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珊

徐海珊

徐海珊(1910—1948) 湖北黃安(今紅安)人。山東野戰軍十三縱三十七師政委。 1928年4月, 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到紅一軍政治部工作,任少共團委會委員。1931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1938年1月任新四軍第四支隊九團秘書、四支隊七團二營副營長。1939年1月任新四軍七團政治處主任。3月帶領一個營的兵力,在淮河擊沉一日軍汽艇,消滅日軍幾十名,繳獲大批槍枝彈藥。5月任七團政治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海珊
  • 出生地:湖北黃安
  • 出生日期:1910
  • 逝世日期:1948
人物簡介,光照千秋,烈士自傳摘抄,

人物簡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四旅十二團政治委員。同年5月調二師任組織部副部長。 1945年8月任新四軍第二師第四旅政治部主任。10月北上魯南,率部向日偽占領區進攻。 1946年12月,任山東野戰軍二縱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2月調任十三縱隊三十七師政治委員。 兗州戰役勝利後,率部參加濟南戰役。1948年9月23日,濟南戰役進入最後決戰階段,三十七師擔任突破坤順門的主攻任務,經過城頭反覆爭奪戰, 突破口被三十七師打開。9月24日,設在趵突泉西側的三十七師指揮所被國民黨軍轟炸機炸彈擊中,指揮作戰的徐海珊光榮犧牲。

光照千秋

山東革命烈士事跡選(四)
1984.9 第一版
山東民政廳編
血灑泉城英名常在
——徐海珊烈士生平
濟南英雄山烈士陵園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當濟南戰役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我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第三十七師政委徐海珊同志,偕同師長高銳同志,共同指揮部隊突破坤順門後,正在向國民黨第二綏清區中將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盤據的省政府展開攻勢。不幸師指揮所遭敵機轟炸,徐海珊同志光榮犧牲,時年三十八歲。
一九六五年中秋,高稅同志來濟南趵突泉重遊,昔日鏖戰的情景,在他記憶中浮現。他緬懷英勇犧牲的戰友,心潮洶湧,遂寫下了一首悼念徐海珊同志的《滿江紅》。
趵突泉邊,中秋節,緬懷英烈。清溪畔,當年鏖戰,山搖地裂。炸藥雷鳴堅壁破,去梯直立高城越。古城頭,殺氣映紅天,英雄血。孤城破,湯池竭,翁中鱉,何從脫!看洪流直瀉,土崩堤決。淮海潮吞西楚國,長江浪卷金陵闕。慰忠魂,千古照丹心,湖山月。
徐海珊同志,湖北省黃安縣二程區華河會徐屋榨村(今紅安縣趙河公社徐屋榨大隊)。一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幼年時父母雙亡,跟叔父、兄嫂度生。從九歲起在本村私塾讀書三年,即輟學在家種田。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連續鬧災荒,收成極少,在北伐軍攻占武漢的大好形勢下,黃(安)麻(城)地區的貧苦農民掀起了抗租、抗糧、抗債、抗捐、抗稅的高潮。十六歲的徐海珊,親眼目堵了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心靈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黃安農民協會正式成立。海珊的哥哥壽珊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家鄉辦起了農民協會。海珊經常從哥哥那裡看到黨的傳單、畫報、書刊,受到了革命影響。“四·一二”、“七·一五”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判變革命,對共產黨和革命民眾實行大屠殺,黃麻地區的人民慘死在敵人屠刀之下的不計其數。海珊家裡的三間房屋被燒光,叔公被燒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黃麻地區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黃安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當時,海珊在村子裡擔任青年隊長,他帶領大家貼標語、撒傳單,發動民眾,開倉分糧。
