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深水區，改革終結了嗎?這兩年,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改革“改完了”的議論。一個感覺,人們多年來對改革形成的共識正在邊際遞減。為什麼說“改完了”?就是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所以轉軌也就初步完成了,改革當然也就改完了,主管改革的“國務院體改辦”這個機構自然也就撤併了。還有的人認為“改不動了”,是看到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再改可能要碰到堅硬的石頭，要進入深水區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改革深水區
- 屬性：全流通死結下的休克低迷症
- 類型：五中全會
- 時間：2004
背景,地方試點,面臨阻力,
背景
五中全會再提改革中國提前進入改革深水區
2004年的股市被人稱為患了“全流通死結下的休克低迷症”。早在約兩年前，“國有股減持”風傳一出，股市就暴跌至幾乎崩盤，迄今萎靡不振，這其實是國有資產在國民心理上的“負數效應”的體現。
巨觀調控是2004年的大背景，從經濟是否過熱之爭到出台多項巨觀調控措施，最終到央行加息，中國經濟已基本上實現軟著陸，較成功地規避了未來經濟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危機。同時，巨觀調控的措施也由以行政力量為主轉而更多採用市場化的調節手段，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在巨觀調控中悄然變化。但值得引起警惕的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大行其道使巨觀調控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巨觀調控本身也使一度甚囂塵上的行政對經濟的強行干預重新抬頭。
因為巨觀調控的大背景，2004年民企的命運與國企的命運一樣引人關注，從江蘇鐵本到寧波建龍，從劉永行的東方稀鋁工程擱淺到民企龍頭上海復星被銀監會列入銀行慎貸名單，從中國民企標桿新疆德隆的垮坍到格林柯爾發展備受質疑，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在經歷了高速增長之後，在巨觀調控中，其發展模式正在經受新的考驗。未來的中國民企應該如何發展？這是2004年留給人們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
經過對2004作為一個經濟年度的簡單而難免掛一漏萬的爬梳整理，我們更加明確了一個傾向性的看法，那便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並不僅僅取決於效率，更取決於這場改革能否恪守起碼的公平和正義的底線。要恪守這個底線，就必須在這場關乎每個國民利益分配的改革中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起碼的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話語權、參與權。而能夠保障全體國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這種平等的話語權和參與權者，只有公共選擇—監督機制（即民主機制）。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還剛剛開始。
地方試點
浙江省的義烏市被稱為“中國權力最大縣”。義烏官員稱，能放的權已經放了，用一句俗話形容就是改革將進入“深水區”。（見《瀟湘晨報》2010年7月24日）。而今，陝西省政府辦公廳行政干預法院審批恐怕也是躺入“深水區”的又一現象吧！那么，什麼是“深水區”？如何面對“深水區”？
“深水區”是人們談論地方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常用詞。所謂“深水區”，用另一個角度而言就是“麻煩區”。不改革則已，一改則牽動方方面面的神經，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們的抵制干擾；對於官員而言，所謂“深水區”也往往是政治風險的代名詞，一不小心，就會惹上官場是非，甚至可能會危及官帽。因此，對“深水區”人們總是小心翼翼，左右猶豫，止步不前。 誠然，與大自然大江大海有淺水區深水區一樣，無論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抑或是行政體制改革，都有淺層次與深層次之分。謂之淺層次，一個特徵是，風險小一些，麻煩少一些，推進容易一些。淺層次改革之所以能順利推進，恐怕原因也在此。
但是，與“深水區”才能藏大魚一樣，只有推進深層次改革才能真正解決發展中的瓶頸與矛盾，促進生產力發展。那么，經濟、文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深水區”在哪裡？從社會的滿意度來說，到目前為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既得利益要不阻礙改革、要不改變改革的方向，要不挾持改革以圖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遠遠彌補不了經濟發展對這些社會領域的破壞程度。在住房領域，地方政府只有對擴張房地產市場的動力有興趣，而對於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顯缺乏興趣。比如，就浙江義烏而言，僅2009年金融機構存款金額達586.2億元，在其頂頭上司金華全市的存款總額中占了大頭。按照時下中國金融制度，義烏不能設立銀行分行。很多商業銀行要先在金華設立金華支行才能踏進義烏金融界。而今，義烏享受省管縣的待遇，省金融機構可以越過金華徑直在義烏設支行機構。這樣一來，義烏支行與頂頭上司金華支行由原來的老子與兒子關係立馬變成了兄弟關係。
從推動事業進步，提高工作效率而言，這種省去層次關係的改革大有必要，值得倡導。但對於某些人們而言，卻是大逆不道甚至視作洪水猛獸的。箇中原因也不言而明：傳統觀念作怪。
人們心目中的傳統官念，就是長官意志，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一旦改革了這個格局，就是大逆不道，就有可能遭遇被批評被穿小鞋甚至被摘官帽的待遇。因此，擴權式的體制改革往往被人們視作畏途，視作“攔路虎”。這也是至今在某些地方省管縣難以推進步履維艱的癥結所在吧！
由此說到省管縣。自從十七大提出試行省管縣的部署以來，媒體為此曾熱鬧一陣子，但很快變成了靜悄悄，有些地方甚至銷聲匿跡。分析箇中原因，步入了“深水區”恐怕也是共同原因。上一級官員所持的心態是，擔心權力下放，自己手中沒權，顯不了官場權威，更沒有了往昔的權力風光。因此，對省管縣之類的改革抱不點頭態度，即使上頭追下來，也是以所謂“深水區”需慢慢來的理由進行搪塞。可見，在“深水區”背後，折射的是對改革不熱枕，對傳統官念的戀戀不捨情結。沒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團就會繼續憑藉其本能，繼續以破壞社會的方式來求得經濟的增長；沒有改革，社會也會繼續感到無力和無助，繼續其各種具有破壞性的抗爭或者暴力。
“深水區”不能成為改革止步不前的理由也是很明顯，改革發展的形勢迫著人們去趟“深水區”。時下，無論是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經濟方式抑或是推進民主政治依法治國都迫切要求推進方方面面的改革。深化改革是實道理、打道理！
面臨阻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對中國形勢的判斷，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句話：中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如果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話，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稱之為第二次改革。
改革最大的困難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戰，危險還沒有過去，是我們戰勝既得利益，還是既得利益最後吞噬我們，還難以下定論。所以二次改革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戰勝既得利益。
2014年的中國處於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作為新一輪改革的元年，多項改革措施正在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部署穩步推進，但是今天的改革與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難度更大，要求更高，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當前中國進入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重構政府和市場關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全力保障民生，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創新社會治理，釋放社會活力；用法律構建制度籠子，用制度管人管權管事；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