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夏曦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益陽
- 出生日期：1901年
- 逝世日期：1936年
- 職業：紅軍將領
- 畢業院校：湖南第一師範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生平,血腥肅反,分會主席,殺周逸群,割分土地,冒險路線,反咬一口,一次肅反,人心大亂,牽連眾多,殘忍酷刑,陷害同志,臨陣脫逃,二次肅反,陷害賀龍,三次肅反,四次肅反,殺人如麻,紅色恐怖,個人形象,時人評價,溺水而死,
人物生平
1915年考入益陽縣立龍州高等國小堂。
1917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
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
1922年回國後，在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員。
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學聯幹事部主任，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
1924年，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後改為湖南省委）委員，為了實現國共合作，開展湖南的各項革命活動，他和何叔衡等開始籌備中國國民黨省黨部。
1925年春，中國國民黨召開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維漢等人，分別被選為執、監委員。
1926年初，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夏曦和毛澤東等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7月，北伐軍攻克長沙後，夏曦在國民黨省黨部中擔任中共黨團（即黨組）書記，又是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夏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參加“五大”回湘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調中央工作，夏曦繼任省委書記。
1927年8月1日，夏曦參加了由賀龍、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之後即去上海，並受黨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8年，他在莫斯科參加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夏曦
夏曦1930年回國，被黨中央派到江蘇省委任常委兼宣傳部長。
1931年1月，夏曦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蘇區，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後又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省委。在湘鄂西蘇區工作的前一段時期，他在組織反“圍剿”、建設工農政權和游擊隊做了很多工作，但隨著王明“左”傾錯誤的發展，他逐步脫離民眾，排斥不同意見。在肅反運動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錯捕錯殺了很多革命好同志，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為名，殺害了大批紅軍將士，造成了湘鄂西蘇區的極大危機。賀龍曾說，夏曦的“肅反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楓鄉溪（現屬德江縣）召開會議，初步總結了肅反擴大化的慘痛教訓，夏曦開始認識到肅反中的錯誤。11月，任弼時、賀龍、王震、關向應、肖克等在永順召開會議，對夏曦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並撤銷了他的全部領導職務。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1935年3月30日的電報中，對夏曦進行了客觀分析和妥善處理。夏曦受到批評後，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後到紅六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以後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員、軍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繼續在邊區工作。
1936年2月28日，夏曦前往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席大明部聯繫長征事宜時，帶著一名警衛員和兩名戰士，徒步渡河。因工作緊張，身體疲憊，行至河心深處，忽然一股急流衝來，他和警衛員被急流捲入旋渦，溺水死亡，時年僅35歲。(另有一說法為被土匪襲擊後落水—《紅二方面軍戰鬥紀實》）
血腥肅反
分會主席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3軍政治委員鄧中夏在蘇區搞“肅反”，就錯殺了不少人。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27日，以夏曦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監利縣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成立，由賀龍、萬濤、夏曦3人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軍委成立，夏曦任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
殺周逸群
夏曦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提出“徹底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指責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的黨是“隨從黨”、“反共產國際”的黨。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運工作，未幾，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殺害。
割分土地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以監利為中心開始徹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實際執行不僅將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還沒收了一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和財產，打擊了中小商人，從經濟、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擴大了對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嚴重影響。賀龍、段德昌等人堅決反對這些做法。
冒險路線
