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張國燾化名)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省萍鄉縣人（今萍鄉市上栗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1916年，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書，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1920年10月，創建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為根據地事實上的領導者。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懋功會師後，反對中央北上的決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中國國民黨；4月18日被開除黨籍。不久加入軍統從事反共特務活動，上演了一幕“中共創始人反對中共”的鬧劇。1974年著有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1979年12月3日，逝世於加拿大多倫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國燾
• 外文名：阿莫索夫
• 別名：張特立、張彪、愷蔭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金山鎮山明村
• 出生日期：1897年11月26日
• 逝世日期：1979年12月3日
• 職業：政治家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創辦人之一
  中共一大主席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 代表作品：《我的回憶》
• 逝世地點：加拿大多倫多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97年11月26日，出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今萍鄉市上栗縣金山鎮山明村）。

張國燾少時進私塾讀書。

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1919年從預科畢業轉入本科。但是張沒有讀完本科，就成為職業革命家。在校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擔任北京學聯主席，是北京學生領袖之一。

1920年，跟隨李大釗參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活動，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

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三人團成員（任組織主任），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成立，總部設在上海，張國燾任首任總主任。

1922年，中共二大任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長。參加領導二七大罷工。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因為反對與國民黨合作，被批判左傾。1924年5月11日，張國燾與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楊子烈在北京被直系軍閥政府逮捕，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自稱他被逮捕後“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使敵人“一無所得”。但1949年後整理北京檔案時，發現張國燾當年叛變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張國燾投敵變節，供出了當時北京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與全國鐵路系統黨員名單。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924年10月25日張國燾夫婦結束他們5個多月的鐵窗生涯，出獄後他隱瞞這一情況，重返中共中央並繼續擔任重要職務。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農工部主任。參與領導五卅運動。

國共內戰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負責人。1927年八七會議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1928年6月，六大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與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

1930年11月回國，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

1931年，發動白雀園肅反，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時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在長征時期，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張國燾說是為策應紅一方面軍。

1935年6月，由洛甫（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當時的紅四方面軍有近八萬人的強大實力，而紅一方面軍經過前一階段的長征，只剩不足三萬人。會師後，張國燾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因為張國燾堅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堅持“北上路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並非是反對北上，當時北上決定並未確定。9月9日，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稱張國燾發密電要求武力解決，得到葉劍英報告的毛澤東等不辭而別，僅率領紅一軍團和中央機關等組成的中央縱隊北上，張國燾則率四方面軍及部分一方面軍部隊第二次過雪山草地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開會，並決定另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史稱“第二中央”），張國燾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張國燾以“黨團中央”的署名向陝北的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檔案，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對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電張聞天，提出“黨內急謀統一”，“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1936年1月24日，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朱德的提議，致電張國燾、朱德，電文稱：“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1936年2月14日，張聞天、林育英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

中央紅軍在陝北與陝北紅軍以及先期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會師後，建立並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南下期間損兵折將的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張國燾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軍委”等，並準備成立中央西北局。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紅二、四方面軍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張被迫帶領紅四方面軍和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及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部隊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彭德懷誘使張國燾脫離大部隊，僅帶數十人的警衛排進入根據地，由此解除了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彭德懷帶領的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接替張國燾控制了紅二、四方面軍。

根據中央命令，由紅四方面軍主力以及紅九軍團等部組成紅軍西路軍，任命陳昌浩任中共西路軍前委書記兼西路軍政委，徐向前任總指揮。西路軍在陳昌浩、徐向前等率領下，奉命向北，先是試圖打通經中衛、阿拉善進入外蒙到蘇聯的補給線，後中共中央又接共產國際指示放棄北線，轉而打通經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西路軍在北上被寧馬馬鴻逵打擊後，轉而退入河西走廊，試圖打通經由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遭到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以及甘肅軍閥馬鴻賓的猛烈攻擊，同時由於中央軍委和軍委前指揮（彭德懷司令）指揮錯誤，致使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東突西沖，猶豫徘徊，始終不能擺脫被追殺的被動局面，經數月浴血拚殺後，將近3萬人的西路軍最終幾乎全軍覆沒——僅有李先念率殘兵一千餘人進入新疆，其餘部隊大部被殲，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員（如徐向前等）後來逃回陝北。

由於紅軍未能打通陝北到蘇聯的補給線，使蔣更有信心剿滅紅軍；紅軍發動寧夏戰役失敗，也使東北軍、西北軍更難和紅軍正式、公開結盟，因為張學良希望與紅軍在打開與蘇聯通道後結盟，否則無法抵抗強大之中央軍。同時，南方追擊紅軍的中央軍迅速北上，越來越接近陝北；張學良明知中央軍到達陝西後，東北軍不能繼續與紅軍秘密合作，使張學良難以“剿共”與“聯共”。

張國燾進入陝甘寧邊區之後，張國燾被邊緣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後任邊區政府副主席。

與黨決裂

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後，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一說是代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遇上蔣鼎文後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漢口與張多次協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中正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領導人戴笠“妥善運用”，但此後張國燾對中共（特別是主要以紅四方面軍為班底組成的八路軍一二九師）進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施高德路創辦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指責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改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

晚年生活

1948年底，因政治環境變化，舉家遷到台北市。

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1949年至1952年10月，張國燾任《中國之聲》雜誌社長；

1966年，開始為美國堪薩斯大學撰寫《我的回憶》連載文章，並於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中文版。

1968年，舉家飛往加拿大。

1960年10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北京中南海採訪毛澤東時問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1968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

1976年，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

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一養老院病逝，後葬於多倫多東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園，終年83歲。張國燾晚年信仰基督教。

