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制漢語（和製漢語），指日本人借用漢字創造或翻譯出的漢語新辭彙，以及延伸了含義的漢語既有辭彙。
19世紀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借用漢字大量系統性意譯了西方先進概念，其中很多辭彙傳入中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日制漢語
- 別稱：和製漢語
定義,歷史,介紹,由來,造詞原理,特色,對中國影響,考證,
定義
日制漢語，指日本人借用漢字創造或翻譯出的漢語新辭彙，以及延伸了含義的漢語既有辭彙。
18世紀中葉，日本開始有人翻譯西方新事物。19世紀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大量系統性翻譯西方書籍，為解決翻譯新概念時“無詞可用”的問題，利用漢字表意的特性翻譯出一系列意譯詞。
今日常見漢語如“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幹部”、“藝術”、“交流”、“否定”、“肯定”、“假設”、“供給”、“俱樂部”等都是日制漢語，又有“～主義（－ism）”、“～化（－ize）”這類造詞性很強的詞尾，故“現代漢語”中的“和製漢語”數量難以推估。
不過，想當然地誇大日制漢語的現象也不鮮見，比如“化學”一詞，其實是晚清思想家王韜的意譯。
王韜當年的正式職業是上海墨海書館的雇員。王韜對“化學”這個譯名甚是得意，轉口告訴了書館創辦《六合叢談》的傳教士偉烈亞力，於是在墨海書館出版的《六合叢談》中沿用了這種譯法。
日本人原本將荷蘭語化學一詞chemie音譯為“舍密”。1859年，日本以官方名義出版了《六合叢談》的合訂本。僅僅在《六合叢談》傳入日本一年後，日本人川本幸民的《萬有化學》就刪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為“化學”，化學一詞逐漸普及，以致再無什麼“舍密”。
歷史
幕末之前的和製漢語
日本自古就從漢語借用了大量的漢語詞，逐漸能靈活使用漢字後，也開始創造一些新的漢語詞。所謂“漢語詞”，是指以源自中國古代發音讀出的詞，與現代漢語音可能有相當落差。相對的是“和語詞”，是日文自古而有的辭彙（但多半也訓以漢字，故漢字詞不見得是漢語詞）。
- 和語轉變成漢語讀法，如：原讀おほね的“大根”（蘿蔔）逐漸改念為だいこん，後者為漢語音讀的發音，所以歸類成漢語詞。
- 和語的詞組依照漢語語順加以倒裝，如：從“腹が立つ”（生氣）創造出“立腹”這個詞，念成りっぷく，這也是漢語發音。
- 為日本特有的藝術、文化、職業創造的新詞，如：“芸者”“介錯”。
幕末之後的和製漢語
law ハ nature ノ world ニ於ル如ク human world ヲ govern シテ居ル
意即英文：“Law govern human world as nature world”，由此可見，即便在19世紀中期，這些英文字竟然在日本都無詞可用。如今則可譯作：法律ハ自然ノ世界ニ於ル如ク人類世界ヲ統治シテ居ル，即“法律如自然於世界一般統治著人類世界”。
不過，“法律”“自然”都非和製漢語，而是清末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翻譯創作。
其他如電話、科學、哲學等，都是這個時代創造出來的和製漢語詞。事實上極大多數的和製漢語都在這個階段誕生。
張之洞對於新翻譯名詞的憎厭，在當時流傳很廣。留日歸國的汪榮寶曾和葉瀾在1903年編纂出版過新名詞詞典《新爾雅》，風行一時。學部司員作出推薦，張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說“是輕薄子，不可用。”但當時學人要完全擺脫和製漢語不大可能，張之洞有次請幕僚路孝植擬一辦學大綱，見擬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詞，便勃然大怒，擲還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路孝植回曰：“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
彭文祖在撰《盲人瞎馬之新名詞》，認為和製漢語滔滔入華為滅國滅族之事，攻擊那些套用日本名詞的人恬不知恥，並著力批評“支那、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衛生、要素、法人、文憑、經濟、引揚、相場、切手、讓渡、差押、第三者”諸詞“不倫不類”，認為中國人襲用是“瞎眼盲從”，力主改新還舊。如認為應當廢止來自日本的“取締”，代之以古漢語禁止、管束；又主張將“場合”改為時、事、處，“第三者”改為他人，“動員令”改為動兵令，“打消”改為廢止，“目的”改為主眼，“取消”改為去銷，“手續”改為次序、程式，“引渡”改為交付、交出，等等。
嚴復尤其努力地鑄造新詞或修改和製漢語以為肆應，此競爭從清末延續到民初，至1920年代勝負已判，和製漢語得勝，嚴譯辭彙包括音譯詞，如“拓都”（total）與“么匿”（unit）、“涅伏”（nerve）等；義譯詞，如“官品”（生物）、“部勒”（部署）、“群學”（社會學）、“名學”（邏輯）、“天直”（權利）、“民直”（權利）等，這些嚴譯辭彙幾乎都不敵和製漢語。嚴譯的失敗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編訂名詞館”，在名詞統一工作上成效不彰。
介紹
- 看得見的數量與看不見的影響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治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辭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辭彙，並且促進了現代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辭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警察、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因為在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極好的課題。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一些的。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麼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醜學”一說。“醜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醜學”是否還能成立？
由來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的時期，大量外語湧入日本，在翻譯時陷入不少無詞可用的困境。
例如，夏目漱石曾經留下這樣的日記：
“ law ハ nature ノ world ニ於ル如ク human world ヲ govern シテ居ル ”
即便在19世紀中期，這些英文詞竟然在日本都“無詞可用”，而如今則可譯作
“ 法律ハ自然ノ世界ニ於ル如ク人類世界ヲ統治シテ居ル ”
這行敘述中，“人類”、“統治”，都是“和製漢語”。
不過，“法律”“自然”都非和製漢語，而是清末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翻譯創作。
造詞原理
抽象化漢語原有辭彙
使用漢語的造詞力直接新創
少數形音兼具的音譯
特色
造詞原理
這些由日本自創出來的漢詞，多數來自對西方詞語（英語、法語、俄語等）的翻譯；有些日制漢語是因應翻譯而新創的語彙，有些則是中文古文中既存，但被賦予現代的意義的辭彙。
- 抽象化漢語原有辭彙：
- 廣義化。例：“社會”作為“society”的譯語，社會在漢文原指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之祭祀土地神的集會。
- 狹義化。例：“經濟”作為“economy”的譯語，經濟一詞出自漢文“經世濟民”，包含政治、經濟等抽象意義。在當時的中國翻譯中，經濟原名資生學。
使用漢字的造詞力直接新創：
如“電話”、“製紙”、“製糖”、“名詞”、“細胞”、“元素”等等……
- 使用宛字音譯，兼顧字義：
如：俱樂部（倶楽部/クラブ，譯自“club”） - 使用造詞力強的詞尾大量製造新詞：
如“～化”、“～的”、“～性”
半和製漢語
重語意而忽略聲音
對中國影響
接受“和製漢語”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