一九二八年五月,海珊同志由董志林、董志興同志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義義青年團。這時,他擔任了村蘇維埃主席兼赤衛隊長。在團內擔任支部委員,後任支部書記。
一九二九年二月,海珊被調到赤衛軍任連政治指導員。九月又調到桃花區任少共區委會組織部長。一九三○年三月,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成立,並建立了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和紅一軍,海珊調紅一軍政治部任少共團委會委員,做青年工作。一九三一年二月,又調到中共河口縣委任宣傳幹事。這時,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大規模反“圍剿”鬥爭已接近勝利,紅軍主力處處打勝仗。海珊同志帶領地方武裝,摸崗哨,割電線,除奸細,截捕敵人零散處出人員,繳獲馬匹輜重。五月,海珊同志在中共河口縣委員會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一名無產階段先鋒隊戰士。
在國民黨反動派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實行第三次“圍剿”期間,敵人占領了河口。河口縣委機關率領地方武裝轉移到孝感地區,立即組織了一個二十餘人的手槍隊,返回河口打游擊,由海珊同志任黨支部書記。手槍隊回到河口後,一面將部隊轉移時存下的一千多支槍收藏好,一面發動民眾,鎮壓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
一九三二年六月,蔣介石糾集了六十三萬兵馬向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軍事“圍剿”,首先撲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當時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張國燾在敵人新的進攻面前驚慌失措,擅自決定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十月間,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向陝南川北地區轉移,只留下一部分紅軍和少量的地方武裝,堅持老區的鬥爭。國民黨匪軍在“駐盡山頭,宰盡豬羊,見影就打,雞犬不留”的反動口號下,對鄂豫皖根據地實行了殘酷的燒殺,到處狼煙滾滾,房舍為墟,屍橫遍野,婦孺號啕,甚至有的地方竟成了無人區。海珊同志的手槍隊在河口難以堅持下去,遂於年底撤到老君山天台山、凌雲寺一帶,在狹小的山區打游擊。
一九三三年三月,鄂豫皖特委指示,要堅持原地鬥爭,恢復甦區。為此將河口縣委改為河口特委,董志興任書記,海珊同志任組織部長兼便衣隊政治指導員。在特委的領導下,海珊同志和便衣隊員們隱蔽在河口縣境內與民眾保持密切聯繫,積極組織鎮壓反動的土豪劣紳。但由於當時的環境惡劣,便衣隊不能集體活動,只好採取時來時去,時分時合的游擊方式。特委決定由徐海珊、李世焱、錢運華三人組成一個便衣組,由海珊同志負責,以河口附近的龍王山、佛塔山為基地開展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做民眾工作,保持紅軍與民眾的聯繫,收集情報,掌握地主、土豪劣紳等反動分子的情況,捕殺反革命首惡分子,震懾敵人,散發宣傳品,以黨的政策教育民眾,瓦解敵軍。
龍王山、佛塔山一帶白色恐怖特別嚴重,土豪劣紳,地主惡霸進行反攻倒算,成立了反動民團,配合白匪用剖腹、活埋等殘酷手段鎮壓革命,許多黨員、紅軍親屬和積極分子慘遭殺戮,敵人還強迫組織了聯莊會,推行了保甲制度,並實行五家連座,一家“通共”,五家全殺。民眾被迫白天搜山,夜晚打更放哨。民團在主要路口都有埋伏,一發現情況就敲鑼打槍。一天夜晚,海珊等三人到一個村子去,剛摸到村,忽然從草叢中鑽出一個人來,喊問口令,海珊還沒來得及答話,那傢伙就敲起鑼,還喊著要抓人。接著,民團們放著槍向他們湧來。海珊一看,急中生智,一槍打死那個民團團丁,奪過鑼來,一邊敲一邊喊“共軍跑了!“等敵人走遠了,他把鑼一扔,三人飛步鑽進山林里,敵人未找到他們。他們白天躲進山林或溝壑里,夜晚出來活動,顧不得蚊子叮、螞蟥蛟,碰上下雨,只好挨淋,有時幾天吃不上一點糧食,只好摘野果充飢。一天夜裡,他們三人摸到一個小村子裡,好不容易才叫開一家的門,起初房東不了解他們是什麼人,表現很冷淡。當知道他們是紅軍便衣時,就熱情起來,立即把民團殺害紅軍家屬和鎮壓民眾的情況告訴了他們,並悄悄地招待了他們吃晚飯。
