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文化
- 特點：精英、理學、市井、俗
- 文化史稱：唐詩宋詞
- 節日：除夕、春節、元宵、清明、端午等
- 風俗：吃湯圓、素食、風箏、除夕送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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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歷史悠久又極具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常常被人們以“漢”、“唐”代稱。這大約因為漢唐在古代的歷史長河中，可以說是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重要里程碑。宋承唐後，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所以在文化發展史上人們往往將唐宋並稱。的確，宋代在承傳前代文化的基礎上開拓演進，形成了獨具風神的“宋型文化”，足與唐代文化並肩屹立，兩者各具千秋，同樣以光燦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冊，馳譽寰宇。對宋代文化的價值，歷代學人每有稱述。南宋朱熹曾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葉適亦云：“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明代方孝孺稱：“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清蔣士銓謂：“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近代學者陳寅恪則於《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足見宋型文化作為華夏文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座峰巒是大家公認的。
文化特點
宋代有南北宋之分，但其因同屬個歷史時期，其文化特點總體上是一致的，主要表現如下：
1、精緻典雅的士大夫文化或稱精英文化、雅文化得到全面發展。
2、俗文化也有發展。
3、理學興起。
4、市井文化發展。
宋文學
宋文化中，不得不說的就是宋詞。宋詞是兩宋文學的輝煌代表，被稱為一代文學之最，前人有“詩盛於唐，詞盛於宋，曲盛於元”之說，詞體興於唐，唐五代只是詞的發軔期、成長期，到兩宋方始臻於成熟鼎盛，並取得與詩歌平起平坐面為後世無可個及的地位。詞是詩樂結合的文學體裁，在兩宋流播廣遠。風行於社會各個階層，擁有廣泛的創作隊伍。宋代詞作，據《全宋詞朴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宋詞數量遠不逮宋詩，但作為新興“別是一家”的合樂詩體，自有不同於宋詩的獨特風神和氣韻。
本書讓讀者了解宋型文化、研讀兩宋詩詞，是領略高雅的文學作品、弘揚中華文化神髓的重要途徑。就宋型文化略予說明，對宋詩、宋詞簡要地給予評述和鑑賞。全書分列三章：宋代文化亮點述略；宋詩成就簡論；宋詞發展論略。昭示了宋代文化文學之風貌與特質。
宋代書法
簡介
綜觀宋代書法，尚意之風為其鮮明的時代特徵。宋書不是簡單否定唐人，也不是簡單回歸晉人，禪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響了宋人的書法觀念，而詩人、詞人的加入，又給書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強調意趣的前提下，宋代書法家重視自身的修養，胸次高，讀書多，見識廣，詩詞、音樂方面的功力也為前人所不及。
歷史背景
後周衰微之際，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自立為帝，建立趙宋王朝，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分裂混亂局面至此結束。國家復歸統一。從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間，書法發展比較緩慢。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書法，是宗“二王”的。此後《絳帖》、《潭帖》等，多從《淳化閣帖》翻刻。這種輾轉傳刻的帖，與原跡差別就會越後越大。所以同是宗王從帖，宋人遠遜唐人。所以一些評家以為帖學大行，書道就衰微了。這是宋代書法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書史》所指出的“趨時貴書”也造成了宋代書法每況愈下。米芾分析說：“李宗鍔主文既久，士子皆學其書。肥扁樸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宋室南渡之後，如《書林藻鑒》講：“高宗初學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蓋一藝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風靡有如此者。”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書法家能夠按自己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去繼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書法不十分景氣的原因之二。總之，帖學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惡，權臣的書體為轉移的情勢，影響和限制了宋代書法的發展。
代表人物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著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於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於四家，向無異議。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但亦有人認為是蔡京，究竟指誰，卻歷來就有爭議。
宋徽宗趙佶，獨樹一幟，亦堪稱道。他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藝術上聰穎。北宋王朝因他而亡，但在藝術上他是個天份極高的書畫家，也是藝術活動的組織者和倡導者。他廣泛收集民間文物，特別是金石書畫，命文臣編輯《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等。他的書法，早年學薛稷，黃庭堅，參以褚遂良諸家，出以挺瘦秀潤，融會貫通，變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風格，號“瘦金體”。其特點是瘦直挺拔，橫畫收筆帶鉤，豎劃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豎鉤細長；有些聯筆字象遊絲行空，已近行書。其用筆源於褚、薛，寫得更瘦勁；結體筆勢取黃庭堅大字楷書，舒展勁挺。其代表作品有：《草書團扇》、《牡丹詩冊》等。
宋節日及風俗
宋風俗
在宋代,佛教在民間開始傳播,逐漸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表現有:
1.吃湯圓的習慣起於宋代，當時的湯圓稱“浮圓子”，亦稱“湯圓子”、“ 乳糖圓子”、“湯丸”、“湯糰”，生意人則美其名日：“元寶”。宋元元初時，湯圓已成為元宵節的應節食品，所以人們又稱它為“元宵”。