為排擠賀龍對紅軍的領導，夏曦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3軍改編為5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崔琪、萬濤、彭玉之、楊光華等為常委，崔琪為省委書記。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楊光華代理省委書記，後正式任省委書記。萬濤接替鄧中夏出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給鄧中夏以“最嚴重警告”，撤銷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反咬一口
一次肅反
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反“改組派”鬥爭）開始於1932年4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3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著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9/10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一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一批縣委。
人心大亂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3軍。紅8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8師參謀長鬍慎己就被逮捕，說他是改組派，隨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逮捕了紅3軍參謀長兼紅7師師長孫德清和紅7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接著，夏曦公開表態說湘鄂西蘇區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洛茨基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等等，相當複雜，一時湘鄂西人心大亂。
牽連眾多
第一次“肅反”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其中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他搞過“肅反”擴大化，在湘鄂邊殺害了許多無辜幹部，最後還是被夏曦、楊光華殺掉），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在紅3軍中被捕殺的幹部有紅3軍參謀長兼第7師師長孫德清，紅6軍創始人之一、紅8師師長段玉林等（參見賀彪著的《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殘忍酷刑
江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20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紅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莊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
陷害同志
根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民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3軍里“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臨陣脫逃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楊光華等還倉皇扔下後方機關和幹部、民眾於不顧，以致他們許多人死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楊光華作為湘鄂西省委書記，是夏曦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在敵人逼近時卻攜款臨陣脫逃。
據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在第一次反“改組派”鬥爭中，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的達“千餘人”，“處死刑者百數十人”。實際上在洪湖殺了3萬7千多自己人。賀龍回憶道：“夏曦……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二次肅反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圖把七師拖走的”紅7師師長王一鳴、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將他們殺害。紅3軍教導第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
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對象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僅憑一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民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陷害賀龍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逼他寫聲明書，說：“你在國民黨里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你給我寫聲明書，民國12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10萬塊錢。……你殺了這么多人，是什麼共產黨員？”使夏曦很尷尬。
當部隊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夏曦無意中透露了9月蘇區中央局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報。這封電報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針對夏曦的分兵策略而發的，主要精神是要紅3軍集中兵力，以游擊戰術將敵各個擊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與持久硬打”（《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賀龍和關向應對夏曦這種封鎖中央局的電報做法極為不滿，向夏曦提出嚴正的抗議。夏曦乾脆命人把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即把身上帶的一支勃郎寧手槍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由於賀龍在紅3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對他輕舉妄動。
1933年初，在湘鄂邊的毛壩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賀龍提議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夏曦對此表示同意，但卻反對整頓紅3軍和停止“肅反”，主張在紅3軍中進行“清黨”，繼續“肅反”。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就指責關向應“右傾”。夏曦關於解散黨和創造新的紅軍的提議，引起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人堅決反對。但夏曦有“最後拍板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在1933年2月紅3軍達到巴東縣金果坪後，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並宣布“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他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等7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夏曦手中。
