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 外文名：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
- 縮寫：BSH
- 內容：研究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關係
介紹,主要觀點,結論分析,假說修正,相關爭論,實際匯率,中國情況,
介紹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簡稱巴薩效應）是指在經濟成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現象。當貿易產品部門（製造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時，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會提高。國內無論哪個產業，工資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趨勢，所以儘管非貿易部門（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並不大，但是其他行業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這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對貿易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我們假定貿易產品（按外匯計算）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話，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的條件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的上漲，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貿易產品與非貿易產品的加權平均）的上漲。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採取浮動匯率的話，則會引起匯率的上升。無論那種情況都會使實際匯率上升。
在思考匯率的中長期趨勢時，本國貨幣與內外通貨膨脹之差按比例折扣以後的（相對）購買力平價是一項可參考的指標。購買力平價成立，意味著實際匯率保持一定。但我們不能忽視下面兩種力量的效果，它們使匯率偏離購買力平價，使實際匯率發生變動。一是巴薩效應，即越是增長率高的國家，實際工資的上漲率也就越高，受此影響，實際匯率的上漲率也就越高。另一個是貿易條件（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其他條件保持一定的情況下，貿易條件的惡化意味著實際匯率的下跌。
主要觀點
具體地說，“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的思想可以邏輯性地由五個逐漸推進的分論點完整加以表述。 (1)當存在貿易限制時，在考慮運輸成本的範圍內，可貿易品的價格通過匯率達到一致。 (2)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假定下，不同國家可貿易品部門的工資水平差異將與這一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差異相對應，同時一國內部的勞動力流動將使得每個經濟體內部工資均等。 (3)服務部門與可貿易部門相比，國際間的生產率差異較小，在各國內部工資均等化的作用下，生產率較高的國家服務業價格水平將更為昂貴。 (4)因為服務業進入到了購買力平價的計算之中，但是並不直接影響匯率，兩國貨幣的購買力平價水平，在用較高生產率的國家的貨幣為單位衡量時，將低於均衡的匯率水平。 (5)兩國間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越大，工資與服務業價格的差異就越大，相應的購買力與均衡匯率水平之間的缺口就越大。
結論分析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有很多嚴格的假設條件，比如小國經濟和利率給定、勞動力和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可以快速自由流動、要素規模收益不變等。巴拉薩將國民經濟分為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並用5個逐步推進的分論點表述了他的思想：（1）當存在貿易限制，以及考慮運輸成本的條件下，可貿易品滿足一價定律，即可貿易品的價格通過匯率而達到一致；（2）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假定下，不同國家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差異將與這一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差異相對應，同時一國內部的勞動力流動將使每個經濟體內部工資相等；（3）在各國內部工資相等的條件下，因為服務部門的國際生產率差異相對可貿易部門來說較小，所以生產率較高國家的服務業價格水平將更為昂貴；（4）因為服務業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之列，但是服務業並不直接影響匯率，因此，兩國貨幣的購買力平價水平，在用具有較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為單位衡量時，將低於均衡匯率水平；（5）兩國間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越大，這兩國工資與服務業價格水平的差異就越大，購買力平價與均衡匯率水平之間的差距相應越大。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三個重要結論，分別是：
第二個結論：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P由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差決定。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的相對提高，將會帶來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提高。
第三個結論：如果本國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內部實際匯率）提高的幅度大於外國，則本國外部實際匯率相對於外國將升值。即如果本國可貿易部門的相對生產率提高幅度高於外國時，則本國外部實際匯率將升值。
假說修正