3.與食素之俗相關的還有開葷習俗。王琳《野客叢書》卷二二《解菜》載："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以相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餚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4.宋代是我國風箏的發展階段。原因: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經濟的繁榮和民間手工業的興起，二是宋代提倡傳統的節日風俗，這就為風箏的發展和進入節日的娛樂活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據《東京夢華錄》載,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現存的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東京療梁清明時節繁榮熱鬧的景象。
5.宋代，除夕送禮在民間已成風俗。那時稱“饋歲”、“別歲”。除夕這天，鄰里鄉親相互饋贈少量米麵，表示新的祝賀，相互邀請飲酒，辭舊迎新。展示了中國人珍惜年華、重人情的淳厚質樸的風俗。
6.古代一個非常有名的，現在已失傳的節日——寒食節.宋代之後，寒食掃墓之俗移到清明之中。踏青春遊、盪鞦韆等俗也只在清明時舉行。清明節便由一個單純的農業節氣上升為重要的大節日了，寒食節的影響也就消失了。 宋代踏青之風盛行，著名畫家張擇端的風俗畫《清明上河圖》，就極其生動地描繪了宋代清明時節京都人民踏青遠足的熱鬧情景。 宋朝的清明節，除了街市上所賣的稠餳、麥糕、乳酪、乳餅等現成的食品之外，人家也自製一種燕子形的麵食，稱為「棗錮飛燕」，據說是從前用來祭拜介子推的祭品。
7.南宋時，當時臨安（今杭州）有每逢冬至這一天吃餛飩的風俗。宋朝人周密說，臨安人在冬至吃餛飩是為了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南宋，我國才開始盛行冬至食餛飩祭祖的風俗。 =====================================================================================
宋節日
正式的傳統節日只有以下幾個
除夕
農曆 12月30（或12月29） 春節 農曆1月1日 元宵節 農曆正月15 清明節 公曆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間 農曆春分之後15日 端午節 農曆5月5日 七夕節 農曆7月7日 中秋節 農曆8月15 冬至節 公曆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間
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豐富的民族傳統節日是中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節日都有它的歷史淵源、美妙傳說、獨特情趣和深廣的民眾基礎。它們反映了民族的傳統習慣、道德風尚和宗教觀念，寄託著整個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來一代代歲月長途中歡樂的盛會。 我國主要的傳統節日有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臘八等等。
春節是我國最盛大、最熱鬧的一個古老傳統節日。俗稱“過年”。按照我國農曆，正月初一是“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是一年的開始。傳統的慶祝活動則從除夕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五元宵節。每到除夕，家家戶戶闔家歡聚，一起吃年夜飯，稱“團年”。其間談笑風生，其樂融融。然後一起守歲，敘舊話新，互相祝賀鼓勵。當新年來臨時，爆竹煙花將節日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我國北方地區在此時有吃餃子的習俗，取“更歲交子”之意。而南方有吃年糕的習慣，象徵生活步步高。守歲達旦，喜貼春聯，敲鑼打鼓，張燈結彩，送舊迎新的活動熱鬧非凡。另外，各地還有互相登門拜年，舞獅子，耍龍燈，演社火，逛花市，賞燈會等習俗。
農曆正月十五夜，是我國民間傳統的元宵節，又稱上元節，燈節。正月十五鬧元宵，將從除夕開始延續的慶祝活動推向又一個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張燈結彩，人們賞燈，猜燈謎，吃元宵，成為世代相沿的習俗。 元宵節賞燈的習俗始於漢朝。隋唐時發展成盛大的燈市。到宋元時期，京都燈市常常綿延數十里。燈會的時間，漢朝只限於正月十五一夜，唐玄宗延長到三夜，到明朝規定從正月初八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七。唐朝燈會中出現了雜耍技藝，宋代開始有燈謎。明朝有增加了戲曲表演。燈市所用的彩燈，也演繹出 “橘燈 ”、 “絹燈 ”、 “五彩羊皮燈 ”、 “無骨麥秸燈”、“走馬燈”、“孔明燈”等等。始於南宋的燈謎，生動活潑，饒有風趣。經過歷代發展創造，至今仍在使用的謎格有粉底格、鞦韆格、捲簾格、白頭格、徐妃格、求鳳格等一百餘種，大多有限定的格式和奇巧的要求，巧立名目，妙意橫生
元宵節吃元宵的習俗始於宋朝。意在祝福全家團圓和睦，在新的一年中康樂幸福。元宵分實心和帶餡兩種。有香辣甜酸鹹五味。可以煮、炒、油炸或蒸製。桂花酒釀元宵、以肉餡、豆沙、芝麻、桂花、果仁製成的五味元宵以及用蔥、芥、蒜、韭、姜製成的象徵勤勞、長久、向上的五辛元宵都各有特色。
清明既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節日。清明的前一天稱寒食節。兩節恰逢陽春三月，春光明媚，桃紅柳綠，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寒食節的設立是為了紀念春秋時代晉朝“士甘焚死不公侯”的介子推。清明寒食期間，民間有禁火寒食、祭祖掃墓、踏青郊遊等習俗。另外還有盪鞦韆、放風箏、拔河、鬥雞、戴柳、鬥草、打球等傳統活動。使清明成為一個富有詩意的節日。
農曆五月初五，是我國傳統的端午節，又稱端陽、重五、端五節。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蘭而沐”的習俗。但今天端午節的眾多活動都與紀念我國偉大的文學家屈原有關。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吃粽子，南方各地舉行龍舟大賽，都與悼念屈原有關。同時，端午節也是自古相傳的“衛生節”，人們在這一天灑掃庭院，掛艾枝，懸菖蒲，灑雄黃水，飲雄黃酒，激清除腐，殺菌防病。這些活動也反映了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
由無數恆星組成的銀河象一條天河橫亘夜空，人們說，它把多情的牛郎和織女隔開了，只有每年七月初七，天下的喜鵲搭成一座鵲橋，他們才能相見。這個美好的傳說始於漢朝，經過千餘年的代代相傳，深入人心。這一天，民間有向織女乞巧的習俗。一般是比賽穿針引線，看誰更心靈手巧。因此，七夕又叫乞巧節或女兒節。每到七夕將至，牽牛和織女二星都竟夜經天，直至太陽升起才隱退。因而又被喻為人間離別的夫妻相會。這一夜還有觀天河祈禱五穀豐收的習俗，有些地方還舉辦“青苗會”。
農曆八月十五，是一年秋季的中間，因此稱中秋節。中秋之夜，除了賞月、祭月、吃月餅，有些地方還有舞草龍，砌寶塔等活動。除月餅外，各種時令鮮果乾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此夜，人們仰望如玉如盤的明月，自然會期盼家人團聚。遠在他鄉的遊子，也藉此寄託自己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稱“團圓節”。
宋造船技術
造船術起源久遠。在原始社會，人類已懂得“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千百年來，它始終是各個時代、各個國家以及各個民族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當時中外商人所乘海船多為“宋朝製造”
