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后姓
- 讀音：hòu(ㄏㄡˋ)]
- 源出：太昊氏、姜姓、姬姓等
- 源出時代：上古東邑部族
姓氏源流,源流一,源流二,源流三,源流四,得姓始祖,遷徙分布,歷史名人,后稷,后羿,後處,後勝,後法王、,後顯,後敏,後 禮、後 祺,郡望堂號,郡望,堂號,字輩排行,宗祠通用聯,四言,五言,七言,
姓氏源流
郈(後)[郈，讀音作hòu(ㄏㄡˋ)]，後（Hòu 後）姓源出有：
源流一
源於太昊氏，出自上古東邑部族首領太昊的孫子後照，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據史籍《姓氏考略》記載，上古東邑部族首領太昊的孫子後照的後代。後氏是傳說中上古時期東夷族首領太暤的後代子孫。太暤又稱太昊或大昊，就是古帝伏羲氏的別稱。據史籍《姓氏考略》的記載：“太暤孫後照之後，今開封有此姓，望出東海也。”由此可知，後氏是以“王父字得氏”，源起東海郡。
“後”與“後”，在古代是兩個不同姓氏的氏族，在今天都簡寫成“後”，不分彼此。
源流二
源於姜姓，出自共工氏之後。屬於以官職名字為氏。 據史籍《風俗通義》記載，炎帝後代共工氏有子名叫句龍，在黃帝時期擔任后土，即掌管有關山川土地事務及農業生產的官職。在后土逝世之後，被封為“灶神”，在夏、商、周三朝及其以後，一直為人們所祭祀。
在后土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后土氏，曾有人在楚國為官，後省文簡化為單姓後氏，世代相傳至今。這在史籍《姓纂》中有記載：“後，后土之後。”在史籍《路史》、《潛夫論》中也記載：“春秋時魯、楚公族有後氏。”
源流三
源於姬姓，出自西周時期魯孝公之子姬鞏的封地，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西周末期，魯國君主為魯孝公姬稱(公元前796～前769年在位)，他將自己的兒子公子鞏封在郈邑(今山東東平東部)，後來成為齊國的著名無鹽鄉。公子鞏在世時“勤勉仁惠，昭昭如日月”，深受國人愛戴，他逝世後，得諡號即為“郈惠”，史稱“郈惠伯”。在郈惠伯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封邑名稱、或先祖諡號為姓氏者，稱郈氏。另外，在春秋早期，魯國君主魯桓公姬允的後裔子孫形成了三支強大的家族勢力，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實際上分別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慶父、叔牙、季友的後裔。其中叔牙的後代叔孫氏家族也有個叫郈惡的大夫封在郈邑，即著名的“郈昭伯”，曾與季氏家族的季平子相互鬥雞。
周敬王姬丐三年(魯昭公姬稠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的大夫季孫意如(季平子)與大夫郈惡(郈昭伯)鬥雞取樂，為了取勝，各自都耍了點兒鬼花招：季平子將芥子面灑在雞翅上，欲辣壞郈昭伯雞的眼而取勝；而郈昭伯則在雞爪上暗縛銅鉤，欲以利爪斗贏。結果，季平子的雞因傷大敗。季平子甚為惱火，賴在郈昭伯的家裡以自縊相脅。郈昭伯就叫上了臧賜(臧昭伯)到魯昭公處告季平子的狀。魯昭公偏袒郈昭伯，就要討伐季平子，季平子連忙請囚、請亡，但皆不許，於是惱羞成怒的季平子遂聯合了叔孫氏、孟孫氏，三家共伐魯昭公，可笑魯昭公因此屁大丁事卻敗而失國出亡，郈昭伯被孟孫氏所殺。在這位郈昭伯的後裔子孫中，也有以先祖封邑名稱為姓氏者，亦稱郈氏。由於本是同宗同源，因此該支郈氏與郈惠伯之後的郈氏合為一支。郈氏族人後有一部分省“邑”偏旁簡筆為“後”氏，皆世代相傳至今，是為魯西後氏。
郈氏以及分衍的簡筆後氏族人，皆尊奉郈惠伯為得姓始祖。該支後氏與太昊裔孫後照所分之後氏、以及共工氏之子句龍所分之後氏既不同宗亦不同源，且各自立譜，皆不合譜。
源流四
：賜姓
岷州望族後氏的族源及其姓氏的由來
《家譜》中記載：“始祖戰答兒斡，波忒國三疊人，當唐之時，從烏斯國至西寧地界出，謁見番王赤剌巴，樹立旌旗，操演軍士，番王觀見，像貌非常，乃比試馬，騎射精通，勇力過人，將二牛如挾草束，於是王日親愛之，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後因病卒。”
“烏斯國”就是現在的西藏，可知他們祖上原是衛藏地區吐蕃人，因“勇力過人”，才“ 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白石山”在岷縣與迭部的交界處，而吐蕃東進占領迭部、岷州的時間，是在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以後。這說明他們來到白石山的時間也就是此之後不久。《家譜》另一段記載“十一世祖定兒迦，威勇多賢，心慈樂善。宋德宗時，招天下勇敢之人，兒迦聞之，從白石山出，謁見宋大將軍張齊賢，考驗武藝，弓馬件件精通，命鎮守西寧長城內外，要靖無虞。”經查《宋史》，無“德宗”這一朝代，而張齊賢正是太宗時期的人，“宋德宗”可能是“宋太宗”之誤。民間家譜非出自史家之手，出現如此錯誤是難免的。但是他們說“從白石山出”這一事件還是可以相信的，證明他們從唐至元就一直居住在白石山城。 直至十六世祖朵兒只班時期，看《家譜》記載：
