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龍蛇》在老舍的作品中幾乎是唯一沒有受到研究界認真關注的，但卻是最能反映老舍文化思想的作品，其底蘊內藏大有開掘的可能和必要，本文從立意、構思、寫作等方面，對它進行全面探究。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地龍蛇
- 作者：老舍
- ISBN：7-900337-48-2
- 出版社：北京電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簡介,圖書簡介,作者簡介,相關介紹,創作緣起,文化題旨,東亞文化想像,相關評論,
簡介
大地龍蛇圖書簡介
中文名 | 《大地龍蛇》 |
作者 | 老舍 |
類別 | CNY2.00 |
語種 | 漢語 |
ISBN | 7-900337-48-2 |
出版社 | 北京電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
開本 | 19CM |
出版時間 | 2001年 |
裝幀 | 平裝 |
作者簡介
老舍生於1899年，逝於1966年，滿族，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同時進行文學創作。有長篇諷刺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1930年回國後先後任濟南齊魯大學、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創作有：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長篇小說《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詩文集》及論文集《老牛破車》。
相關介紹
這是一部風格奇異的話劇歌舞混合劇，在“老舍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只可惜從來沒有被搬上過戲劇舞台，一直作為一個寂寞的紙面形態而存在，在老舍研究中也長期遭人冷落。其實，把它置於文化的視閾中、放在東亞文化的語境中，《大地龍蛇》有著超越時空的啟示力量。在東亞各國於現代文明之路上攜手前行的當下，重新感受老舍70年前對中國文化和東亞文化的未來想像是別有一番意味的。
創作緣起
在抗戰時期，老舍擔任“文協（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實際總負責人，忙亂的生活對他的創作極其不利，在1941年夏天他說過這樣的話：“抗戰四年，我沒有寫出很多的文章來，寫出的一點也十分拙劣，恐怕沒有秩序是個很重要的原因。”他渴望著一次創作能量的爆發。機會來了，6月初，羅常培、梅月涵（貽琦）和鄭毅生（天挺）同約老舍到昆明。據羅常培說：“在暑熱鬱蒸的陪都氣候底下，恐怕他太悶得慌，很想約他到昆明來透透風，換換氣，哪怕是一兩個月的短期呢，因為這一點知己的感召，老舍便很爽快的答應到昆明來。”28月26日，老舍與羅常培乘機抵達昆明，他與羅同住青雲街靛花巷，住在那裡的還有鄭毅生、湯用彤、袁家驊和郁泰然等著名學者和文化人。老舍在那裡還曾遇到楊今甫、聞一多、沈從文、卞之琳、陳夢家、朱自清、羅膺中、魏建功和章川島等著名作家，同期接觸到的文化人還有馮芝生（友蘭）、查阜西、王了一、趙蘿蕤、徐旭生（炳昶）、馮至、游澤丞、包漠莊、李何林等。大西南成為當時的文人聚集之地，這為老舍的戲劇創作提供了一流的文化氛圍。而對這一名單不厭其煩的羅列是想說明：老舍通過該劇所呈現的思想絕不僅僅代表老舍個人，而是濃縮了那個時代一個龐大知識分子的群體意識。因為，老舍不僅自始至終被中國知識界的整體氛圍所包圍，而且，在創作過程中他確實曾多次傾聽過很多人的意見。“寫完一幕便朗誦給幾個朋友聽，請大家批評，我和今甫，膺中，了一，曉玲，駿齋，嘉言，還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幾個同學都聽他念過。”
該劇是一部“受命”之作，羅常培說：“這本戲是東方文化協會委託他編的，起初想定名為《東方文化》。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了。什麼叫東方文化？直到現在還沒人解答的圓滿，縱然可以折中一家之言，在幾幕戲裡又怎樣可以表現得充分？因此我勸他縮小範圍，於是他才改成這個頗有好萊塢味兒的名稱。”4老舍自己說：“東方文化協會以‘東方文化’為題，托我寫一本話劇。”59月3日至10月7日，老舍陪羅常培在昆明城北10公里的龍泉鎮寶台山養病，其間，他抽時間完成了這部三幕六景話劇歌舞混合劇。關於劇名，老舍的解釋是：假若中國是一條睡龍，日本軍閥就是毒蛇。
文化題旨
老舍一向重視文化思考，以至於長期以來他被稱為一位文化型作家。在新舊文化和東西文化衝突夾縫中的老舍無時無刻不領受著文化衝突所帶來的精神痛苦。“作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有多么不容易啊！” “五千年的歷史壓在你的背上”，而“你須擔當得起這歷史延續下去的責任”。正是在這種痛苦中老舍艱難地進行著文化選擇和文化建設。他宣稱：“文化滋養藝術又翻過頭來領導文化，建設文化。”首先，老舍對“文化”、“文明”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什麼是文化？”“一人群單位，有它的古往今來的精神的與物質的生活方式；假若我們把這方式叫作文化，則教育，倫理，宗教，禮儀，與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蘊至廣，而且變化萬端。”文化不僅包含典籍文化還包含非典籍文化。
老舍認為：“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號自誇自傲，固執的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而要矯正自己，充實自己，就“必須看到它 (按：指文化)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所以，老舍一貫清醒地關注著對中國傳統的反省，以求在現在時態上建構未來的文化結構。“人，從一個意義來說，是活在記憶中的。他認得過去，才關切將來。”而“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也就不知“要往哪裡去”。1他確認，“對過去，我們沒法否認自己有很高的文化。”但恰恰是這個文化使現代中國人受難。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他的長處不是在於從政治、經濟、社會革命的角度去把握、分析社會這個大結構，而是在於從文化的角度，從民族性和風俗性等方面去體察和感知客體。老舍的一系列小說，都表現出濃郁的文化意識。