中國造船歷史悠久，遠在兩千年前的漢代，中國古代造船就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期，而且曾遠航至南洋。發展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我國古代造船業在技術與製造量上又登上一個新的高峰，造船工藝有了巨大進步，出現了很多造船業中心，反映了當時經濟的巨大增長和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特別是海船的質量已達到領先於世界的高水平，為推動當時的經濟發展和商品貿易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南宋時的大海船可載重幾萬石（一石約合現在的110斤，2萬石就達千噸級以上），深闊各幾十丈。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這種巨型的海舶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而且南宋時出現的具有優良水密艙結構的商船，即使從現代船舶的設計理論角度來評價，它的性能及工藝水平都是無可挑剔的。
正由於宋代造船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領先於世界，所以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朝製造”。“中國船”運載量大、穩定性強、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願乘坐中國大海舶。而在唐朝時中外商人僧侶還多乘外國“蕃舶”。
宋代海外貿易與造船業互進互榮。宋代海外貿易興盛，遠遠超過前代。宋在廣州、杭州、明州設市舶司，合稱“三司”，類似近代的海關。當時海外貿易是國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於宋代農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剩餘產品增多，進入流通領域，有一部分投入國內市場，另一部分拓展到海外市場獲取利潤。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正為同國外的商品貿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促進了宋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和城市的繁榮。
宋代每年打造各式船隻多達數千艘 。北宋建都開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載運東南的糧食等貨物。所以宋代在很多地方設立了造船場，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明州、溫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製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場，也有很多民間的造船場。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歲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隻。
官營作坊打造戰船、漕船等，民營作坊打造商船、遊船。兩浙的明（今浙江寧波）、溫、台（今浙江臨海）、婺（今浙江金華）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贛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荊湖的潭（今湖南長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陝西的鳳翔府斜谷(今陝西眉縣西南)等地，都已成為造船業的中心。福建沿海四個州軍都生產海船，海船質量居全國首位。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官營船場的產品有綱船(漕運船)、座船(官員客船)、戰船、馬船(運兵船)等類，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綱船為主，到了南宋，運河漕運額銳減，綱船產量隨之下降，同時因江防海防的任務突出，戰船的產量與質量都有提高。宋朝官營船場分布很廣，北宋真宗末年綱船年產量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後改名贛州）、吉州計1130艘，比例最大。
宋代對各地造船數量也有規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規定溫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額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數量很多。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撫使張浚曾上書宋高宗說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準備航海至山東以從側翼攻擊金兵。
宋代先進造船技術獨步世界
為了修理船隻，宋代在金明池（開封西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塢，並創造運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製造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比以前具有更多特色：船體更巍峨高大，結構更堅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趨完善，裝修更為華美，特別是開始使用指南針進行導航，開闢了航海史的新時期。宋代舟船船頭小，尖底呈V字形，便於破浪前進；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受到橫向狂風襲擊仍很穩定；同時，結構堅固，船體有密封隔艙，加強了安全性。底板和舷側板分別採用兩重或三重大板結構，船上多檣多帆，便於使用多面風。大船上又都設有小船，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救生、搶險。每隻船上都有大小兩個錨。行船中也有探水設備。這些極適合於遠洋航行。
宋代造船業從設計到施工，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有了一套科學化的工作程式。能把載重多少作為設計指標，沒有相當純熟的工藝水平，顯然是辦不到的。當時設計船舶主要以載重多少石為準，再依據行江航海等實際需要，計算長度、寬度等等數據，畫成“船樣”(圖紙)。並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總計造價若干，以便官府支撥錢糧。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別處船場頒發“船樣”，命令仿造。載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載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載重量大小的代名詞。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內部有獨特的水密艙構造。客舟分三個艙：前一艙底作為爐灶與安放水櫃之用。中艙分為四室。後艙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戶。“上施欄楯〔shǔn吮〕（即欄桿），采繪華煥而用簾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代海船設定了隔離艙，使用了稱為“轉軸”的桅桿，從而增強了戰勝逆風惡浪的能力。在動力方面，除帆和槳外，南北朝時期陳代發明的踏車得到了推廣和提高。
宋代千噸“神舟”巨輪令高麗人“傾國聳觀”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造大船極其不易。北宋時內河航運出現的“萬石船”，是長江最大的航船。當時所造海船船形下側如刃，便於破浪，船上設備齊全，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
