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縱

唐縱（1905—1981），湖南省酃縣人，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1928年初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1929年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內任職，創辦《建業日報》，1930年任戴笠的情報處主任秘書，1932年任復興社總社副書記；1936年，唐縱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副武官，自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主管軍事情報前後有8年；1945年9月起，唐縱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將參軍、軍統局代局長、內政部次長兼警察總署署長，主持國民黨在全國的警政；1949年去台灣，其日記本丟失在大陸，1981年去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唐縱
• 外文名：Tang Zong
• 別名：唐乃建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省酃縣
• 出生日期：1905年
• 逝世日期：1981年
• 職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秘書長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第六期）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曾為國民黨情治特務系統首領之一
• 代表作品：《思與行》、《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及《唐縱日記選》

人物簡介

唐縱（1905—1981），字乃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曾歷任侍從室六組組長（負責情報）、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務。

唐縱

湖南省酃縣人，1905年出生；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1928年初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1929年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任職，後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

1930年任戴笠部情報處主任秘書。1932年任復興社總社副書記。1936年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副武官。受命調查研究德國警察、情報組織及歐洲各國動向。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主管軍事情報8年。1945年9月起,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將參軍、軍統局代局長、內政部次長兼警察總署署長,主持全國警政，並負責掌握全國保全部隊。

1949年去台灣，歷任“內政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常委、台灣駐韓國“大使”、大民銀行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1981年在台北病逝，終年76歲。

人物生平

唐縱，字乃健，1905年生於湖南湖南省酃縣；1927年第六期黃埔軍校畢業後，在國民黨中央情報處、《建國日報》、復興社任職。早年曾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後入軍界。歷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上校參謀、少將組長、隨侍蔣介石政府中將參軍、內政部政務次長、警察總署署長、國防部保全局局長等職，為情治特務系統首領之一。

1944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委。後繼升為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國防保全局中將局長。

從1946年3月17日軍統局代局長戴笠因飛機失事而死以後，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全國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國團結一致、和平建設的階段，各方面對這個一向為全國人民所痛恨的龐大特務機構，都希望能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主張早日撤消。但蔣介石對如何完整地保留特務組織費盡心機。戴笠剛一死去，他便急於挑選戴笠的繼承人，同意毛人鳳向他提出的建議，在鄭介民與唐縱之間挑選了鄭介民代理軍統局長。無形中就把唐縱擠了出去。

1948年初開始，以唐縱為首的湖南派特務集團同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派爭權奪利的鬥爭非常激烈。

1949年，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同年赴台，初任國民黨"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負責收編赴台特務人員，籌劃特務情報作業。嗣任"總裁辦公室"第七組組長兼黨政幹部訓練班副主任，旋即調任"內政部"政務次長。有"智多星"之稱。

1950年8月，奉派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組主任。1952年當選國民黨七屆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委員會第一組主任，負責國民黨組訓事務。1957年調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1959年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從事國民黨幕僚工作，主持黨務，凡5年。

1964年創辦台南家政專科學校，任董事長。同年調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暨"戰地政務員會"委籌備處主任。1969年任駐韓國"大使"，翌年回台，就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6年後退職。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七至十屆中央委員。

1981年病卒台北，享年76歲。

他在國民黨內長期從事軍警情報工作，素有軍統“智多星”之稱。他工於心計、老謀深算，深得蔣介石、蔣經國的器重。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他有時也表現了民族氣節，如1937年秋，他應邀參觀德軍演習，在演習結束後的酒會上，拒絕了日本武官阿喜馬要求合作的提議，對日軍侵略中國表示了義憤。

1949年去台灣後，參與起草《國民黨改造綱領》，併兼任總裁辦公室組長和黨政訓練班主任。

著有《思與行》、《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和《黨友之理論與實踐》等書。

人物軼事

唐縱乃蔣介石貼心侍從,歷任要職:侍從室六組組長(負責情報)、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他在日記中多次對其上司戴笠進行評價。

評價戴笠

1938年夏,福建省保全處長葉成不買戴笠的賬，利用福建省主席陳儀的權力，懲辦了戴笠派往福建的軍統站長張超。戴笠為出這口氣,自然要找葉成算賬。但葉成出身黃埔三期、曾任蔣介石侍從副官,也是蔣介石的心腹,再說鉤掛著陳儀,蔣介石也兩邊難擺平。當戴笠找到蔣介石，要求懲辦葉成,蔣不同意,戴便下了跪。蔣介石責備他不要人格，要挾領袖。戴笠退出後，寫了一份很長的辭職報告，次日遞上。蔣不準。後來,胡宗南讓葉成去西北當師長，戴笠與葉成的關係才緩和下來。

戴笠為部屬下跪，其屬員認為戴笠,敢挑擔子,十分感動。唐縱評道:“跪懇的事,誰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誰肯如此做。”(《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民眾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75頁。)