在後來的研究中，眾多學者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嚴格的假定條件逐一開始修正與完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引入需求方傳導機制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只是從供給方面，通過勞動力工資渠道給出了生產率增加對實際匯率影響的機制。實際上，生產率增加還可以通過需求方的傳導機制，如政府開支增加等，對實際匯率產生影響，提高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對實際匯率產生影響。Asea和Mendoza（1994）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方與供給方因素在決定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中同樣重要。從需求方來看，生產率提高后收入也增加，從而導致政府開支和私人需求偏好的變化，進而引起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需求量的變化，也就是影響它們的相對價格，最後使得實際匯率發生變化。Gregorio和Wolf（1994）放鬆了原來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完全競爭、完全國際資本流動和可貿易部門一價定律成立的嚴格假設，目的是吸收需求方因素和貿易條件變數，證明了經濟需求方在長期同樣可以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動。Fischer（2002）建立了一個小國經濟模型，來考察實際匯率在面臨各種衝擊時的變化，並以中東歐國家為樣本，通過面板檢驗分析，得出生產率衝擊不僅僅通過供給渠道起作用，而且也通過投資需求渠道起作用的結論。MacDonald和Wojcik（2004）以歐盟4個轉型經濟國家為研究樣本，考察這些國家需求方和供給方對實際匯率影響的相對重要性。結論表明，需求方和供給方對這些國家實際匯率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通貨膨脹和競爭力來說相對不大。
2.引入不完全市場競爭框架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分析框架下解釋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之間的相對價格，相對價格主要取決於生產率和利潤加成。Coto－Martinez和Reboredo（2003）使用了OECD7個主要國家的部門面板數據，經驗分析表明，相對價格的變動是由相對生產率價格加成的變動決定的。Sndergaard（2003）認為，在壟斷的分析框架下，通貨膨脹差別不僅僅是由生產率的差別決定的，而且是由相對工資率差別決定的。Unayama（2003）將產品的多樣性引入到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之中，目的是擴展實際匯率決定的模型。因為產品的多樣性，實際匯率不僅取決於不可貿易品相對於可貿易品的價格，而且取決於可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其使用“基礎設施技術”決定多樣性的程度，影響到實際匯率變動，並通過經驗分析的結果證實了該模型成立。Mejean（2005）運用OECD國家的數據，在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下，比較了兩部門相對價格的兩個決定因素。一個是不同的生產率，另一個是可貿易部門與購買力平價之間的偏離導致的不可貿易部門的相對價格。Sheng和Xu（2005）引入了勞動力市場效率，認為在可貿易部門裡勞動力市場扭曲程度強，即存在摩擦性結構失業的情況下，實際匯率與部門生產率之間可能恢復到正相關關係。
3.完善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升值的傳導機制
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升值的傳導機制需要完善和拓展。因為除了製造品出口增加以外，有很多外生衝擊都會影響到一國生產率提高和實際匯率升值，比如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生產力的共同提高導致一國生產率的提高和實際匯率的升值。另外，在開發中國家，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比較嚴重，勞動力不能實現完全的自由流動，因此即使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使得其工資水平提高，也未必能傳導到不可貿易部門，引起不可貿易部門工資的提高。由於開發中國家的物價並非完全由市場決定，而是存在很強的政府干預因素，因此即使不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提高，其相對價格也並不一定提高。
4.引入一系列巨觀經濟變數
一直以來，很多學者通過在模型中增加變數對模型進行調整，以使其更加符合現實。Hsieh（1982）引入了工資率，解決了工資漲價和討價還價的問題，他通過分析1954－1976年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數據，發現生產率差異和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關係，而且在採用工具變數技術對回歸方程重新修正後，得到的結果仍然支持該假說。Clague（1986）；Edison和Klovland（1987）；Astrov（2005）引入了貿易條件變數，因為出口價格比進口價格上漲快得多，所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條件的改善反映了出口產品質量的提高，以及出口廠商在外匯市場運作能力的增強。Edison和Klovland（1987）檢驗了1874－1971年間英鎊對挪威克朗的實際匯率，分別以實際產出和商品/服務作為生產率的替代指標，發現在長期中，英國與挪威的生產率增長差距影響兩國貨幣的實際匯率走勢。Clague（1986），Rogoff（1992）引入了石油價格變數，調整了石油進口商價格偏好和政府不可貿易品的消費傾向偏好問題。MacDonald和Ricci（2005）引入了分配部門，認為本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和分配部門市場競爭程度的增加，導致了實際匯率升值。Vieweg和Roubal（2005）引入了FDI變數，認為國內的投資主要流入到可貿易部門，而大量FDI主要流入到不可貿易部門。Thomas和King（2005）拓展了Chinn（2000）的假設，引入了“土地”這個非常重要的變數，土地與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一起決定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得出在亞太地區的國家不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Chaban（2006）非常重視“本國偏見”，強調了分配利潤對可貿易品和偏向於國內生產的製造品的本國偏見。Clements和Lan（2007）引入了“國際貧困線”指標，把所有國家分成了富國和窮國兩類，得出使用現行匯率擴大了國家間的收入不平等的結論。
相關爭論
（一）兩部門劃分爭論
Officer（1976）認為，可貿易部門應該以製造業或工業作為研究對象，不可貿易部門應該以服務業作為研究對象。這種劃分方法是最簡單，也是最通行的一種方法。De Gregorio, Giovannini和Wolf（1994）通過設計可貿易性比率（出口/總產出）作為衡量部門可貿易性的主要指標，對1970－1985年間OECD14個國家中20個部門進行了經驗分析。若所得結果大於10%，說明該部門是可貿易部門，若所得結果小於10%，則說明該部門是不可貿易部門。結果表明，OECD國家中農業、鐵礦業、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可貿易性比率都在23.6%～59.1%之間，表明這些部門是可貿易部門，而服務業的可貿易性比率為4.5%，表明服務業是不可貿易部門。