大船的結構也相當複雜，且以宋徽宗時出使高麗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為例。“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全船分三艙，中艙又分四室。防水隔艙很早以來已由中國人首先發明，這次發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艙。“客舟”船頭用石丁石作錨，“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拋錨起錨則使用滑輪。如遇“風濤緊急”，還須加拋“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另加設兩個“三副舵”。船舷兩側“傅大竹為橐以拒浪”。裝載人與貨，則以竹橐當吃水線，“水不得過橐”。主桅桿高十宋丈，前桅桿高八宋丈，共裝帆110幅，正風用帆，“稍偏則用利篷”。“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可見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鳥羽測風向，以鉛硾測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擱淺傾覆。這六艘船是兩浙路和福建路先進海船業的傑作，現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業技術展覽會，當時的大海船也同樣起著手工業技術展覽會的作用。
泉州發掘的宋船估計載重為200噸，約折合宋時3636料，由於計料都用整數，應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載：“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載重約275噸，比這艘船更大，五千料決非大船的極限。北宋神宗時，荊湖地區有一艘內河“萬石船”，“錢載二千(應為‘十’)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其載重約660噸。
宋神宗派使節去高麗，命“明州造萬斛船二隻”。宋徽宗時出使高麗，又造了兩艘更大的海船，號為“神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沒有交待神舟的載重，但不妨與同行的那六艘“顧募客舟”作比較。這六艘船各“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如按長、深、闊各三倍於客舟計算，其容積和載重應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當然，這種簡單化的計算與實際必有誤差，如作保守的估計，神舟也應是二萬料以上的大船，載重1100噸以上。南宋時，內河車船有長達三十六宋丈的，約合111米。神舟的長度約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現代的眼光看，也相當可觀了。在當時，真成了“超冠今古”的龐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動波上，錦帆鶴首，屈服蛟螭”。高麗人聚集海岸，觀看遠航的友好使船，“傾國聳觀”，“歡呼嘉嘆”。
南宋戰艦“日行千里”
車船也是中國古代人民重要的發明創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時由荊南節度使李皋最早設計製造成功的，可稱是現代輪船的始祖。
車船是一種戰艦，它有兩個木輪槳，每側一個，一輪叫一車，以人力用腳踩踏，帶動輪槳轉動，使船行駛，前進速度很快。史稱“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舊唐書·李皋傳》）。宋朝時輪槳增多，有4輪、6輪、8輪、20輪、24輪以至32輪之多。李綱說，荊湖南、北路一帶的車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每車有兩個輪，“鼓蹈雙輪勢似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片，每輪有八個翼片擊水。每一雙翼輪設於船舷兩側，貫軸一根，謂之一“車”。船艙里的軸上當設有踏板，供人“鼓蹈”。
飛虎戰艦是小船，只兩車四輪，每車兩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當有誇張，但其速快是一定的。車船不能航行淺水，也未用於航海，其優點是速度快。車船裝備了最原始的螺旋槳，是近代明輪汽船的祖宗。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楊么軍曾以車船痛擊官軍。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境內）之戰中，宋軍就是使用車船戰勝金兵的。南宋虞允文命戰士踏車船至瓜洲，往返巡視，宋船在中流上下繞金山三周，迴轉飛駛，迅速靈巧，金兵看到，無不驚駭。
南宋末，陸秀夫、張世傑等宋臣擁立趙昺〔bǐng丙〕為帝，流亡遷徙於南海崖山，宋廷百官及20萬軍民退守水域，住於艦船之中。宋有船1200餘艘，內大船極多。宋主將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其巨艦千餘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這用大鐵索連起來的千餘艘戰艦，護衛著御舟，成為龐大的水上城堡，決一死戰。 後宋軍士食乾糧已十餘日，飲海水，水鹹，飲其嘔吐。腹背受敵，宋軍傷亡慘重。情況緊急，陸秀夫見帝昺舟大，且諸舟環結，料不能脫身，即背負七歲幼帝昺蹈海死，後宮從死者很多，千艘戰艦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後，屍浮海上有十餘萬人。張世傑率艦至南海也投水殉國。南宋亡……
宋朝。由於陸上交通被少數民族占領，絲綢之路斷絕，貿易無法展開，而過多的開支迫使宋朝政府對外展開貿易，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海洋。宋朝，尤其是南宋，海洋事業發展迅猛，眾多航海技術被套用，比如指南針，而航線也遠至阿拉伯國家。當時在廣東碼頭，各國家來貿易的人都有。宋朝是我國歷史上技術進步最快，唯一沒有抑商的一個朝代。
宋朝服飾文化
多姿多彩的唐沒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雖然開放民主， "但由於程朱理學"的思想禁錮，和對外政策的妥協退讓--服飾文化不再艷麗奢華，而是簡潔質樸。宋代女裝拘謹、保守，色彩淡雅恬靜，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強，一切的"張狂"剎時都收斂了許多。宋時不論權貴的皇親國戚，還是一般的百姓，都愛穿著直領, 對襟的背子，因為既舒適得體，捷又顯得典雅大方。
南宋後期，"一鉤羅襪素蟾弓"表明婦女裹足漸成大勢，這種農村的習俗殘害了古代農村女性的身心， 能幸免於難的就只有那些勞苦的從事田間耕作的婦女！纏足，是中國婦女血的歷史；青樓，是我國女性淚的根源。除了盛行殘酷的纏足之風，青樓文化也是宋代特殊的一面。青樓女子雖然命苦，卻不乏才貌雙絕者。人稱"秦淮一片明月"，以文采稱著的這類女子多居住於長江沿岸，衣著扮相自然別有一番韻味。
（因位置有限，詳見宋朝服飾）
宋朝飲食文化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的劃分嚴格的格局，將平民的工商業的經營擴大到全城各個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城市，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由於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發麵都突飛猛進長足的發展，小市民發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這裡只說說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開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看看“州橋夜市”、“飲食果子”等章節你就會被眼前的各種特色小吃美食選單看得眼花繚亂不覺得口水暗流，你會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嘆服欽佩。下面我就說說幾種我所知道的在宋朝發明製作出來的美食……
