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媒介效果是英國學者最先使用的概念。由於把事件記錄下來，攝成影片或報導出去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社會變化，對媒介效果或影響的分析與個人或集團的態度變化和行為變化有關。由於進行衡量的根據經常變化，所以衡量這些效果的過程也十分複雜。可以肯定，媒介對客群產生的實際效果不如感覺的效果更為重要。在19世紀，一些政治家認為：人民大眾接觸報章新聞，會變得不馴順。電影剛誕生時，其廣泛的社會效果曾受到過指控。而電視在某些人看來，要為當代的許多罪惡負責。
傑伊·布盧姆勒在《電視的政治效果》一文中追溯了對大眾媒介效果評價的三個階段：最初人們認為電視的作用很大，其後認為作用根本不大，評價則是顯然不能確定。人們由此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媒介效果是否在某些時期有較大效果;是否在一些特殊的信息輿論領域中比在其它領域中更有影響力;是否對某些類型的客群比對其它客群影響更大，等等。對媒介效果的探索性構想是：媒介緩和或者加強人們的態度的作用可能大於改變它們的作用;媒介的影響力在不受約束的客群中，比在受約束的客群中更大;如果所有的傳播媒介在同一時間內腔調一致，其影響會更大;如果傳播媒介集中、反覆地報導某些新聞，媒介效果也會增大。C·西摩—尤爾在《大眾媒介的政治影響》(英國，康斯特布爾1974年)一書中寫道：“信息傳播的時間選擇大概是大眾媒介效果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如果時間選擇得當，傳播媒介在解釋事件方面所處的最為顯要的位置，往往能作危機的仲裁人。因為他們可以確定節目的順序，能夠在公眾範圍內對決定事物的標準產生影響：何者為重要何者為不重要，何者為正常何者為違抗，何者為輿論一致何者為輿論分歧，何者為意義重大或者有新聞價值，而何者為次要事情。媒介的反面影響能和正面影響同樣產生效果。在關於英國進入共同市場導致全國複決投票(1972)的那場辯論中，只有《每日快報》一家報紙主張英國退出歐洲經濟共同體，於是在媒介範圍進行了一場充分、直率、細緻的不出席的辯論。在研究媒介的效果時，還必須注意到它在支持、加強和鞏固社會控制的模式以及維護合法政府的地位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