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於會詠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乳山
- 出生日期：1926
- 逝世日期：1977
- 代表作品：闖將令
于會泳原來是一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是《智取威虎》、《海港》、《龍江頌》、《杜鵑山》等現代京劇的音樂主創者。四屆人大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次年8月自殺，當時的結論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死黨，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1965年初，江青來到上海，想要“促進”一下上海搞京劇現代戲。她把此前在北京的《紅燈記》劇組調到上海，演出多場。上海文藝界許多“筆桿子”紛紛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對《紅燈記》進行評論。這些評論文章，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從政治上進行讚頌的，一類是從藝術角度讚頌的。于會泳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從〈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文匯報》很快就發表了這篇文章。于會泳在這篇文章中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他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為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廣泛流傳。這篇文章與其他文章的不同之處，一是從音樂、唱腔方面談的，二是提倡改革，而不光是讚頌。不久，他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郭建光的唱腔音樂設計》一文。
江青對於會泳的文章非常讚賞，開始對於會泳這個人感興趣。江青要當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幫她“破”的人，有了張春橋、姚文元，幫她“立”的人，卻不好找。要藝術上的行家裡手，能夠心領神會，創造性地實現她的意圖，又要政治上對她忠誠。 江青問張春橋：“于會泳是個什麼人？你去了解了解。”張春橋通過組織部門到于會泳所在的上海音樂學院，了解了于會泳的經歷和表現，又調來於的檔案認真看了一遍，然後到江青住處去匯報：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出身貧苦，1946年參加革命，長期在膠東文工團工作，有音樂天賦，被組織上送到上海音樂學院培養，後留校工作，工作積極，是共產黨員，在民歌創作方面有成績，還寫有專著，是個“根正苗紅”的專家。
很快，于會泳被通知到錦江飯店小禮堂，說有一位領導同志要和他談話。
江青當面稱讚他：“你的文章我看過，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江青還當著于會泳的面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於會泳同志。被江青接見後，於會詠獲救，因為直到1967年初，上海音樂學院還把他當作批判對象。
張春橋將于會泳調到上海京劇院，首先改造《海港》唱腔成功後，又負責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全劇唱腔設計工作。他把中國傳統京劇中唱腔的精華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劇中，還加進了西洋音樂的一些元素，使改造後的唱腔和音樂十分和諧。如在該劇“打虎上山”這段唱腔中，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圓號的渾厚交織在一起，並且和楊子榮的唱腔結合得天衣無縫，把楊子榮滿懷激情打馬上山，頂風雪入虎穴的壯志情懷，表現得十分充分。以後他還參加了《杜鵑山》、《平原作戰》、《龍江頌》等樣板戲的音樂創作。當上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後，仍然整天在排練現場，一絲不苟地過問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
1968年，《文匯報》上發表了于會泳寫的文章《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這篇文章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論。于會泳在文章中寫道：“我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個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
由於受到江青的重視，加上搞樣板戲有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于會泳就擔任了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作為上海的黨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中共九大召開期間，《智取威虎山》作為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于會泳在演出的開場白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齣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江青似乎也受不了這番奉承，她站起來說：“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
中共九大之後，他擔任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隨之，于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在被隔離審查期間，于會泳對於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當時，于會泳對自己今後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乾過什麼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辦也不行；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讚過自己……他認為，隔離審查結束後，會給自己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文化部部長是不能再當了，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即使回不了上海音樂學院，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當一名普通幹部，搞搞文藝工作。于會泳確實過於樂觀了。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于會泳感到如五雷轟頂。當天晚上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特偵組談話，在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請求要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期望這位組長能聽聽自己的意見。然而，他得到的答覆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當看守人員向上級報告于會泳神志恍惚，有異常表現時，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對於會泳採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裡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隻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時，將這隻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後，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後。晚8點左右，他決然地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當他被人發現時，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他被送到阜外醫院搶救。醫院採取了搶救措施，仍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智取威虎山》等仍是現代京劇的樣板，仍被傳唱經久不衰。
