散文。清代黃宗羲《明文海》,選錄文章較多,但其書旨在保存史料,所以不少文章文學價值不高。清代薛熙的《明文在》,主要以唐宋派古文為標準選錄明代散文。至於彙編全部明代散文的總集,則至今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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