海珊三人決定在這一帶開展工作,發動民眾,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屠殺和反動宣傳,民眾不敢接近他們,工作也開展不起來。海珊同志很著急,就和李世焱、錢運華分析了當地情況,決定先建立一個立足點,然後再鎮壓一批首惡反動分子,以便打開局面。
一天夜裡,海珊三人摸到龍王寺。龍王寺在龍王山半山腰,離白匪據點較遠,寺里的和尚是個大地主,蘇維埃政權曾經沒收了他家的財產,他兒子在民團里當團丁。和尚一見是海珊三人,不禁心裡一驚,但又隨即強作笑臉打招呼。海珊志志向和尚交待了黨的政策,警告他不要與共產黨為敵,教育他要為紅軍辦事,爭取立功,和尚連連點頭。從此,他們三人就吃住在和尚那裡,秘密進行活動。幾天后和尚的兒子從民團回來向海珊提供了附近據點民團的人數和活動情況。海珊同志立即向特委匯報,特委集中了全體便衣隊員五十多人,化裝成民團,由海珊和李世焱,錢運華同志率領,混入敵巢消滅了那個據點的敵人,槍決了幾個首惡分子。
狡猾的民團打聽到海珊在便衣隊,於是就把海珊的哥哥、妻子和四歲的男孩抓到湛家寺據點,宣稱要斬草除根,以此威脅海珊叛變自首。海珊同志堅不屈節,敵人很快就害死了他四歲的男孩。海珊同志非常氣憤,他向特委表示:堅決革命,誓不投降。
為了堅持鬥爭,和敵人周旋,我河口便衣隊更加活躍起來,經常鑽到敵人“鼻子”底下活動,有時就在芷在通往河口鎮的公路旁一家酒店的小竹樓上,及時地把觀察到的敵情匯報上級,從而在對敵鬥爭中取得了主動。
後來,張學良的東北軍到河口駐防。為了瓦解敵軍,河口特委印製了《告奉軍書》和傳單、標語。海珊他們也經常沿著通往河口的公路,往敵人的據點裡散發,瓦解敵軍,威懾敵人。
我河口便衣隊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打開了局面,許多民眾冒著生命危險給紅軍傳遞情報,掩護傷病員。便衣隊也擴大改編為河口特務營。一九三四年二月,海珊同志調任特務營黨支部書記,行政上任文書。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鄂豫皖地區堅持鬥爭的紅二十五軍主力,奉黨中央命令,在軍長程子華(後為徐海東)政委吳煥先率領下,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從鄂東出發,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部隊和地方武裝打游擊,堅持鬥爭。我河口縣特務營和黃安五區便衣隊編入了鄂東北獨立團。一九三五年五月,鄂東北獨立團在孝感編入了紅二十八軍,海珊同志被分配到手槍團任文書。後部隊向陝南開拔,打算去找紅二十五軍。不料,走到河南桐柏山地區和國民黨匪軍遭遇,海珊同志的胳膊負了傷。於是,紅二十八軍高敬亭政委決定組織十幾個人的便衣隊,由海珊同志任隊長,負責掩護安置傷員,海珊同志很快地完成了任務,回到鄂東原部隊。
一九三六年三月,海珊同志被調到皖西舒城為便衣隊隊長。四月,部隊到達潛山活動,又被敵人包圍,海珊同志在戰鬥中身負重傷,子彈從下顎穿過,打掉半邊牙齒。他在潛山便衣隊的掩護下藏在山洞裡養傷。九月傷好後被調到鷂落坪便衣隊二分隊任副隊長。他緊緊依靠當地人民民眾,鎮壓反動的首惡分子,分化瓦解當地反動勢力,爭取敵人一部分人員為我便衣隊做事,獲得了很多情報和藥物,醫療器材,解決了紅軍游擊隊的醫療困難問題。
一九三七年春,國民黨白匪軍對我堅持在大別山區的紅軍游擊隊進行了三個月殘酷的“清剿”。敵人放火燒光了小村莊,把老百姓統統趕進大村莊,並在周圍修築了很多碉堡,老百姓進山都要搜身。並且不斷地放火燒山,妄圖困死、餓死、燒死紅軍游擊隊。他們抓到紅軍便衣隊員時,竟施行殘無人道地剝皮挖心等手段殺害我戰士。更嚴重的是我便衣隊員沒有吃的,經常以野菜、山果充飢。海珊和戰友們克服了種種困難,百折不撓,堅持敵後鬥爭,在三個月的反“圍剿”鬥爭中,戰勝了敵人,為黨保存了力量。
