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風格

文學風格

所謂文學風格例話,就是作家創作個性與具體話語情境造成的相對穩定的整體話語特色,它是主體與對象、內容與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個作家創作趨於成熟、其作品達到較高藝術造詣的標誌。作家作品風格是文學風格的核心和基礎,但也包括時代風格、民族風格、地域風格、流派風格等內涵。文學風格,是文學活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具有特徵性的文學現象。文學風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風格,既是作家獨特的藝術創造力穩定的標誌,又是其語言和文體成熟的體現,通常被譽為作家的徽記或指紋。文學風格既涉及作家的創作個性和言語形式,也與時代、民族、地域文化有關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學風格
  • 外文名:Literary style
  • 定義:話語情境造成的話語特色
  • 風格1:情感體驗
  • 風格2:創作傾向
  • 風格3:個性心理
  • 風格4:藝術修養
  • 風格5:時代影響
風格種類,風格1:情感體驗,風格2:創作傾向,風格3:個性心理,風格4:藝術修養,風格5:時代影響,風格6:階級影響,文學表現,文學特徵,研究風格,

風格種類

風格1:情感體驗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經歷與生活道路。生活實踐對於作家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素材積累,而且也使他們具有了與別人不同的獨特情感體驗。而這種建立於生活實踐基礎的獨特情感體驗,又對作家的創作個性有著直接影響。
曹雪芹出生於受康熙皇帝所寵幸的貴族家庭。曾祖父曹璽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織造,曾祖母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歷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織造府。曹雪芹的父親擔任過江寧織造。但是,由於曹雪芹父輩的曹頫解送織物進北京時騷擾驛站,苛索銀兩,被山東巡府塞楞額參奏,雍正皇帝降旨將曹頫免職,並查封其家產,從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隨遭罪之家由繁華的南京遷往北京,過著日漸艱苦困頓的生活。往昔的錦衣玉食已成夢幻,如今成了“舉家食粥酒常賒”。這種不平常的生活經歷,使曹雪芹對社會,對人生有了豐富而獨特的體驗,並給他的思想和創作帶來重大的影響,使他能夠直面慘談人生,正視鮮血淋漓的現實,形成了獨特的創作個性。他在《紅樓夢》第一回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旨趣,書中所寫生活都是自己“這半世親見親聞”,“其間悲歡離合,興衰際遇”,都是自己的切身體驗,從而使《紅樓夢》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無飾而又渾然一體的創作個性。

風格2:創作傾向

一個作家所受的思想影響,也會通過創作傾向表現在創作個性上。郭沫若曾接受過泛神論的影響。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說:“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這種泛神論思想對郭沫若的創作個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文學創作實質上就是一種自我表現。他的詩歌具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我是一條天狗啊!我把日來吞了,我把月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嶽、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湘纍》)。強調自我,感情熾熱,氣勢磅礴,誇張奇特,是郭沫若詩歌的顯著特徵之一,也是在泛神論思想影響下形成的鮮明創作個性。

風格3:個性心理

個性,是一個人所具有的不同於他人的獨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氣質基礎上形成的、在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具有一定傾向性的、經常而穩定的心理特徵的總和,它主要包括氣質、性格、能力等,但氣質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個性的客觀自然基礎。對一個人而言,“反應的快慢,情緒和強弱,注意時間集中的長短和轉移的難易,以及心理活動傾向於外部事物還是內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氣質所決定的。在氣質基礎上所形成的個性心理,對作家感受、體驗生活,對作家的藝術構思與藝術傳達,最終形成藝術個性,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如感情這種心理因素,對創作個性的影響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強弱隱顯之別,強者顯者奔放衝動,弱者隱者沉靜蘊藉。奔放衝動者長於想像,長於抒情;沉靜蘊藉者長於觀察,長於描寫。長於想像和抒情者,看問題觀察事物,往往從大處著眼,甚至根據感情需要,把對象加以誇張變形:白髮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黃河之水可以天上來,風可將海吹立起來。長於觀察和描寫者,想問題看事物特別細心:雪花如柳絮,雨絲細如麻,風吹湖水泛漣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發,後者細膩若溪水流轉。如對國破家亡,岳飛是“怒髮衝冠”,李清照則“欲語淚先流”。

風格4:藝術修養

一個作家所受到的藝術薰陶、所接受的文學影響,是他藝術修養的基質,這種藝術修養基質,同樣會反映到他的創作個性之中。杜甫戲為六絕句》中寫道:“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杜甫所接受的文學影響不只一家,以很多詩人為自己的老師。但在這很多詩人中,又以現實主義詩人為主體。具體地說,他接受的主要是《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他親近《詩經》中的風雅之作,推崇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讚賞建安文學的現實主義風範“詩看子建親”,稱頌初唐陳子昂“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這一文學傳統影響了杜甫的創作見解:詩歌創作要從對生活的“遇”出發,從對社會、人生的“感”出發,從而形成了他直面現實生活,關心民間疾苦的內容特色和創作個性。