夏曦將紅3軍和地方、游擊隊中的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結果在紅3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3個半個黨員。盧冬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第三次“肅反”後任紅7師師長，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黨籍。夏曦有時不讓他參加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或者讓他參加卻不讓他發言，只能算半個。到了1933年秋天，經過賀龍、關向應的堅決鬥爭，夏曦才同意在紅軍中重新登記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
三次肅反
第三次“肅反”是1933年3月發起的。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職務“完全為改組派把持”，“改組派”領袖是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當段德昌和宋盤銘寫信建議回洪湖時，夏曦即說段德昌是“分裂紅軍”，是“改組派破壞湘鄂邊蘇區路線”的陰謀，要“嚴厲打擊”。第一天提出批評，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連續毒打，在金果坪“公審”後，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黨，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曾任紅6軍政委、軍長，新6軍軍長，紅9師師長。段德昌曾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個鄧中夏，鬧了一團糟；現在又派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拚命”（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在第三次“肅反”運動中，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王炳南在被害前憤然說：“我在哪裡參加改組派還沒有搞清楚就殺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而實際上被捕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應在千人以上。
四次肅反
開始於1933年5、6月間，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結果，殺掉宋盤銘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3千多人。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實際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黨”錯誤，被夏曦誣陷為“改組派”領袖。當時有情報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變，夏曦立即藉機抓了宋盤銘，開始了第四次“肅反”。對於宋盤銘，賀龍是竭力保護，但夏曦卻非殺不可，賀龍尋機把宋盤銘放了，被夏曦發現後又抓了起來。1933年12月29日，宋盤銘被“公審”後殺害。賀龍說：“宋盤銘是很好的同志。殺宋盤銘只有我一票不贊成，當時關向應要是硬一點，可能殺不了”（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
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姜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姜琦可以說在紅3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姜琦逮捕。姜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三軍由此除去一大害。
殺人如麻
夏曦在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殺掉數萬自己人。他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李銳的資料）。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紅色恐怖
夏曦親自拉開了湘鄂西“大肅反”的序幕，把黨內正常的分歧都當成“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第一次“肅反”始於1932年5月，據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後向中央提供的報告（下簡稱“報告”）稱，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達“千餘人”，“處死百數十人”。同年8月第二次“肅反”，正值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賀龍回憶：“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為紅軍指戰員。報告稱“逮捕241人，處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發動第三次“肅反”，大批老紅軍的創始人如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殺害。報告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肅反”，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報告稱“逮捕172人，處死41人”。四次“肅反”，報告稱“前後共逮捕了3000多人，黨蘇（蘇維埃）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
不過，這只是最保守的估計。賀龍曾回憶：“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一萬多人”與報告稱“處死百數十人”的差距之大，難以想像。況且還不包括後三次“肅反”。一個公開的事實是，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三千餘人。行軍從頭可以看到尾，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冤枉送命。當時夏曦定了各種名目抓人：二人相遇，一起回到屋裡說句話即有“兄弟團” 嫌疑；同鄉相聚，買些花生來吃即加以“好吃會”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會”反動組織……而一人成了“改組派”，一經逼供，往往牽扯出一串人。