七月間,海珊同志接到領先路軍西安辦事處捎來的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的運動《告全黨同志書》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族共同國的決議》兩個檔案,他立即向特委作了匯報。不久,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同志到鷂落坪便衣隊檢查工作,徐海珊同志將檔案交給了他。至此,高敬亭同志代表在大別山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紅二十八軍和地方游擊隊,在安徽岳西與國民党進行了談判。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國共兩黨談判合作一致抗戰的形勢下,特委決定,由徐海珊同志負責,將活動在皖西一帶的冬便衣隊集合到鷂落坪,然後開到黃安縣七里坪整訓。海珊同志被調到黨訓班學習。當時,有些同志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理解,對國共兩黨全作,紅軍改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思想不通,特別是摘下紅五星換上國民黨帽徽時,很多同志都哭了。海珊同志就耐心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說明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黨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不會錯的,聽黨中央的話,和一切愛國的人們團結抗日,一定會取得勝利。
一九三八年一月,集中在黃安縣七里坪和宣化地區的紅二十八軍奉黨中央軍委命令,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海珊同志任四支隊九團秘書,七月又調任四支隊七團二營副營長,十月改任團政治處宣傳股長。
一九三九年一月,海珊同志任七團政治處主任,並為團黨委委員。三月,七團東進到安微鳳陽一帶。當時,由於日寇不斷進攻抗日根據地,我軍給養報端缺乏,又加連日作戰,處境十分艱難。當時,海珊同志正帶領一個營在離鳳陽不遠的吳家圍子活動,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率部隊返回團部。他豪不猶豫地和團參謀長秦賢安同志(一九四七年在魯南南麻戰鬥中光榮犧牲,時任二縱五師政委)採取果斷措施穩定部隊。海珊等同志分頭下到連隊,加強部隊的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並想方設法解決部隊的給養。為了鼓舞士氣,海珊和同志們研究,決定打一個勝仗。經過偵察,他親自帶領了一個營的兵力,在淮河邊打沉一艘日本汽艇,消滅了幾十名日軍,繳獲了大批槍枝彈藥和給養幹部戰士情緒空前高漲。五月,上級任海珊同志擔任七團政委並為團黨委書記。不久,海珊同志又被調到新四軍江北幹校學習。畢業後,他參加了九月間我新四軍四支隊在安徽定遠一帶抗日根據地第一次反“掃蕩”。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在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二十八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並立即將部隊統一整編為七個師,一個獨立旅。原四支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第四旅,海珊同志任四旅十二團政治委員。為了接應一部分在皖南事變突圍時衝散的部隊,師部命令十二團去占領八里橋,十二里岔兩個渡口。海珊同志分析了兩個渡口敵人的情況,決定以教育爭取和軍事強攻兩手對付敵人。十二里岔渡口頑軍一個連進行頑抗,我十二團立即將其消滅,占領了渡口。八里橋渡口的頑軍,經過教育,把渡口讓給了我們,就這樣,接應了五百多名台北渡長江的新四軍戰士,十二團受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表揚。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寇從高郵天長、揚州、儀征各處向我淮南根據地吞食。新四軍部分部隊,在羅炳輝將軍下,進行了有名的儀征戰鬥(金牛山戰鬥),海珊同志帶領十二團也參加了這次戰鬥。
在開闢儀(征)揚(州)新區鬥爭中,部隊給養奇缺,天天吃煮黃豆。南方戰士吃慣了大米,吃不服白水煮黃豆,很多人脹肚子,嚴重影響了部隊戰鬥力。有人提出通過關係到敵占區用黃豆和商人換大米。海珊同志同意並支持這樣做,但有人卻認為這是幫敵人的忙。這件事反映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志發電報給十二團,命海珊和裴先白同志連夜前去匯報情況。海珊和裴先白同志到指揮部詳細匯報了戰鬥力下降的原因,部隊的情緒以及穩定鞏固部隊的措施,鄧子恢同志肯定了他們的做法。