風格5:時代影響

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個人的創作,又是時代的產物。文學風格也是受時代因素影響的。其具體表現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歷史時代里,處於相同或相近的社會地位,置身於類似的矛盾鬥爭,面臨相同的社會問題,受到相近的時代精神影響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內容與形式,思想和藝術等方面,必然表現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國文學史上的“建安風骨”、“盛唐氣象”之說,就是指的受時代因素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時代風格。下面,我們以建安時代幾位著名詩人的部分極富代表性的詩句為例,具體地剖析了一下何為“建安風骨”,看看它們表現了哪些時代特徵。例如:
《蒿里行》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
曹植《送應氏》: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王粲《七哀詩》: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蔡琰《悲憤詩》: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
君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
從建安時代這些著名詩人代表作看,所謂建安風骨即是:在內容上,幾乎都是政治抒情詩。他們從不同的側面,描繪了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展示了悽慘蕭瑟的生活畫面,抒發了詩人們悲壯憤激的情緒,寄託了他們憂時嘆世,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有著比較一致題材和主題。概而言之,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構成了這些詩人的共同基調。在藝術上,建安時代的詩人們抒發情懷,描寫事物,不追求纖細的技巧;驅駕語言,摹寫形象,盡力昭現生活狀貌。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評論,建安風骨就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風骨”的形成,主要得益於那個動亂的時代,主要體現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

風格6:階級影響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共同體。”世界上有各個不同的民族,它們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經濟生活、社會風尚、語言習慣、文化傳統,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質。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們的創作素材、思維方式、語言習慣、社會心理都帶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們作品的風格,也會受到該民族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心理這個共同體的影響,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能從作家的“寫作的風格認出一個義大利人,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並從他們的作品辨別出義大利文學的“柔和和甜密”,法國文學的“明徹、嚴密和優雅”,西班牙文學的華麗辭藻、莊嚴風格。愛情,是各個民族所共有的永恆感情,愛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學中最能體現民族特色的文學品種。這種民族特色的重要體現之一就是表達愛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貴族少女,同是爭取婚姻自由的崔鶯鶯(《西廂記》女主角)和朱麗葉(《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女主角),對愛情的表達方式極為不同。朱麗葉表達愛情單純坦率,像晶瑩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愛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結婚,明天就給我一個信,
我會叫一個人去找你,你告訴我,
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婚禮可以舉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給了你,
隨著你,我的主人,要到哪裡,就到哪裡。
這種表達方式,充分體現了英國的民族特色。英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較早,思想比較開放自由,英國人有朝氣,喜外露;他們的文學也愛明喻,富有幽默感,對愛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鶯鶯對愛情的表達方式與朱麗葉大不一樣,她婉轉曲折,纏綿悱惻,時氣時惱,忽喜忽悲。當老夫人賴婚,張生相思成疾時,鶯鶯派紅娘去問候張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紅娘傳來的書簡,但看過之後,粉面含春的容顏馬上布下一層嚴霜。她約張生月下幽會,當張生如約趕來時,她又沉下臉來: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裡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
鶯鶯對愛情的表達方式,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因為,中國長期受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使人的個性受到壓抑,人們不敢說心裡話。即使有感情要表達,也只能通過隱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現。
除時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階級因素對文學風格的影響也較明顯,有時候還表現得十分突出。因為,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趣味,它會影響到不同階級風格的形成。歷史上文人創作和民間文學風格的巨大差異,其原因也在於此。
風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多方面的因素並非是平均發揮作用的,可能某種因素的作用力強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決不可能僅有一種因素在發揮作用。杜甫詩作沉鬱頓挫的創作風格,既與他接受傳統文化影響有關,也與他所處的社會歷史有關。李白的奔放飄逸,一方面關涉他所接受的文化傳統,社會經歷,另一方面還關係到他的個性氣質。