這本傳記既不迴避于會泳政治上的錯誤，也不貶低他音樂上的才華。造成於會泳悲劇的原因既有個人的道德缺陷，也有那個瘋狂的時代身不由己的無奈。 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長，現為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所長。他並不認識于會泳，只是因為在音樂史專業研究中，接觸到于會泳的音樂理論和創作成果，認為這些成果在音樂史上的地位影響無法抹殺。在寫書的過程中，作者採訪了傳主的幾十位同事和親屬，查閱了傳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資料，包括于會泳在隔離審查期間所寫的17萬字的交代材料。史實均有出處。
江青對於會泳的文章非常讚賞，開始對於會泳這個人感興趣。江青要當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幫她“破”的人，有了張春橋、姚文元，幫她“立”的人，卻不好找。要藝術上的行家裡手，能夠心領神會，創造性地實現她的意圖，又要政治上對她忠誠。 江青問張春橋：“于會泳是個什麼人？你去了解了解。”張春橋通過組織部門到于會泳所在的上海音樂學院，了解了于會泳的經歷和表現，又調來於的檔案認真看了一遍，然後到江青住處去匯報：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出身貧苦，1946年參加革命，長期在膠東文工團工作，有音樂天賦，被組織上送到上海音樂學院培養，後留校工作，工作積極，是共產黨員，在民歌創作方面有成績，還寫有專著，是個“根正苗紅”的專家。
很快，于會泳被通知到錦江飯店小禮堂，說有一位領導同志要和他談話。
江青當面稱讚他：“你的文章我看過，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江青還當著于會泳的面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於會泳同志。被江青接見後，於會詠獲救，因為直到1967年初，上海音樂學院還把他當作批判對象。
張春橋將于會泳調到上海京劇院，首先改造《海港》唱腔成功後，又負責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全劇唱腔設計工作。他把中國傳統京劇中唱腔的精華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劇中，還加進了西洋音樂的一些元素，使改造後的唱腔和音樂十分和諧。如在該劇“打虎上山”這段唱腔中，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圓號的渾厚交織在一起，並且和楊子榮的唱腔結合得天衣無縫，把楊子榮滿懷激情打馬上山，頂風雪入虎穴的壯志情懷，表現得十分充分。以後他還參加了《杜鵑山》、《平原作戰》、《龍江頌》等樣板戲的音樂創作。當上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後，仍然整天在排練現場，一絲不苟地過問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
1968年，《文匯報》上發表了于會泳寫的文章《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這篇文章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論。于會泳在文章中寫道：“我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個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
由於受到江青的重視，加上搞樣板戲有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于會泳就擔任了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作為上海的黨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中共九大召開期間，《智取威虎山》作為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于會泳在演出的開場白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齣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江青似乎也受不了這番奉承，她站起來說：“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
中共九大之後，他擔任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隨之，于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在被隔離審查期間，于會泳對於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當時，于會泳對自己今後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乾過什麼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辦也不行；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讚過自己……他認為，隔離審查結束後，會給自己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文化部部長是不能再當了，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即使回不了上海音樂學院，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當一名普通幹部，搞搞文藝工作。于會泳確實過於樂觀了。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于會泳感到如五雷轟頂。當天晚上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特偵組談話，在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請求要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期望這位組長能聽聽自己的意見。然而，他得到的答覆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當看守人員向上級報告于會泳神志恍惚，有異常表現時，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對於會泳採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裡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隻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時，將這隻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後，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後。晚8點左右，他決然地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當他被人發現時，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他被送到阜外醫院搶救。醫院採取了搶救措施，仍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智取威虎山》等仍是現代京劇的樣板，仍被傳唱經久不衰。
這本傳記既不迴避于會泳政治上的錯誤，也不貶低他音樂上的才華。造成於會泳悲劇的原因既有個人的道德缺陷，也有那個瘋狂的時代身不由己的無奈。 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長，現為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所長。他並不認識于會泳，只是因為在音樂史專業研究中，接觸到于會泳的音樂理論和創作成果，認為這些成果在音樂史上的地位影響無法抹殺。在寫書的過程中，作者採訪了傳主的幾十位同事和親屬，查閱了傳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資料，包括于會泳在隔離審查期間所寫的17萬字的交代材料。史實均有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