火腿
火腿發明於宋朝，最早出現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蘇東坡在他寫的《格物粗談·飲食》明確記載火腿做法，“火腿用豬胰二個同煮，油盡去。藏火腿於谷內，數十年不油，一雲谷糠。”
另，據傳北宋代抗金名將宗澤回家鄉後，回京時帶回了幾塊老家浙江義烏的鹹肉，給宋高宗趙構品嘗，趙構切開見到肉色鮮紅如火，嘗後味道鮮美，大喜便給它賜名為“火腿”。火腿的製作需要多個工藝流程，火腿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及蛋白質不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還是強身的補品。至今中國浙江地區的金華火腿不僅暢銷國內，而切遠銷歐美。它依然散發著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誘人魅力……
火鍋
由此可見這種吃法不再是燉和煮而是“涮”。林洪還根據當時“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的美景。為這種吃法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叫“撥霞供”。後來“撥霞供”的吃法傳開，人們爭先效仿。不久人們已用各種肉類和蔬菜等，都用此種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鍋和現代的火鍋在造型與結構上毫無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欽佩嘆服……
東坡肉
蘇東坡可謂一位美食大家，他有關美食的詩歌及文章極多，現在以“東坡”命名的名菜就有：東坡肘子、東坡魚、東坡豆腐、東坡餅、東坡羹、東坡酥、東坡玉摻、東坡芽膾、東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坡肉，東坡肉是蘇東坡在黃州親手創製出來的，他被貶黃州後生活拮据，見當地豬肉價便宜而很少有人買，於是便親自烹調豬肉，創製出名譽千古的“東坡肉”來。有詩《豬肉頌》為證：“洗淨鐺，少著水，柴頭罨煙餡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東坡肉”味美香醇，膾炙人口，肥而不膩。人們爭相模仿這種做法，“東坡肉”的美名自然傳開，還有人以“東坡肉”命名開店。至今都是中國很多地區的一道名菜。另，傳說東坡肉發明於蘇東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時。
“慢著火，少著水”是製作東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後行菜》：“誰能視火候，小灶當自理。”說明火候的關鍵。慢火煮使湯質稠濃肉爛而味美香氣撲鼻，誘人食慾大開。經研究發現，豬肉經過慢火煮1—2小時，飽和脂肪酸銳減30%—50%，而對人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酸則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東坡肉”不僅不肥膩降人，而且有利於人。真乃合乎養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為蔬菜食用始於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復以桶，曉則曬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為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鵝黃豆生。”這裡不僅明確記載了豆芽菜的製作方法還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餅”正是北京的薄餅卷豆芽這吃法的鼻祖。宋人蘇頌《圖經本草》：“綠豆，生白芽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也屢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綠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籃彩縷束之，謂之“種生”。”南宋詩人方岳還寫有一首名為《豆苗》的詩，對發豆芽的過程記述得詳細具體。據宋朝的書籍記載，宋代就最起碼有五種豆芽，黃豆芽、綠豆芽、豌豆芽、芽蠶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價廉，雅俗共愛。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華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營養價值極高，近來西方的研究發現豆芽菜可以抗疲勞、抑癌、治癲癇，西方營養學家認為豆芽菜不僅有極高的營養還有極高的治病價值，他們一致認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沒想到千百年前中國祖先發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發明於宋代，范成大在《吳郡志·風俗》中記載：“上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來臨之際宋人用爆米花來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們則以此卜問自己的終身大事。宋人把飲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爆米花鬆脆易消化，可作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發明更折射出中國飲食的豐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義，就是開創了一種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說明中國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僅僅是食品簡單的加熱作熟，而是通過的物理的高溫高壓作用原理來改變食物的狀態口感，這種加工方式就是現代新興的澎化食品。這種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變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說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現代各種五花八門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發明創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餃子）、“索餅”（麵條）、“焦鹼水錐”（炸元宵）、“浮糰子”（湯圓）等等，連調味品醬油也是發明於宋代。據傳還有“油條”、“蛋炒飯”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宋朝評價
宋朝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王朝，經歷了北宋、南宋兩個階段，歷時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南宋（1127—1279）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較小。同宋朝並立的較大的政權，先後有契丹（遼）、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