文學表現

文學風格體現於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性特點,和文字的個人表現力。如鄭淵潔的文字富有極強的辨認力,而辨認力是由於文學風格而形成的。風格表現:A. 作家選擇題材的一貫性;B. 感情傳達的獨特性;C. 獨特的人物形象系列;D. 作品主題的獨特性。形式表現:A. 表現在作品體裁上;B. 表現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C. 表現在語言上;D. 表現在情節結構上。
一致性
文學創作是出於作家自我的心理需要。作家通過創作活動,抒發自我情感,表達自我理想,闡釋自我對世界、對人生的體驗與追求。因而他的創作個性對文學風格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極其深刻的 ,是形成文學風格的直接原因。法國的布封認為,“風格即人”。歌德進一步指出:“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心生活的準確標誌。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寫出 明白 的風格,他首先就要心裡明白;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他首先就要有雄偉的人格”。這裡,歌德不僅強調了風格與作家心理的內在聯繫,而且還強調了人格對風格的重要影響:人格是形成風格的前提條件。
中國美學史上,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涉及到了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曹丕的“文氣說”,率先指出了作家個性對文學風格的影響,強調了作家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劉勰進一步研究了文學風格與作家在社會地位、生活經歷、文化修養基礎上形成的創作個性的關係,指出文學風格是由作家個性所直接決定的,作家有什麼樣的“才”、“氣”、“學”、“習”,就會創作出什麼樣風格的文學作品。作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正”,他們創作出的作品風格大不相同:“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涎,故理俊而詞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龍》)。
矛盾性
長期以來,理論界在強調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時,常常忽視了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矛盾性。巴爾扎克就曾談到作家個性、人格與其作品風格的不一致現象。他說:彼德拉克、拜倫爵士、霍夫曼伏爾泰,他們的性格和天才是相接近的,然而拉伯雷——一個有節制的人——卻在他的生活中駁斥了自己風格的無節制以及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他喝的是白水,卻頌揚 新釀的酒 ,正象布里亞薩瓦蘭一樣,他吃得很少,卻讚美豐富的食物。布瓦洛也是這樣,他的柔和文雅的談話跟他那種大膽詩句的諷制精神是不相稱的。
差異性
巴爾扎克用大量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作家個性特徵與創作風格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如果從哲學的觀點解釋這種現象,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一致的觀點,說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不一致的現象,正說明了矛盾的特殊性。

文學特徵

思想觀念。
文學的形象和意蘊具有無限的生動性,豐富性,他所蘊含的內容遠比作家的思想和個性豐富,而讀者從作家的具體作品中所感受、體驗到的東西也遠比從作家本人身上所得到東西豐富多樣。
現實人格
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創造,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前性,它總是力圖提供高於生活的理想追求以激勵人們邁向未來。如果一個進取精神強,思想品質好的作家,他的現實追求與文學的理想追求就可能一致。如果一個缺少進取精神,思想品格不高的作家要在文學中追求理想,那么,他文學作品中的理想追求就會遠遠高於他的現實人格。
個性心理
文學典型,不僅具有形象的獨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還具有性格的豐富性、變化性,甚至多極對立的二重組合性。特別是像曹操和阿 Q那樣的圓形人物,他們的性格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其豐富性、變化性、矛盾性是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家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人,由於受到社會關係網與歷史合力網的制約,不允許他的性格任意變幻,他的個性心理也往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一致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創作出豐富性格的人物形象。特別是那些想像力豐富、創造力的強的作家,一旦進入創作狀態,處於虛幻情勢時,他們就可能創作出具有性格豐富性的典型形象。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文學典型的性格也遠比作家的個性豐富多彩。

研究風格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在研究作家人格與文學風格時,一定要具有辯證的文學風格觀,既要看到文學創作是作家“各師成心”,文學風格就會“其異如面”;也要看到文學創作中作家隱蔽己心,文學風格就會不等於人。否則,我們的文學風格論就無法解釋文學史上的一些特例:作家人格、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矛盾性,甚至還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關於這一點,克羅齊早就告誡過我們:如果要想從某人所見到而表現出來的作品去推斷他做了什麼,起了什麼意志,即肯定知識與意志之中有邏輯的關係,那就是錯誤的。許多藝術家傳記中的傳說都起於風格即人一個錯誤的等式。好像一個人在作品中表現了高尚的情感,在實踐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個高尚的人,或是一個戲劇家在劇本中寫的全是殺人行兇,自己在實踐生活中就不可能沒有做一點殺人行兇的事。藝術家們抗議道:“我的書雖淫,我的生活卻正經”。不但沒有人相信,反而惹到欺騙和虛偽的罪名。
在研究文學風格問題時,若沒有辯證的風格觀,只看到作家人格、創作個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對文學實踐極為不利。在創作上,完全把人格與風格等同,強調偉大的人格才有偉大的風格,勢必將創作引向歧途:那些人格偉大的作家害怕寫不出風格偉大的作品而疑慮重重,那些人格卑下的作家害怕遭人非議而猶豫傍徨。在批評中,完全把人格與風格等同,強調偉大的人格才有偉大的風格,勢在將批評引向簡單化:把作品中人物與作家等同,追蹤索跡,導致文學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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