後來，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用製造業來代替可貿易部門（Ito, Isard and Symansky, 1997; Philipp Rother, 2000; Kovacs and Simon, 1998; Rother, 2000; Arratibel, 2002）以及用工業來代替可貿易部門（Arratibel, Rodriguez－Palenzuela and Thimann, 2002; Egert, 2002; Fischer, 2002; Halpern and Wyplosz, 2001）。還有學者將鐵礦業和農業加入到可貿易部門之中（Asea and Mendoza, 1994; Chinn and Johnson, 1997）。除此之外，Canzoneri, Cumby和Diba （1999）將製造業和農業等作為可貿易部門。Asea和Mendoza（1994）將運輸業加入到可貿易部門之中。Cipriani（2001）將工業和鐵礦業作為可貿易部門。De Broeck和Slk（2001）將工業和建築業作為可貿易部門。Coricelli和Jazbec（2001）將製造業、鐵礦業、能源和建築業作為可貿易部門。Fischer（2002）用工業和農業代表可貿易部門。Drine和Rault（2005）認為可貿易部門包括製造業、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等。
關於不可貿易部門的觀點分歧相對少一些。絕大部分學者把服務業作為不可貿易部門（Fischer, 2002; Kovács and Simon, 1998; Cipriani, 2001; De Broeck and Slk, 2001; Fischer, 2002; Halpern and Wyplosz, 2001）。少數學者將運輸業加入到不可貿易部門之中（Micossi and Milesi－Ferretti, 1994; Ito, Isard and Symansky, 1997）。另外，Drine和Rault（2005）把包括批發零售業、餐飲酒店、交通、金融、房地產等非市場服務部門作為不可貿易部門。Canzoneri, Cumby和Diba（1999）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通訊業、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社會和個體服務業、非市場服務業作為不可貿易部門。
（二）生產率選擇爭論
應該由全要素生產率，還是單要素生產率作為生產率的代理變數，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經驗分析來說極其重要，在理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Martson（1987）計算了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部門之間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對1973－1983年間日元實際匯率的變動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這種勞動生產率差異不足以解釋長期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Edwards（1989）在討論均衡實際匯率決定因素時，用技術進步表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影響，這種變數實質上是全要素生產率，在研究中很少使用。De Gregorio, Giovannini和Wolf（1994）使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生產率，比較了1970－1985年工業化國家生產率增長率的差異對不可貿易品價格的影響，證實了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快於不可貿易部門。De Gregorio和Wolf（1994）還認為，與全要素生產率相比，平均勞動生產率在經濟蕭條時反而會增加得更為迅速。從經濟的中長期角度來看，平均勞動生產率並不是一個可信的指標。Canzoneri, Cumby和Diba（1999）使用的是平均勞動生產率，結果證實了主要OECD成員國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Coricelli和Jazbec（2001）認為，應該使用平均勞動生產率作為勞動生產率的代理變數。Fischer（2002）認為中東歐國家缺乏對資本和技術的度量，因此使用了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代理變數。Drine, Lommatzsch和Rault（2005）以中東歐9個國家為研究樣本，使用季度平均勞動生產率進行檢驗，發現開放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導致了不可貿易部門的通貨膨脹，過去十年實際匯率的升值，只能部分歸功於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另外，開發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和欠已開發國家的部門數據很難獲得。因為這些國家統計的經濟數據的期限比較短，難以構成參與統計回歸的樣本。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學者只有做某些假定，並選取近似的統計變數作為代理變數，如使用工業生產作為生產率的代理變數，並假定服務業部門為零增長率（Chinn, 1997; Egert, 2002）。顯然，這樣得到的結果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
（三）計量檢驗方法爭論
國際上已有大量的文獻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了計量檢驗。因為選擇不同的計量方法檢驗，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所以關於計量方法選擇的爭論也一直持續存在。不過總的來看，隨著計量經濟學手段和方法的迅速發展，對該假說的經驗分析越來越完善和可信。迄今，已經有眾多不同的計量方法運用到經驗分析中。