對於宋朝在中國古代史和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歷來有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有四個盛世即漢、唐、明、清，而宋朝則是“積貧積弱”；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宋朝雖不能說是盛世，但其社會是繼續發展的。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在宋朝。一種意見認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會相對封閉，沒有多大作為；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
就學術界而言，對宋朝歷史一貫比較重視，近幾十年來對它的研究愈益廣泛而深入，已取得許多成績。然而，社會上一般來說，對於宋朝歷史還缺乏必要的、如實的了解，對宋朝社會與中華文化發展的關係也缺乏應有的認識。至於在國外，這種情況更是如此。比如，近見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報》載：“日本一家青年報最近對800餘名日本在校大學生作了調查，要求他們各自舉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國名人”。統計結果顯示，他們最熟悉的中國名人的前25人中，中國古代依次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劉備、秦始皇、諸葛亮、楊貴妃、關羽、老子、劉邦、司馬遷、項羽、曹操、張飛等。這15人中，沒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這些日本大學生對中國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會發展的情況怎樣，發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應該占有什麼地位？這是兩個關乎正確認識宋朝歷史、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也是關乎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
二、宋朝社會發展的高度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漢、唐、明、清確乎是很強盛的四個王朝。宋朝疆域較小、邊事多、國力不強、相對封閉，在這些方面是比不上漢、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會發展方面並不比漢、唐低，而是在漢、唐社會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總的來說，其發展程度高於漢、唐。
史學界一般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期中，把唐朝作為“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進一步加強和封建社會的繼續發展”時期。我認為這種分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無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且從總體而言其發展程度是高於唐朝。
（一）物質文化方面
農業。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唐代平均每畝約1.5石（比漢代高50%），宋代約2石，比唐代高約30%。經濟作物，無論種茶、種甘蔗、栽桑養蠶、種棉，均比唐代發展。特別是棉花種植的普遍推廣、小麥種植在南方的推廣尤為顯著。
手工業。在許多方面都比唐代進步。如製鹽、制茶、造船、造紙、製糖、紡織、制瓷……等。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而外，技術提高是很明顯的，如“單筒井”的開鑿；“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業。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的發展。“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產生，等等。
以地區而言，宋代社會經濟文化最發達且持續發展的地區主要是江浙和四川。這一時期，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科學技術。
1.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
2.天文學。“水運儀象台”，製作精良科學，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鐘。黃裳的《天文圖》，以北極為中心，刻有1440顆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圖。
3.數學。著名數學家有沈括、賈憲、秦九韶、楊輝等，南宋後期是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高峰。賈憲的“增乘開方法”比義大利的魯菲尼和英國的霍納提出的這種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數學九章》 是數學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術整數論中一次同餘式的解法，比歐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關研究要早500年。
4.醫學。宋朝時醫學分工更細，此前為脈科（內科）、針科、瘍科（外科）三科，宋時分為九科，即：大方脈科、小方脈科、風科、眼科、產科、瘡腫兼析瘍科、口齒、咽喉科、針灸科、金鏃書禁科。還出現了宋慈的《洗冤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針灸有了很大的發展，著名的有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模型。藥物學方面，宋時修纂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共收藥物1558種，比《唐本草》新增476種，是《本草綱目》問世前的權威藥學著作。
其他如建築學、地學等都達到新的水平。如“虹橋”（飛橋）是無柱木樑拱橋，即壘梁拱，達到了我國古代木橋結構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也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
2.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詞。詞自唐末興起，經五代至宋達到全盛。
4.話本。宋時興起的話本，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是明清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學。宋代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史學著作豐富；著名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
其他如書法、雕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發展。書院的成型與發展，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為鑑”、“守內虛外”、“強幹弱枝”，不僅有其特色，而且較之唐代有所發展。