一九四一年五月,海珊同志從十二團調到二師任組織部副部長,並為師黨委委員。在二師工作三年多,他對革命事業一片忠心,時刻不忘黨的原則,認真掌握方針政策,處處以身作則。他在生活上一貫艱苦樸素,一床藍花布被蓋了好多年,衣服破得不能穿了,他還是補了再補。同志們給他領了新的,他再送回去,公家發的鞋,他送給別人穿,讓他愛人張傑同志粗針大線給他做一雙,說是比在大別山穿草鞋強的多。他對同志有一顆火熱的心,關心幹部,愛護幹部,大膽放手地讓他們去工作,去鍛鍊。他平時善於接近民眾,平等待人,沒有架子,能滿腔熱情地幫助別人。因此,大家都願意和他接近,把心裡話告訴他。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組織上調海珊同志到中共華東局舉辦的華中黨校學習,並擔任校黨委委員兼黨支部書記,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他的思想覺悟和文化理論水平進一步提高,他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和光明磊落的胸懷,寫下了一萬六千餘字的“反省自傳”。字裡行間,充滿著對黨的熱愛和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信心。他實事求是地分析自己參加革命以來所取得的進步,檢討自己的思想。
一九四五年三,海珊同志於華中黨校畢業,調新四軍政治部任幹部科長,八月九日毛主席發表《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十日和十一日,朱德總司令發布受降和配合蘇軍作戰等七邊命令,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軍隊向敵人展開全面進攻,並向日軍發出通謹牒,限期投降,如果反抗,堅決予以消滅,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各解放區黨政軍民緊急動員,組成聲勢浩大的反攻大軍。我新四軍部隊向滬寧、瀘杭甬、浙贛、淮南等鐵路線津浦路南段及隴海路東段進軍。在這種形勢下,海珊同志於八月十二日調任新四軍第二師第四旅政治部主任。十月,新四軍二師在羅炳輝將軍的率領下北上魯南,向敵占區進攻,接受日軍和偽軍的投降。海珊同志所在的四旅同兄弟部隊一起殲滅了韓莊(徐州以北)的日偽軍,保衛了魯南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出現了一個短暫和平階段,有些同志產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而海珊同志卻保持著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他對同志們說:“國民黨反動派是不要和平的,我們要提高警惕。”他帶領政治部的同志們深入連隊,教育大家保持高昴的戰鬥情緒,隨時準備戰鬥。後來的事實證明,全黨在這個時期正在為自衛戰爭作準備。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黨中央決定新四軍軍部兼任山東軍區領導機關,新四軍第二師第四旅奉命改編為山東野戰軍第二縱隊第四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海珊同志從四旅調到二縱隊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魯南戰役後,華東全軍施行統一整編,撤銷山東、華中野戰軍看號,正式組成華東軍區及華東野戰軍。二月初,二級隊向駐隴海路白塔埠的叛逆郝鵬舉部出擊,一舉殲敵兩個師,並生俘郝鵬舉。接著又參加了萊蕪戰役。五月間,參加了孟良崮戰役。六月間,二縱和七、九、十三縱隊組成山東兵團,在譚震林、許世友同志率領下,在山東境內執行內線作戰任務。八月,部隊短期休整,整頓組織,補充兵員。海珊同志和同志們在一起,對部隊進行革命形勢和作戰任務的教育,使指戰員們明確認識到全國大反攻的形勢,樹立了保衛華東的光榮感和責任感,提高了奪取最後勝利的信心。九月,二縱在譚震林同志的指揮下,一夜之間橫掃膠濟鐵路淮縣,高密段,殲敵一千五百餘人。十二日,我軍攻打萊陽城,二縱在水溝頭一帶阻敵打援。戰鬥酷烈,敵人把成噸的炮彈、炸彈傾瀉在我軍陣地上,大部分工事被敵摧,戰壕也被填平。但我軍指戰員英勇頑強,浴血奮戰,一直堅持到攻克萊陽城。