“明洪武二年，將所授虎符、金牌，率眾歸附，賜姓後氏，授以金簡、誥命，擢為宣武將軍。十一年開設岷州，管本衛事。十三年，開設洮州衙門，十五年隨征南京，以疾卒於曲靖，贈龍虎將軍，勅葬南京紫金山，入鄉賢祠。”
這一段非常重要，比《西天佛子源流錄》的記錄要詳細得多。它說明了后姓的來源是明朝皇帝所賜的，時間是洪武二年。根據後氏家族代代傳說，這個后姓的“後”，是“皇后”的“後”，而不是“前後”的“後”，以顯示其姓氏的尊貴。在前後的“後”字沒有簡化之前的明代，就有這個皇后的“後”專用字。
據《岷州衛志》記載，白石山一帶在明朝已經歸入岷州衛轄區， 他們從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開始開設岷州衛，管本衛事，那么其家族成員逐漸搬遷至軍政中心所在地岷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後氏家族與明王朝的關係
（一）在軍政管理上，後氏家族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其《家譜》記載：
①朵兒只班，波忒國三疊人。元哈撒兒二代孫，在元任甘肅行省平章，至正二年（1342年）守寧夏。洪武二年（1369年），率眾歸附，賜姓後氏，授以金簡、誥命，即做宣武將軍。洪武十年，命掌本衛。事後，封龍虎將軍，入鄉賢祠。
②後安，朵兒只班子，襲錦衣衛僉事，調大寧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天征討有功，升指揮同（似缺一“知”字）。二十六年（1393年），掌本衛，事征交河，陣亡。
③後能，安之子，以父陣亡，由襲職指揮同知，升指揮使。宣德三年（1428年），征松潘羌夸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1436年），奉勅鎮守岷州。
④後泰，能之子，襲指揮使職。成化五年（1469年），征羌叛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勅守備岷州。
⑤後成功，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三代孫，襲指揮同知。弘治九年（1496年），洮陽番賊為亂，與洮州指揮同知汪釗協，一日之內，殄滅殆盡，余賊率眾降，各升指揮使，掌金牌一面，鐵券一圓。
⑥後光基，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四代孫，襲指揮同知職。正德年間（1506-1521年），任本衛指揮使。尋奉勅，鎮守本衛臨洮地方，後勅命討賊陣亡。
⑦後良儒，本衛指揮同知，掌衛印，光基子，嘉靖二年（1523年）襲任。
⑧後永亨，良儒子，岷庠增廣生員，萬暦二十一年（1593年）承襲任。永亨無子，有⑨後良成復繼永亨，承襲指揮，以劫奪封事，部議革職，著令次房無礙子孫承襲，有⑩後永福，方襲河州指揮。而教廠崖武生一龍公，揭控告，謂：永福公，亦系大房後人，彼實次房無礙子孫。呈審明確，天啟五年（1625年），準⑾一龍公承襲。迨自我朝定鼎，降旨與國同休。
綜上可知，僅明朝276年中，後氏家族襲任指揮職務的就有11人。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啊？這就是說，這一區域的防務及治安全賴後氏家族來維護來保障了。
（二）班丹札釋前後六次入朝，特別是代表西藏，進京息兵，以及長期留守北京，主持全國佛教工作。
據查《西天佛子源流錄》和《明實錄》等資料，我們知道了班丹札釋前後六次入朝，具體時間及使命如下：
第一次，28歲，永樂二年(1404)，奉旨入南京朝廷，使命——“隨法尊師到於南京，住雞鳴寺。”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永樂乙酉（1405年），因“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上師，推薦法尊班丹堅錯於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召至殿庭，賜坐與語，大悅，賞齎，恩寵特加。”
第三次，34歲，永樂八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聖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
第四次，39歲，永樂十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 “昔在京師，朝廷恩渥隆厚，以我宿緣，致使他人見譖，聞朝廷有怒，欲加重愆誅戮宗族，以是因緣，必欲詣京，訴無辜罪。”佛子詣京，朝見太宗文皇帝，天顏歡悅，無有慍意，恩寵愈加。