1.強化以皇權為中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極力分化宰相事權。
2.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為完善的科舉考試制度、官員銓選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對地方官的監察制度等。
3.比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權專政。
4.貫徹“誓不殺士大夫”的傳統政策，在政治上對儒士較為寬舒。
三、宋朝社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史的學者，素來對宋朝的研究比較重視，這是因為：
第一，宋朝歷史內容豐富。
第二，有關宋朝歷史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很多，史料價值高。據今人統計，現存宋人著作有4855種、現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封建社會諸因素髮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著中國近代社會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對上述第一、第二兩項特別重視，這是應該的，也符合實際。正因為如此，歷來許多學者對元朝時修纂的《宋史》不滿意，認為不足以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宋朝歷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謂“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嚴嵩、王洙、柯維騏、王惟儉、錢士升、湯顯祖，到清代的陳黃中、顧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駿、邵晉涵、章學誠、陸心源，到民國時期的劉鹹炘，以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上海師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數未能實現，有幾部成書之作均為學者認為很不理想，只有個別書如《宋史翼》可稍補《宋史》之闕。
學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認為《宋史》成書匆促，內容雜亂，考訂欠精；二是內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變。事實正是這樣，自唐中葉以來社會開始的變化，至宋朝社會其變化或已完成或至為明顯。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列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方面
田制：均田制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到了宋朝已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與此同時，租佃制也普遍發展。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
商品經濟：城鎮有了發展，一些城鎮的功能由軍事要邑發展為工商業城邑。由於商品經濟的相對發展，北宋前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隨之推廣，又有“會子”、“關子”等，對後世的幣制影響很大。
資本主義萌芽。關於宋代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學界所論不一，或認為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較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條件，但受到戰爭等方面的影響，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後一種看法的。
（二）社會結構方面
統治基礎：由士族地主為主變化為以大官僚、大地主為主。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係，因租佃制的發展而相對鬆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體制，變化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體制。
宰相制度：極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權。到了明代，遂不設宰相而設“內閣”。清代仍之，更發展為“軍機處”議國政。
兵制：由府兵制變化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區劃：唐代設“道”，是一種軍事節度區劃。宋朝因之，設“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機構，進而發展為一級行政機構。到了元代，遂正式設“行省”。
（四）農民起義方面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運動的完成、儒學的復興、理學的產生、宋詞的興起，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也對後世很大影響。
方誌學的形成，金石學的興起，話本的產生與發展，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都對後世在學術文化上開闢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研究的成果。這表明，學者重視宋朝歷史研究，不僅是它的內容豐富、所存歷史資料甚多，而且還因為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巨大發展變化的轉折時期，有不少在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方面。但是，對它含有的近代社會的某些因素總的來說注意不夠。
過去，也有學者對宋朝社會中的近代社會因素作過論析，如梁啓超《王安石評傳》（世界書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勸業銀行，市易法比作商業銀行，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東西諸國行而有效者”。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也認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會因襲之階級’兩種精義，由今之說，即‘救濟被壓迫者’及‘打倒封建權力’也。”此外，胡適、林語堂的著作也有類似的論見。當然，這些意見還需要進一步研討，但它表明我國的一些學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會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國建立以後，這種研究有了明顯發展，諸如歷史分期、土地所有制、歷史發展動力、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都有一些學者涉足宋朝社會中近代因素的探析，這種研究還在繼續並向縱深發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者所做的許多工作。
下面，談談世界範圍學者們對宋朝社會的歷史地位和認識。