思路簡單：如果上級為“改組派”，那下級必然是；軍事指揮員是，搭檔的政治委員必然是；首長是，警衛員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組派”，之後遭遇慘絕人寰。據說，光逼供的酷刑就達20餘種。“鴨子鳧水”、“背火背簍”，光名字就讓人不寒而慄。運動中，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成為“肅反”對象，右手被打斷，他還不低頭，又連遭毒打，關節全被打斷，以致神志不清，最後只求一死。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三軍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委的萬濤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然後召開公審大會，煽動民眾將之亂棍打死。當時一起被刀棍所殺的，還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萬濤死後，身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滿，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後幾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亂棍打死後，屍骨無存。毛澤東《蝶戀花》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後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在第二次“火線肅反”中，一些指戰員剛下戰場就被捕，身上還留有硝煙和槍傷，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就被殺害。沒來得及殺的指戰員則被集中關押，稱之為“自首連”，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時發槍，沖在第一線。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當時嚇得農民不敢下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甚至變了顏色。解放後多年，洪湖還能挖出白骨。段德昌，紅三軍第9師師長，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肅反”也難逃一劫。他對夏曦的做法提出質疑，隨後立即被逮捕。段臨死前提出3個要求：給頓飽飯；妻女為烈屬；子彈留著打敵人，用刀執行。執行者為了折磨段德昌，選了一把鈍刀將他砍死。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1936年在貴州畢節縣七星關的一條河裡，夏曦神秘死亡，死因至今眾說紛紜。
個人形象
夏曦：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過大的紅軍軍裝，腰扎一根軍皮帶，乾瘦的鼻樑上架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三七分頭油光水亮，紋絲不亂。給人一種古板嚴肅、不苟言笑的感覺。這種不文不武、不倫不類的打扮恰恰是他的真實寫照。說他是“武將”，他卻根本不懂軍事；說他不是“武將”，他卻獨攬軍權，把賀龍排擠到一邊，瞎指揮。“湘鄂西分局書記夏曦，執行了王明路線，在軍事上，只準打仗，不準休整，只準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擊戰爭，只準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漢，不準打小據點”。說他是“文官”，卻不守文官的本分，剛愎自用，唯我獨尊，一言不合，置人死地，全沒有度量；說他不是“文官”，卻獨攬大權，一手遮天，揮舞一根紅藍鉛筆，指手畫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政治手腕極其毒辣。
時人評價
夏曦，生於一九零一年，死於一九三六年。湖南益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毛澤東是校友，以後和何叔衡一起創辦學生聯合會，也是新民學會的成員，他和毛澤東等人一道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運動，說起來，夏曦和郭亮、柳直荀等人都是當時湖南革命運動的先驅者，夏曦本人不僅當選過中共中央委員（第五次全代會上），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二七年五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馬日事變”前，主持召開省委會議，研究擬定了“包括加強工農武裝和組織工農義勇隊反攻長沙為內容的緊急措施，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反革命事變。”然而，就在這時，夏曦臨時知道事變將要發生，作為省委書記的他，沒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離開長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這也種下了後來夏曦殺害柳的原因。
在參加南昌起義時，夏曦結識了身為總指揮的賀龍，兩個人又都是湖南同鄉，所以，交談很愉快，不過認識時間很短，其後，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個半”之一。六屆四中全會上，夏曦當選中央委員，1930年3月，前來湘鄂西就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書記，1931年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運工作，未幾，周逸群遇害。周逸群的死實際上始終是個謎團，當年就有人指出是黨內出了叛徒，但是，一直沒有證據，八十年代的時候，存在一種意見就是夏曦是暗害周逸群的主謀，不過缺乏足夠的證據，所以，也就沒有定論。
周逸群死後，夏曦更加毫無顧忌的推行王明的盲動冒險路線，使得紅二軍團接連受到重創，萬濤、潘家辰、段德昌給中央寫信控告夏曦，當時中央是博古在主持工作（王明生病了），博古一直支持夏曦，並派中央代表（相當於欽差大臣）到湘鄂西支持夏曦，於是夏曦反咬一口。1932年，中央派遣關向應作為中央代表來湘鄂西調查，下車伊始，關向應就一屁股坐到了夏曦的一邊，堅決主張展開肅反運動，並且對湘鄂西省委進行改組，撤銷了萬濤、潘家辰的職務，給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處分。關向應此時知道夏曦和王明的關係，因而，拚命團結夏曦，主動提出自己擔任肅反委員會副書記，而推舉夏曦為書記（夏曦黨內的地位當時實際在關向應之下），而且，對其實是國民黨特務的夏曦的親信江奇（又做姜琦，此人是夏曦的親戚。）大加稱讚，夏曦就此任命江奇為肅反委員會委員兼任湘鄂西分局政治保衛總局局長。
肅反委員會成立不久，就先行抓捕了紅八師參謀長鬍慎己，說他是改組派。夏曦、關向應、江奇接著順藤摸瓜，先後抓了功勳赫赫的潘家辰、萬濤，而且，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拷打，潘家辰被捕以後，連續毒打，後來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萬濤被捕以後徹夜拷打，哀號之聲人不忍聞。然後，召開公審大會，當著民眾的面，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用木棍打死。
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已經改稱紅三軍的原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滿，他對別人說：“夏曦就是對自己人狠毒，其實他是個十足的膽小鬼。”這話傳到夏曦的耳朵里，聯想起他自己馬日事變的醜事，立刻決定逮捕柳直荀。這時，柳直荀還蒙在鼓裡，還準備找夏曦談談萬濤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剛一出門就被迎面而來的江奇抓獲，江奇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湘鄂西的老人提起他來，至今都毛骨悚然。江奇發明了20多種刑罰，其中像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不死即殘。江奇一見面當場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副局長彭國材（是洪湖。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準備放柳直荀跑，柳直荀還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國材說你反映個屁，他們都是一夥的。結果，事情一拖，被江奇發覺，連帶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柳直荀的妻子就是著名的李淑一女士回憶：柳直荀幾乎每天都被拷打，直至深夜。判處死刑的那天，柳直荀和萬濤等人其實都已經殘廢了，還是被亂棍打死，連屍體都沒找到。這一次被殺的有：萬濤、柳直荀、潘家辰、彭國材、戴補天、劉格非等。都是創建蘇區的首腦人物。