第五次，43歲，永樂十七年，北京朝廷，使命—— “及寺將成（約1419年），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詔至大京，擢僧錄司右闡教，及賜國師冠帽、袈裟、表里、鈔貫，仍命隨駕京師大興國寺住坐。”
第六次，四十七歲（1423年，永樂21年），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往烏斯國，窮究教法，審察葛哩麻巴上師，是否再生路經。
事實上，班丹札釋自從43歲入朝，被“擢僧錄司右闡教”開始，就再也沒有回到岷州來，除了之後的一次“審察葛哩麻巴上師”，就一直留駐北京長達近乎40年之久，直至圓寂。
這裡我們要特別對《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如何進京息兵一事詳做引用（之後凡未註明引用出處的，皆錄自《西天佛子源流錄》一書）：
三十四歲（1410年），……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彼時國王心甚恐怖，與其部下議之。王曰：“聖朝天兵若臨，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圖？生若之奈何？誰人為我分釋此難？”部下眾所推舉佛子，而謂王曰：“此上人者，深達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謝罪，必得解釋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時樂處禪定，彼王虔意，謂佛子曰：“當為我等消釋此，依我所請。”佛子答曰：“我欲於此依大宗師，懺罪修禪，有所疑悔，亦可印證。”王請再三，謂佛子曰：“汝不為我施設方便，其如我國眾生，何其復如教門，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臨我境，佛子修習之處，亦莫得也。”於是以王固請加誠，又奉法王慈旨，乃為允諾。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聖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佛子凡有益於佛教，便於人事者，累奏請於上，無不可其所奏。
從這裡可以看出，西藏當時是完全歸入明朝的版圖，完全受明朝的治理。西藏並不是明朝的藩屬國，而是直接轄地。明朝當時在西藏敕封過三大法王和五個王。王的地位次於法王而高於大國師、國師。這五個王分別是：公元1406年（永樂四年）封帕竹噶舉派首領扎巴堅贊為闡化王、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封朵甘靈藏（鄧柯林蔥）僧人著思巴兒監藏為贊善王、公元1407年封朵甘館覺（今貢覺）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為護教王、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封直貢噶舉派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公元1415年（永樂十三年）封薩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為輔教王。上述五個王均領有封地，其承嗣須上報朝廷，由朝廷再次冊封。這說明明朝政府當時對於西藏的管理所採取的措施或者是策略與對待內地的管理是有質的區別的。當其其中一個“王”即闡化王扎巴堅贊要“逆旨”，也就是說要鬧獨立，違背明朝政府的管理規定，明朝就會派遣軍隊前去行施管理職權。這一事實說明，明朝當時沒有派遣軍隊駐守西藏，並不是意味著明朝政府對西藏缺乏有效管理，而是明朝政府對於西藏的治理所採取的一種特殊的策略，即採取了“多封眾建”的措施，以達到對於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反之，如果此措施不能湊效的話，就會果斷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治理西藏的目的。
明朝則採取“多封眾建”的辦法，先後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同時在法王和教王之外，明成祖還陸續將一大批西藏僧人封為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從而建立了新的較完善的僧人封號制度，值得強調的是，這一做法顯然有助於加強明朝對西藏各教派勢力的政治凝聚。
明朝對喇嘛教各教派首領的冊封，使烏斯藏地區互不統屬的各教派及地方勢力，均統一於中央，藏族社會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而社會的相對穩定不僅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而且也鞏固了西南邊疆。正如《明朝．列傳》所載：“適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傳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就清楚地表明在烏斯藏地區所推行的“多封眾建”的僧官制度應該是行之有效的。