日本學者素來重視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在宋朝歷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學有很大影響。該校內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國歷史分作三期，即：古代，從上古到漢；中世，從魏晉到唐末；近世，宋以後。他認為，唐—宋是中國由中古到近世的一個大轉折。此後，宮崎審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對宋朝歷史作了許多研究。在歷史分期上，宮崎審定教授則發展了其師內藤湖南教授的主張，除了內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個時期外，他把民國以後劃為“最近世”，並且明確地認為：宋元明清屬於“近世”，亦相當於歐洲從文藝復興到產業革命這段歷史時期，豈止有資本主義萌芽，要比資本主義萌芽進步得多。
日本學者的上述分期的觀點，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美國在1975年出版了《中國宋朝的危機和昌盛》論文集，在該書的“導言”中寫道：“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這三個世紀，即所謂唐、宋過渡時期，這點現在已幾乎成為自明之理。”英國也有類似的觀點，如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模式》一書，就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即：早期帝國（從秦到漢）、中期帝國（唐）、晚期帝國（北宋到清）。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國際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計畫”（“宋史計畫”、“宋計畫”）。這個計畫的主持人是埃狄納·巴拉茲（1905—1963），他的漢名叫白樂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國漢學家，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這個計畫在國際上得到許多學者回響，包括法國、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國、加拿大以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幾十位學者，其中以日本學者的陣容最強。
1963年11月，巴拉茲逝世。學者們的研究繼續進行，於1978年大致完成，歷時24年（1954—1978年）。這一期間，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譯了一些有關宋代的資料，撰寫了一些有關宋代的研究論文，出版了有關宋代的地圖、大事記、人物年錄、辭典、書錄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參考資料》（又名《宋史研究叢書》）、《紀念巴拉茲宋史研究叢書》、《宋代傳記辭典》、《宋代書錄》等。
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規模的較長期的國際合作。它的研究成果，雖然許多是工具性的或資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僅給人們（特別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問題上促進了研究的深入發展。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際性的學術合作，反映出國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們對宋史的重視和所作出的努力。
為什麼巴拉茲要發起“宋史計畫”呢？為什麼會進行這次宋史研究的國際合作呢？這是基於巴拉茲及參與合作的學者對中國宋史的歷史地位的認識。巴拉茲認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獻豐富，既有數量，又有質量。第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展成熟，而近代中國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第三，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各種問題，宋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可見，這些學者明確地認為，宋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處於承上啟下的地位，它不僅對於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轉折性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社會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們把宋代作為中國近世社會的開端。
當然，在歷史分期上，我國學者與上述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繼續進行研討。但是，對於宋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在認識上則是基本一致。這次國際合作的“宋史計畫”，對於促進中國宋史的研究起了積極作用。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宋史研究蓬勃發展。全國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養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國宋史研究會，已舉行年會七次，每次年會出版一本論文集，現有會員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關宋史研究的論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國大陸與台、港地區宋史學者之間的學術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國際交流也更頻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縱深發展。
今天中國的文化建設是歷史上中國文化的繼續與發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史上“造極於趙宋”，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因此，我們在進一步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要對宋朝研究有足夠的認識和相應的行動。
我們希望有志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青年學人，對宋代社會的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儘可能在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國學術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更準確、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使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更加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