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2010年時代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

我的回憶(2010年時代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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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書名:我的回憶

作者:張國燾

基本介紹

本書目錄,原文賞析,

本書目錄

上部 家事第一章 家世
我的回憶
第二章 童年時代
第三章 中學
第四章 大 學
中部 伴侶
第一章 南川 南昌 解放區
第二章 上海 北京 瀋陽
第三章 閻 良
下部 再後來……
第一章 風雨飄零
第二章 重返北京
附錄:
小花貓

原文賞析

…… ……
我出生在成都平原一個書香世家。關於我的家世,我所知道的只是祖籍安徽,以及我幼年時在青蓮巷老家見過的祖上十三代的影像。第一代是在明朝時期,影像上的人穿藍色長袍,以下十二代全在清代為官,均穿朝服。其中除一人為武將,朝服“補子”繡白虎以外,其餘十一人均為文官,補子上繡白鶴。
我出生時父親早已搬出成都青蓮巷老家,只是過年的時候偶爾帶我們去一次。那座深宅大院前面有四個院落,後面有花園,房屋多達數十間,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從大門進去,一路上兩旁許多高大的羅漢松,和樹上結的紅紅的喜人的羅漢果。再就是掛在上房堂屋裡的大幅影像,以及貢案上擺放的許多貢品。我怕磕頭,母親見我往大人身後躲,就讓我對著影像三鞠躬。
父親宋忠廷,字誠之,1892年生於陝西省興平縣,七歲隨祖父到成都。祖父一生喜好書法和雕刻圖章,對父親管教甚嚴。每日攻讀詩書、寫字,不得有絲毫懈怠。祖母杜蘭香,出生富戶,是有名的才女。我如今還保存著一部全部繡像由她著色的《石頭記》。祖母體弱,一隻腳有殘疾。父親是她懷孕七個月出生的,由於先天不足,自幼體弱多病。據說他一歲時發高燒,祖父非常著急,手持醫書,夜不能眠,好像夢中見一老人,告訴他應服什麼藥。祖父醒來,立即差人去買來煎了給父親服下。說也奇怪,從此父親病癒,長大成人。俗話說,“獨子難養”,許多親戚朋友勸祖父納妾,祖父總不同意。多年後他才花錢買下孫姑娘,生了叔父。
關於父親的早年生活,記得他說過兩件事。一件是祖父的友人送去一罐蝦醬,祖父很喜歡,午飯時特地給父親碗裡放上一匙。父親不愛吃蝦醬,但因為是長輩給的,不敢不吃,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勉強咽了下去。另一件是父親上中學時戴了一頂新買的學生帽,興致勃勃地回到家裡。祖父看見,皺皺眉頭說,“好好的帽子,怎么安個鴨舌頭,像個什麼樣子!趕快剪掉。”剪掉了帽檐,戴出去只能讓同學笑話,父親只好把帽子放在書包里,進家門的時候再戴在頭上。父親早年曾考取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隻身離家,北上,到了嘉定,即將上船時,被祖父派去的人追回。父親早想出去開闊眼界,見見世界,這次北上未能成功,對他打擊很大。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出去闖世界的願望。我常想,如果當年上了清華學堂,他的人生道路將是另一番景象了。
父親中學時代即酷愛英文,後來進外國語專門學校及譯材養成所學習。由於勤奮努力,精通語法,掌握大量辭彙,父親當時就有“活字典”之稱,並在幾所中學教英語,同時在華西大學外文系學習。以後當他從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研究院畢業回來,便應聘擔任成都高師、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的英國文學教授。那時候,與國外書信來往的人不多,郵局只要見到國外寄來的C.T.Song的郵件,不管有無地址,一概往皮房街我們家裡送。我還記得英王喬治六世登基的時候,那幾天收到的報章雜誌特別多,我們總去翻那上面的圖片看,伊莉莎白女王那時還是個小姑娘呢。
關於西路軍節選
“上述軍事行動計畫,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紅四方面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後,居左翼。二方面軍到達甘北後,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我們與張學良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是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蘇聯的道路。
陝北同志贊成我們這個軍事計畫,一直在催促我們北進。似乎沒有我們的實力作資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很滿意這個決定。在二方面軍來說,他們居於中路,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可以起橋樑作用。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於和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畫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1936年8月間,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畫建議:“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通謂會議“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畫,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山,使第九軍蒙受騎兵的創傷……;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我的回憶455頁)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往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456頁)
“我們(司令部)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457頁)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我們則……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458頁)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463頁)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464頁)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這種情形,使我十分焦慮,我和中央研究各項情況,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我的回憶474頁)
“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474頁)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475頁)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著我,打得我無法抬頭,……。”(492頁)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地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我的回憶493頁)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辨:(一)西進計畫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架禍於人,……。”(493頁)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詞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畫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畫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陳昌浩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重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陳的意見。……。”(我的回憶494頁)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二)……;(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我的回憶495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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