一九四八年二月春節剛過,海珊同志從二縱調到十三縱三十七師任政治委員。部隊在萊陽地區休整,開展了以“訴苦”、“三查”和民眾性練兵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使部隊的政治覺悟、組織紀律性和戰鬥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五月下旬,山東兵團挺進津浦路,在艱苦的戰鬥生活中,海珊同志得了肺病,身體很弱,但他經常堅持工作,七月上旬,部隊攻打兗州,這時,海珊同志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但他仍然堅持戰前的政治運動員和組織工作。戰鬥打響了,他堅持在師指揮所和師長一邊指揮戰鬥,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兗州戰役後,海珊同志病情加重,夜晚飯行軍時連馬都不能騎了。組織上準備讓他休養一段時間,他說:“濟南還沒有解放,我不能離開部隊去休養”。八月中旬,我華東野戰軍開始進行濟南戰役的準備工作,海珊同志拖著重病的身體,帶領機關幹部到連隊進行戰前動員教育和組織工作。他和指戰員們一起,舉手宣誓,不惜犧牲個人生命,要堅決“打開濟南府,活捉王耀武”。
九月十六日二十四時整,濟南戰役打響了,海珊同志顧不得病痛體弱,堅持指揮戰鬥。九月十八日夜,部隊奉命向白馬山丁家山方向進攻。行進速度很快,海珊同志競不顧危險,從師部騎上馬,越過部隊,直跑到先頭團,參加師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工作。從攻擊丁家山,突破商埠西南角卡子門,直到攻破外城永綏門,連續六天六夜,他一直同師長高銳同志在一起,很少休息。他根據戰鬥情況的發展變化適時提出政治鼓動口號,鼓舞士氣,激勵部隊克服困難。他很注意部隊之間的團結及作戰時互相配合,很注意戰時的政策紀律,發現了問題,就幫助解決。這時部隊迅速取得外圍戰鬥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九月二十三日,濟南戰役進入最後決戰階段。中午十二點,兵團命令第十三階段隊從坤順門突破,然後協助三縱九縱等攻打王耀武的指揮中心——國民黨省政府。十三縱隊首長把突破坤順門的任務交給了徐海珊同志所在的三十七師。
坤順門是濟南內城西南角的一座城門,緊靠的突泉東北角,往北不遠是西門,向東是南門。城上城下碉堡林立,城牆外有護城河,鐵絲網等障礙物。敵人很重視這裡的兵力和火力配備,妄圖阻止我軍進攻。
下午六時,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大炮聲,攻城戰開始了。我軍各種槍炮齊向城上城下的敵射擊,爆破英雄們手握爆破筒,懷抱炸藥包,象離弦的箭,沖向爆破目標。敵人像挨打的瘋狗,拚命地抵抗,手榴彈一束束,一批批地從城牆上飛落下來……我軍戰士們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大家只有一個信念:用鮮血和生命奪取戰鬥的勝利。
經過一番鏖戰,反覆爭奪,突破口終於被我軍三十七師打開了。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圍攻內城的西路大軍,源源不斷從坤順門突破口進入內城,會同從東南角(解放閣一帶)攻入內城的東路大軍一起,迅猛地向敵省府展開攻擊。我軍三十七師指揮所設在趵突泉西側張家公館西北角小樓上,正要向城內轉移。突然,飛來兩架“B-29”轟炸機,拚命地轟炸坤順門附近我軍陣地,一顆炸彈落到三十七師指揮所小樓西北角,整個樓房被炸翻,指揮所埋在瓦礫中。當同志們把高銳師長和幾個身負重傷的同志救出以後,內城的戰鬥基本結束了,而我們的師政委徐海珊同志和幾位參謀光榮地犧牲了。
濟南戰役後,參加解放濟南立下戰功的英雄、模範們,受到了毛主席、黨中央的嘉獎,中央軍委對三十七師步兵第一○九團授予“濟南第二團”的光榮稱號。在安葬海珊同志的大會上,三十七師全體指戰員流著眼淚,舉槍宣誓。原華野第十三縱隊司令周志堅同志,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縱隊《進軍報》上題詞:“追悼徐海珊同志及諸犧牲同志。我們應該貫徹他們堅決執行命令,完成任務,英勇頑強,積極作戰的精神,並為繼承他們的好作風而努力!”
海珊同志,你安息吧!我們一定在黨的領導下繼承先烈們的遺志,踏著你們的足跡,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祖國而奮鬥不息!