對於此事件，《安多政教史》也有描述：
佛子三十七歲時，奉聖旨前赴衛地，朝禮喇嘛們都很欣喜。以闡化王為首的地方官員們感激說：“您使我們的地方像乳酪那樣凝結，平安無事，恩德無量！”闡化王的評價是懇切的。事實上，明朝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自此之後，西藏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類此的事件了。
（三）班丹札釋前後六次進藏，代表朝廷，傳宣聖化，審驗活佛轉世靈童。
第一次，25歲，自發進藏，使命——前往西藏修行，遍訪各個著名寺院及其高僧，在佛教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二十五歲西域游，方往烏斯國，參禮剌麻鎖南堅粲大善知識講學《時輪諸大本續經》、《論量法及諸經續》，疏鈔科儀，精修禪觀，就於番土名聞遍周，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偈頌利益，有情輪大法輪。”尤其是“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第二年“回本土，於石巴簇造法藏寺一區，講道參禪。”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1405)，奉旨進藏，使命——任翻譯，迎請哈立麻。
第三次，30歲，永樂四年(1406)，奉旨進藏，使命——護送哈立麻回藏。在迎請和護送哈立麻的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20多年後興建的大崇教寺，主要信仰的就是哈立麻派系。
第四次，35歲，永樂九年（1411），奉旨進藏，使命——傳宣聖化，安撫闡化王。
第五次，38歲，永樂十二年（1414），奉旨進藏，使命——陪同中官楊三保巡視藏區。
第六次，48歲，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奉旨進藏，使命——審查大寶法王哈立麻的轉世靈童。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明年（1424年）三月，佛子攜徒沙迦室哩等二十餘人往恭卜國，追訪葛哩麻巴上師生處。彼處人民生拗粗獷，途路崎嶇，山水險隘。至其疆界，經雪山下過，彼處人言：“欲過此山，除單人馬陸續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領，夢諸番童掃雪開道。侍者謂曰：“汝童子眾，何由掃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羅山神來迎佛子，先令我輩掃雪淨道也。”黎明，發足至雪山下，雇數壯夫引路而行，雖平地，雪約二丈余深。先令壯夫及徒眾以足踏實其雪，次令馱馬隨行。正至雪山中際，雪深迷道，無路而出，徒眾愴惶憂惱，無計可施。佛子爾時祝山神云：葛牙答羅，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憚千里而來，汝今何不施大神力，為我方便，得路過山，是汝德也。方祝願已，遙聞響振之聲，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現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間方過此山。達恭卜國參見葛哩麻巴上師，彼時上師甫及十歲，究知上師既生月余，一僧往邏，視僧便笑，甫及周歲，三生之徒，國師果鸞躬自往視。一見趨懷，話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嚕約葛觀門時，佛子爾時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偽耶？”正猶豫間，葛哩麻巴爾時遂不說，取紙半幅，書寫中國“佛”、“法”、“僧”三字，擲與佛子。憶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寫是字，知真實是也。又於一日，謂佛子言：“昔日長足法師智光，其安樂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實是葛哩麻巴真後身也。見《永樂弘恩嗣佛旨印品第五》