主要事件

官紳世家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閱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裡安排的親事。張國燾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四處進行革命宣講。對於他的口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老人回憶道：“張主席的戰前動員是最好的，每個指戰員聽了都熱血沸騰，鬥志昂揚。”
1919年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首次相遇，當時張是學生領袖，而毛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這次相識，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

1919年5月4日，北京發生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民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並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

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1919年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訊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參與建黨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上海和陳獨秀談到黨綱、黨章等許多具體問題，陳獨秀“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周邊城市發展。”回到北京後，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張國燾大量閱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歷經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裡，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盡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多年後，周恩來對要脫黨出走的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張國燾能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並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與李大釗對他的看重有很大關係。但是1924年張國燾被捕，在敵人嚴刑逼供下所寫的供詞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後，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假傳聖旨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1993年，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大搞“肅反”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總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叛黨出走

紅軍長徵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甘寧根據地。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毛澤東甚至在延安公開羞辱張國燾。有一回看戲，演的是唐僧取經的內容。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一個民主人士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道：“無恥。”毛澤東面不改色。面對這些羞辱，張國燾痛苦不堪，心灰意懶。

這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中國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1949年前，張國燾攜全家前往台灣，但未能繼續在軍統任職，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張國燾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

家庭生活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張鵬霄曾任象山知事，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

1924年，張國燾和楊子烈結婚，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張國燾和楊子烈兩人有3個兒子：張海威、張湘楚、張渝川，三人皆在美國與加拿大定居，分別是加拿大醫生、工程師和大學教師。

張國燾去世後，後事處理十分低調，原始墓碑上連正式的姓名都沒有留下，家眷也隨後銷聲匿跡。

主要作品

張國燾 著. 《我的回憶》.刊於1971年至1974年連載於香港明報月刊，後於1974年該出版社結集成書；人民出版社以“現代史料編刊社”名義1980年11月初版，共兩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共三冊；2004年3月重排再版，共兩冊。

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只有張國燾寫了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張國燾的貼身警衛何福聖也有口述歷史，為後人研究張國燾提供了重要史料。

人物評價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徐向前元帥評）

人物爭議

2010年，江西上栗縣政府決定擱置爭議，投資500多萬元修繕張國燾和胞弟張國庶故居。社會各界圍繞文物保護是否論“出身”展開熱烈爭論。

有人喊：“張國燾，黨的叛徒，中國革命的敗類，歷史的罪人！強烈呼籲上級有關部門制止這種荒唐行為！”有人說：“變節分子兼野心家的舊居也花錢修繕，真是不可思議。”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人物無論正反，凡是產生過影響的，其遺物遺蹟都應給予適當保護，還歷史本來面目。

《文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築”應受國家保護。據此，張國燾故居當屬保護之列，這與張國燾是否歷史罪人並無干係。更何況，所謂“歷史罪人”，本身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具備相當的彈性。

後世紀念

墓地

1979年12月，82歲的張國燾離開人世，死前叮囑兒子，他的墓要朝向東南。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松山墓園。松山墓園，位於加拿大多倫多郊外東北方向，距離市中心約30多公里。但是墓園管理處的電腦系統里根本就沒有張國燾的中文字樣，或近似的英文拼讀字母的任何相關記錄。墓地職員在電腦系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讀為Kai—YinCheung的先生，經證實是張國燾。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讀祛，愷蔭就是張國燾的字號。碑文上書“張公國燾”和“張楊子烈”兩人姓名，後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華人的習俗，女子出嫁後隨夫姓。顯然這是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兩人的姓氏用漢字鐫刻，其他皆為英文表述，楊子烈的生卒日期為“DEC.9.1902——，MAR27.1994”（即1902.12.9—1994.3.27），從這一細節，可知此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的立碑時間應在1994年3月27日之後，也就是楊子烈去世後，晚於張國燾去世時間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合葬墓碑並非原始墓碑。事實上，張國燾原始墓碑並不在這裡，而是距離它約7米以外的一塊地碑，只有磚頭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書字母KaiYin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位牧師，而非15年以後去世的張國燾原配夫人楊子烈。

雕塑

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龕風景區，張國燾的雕塑，豎立在川陝蘇區將帥碑林中。

碑林建於1997年。為張國燾豎碑的意見，在2002年才得以通過。

碑林中，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張國燾雕塑與他們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證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歷史。

在張國燾的塑像基座上，刻著湖南劉劍文先生為他撰寫的一副對聯：

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辯忠奸留史冊；

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

故居

張國燾故居位於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的金山鎮山明村，始建於清康熙59年（公元1720年），占地約26畝，建築面積約6800平方米，共有108間，由48條里弄和48個天井把整棟建築連為一體。

2010年，上栗縣政府決定擱置爭議，投資500多萬元修繕張國燾和胞弟張國庶故居。據上栗縣發布的訊息顯示，由湖南省有關單位設計的張國燾故居修繕方案，該縣力圖將其打造成重要的名人旅遊景點。在工程招標公告上，張國燾故居修繕一期工程建築面積為3250平方米，為一層磚木結構，投資額約為560萬元人民幣。

書籍

• 姚金果、蘇杭 著.《張國燾傳》2000年6月初版. 陝西人民出版社.
• 路海江 著. 《張國燾傳記和年譜》 2004年4月初版. 中共黨史出版社.
• 張樹軍 著. 《張國燾》（中共一大代表叢書）1997年12月初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 《駁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長征篇》 2003年出版. 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 劉統 著. 《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 2004年5月出版. 廣西人民出版社.I
• 楊子烈著. 《張國燾夫人回憶錄》 1970年出版. 香港自聯出版社.
• 周少華著 《張國燾這一生》2014年8月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