烈士自傳摘抄

1910年7月28日,我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二程區華河會徐家拓村。該地為封建落後鄉村,交通閉塞,豪紳地主的壓迫與剝削極其殘酷,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就以我們村來說,幾十戶人家中,佃戶占80%以上。
我們祖上幾代以來都是種田為生,並且自田不多,是佃田耕種。土地革命前,我家有我叔父、哥、嫂、妻、侄共六人,除部分佃田,還欠債大洋五百餘元。我們家政治地位低,經濟上受地主豪紳剝削。
1918年至於920年,我在本村私塾讀書。當時私塾教的是《三字經》、《論語》一類老書,自己又不愛上學,加之農村情況,一到農忙就要輟學幫助生產,所以,雖是上了三年學,其實識字不多。
1921年至1927年在家種田。
第一部分 內戰時期
第一階段:蘇區發展時期(1928至1931)
1927年,我兄徐壽山已參加共產黨,開始辦農民協會。由於革命的興起,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共產黨的畫報、書籍和歌曲等,思想上受到革命影響,有了黨醒,產生了革命翻身願望。
1928年,我開始了革命活動,任青年隊長、農民協會組長。向年四月,在大屋董家田董志林、董志興二同志介紹參加了共青團。
入團後、任青年隊長、赤衛隊長及村蘇維埃主席、團內任支委、支書共九個月。
1929年2月,調赤衛軍任連政指,並由團跨黨。自此脫離生產,在外游擊。九月,調桃區任少共區委會組織部長。
1929年10月,國民黨血洗徐家柘村,我叔父被燒死。
1930年2月,調鄂豫皖軍委政治部少共團委會,任團委會常委,作部隊青年工作。不久,被派往前方巡視工作,當到達十一師三十一團時,正遇前方大肅反。月余回總政,後方也大肅反了。因清洗地主富農成分,總政大部分工作人員被保衛局被捕。
1931年2月,調河口縣委會,任粉筆隊長(專作宣傳寫標語)及宣傳科員。同年五月,由團轉黨。
第二階段:蘇維埃運動遭受失敗時期(1932至1934)
在這一時期,由於國民黨集中大量兵力對蘇區接連進行圍剿,實行三光政策,蘇區日益縮小,紅軍主力被迫轉移,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民眾遭摧殘、情緒低落,許多本來積極幹革命的人,在惡劣形勢面前喪失了勝利信心。
1932年2月,河口縣委所有機關及部隊游擊轉移至孝感地區。三月底河口縣委組織二十八人短槍隊,我當支書,率隊回河口游擊。當時任務,一是肅反了解情況;二是將赤衛軍回家的一千餘條槍收回埋藏好。這些槍,除個別戰士攜械投敵,都收回了。當時國民黨實行碉堡政策,建立保甲制度,一些逃跑的豪紳地主也還了鄉,被迫自首的黨員也多。由於敵人的殘酷,我們在肅反政策上出現了過左,造成民眾恐慌,致使便衣隊(短槍隊)脫離了民眾,行動孤立,難於生存。後來國民黨發現我在便衣隊,即將我妻兒捉去迫我投誠。我革命意志不為動搖,兩個月後,我僅二歲的第一個兒子被害死獄中。妻子前後四次入獄,受盡摧殘。仇恨更增強了我革命意志。
1932年12月,便衣隊在河口堅持不住,即游擊到老君山
1933年3月,成立河口特委會,我任組織部長兼便衣隊政指。12月,改編便衣隊為河口特務營,我任特隊政指。
1934年2月,任特務營文書,黨內任營部支書。
第三階段:三年游擊戰爭時期(1935至1937)
在這一階段,革命環境十分險惡,敵勢囂張。革命武裝沒有根據地,天天行動,戰鬥頻繁,生活艱苦。
1935年3月,河口特務營在孝感編入二十八軍,我分配到手槍團,任文書,開始向京漢路西行動。四月,在桐柏地區與國民黨遭遇,部隊受損失,作戰負傷二十餘人。高敬亭(二十八軍政委)因決定組成十人便衣隊,主要安排傷員,由我當隊長。當時的桐柏地區,一是土圍子多,二是二匪多,少數武裝活動困難。因此,將傷員安置在老百姓家之後,我們即回到鄂東特務隊。同年12月,高敬亭搞肅反,誣我為第三黨,禁閉三個月。
1936年3月,我被帶至英山。四月,高敬亭將我釋放。這時,雖未宣布開除我黨籍,但我無形失掉黨的關係,後來高調我到四路游擊師,我被分配到舒城便衣隊當隊長。來到舒城,四月游擊到潛山,與國民黨遭遇,作戰負傷,暫下隊休息,九月傷愈,調鷂落坪便衣隊任隊付。