“老字號”不可避免的衰微寓意極深，搞“折中”(要保存“老字號”，又要學“新辦法”)是行不通的(《老字號》)；《斷魂槍》中，沙子龍的世界已被“狂風”吹走，“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名篇《黑白李》所隱藏的東方農業文化中的血親意識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相比較之下，在黑李與白李中，雖然老舍也表同情於革命者白李，但作家的創作激情似更傾注於黑李，其根據則在於黑李形象中體現了東方文化的許多長處和短處，體現了老舍對東方文化精神品格的評價；《犧牲》中的“洋博士”和《陽光》中的“新式小姐”，都是東西方文化雜揉下半生不熟的產物，“不完全像中國人，也不完全像外國人。他好象是沒有根。”（《犧牲》）；《新時代的舊悲劇》突出了對於東方文化的“孝”的思考，在“新時代”之所以還會有如此“舊悲劇”，老舍是通過“孝”的視窗，從東方文化精神中探照出傳統文化的道德觀、價值觀、行為方式、人生形式，以及在民族心態上的種種投影。在長篇小說《文博士》中，隨處可以發掘出作家對我們那古老殘缺的中國文化的隱喻象徵。在老舍筆下，中國傳統文化有點象小說中唐家的擺設，調和的精神顯露出民族的痼疾——既不能頑強地自尊，抓住一點古老的東西不放手，又不肯徹底地取納新潮，把陳舊的玩藝掃光除盡。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40年代。全民抗戰使他得以更集中而明晰地去發掘和檢討東方文化的力量和長短，實現民族文化心理的再調整，更好地張揚主體意識，以審美形態表現主體對文化的選擇。用老舍自己的話說：“抗戰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四世同堂》沒有正面觸及戰爭而把鏡頭對準了戰爭大背景下的“小羊圈”及其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中國文化。作品通過“小羊圈”映現的正是中國文化的歷史陰魂和再造基礎。漢唐氣魄的閎放的確鍛造了祁瑞宣們的新文化心理，增強了他們抗戰到底以求民族新生的信心；是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是“由孔夫子傳下來的禮義廉恥”使常二爺握起了拳頭，但同時也是這種“先我而在”的傳統使他“把握好的拳頭又放開了”。難能可貴的是，在那民族意識高漲的歷史年代裡，老舍並未陷入歷史文化的迷惘，沒有將封建渣滓充當民族精神來錯誤歌頌，而是堅定地將那場全民抗戰當作民族文化最好的試金石。小說中的錢詩人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帶著他的詩歌，禮義，圖畫，道德，是會為一個信念而殺身成仁的。”“一個生活與趣味全都是田園詩樣的錢先生”是會由“飲酒栽花的隱士變成敢流血的戰士”的。通過錢詩人的轉換，老舍所寄託的正是一種對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理想。而錢詩人的人格轉化反映出老舍對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思想。正是錢詩人“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而“有這個證據，中國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進一步去改善。”在老舍看來，是“舊的，象錢先生所有的那一套舊的，正是一種可以革新的基礎。”而漢奸之成為漢奸，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先生那樣的學識與修養”。老舍看到那些經受野蠻轟炸的中國人顯示出特有的“秩序，紀律，團結，勇敢。”這使老舍震驚，“這是五千年的文化修養，在火與血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力度！”“燒得盡的是物質，燒不盡的是精神。”抗戰正是為了給世界上“保存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而《大地龍蛇》正是對於這樣一種文化的文學想像。
東亞文化想像
該劇延續了老舍一貫的文化主題，它的關鍵字無疑是文化，是東方文化，是東亞文化，重心是文化反思、文化建設與文化想像。首先，他接受的是“東方文化協會”的委託，而且主題即定為“東方文化”。這一創作指向使老舍突破了狹義的民族國家觀念，而表現出極其開放的東亞視野和世界視野。
出發點
《大地龍蛇》的出發點是：借抗戰背景來檢討中國文化和東亞文化，並在“現在”時態上建構中國以及東亞的未來文化圖景，抒發自己的文化想像。如前所述，該劇所表現的文化思想是作者長期醞釀的結果，是他長期進行文化思考的一個重要成果。它表現了老舍重塑新東亞文化的激情。劇中借趙立真之口說出“東方的義氣，西方的爽直，農民的厚道，士兵的紀律。”正是老舍對於東亞新國民的理想，是東亞新文化的理想。他認為：創造新文化就是通過反思傳統文化，立足現代意識，旨歸走向世界。
老舍在同年10月10日為該劇所寫的序中提出這樣的問題：“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東方文化？東方文化建立是什麼樣子？”這部劇作證明了老舍畢生的苦苦探尋——“東方文化將來是什麼樣子？”可以把這個提問視為老舍對該劇題旨的詮釋。在那場戰爭災難中，作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老舍，他所關心的是通過戰爭檢討文化並對戰後的文化進行展望。 “在抗戰時候，來檢討文化，正是好時候，因為我們既不惜最大的犧牲去保存文化，則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長短，都須檢討。”他認為：“抗戰的目的，在保存我們文化的生存與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歷史的繁榮與延續。”正是戰爭使他看到了文化的力量，也看到了文化的痼疾。“在抗戰中，我們認識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見了我們的缺欠——抗戰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在生死的關頭，我們絕對不能諱病忌醫！”
在作品構思中，他兼顧到文化的不同時間緯度：“文化是三段，——過去，現在，將來；抗戰也是三段——自己抗戰，聯合東亞的各民族，將來的和平。”這是從時間向空間的展開。落實到作品中，“第二幕談日本南進，並隱含著新舊文化的因抗戰而調和，與東亞各民族的聯合抗戰。第三幕言中華勝利後，東亞和平的建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