在萬濤、柳直荀的事件中，賀龍問過夏曦一句：為什麼說他們是改組派，他們都是創建根據地、蘇維埃的人。夏曦說：正因為他們創建了蘇區，他們才是改組派。賀龍說你說的道理很深刻，我要慢慢的理解。這裡有必要提一下，賀龍在肅反中的表現：以往在整賀龍的時候，把夏曦的錯誤說成是夏賀同流，這是違背歷史的，但是，自從為賀龍平反以後，又改成賀龍和夏曦做出堅決的鬥爭，這同樣也是缺乏客觀公正的態度的。
賀龍在當時的處境是相當微妙的，夏曦有一段時間對賀龍也產生整一整的想法，和關向應說過，關向應事事迎合夏曦的意見，唯獨此事唱了反調，他說：“你我要是把賀龍也給搞掉，那么，中央不殺我們，國民黨也要殺了我們。軍事上沒有賀龍是不行的。”阻止了夏曦的蠻幹，而按照夏曦和江奇的原定計畫就是準備收拾賀龍，不過，也不是殺掉，就是教訓一下，後來，果然找到機會，夏曦藉口統一管理，把紅三軍撤銷，改編為5個團，統一歸夏曦領導，還是關向應出面，恢復了賀龍的軍長職務，所以，直到多年以後，賀龍仍然感激關向應。賀龍雖則是當時湘西的名義上軍事最高指揮，然而出於賀龍自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他做國民黨軍長的歷史讓他在我黨內部的鬥爭中除了拚命表態之外別無選擇，曾經有一位和賀龍一起戰鬥過的老同志說過這樣一番話：“其他人十分忠於黨就可以了，賀龍同志就要十二分的忠於黨，這樣他才能過關。”直到文革期間打倒賀龍時，賀龍的所謂的歷史“污點”諸如大軍閥、大土匪之類仍舊被看作鬥爭的重點，由此可想而知，早在湘西階段，賀龍如果不絕對的服從夏曦，那是沒有什麼出路的。賀龍在肅反過程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保護一些中下階層的指戰員，比如他救護王炳南的兒子，給這位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留住了後代。
四次肅反以後，人物凋零，夏曦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了賀龍和關向應，這時賀關合作的開始，此後，他們一道建立了黔東根據地，並且和任弼時的紅六軍團會師。1934年6月19日，湘鄂 西中央分局在沿河縣楓香溪召開會議，初步總結了“肅反”擴大化的教訓。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會議，是糾正夏曦“肅反”擴大化錯誤的開始。因大搞“肅反”運動，加上重用國民黨特務江奇，夏曦受到大家指責， 因而在會上態度消極悲觀，一言不發。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指 示信，指示嚴厲批評夏曦等人“肅反”擴大化、解散黨團組織等方面的錯誤，責令停止“肅反”。8月4日，夏曦主持召開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承認了“肅反路線的錯誤”，並堅決取消了第五次“肅反”計畫。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弼時、賀龍、關向應三人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夏曦免職11月上旬，任弼時、王震、蕭克、賀龍等召開聯席會議對夏曦的錯誤進行批評，給他戴上“取消主義”的帽子。同時，夏曦承認“在湘鄂西執行‘左’傾路線和大搞肅反擴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錯誤，一切惡果”，並聲稱自己負主要責任。處理意見上報後，中央認為批評夏曦是對的，但組織處理不合適。1935年1月，全軍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傾錯誤，此前，江奇已經被處決。會上，關向應出人意料的狠批夏曦。倒是王震對已經被批判的夏曦表示了少有的熱情，1935年3月31日中央致電指出：夏曦雖有錯誤，但不能說發展到取消主義，這種說法誇大了他的錯誤；在內部開展批評鬥爭是應該的，但做的組織結論是不合適的；夏曦應繼續在領導機關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他的錯誤。 可以說，夏曦在湘鄂西蘇區雖有排斥異己鞏固最高領導權的個人意圖，但更多的是對王明“左”傾路線的迷信。正如他自己辯解的，是“堅決執行四中全會的決議”，認為搞的越左，就越革命，屬於典型的“好人”辦壞事性質。 此後夏曦被任命紅六軍團做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動看望夏曦，並且和他以及蕭克合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當年王震拉著犯了錯誤的夏曦的手並且讓夏曦坐在中間（此照片收藏在革命軍事博物館）。此後夏曦繼續在湘鄂川黔 邊區工作，並參加了長征。而夏曦也力求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 在談起湘鄂西蘇區 “肅反”擴大化問題時，他總是痛心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 賬啊！”--《紅二方面軍征戰紀實》
平心而論，夏曦和張國燾不同，他在湘西肅反是胡殺亂砍。他自己身邊四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三個！他感覺殺的越多，搞的越左，就越革命。此人後來在過河勸降土匪反正時，離奇溺斃，也是屍骨無存。也有一說是：1936年2月28日，隨部隊長征途中，在畢節涉水過河時因身體疲倦被捲入漩渦而死亡。
溺水而死
1936年3月2日，長征中的紅二、六軍團在貴州畢節向西北方向出發，時任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卻坐臥不安。他派人到席大明部，勸說他們一起北上，卻無回音。此前，紅二、六軍團攻克了畢節縣城，收編了幾股地方武裝千餘人，並將這些人編入新成立的抗日救國軍，由開明紳士周素園老先生擔任司令。席大明部被編為第一支隊。紅二、六軍團出發前，開明紳士周素園堅決表示同紅軍一起北上，若能拉走席大明部當然更好。此時革命處於困難時期，多一兵一卒也是有用的。出於這一希望，夏曦與周素園、抗日救國軍參謀長鄧止戈三人坐在河岸邊等了很久。周、鄧二人都勸夏曦，不要對席大明抱太大希望，因為席部帶有明顯的家族武裝性質，武器也是當地2000餘戶共同出錢買來保家的。紅軍不遠離黔西北，席大明部還有可能一起行動，如果遠征，他們是不會跟著走的。不久，派到席部聯絡的人匆匆趕回，告訴夏曦說，席大明不願意跟紅軍走。夏曦不甘心，馬上過河，妄想親自出馬去說服席大明。他走過了七星關這個畢節通往席大明活動區域的隘口，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夏曦是如何溺水的，大致有兩種說法。溺水死亡，是有當事者證明的最可靠說法。據回來的人說，過河之後突然響起槍聲，夏曦發現情況不好，馬上返回徒步涉渡，結果因心情緊張、身體疲憊，走至河中心時，被忽然而來的一股激流捲走而喪命。至於為何響槍，說法也不一：一說是沿途村莊的人為了警告來人鳴槍示警，一種說法是席大明部在山麓兩側狙擊企圖殺害夏曦。返回時，兩名警衛員一人在後掩護，因夏曦不會游泳，另一人背負他過河。走到河中心，這名警衛員失足跌倒，夏曦落水活活淹死。當時擔任紅六軍團長的蕭克上將回憶，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歸，部隊派人前去搜尋，在下遊河灘上找到了夏曦的屍體。這個曾經名滿三湘，親身聆聽過列寧的教誨，卻又對自己的同志大揮屠刀的怪人的屍首被埋在七星關石橋邊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