Balassa（1964）第一個使用12個國家的收入和物價的橫截面數據檢驗自己的理論。後來，絕大部分學者通過利用時間序列方法分析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表現。Hsieh（1982）通過分析1954－1976年日本和德國對主要貿易夥伴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差異的時間序列數據，發現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能有效解釋這一時期日元和馬克有效實際匯率的變動。Wood（1991）發現在1960－1980年間，已開發國家相對於開發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快，造成開發中國家實際匯率相對於已開發國家發生了貶值。Ito等（1997）對1973－1995年APEC成員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和實際匯率變動關係進行了研究，特別分析了機械品出口在總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變動，比較了這些國家是否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Chinn（1997）分析10個亞太經濟體1970－199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發現相對勞動生產率、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實際石油價格等因素對實際匯率變動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作用，但是中國、泰國等快速增長國家例外。Bahmani－Oskooee（1992）使用了針對時間序列的兩步法（Engle－Granger, 1987）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協整檢驗。總的來看，隨著計量經濟學手段和方法的迅速發展，對該假說的經驗分析越來越完善和可信。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已經從以下四個方面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了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巴拉薩（1964）和薩繆爾森（1964）在區分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基礎上，得出了兩部門生產率的差異會引起相對價格關係調整的結論，並進一步對現實匯率系統偏離PPP及實際匯率的長期變動趨勢進行解釋，是對購買力平價理論進行修正的重要假說。
（2）眾多學者分別從引入需求方傳導機制、引入不完全市場競爭框架、完善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升值的傳導機制以及引入一系列巨觀經濟變數四個方面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了修正和完善，更加豐富了原始的理論，使得理論模型更加貼近現實經濟。
（3）國際上已有大量的文獻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了計量檢驗。絕大多數的檢驗結果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提供了支持的證據，不過也有一些檢驗對其提出了質疑。
（4）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研究文獻不多，而且結論也不盡統一，有些學者支持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存在，還有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揭示該效應不成立。[1]
實際匯率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著較快增長，尤其是2003－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連續五年達到了兩位數增長，增長速度之快屬世界罕見。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研究我國經濟成長與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調整和變動趨勢，為近年來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給予合理的解釋與政策建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文獻綜述
1.支持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文獻綜述
當前，從實體經濟角度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的研究文獻不多，而且結論也不盡統一。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趨勢具有較為典型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通過對我國20世紀90年代匯率並軌以來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與經濟成長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經驗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與我國兩部門間的生產率差異變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係。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幅度大時，人民幣趨向於貶值；而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幅度大時，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向於升值，回歸結果符合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結論（俞萌，2001；王維，2003；王蒼峰、岳咬興，2006）。盧鋒（2006）整理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工資和單位勞動成本相對變動的大量數據並與13個已開發國家的相關資料進行了比較後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嚴重低估的結論，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演變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故事。
2.駁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研究文獻
然而，楊長江（2002）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與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趨勢之間的矛盾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可能會以實際匯率持續貶值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技術進步型貶值是影響人民幣實際匯率較長時期內變動態勢的主要因素。Tyers、Golley、Bu和Bain（2006）認為，由於我國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非常快，生產率的相對提高和稟賦相對增加的外部衝擊，常常引起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這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正好相反。