戴笠之所以得到蔣介石的絕對信任，也確實有點絕招。如他夫人死後不再迎娶,情人亦僅一胡蝶。更絕的是他不允許部下結婚，戴氏名言：“針不能兩頭尖”,意謂必須一心一意服務黨國事業,不受家室拖累。其部屬唐縱評曰:“雨農不主張部下結婚,也不主張孝親,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為家室奴役的條件下，這個見解是有相當理由的。”不少女軍統為此苦惱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務想結婚都不敢提出申請。“他只知道要人為他賣力,而抹殺人類生存欲望。”(《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298頁、第336～337頁。)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上午十時由青島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飛南京,下午一時到達南京上空,因天氣不佳,有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戴笠之所以去青島,說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當時,南京明故宮機場打開導航台,引導222號機進行穿雲下降。如不行,改飛上海或濟南。但因上海、濟南天氣也不好,222號只好在南京再作穿雲下降。但222號運輸機在雲霧中失去方向,與地面聯繫困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著陸,最後一次下降時偏飛至江寧縣。下午1時6分,222號電訊聯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222號的訊號。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橋鎮戴山,成為戴笠的葬身之地。

222號機撞山後著火爆炸,殘骸四處飛濺,有的被雨水沖走,機上11人(機組4人,乘客7人)全部摔死,主要隨員有軍統局人事處長龔仙舫。又經過大雨的沖刷,屍體被衝到溝內和山腳下的小廟旁,屍體被發現時,大都肢體不全,個個焦黑。222號的機翼和機身均已燒毀,只留下一截飛機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編號“222”。飛機失事以後,大雨不停,屍體在大雨中泡沖數天才被發現,隨即僱人整理,埋葬於南京靈谷寺烈士公墓。

222號運輸機之所以失事,主要是飛行員張遠仁技術問題。他聽說有飛滬任務,當時上海的黃金美鈔生意正大有賺頭,他撈錢心切,向隊長送禮,一再要求派任。張遠仁與隊長同住一院,關係本來就不錯,但隊長因張飛行技術不高,有所猶豫。張巧言道:“主要替隊長賺錢,請隊長也出些本錢,一定能賺回大錢。”於是隊長動了心,兩人在222號起飛前,連夜準備,翌晨趕到機場,以隊長命令將原飛行員換下。

這位原飛行員事後分析:從正副駕駛員張遠仁和馮俊忠的飛行技術來分析,一般氣候條件下是沒有問題的,尤其馮俊忠年齡較長,飛行經驗豐富,完全能夠勝任。但他們都是在日式飛行訓練中培養出來的,缺乏科學頭腦和先進技術訓練,尤其對利用無線電波、羅盤及單憑聽覺的定向盲飛,全未學過。張遠仁只是學過初步的穿雲下降理論,毫無實踐經驗。馮俊忠是廣東航校的老前輩,經驗飛行很出色,但一遇到要使用儀表、電波、無線電等設備,就有困難了。因此一遇到惡劣氣候,缺乏應變能力,這是這次空難的必然性因素。作為空運隊長本應有所預料,但他為牟取暴利,心懷僥倖,違反飛行紀律,濫用權力取消原飛行技術方案,此乃事故主因。222號專機失事,實為國民黨空軍史之醜聞,當時不可能披露真相。

1946年3月21日,唐縱在戴老闆升天后,在日記中對戴氏蓋棺定論:“雨農兄英明果斷,機智過人,勇於任事,不辭勞怨,十四年來艱苦奮鬥,不遑寧息；對領袖忠誠無間,對朋友熱情可親,處事敏疾神速,約束部下森嚴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過嚴,待己過寬,過世人所最詬病；做事無計畫,視其需要者而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從；其成功處在能選擇重點,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財力辦理一事,無顧忌無畏葸!”(《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601頁。)

唐縱日記

唐縱日記乃絕對私密性記述，連老婆都不讓看的，軍統高層人士都知道唐縱的日記很“精彩”，沈醉在其文章《唐縱其人》中曾回憶說，一次趁唐不在家，（沈醉）“曾好奇地問他老婆，是不是看到過唐每天寫的日記，不料此話一出，她馬上表現出很氣憤的樣子，對我大發牢騷，說他寫的日記誰也不準看，他們結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的那些寶貝日記，都被拒絕了，吵過好幾回也沒有讓她看。”

李銳先生評唐縱：“可以看出這個人生活嚴謹，工作也認真踏實，深得蔣介石器重。”唐縱的眼光也確實老辣，1942年8月。不到39歲的他在日記中進行一周反省，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當今之世，欲求聞達，行不由徑者滔滔皆是，茲就其所知者列單于下：

一、品格高尚為人讚揚，但攫權得勢者多為小有才智，恭順權貴，為權貴所賞識提攜。

二、學識淵博為人稱道，但踞高位者，多為善權術長機智，應變有方，處事圓滑之人。

三、對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張，上之所欲者集全力為之，上之所惡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計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

四、對同僚，應酬可以換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誼的保障，一切過失誤會，皆可消釋。

五、對下操縱在手牽製得法，苛刻嚴峻，反為當權者得意之作,寬恕僅為儒生之談助。（《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299頁。）

由此，可以部分見出唐縱之為人，而他在絕對私密性的日記中對戴笠的評價則顯示出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