1937年春,國民黨再次進行圍剿,到處搜山,便衣隊無活動,在山上挨餓,部隊也被弄得七零八落,我們思想上作著隨時戰鬥犧牲的準備。不久,中央派人送來一個講統一戰線的小冊子,說中共紅軍已與國民黨合作了。看過後,先交特委會。七月,高敬亭鷂落坪時即交給了他。從此開始了與國民黨的合作談判。
在整個內戰時期,是個人政治上、思想意識不斷提高的過程,是由一個農民成為為革命戰士的過程。參加革命後,叔父被敵人燒死,兒子被害死,妻子多次入獄受摧殘。又經過兩次肅反、三年游擊戰爭,在長期的實際鬥爭中,加深了對敵人的高度仇恨,增加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堅定了為革命戰鬥到底的決心。
第二部分:抗日戰爭時期
第一階段:從和平到反高敬亭鬥爭(1937至1939)
1937年7月,高敬亭岳西與國民党進行合作談判。高決定皖西便衣隊在鷂落坪集合,八月份集齊後,九月帶到七里坪整訓。我去黨校學習二十餘天。這期間回家一次。
1937年10月,我調九團團部當秘書,這時高敬亭告訴九團恢復我黨籍(自1935年12月至1937年10月,脫離組織關係22個月。1942年經二師黨委決定,這段時間仍算黨齡)。
1939年7月,九團解散,我調七團任二營付。這時,我對高意見日大,認為他不信任我。因此我想跟鄭位三到七里坪。10月又調我到七團政治處任宣教股長,黨內任組織委員。我從此對高更不滿。這期間,高的反黨反中央行為日見明顯。他與鄭位三、戴季英關係都搞不好,郭述申、董必武、葉劍英同他談也談不好。我曾藉口身體不好要求請假回家休息,其實是想去立煌鄭位三那裡,但高堅決不允許。
1939年1月,我任七團政治部主任,黨內任團黨委委員、黨支委員。3月,東進到青龍廠,部隊沒有飯吃,指揮部命令繼續東進,但因戴季英、高敬亭關係,停止了行動。4月底,張付軍長到青龍廠,其時我在政治處工作。張、戴二人找我談了一次話,說高是反黨反中央的,這次葉軍長也來了,要解決高(四支隊)的問題。從而開始了反高鬥爭。當時張付軍長命我帶一個營到鳳陽行動,並指示,如四支隊問題不能解決,我們營就去靠攏八團,到鳳陽二十餘天后,我們又近回團部。
高敬亭由個人主義發展到山大王軍閥主義,違抗中央命令,拒不東進,因於1939年6月10日在青龍廠將其扣留。隨之全軍展開反高鬥爭。同年6月26日,於青龍廠槍斃了高敬亭
1939年5月,我任七團政委兼團黨委書記。
1940年2月,調江北幹校上乾隊學習,黨內任支部書記。
第二階段:十二團工作時期(1940年8月至1941年4月)
1940年8月,幹校畢業,調十二團任政委兼團黨委書記,當時,路東根據地開始建立,地主勢力不斷組織暴動,敵、偽、頑黨向根據地進擊,部隊仍處於分散活動。同年9月,路東第一次大反掃蕩1941年4月奉命開闢儀陽地區工作,進行了金牛山戰鬥。
第三階段:師政治部工作時期(1941年5月至1944年8月)
1941年5月,調新四軍二師政治部任組織部付部長。黨內任師黨委委員。當時路東地區根據地已由發展進入鞏固階段,後方機關能長期駐防,部隊物質生活好轉。初到師政,思想不安定,對機關生活看不慣,老想返前方過戰鬥生活,怕太平安定的生活影響自己的意志。
1943年2月,經組織許可與張傑結婚。自離家鄉,僅去年給兄徐壽山寫了一信,告知我未死,仍在作“老買賣”。
1944年1月,調上乾隊領導整風學習。
第四階段:華中黨校學習時期(1944)
1944年8月25日,來華中黨校學習,進黨校時,有學習後要求去五師工作的家鄉觀念。原以為是單純學習,但在黨校任支書及校黨委委員。
摘抄說明:烈士“自傳”只寫至此,下面部分摘自烈士自己填寫的簡歷表。
1945年3月4日,由黨校調軍政治部任幹部科長
1945年8月12日,調四旅任政治部主任。
1946年12月8日,調(二縱)師政治部任副主任(1月13日國共停戰)。
1948年2月12日,調十三縱三十七師任政委。
摘抄說明:1、自傳寫於1945年在華中黨校時,系審乾檔案材料之一,因而原件上有小組鑑定,小組成員簽名蓋章及黨校鑑定並蓋有“華中黨校幹部審委會”菱形圖章。原件系由專人抄在小本上的。原件在北京。
2、烈士1948年9月24日犧牲於濟南戰役,後安葬於濟南四里山烈士陵園第二排第四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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