McKinnon（2007）認為我國中央銀行有可能提高國內通貨膨脹率，這可能減緩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升值速度。所以，在我國不存在明顯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林毅夫（2007）針對盧鋒（2006）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異議：（1）是否可以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和國內外製造業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變動的比較作為人民幣名義匯率調整的依據尚值得商榷；（2）實際匯率嚴重低估需要經由名義匯率大幅升值來實現實際匯率升值尚值得商榷；（3）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所闡述的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對實際匯率的影響在現實經濟中是必然成立的數學恆等式尚值得商榷。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不能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來解釋，90年代以後我國可能適用這個假說。
（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的啟示
現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已開發國家的，其中主要是以歐盟國家為研究樣本，研究的假設條件、背景和樣本數據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時，更是忽略了我國的實際國情，在模型的設定和推理中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現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
首先，在構建理論模型方面。（1）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一個假設條件是資本的跨國自由流動。因為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是一樣的，隨著技術發生變化，資本收益率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引起工資和價格的調整。而我國現階段存在資本管制，且國內價格和資源調整得比較緩慢，可能會通過利率來調整。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一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第二個假設條件，是勞動力市場是自由流動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由於戶籍方面的種種不合理規定，極大地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一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3）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第三個假設條件是勞動力總量是固定的，工資水平決定不可貿易品的價格。然而我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國情，即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發展很懸殊，主要表現為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可以無限制地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而不會引起工資的上漲。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一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
其次，在經驗分析方面。（1）在對我國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劃分上，不能僅僅以製造業作為可貿易部門，以服務業作為不可貿易部門，這樣有失偏頗。因為這些部門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可貿易性，因此在經驗分析之前要重新設計指標選擇作為研究對象的代理變數。（2）綜合比較全要素生產率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利弊，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生產率代理變數，並且完善相關資料庫，準確衡量我國單位勞動成本變動和工資等變數。（3）充分利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採用面板數據和面板協整分析方法，對理論上提出的假設命題進行經驗分析，以期得到更為可靠的經驗支持。
最後，在政策建議方面。（1）在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的原因時，要考慮到1994年我國外匯體制改革，闡明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大幅貶值的影響機制。（2）注意考察我國經濟的非均衡運行狀態，如國際收支雙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增長等給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此，今後的研究思路可以在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比如二元經濟結構特徵等）的背景下，對傳統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修正和完善，主要考慮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的基本經濟特徵，重新做一基本假設，即無限制地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而不會引起工資的上漲的基本假設，從而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否具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重新設定我國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劃分標準，並進行歸類劃分，準確衡量我國單位勞動成本變動和工資等變數，在此基礎上提出可能的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最後，結合我國國情，提出逐步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才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的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