用金瓶掣籤的方式來認定藏傳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轉世靈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設立的制度。而岷州後氏族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錄》明確記載的這一事實，把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審驗活佛轉世靈童之舉的時間向前提前了將近368年。它有力地證明了明朝政府對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更說明了清朝對於西藏的活佛轉世靈童的審驗和確認政策是沿襲了明朝對待西藏的管理制度。這一策略和管理制度，從明朝開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這六次進藏中，我們對於第五次也不應忽視，它正好證明了“明朝維持中央對藏區直接管轄的重要的常規手段之一”
（四）朝廷敕建家族性皇家寺院大崇教寺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宣德丁未（1427年）七月，上遣內臣齎敕重廣其寺，改賜寺額曰：“大崇教寺”，及賜碑記，著稱佛子之功，及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並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以洮州衛日斡等族五總甲千戶、贊束巴百戶、永隆札等七員，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遞年除納馬，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行優免。令其專心辦納燈油等項供養，不許一時違誤。宣德己酉（1429年）八月初九日，又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佛子亦俾大國師沙迦室哩完卜、大國師綽竺藏卜待中外官，督工修理，總率僧徒之事。經始於宣德丁未秋，落成於已酉歲八月十五日。
從皇帝的兩次敕賜，就可以看到此寺院的規格和規模有多高多大了。先看第一次的四個敕賜：一是齎敕重廣其寺，國家撥專款重新擴建其寺，二是御賜寺額，三是御賜碑記，四是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並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另據《安多政教史》記載，宣德皇帝“特頒敕書，征派地方大小官員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種技術人員一百一十名，軍隊烏拉二千零五人，擴建重廣寺。 這四個敕賜都是極其顯赫和隆重的，特別是敕洮岷兩個衛的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措，一下子把大崇教寺推上了在整個安多地區最為顯赫和尊貴的地位，大有與西藏布達拉宮爭雄的企圖和意味。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我們再看第二次的“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當時岷州守城士卒共有三百五十人，這次把五十人抽去衛戍大崇教寺，而且是皇上的旨意，可見對大崇教寺的重視程度了。
我們再看寺院修成之後的輝煌程度：
是梵剎也，弘廣深邃，殿宇僧舍五百餘楹。佛殿高廠，重檐斗拱，雕甍繡闥，妝以金碧，華彩鮮麗。然而寺山高聳，迥出雲霄，層巒疊翠，卉木森然，群峰靚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環植寺旁，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閣巍巍，金碧交輝，光輝粲然，儼若西方鷲嶺祗園之精舍也。
這是多么雄偉美妙的一種氣勢和景況啊！再看具體的建築格局：
山門兩重，四大天王殿一，碑亭二，鐘鼓樓二，正殿一，後殿一，左右殿二，東西兩廡藏殿二，法堂一，正方丈一，東方丈一，西方丈一，東方丈前後佛堂二，西方丈前後佛殿二，秘密殿左右佛堂二。次山門內二金剛像。天王殿內供三世佛、十六羅漢，殿頂彩畫金剛法界語自在壇場，周圍壁畫秘密壇場。後殿內供釋迦彌陀藥師三佛及十方佛、八大菩薩。後左殿內供二臂、六臂護法。後右殿內供金剛怖畏中圍佛像，及葛辣嚕巴拶門支母與其伴繞。東藏殿內供欽賜華、梵字大藏經二藏。西藏殿內供金書大藏經二，大藏（經）乃中貴大臣太監王公瑾所施也。秘密殿內供欽賜佛八尊及大輪金剛手佛像、上樂輪佛密像、金剛怖畏佛密像、鍍金大持金剛、彌勒菩薩、文殊菩薩，乃中貴大臣太監尚義舍資造也；金書番字大藏經一藏，計一百八帙，語錄藏經一藏，計二百二十一帙，皆出佛子衣資所造；藥師佛壇場一座，葛里麻巴上師一尊；藥師燈一樹；玉花瓶盛純金所造枝莖葉五，實供花一樹；大銀燈盞一個，重三百五十兩；鍍金銅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貴大臣太監王公瑾所施。東佛堂內供上樂輪六十二佛宮殿壇場、金剛怖畏十三佛中圍宮殿壇場。西佛堂內供大輪金剛手十八佛中圍宮殿壇場、無量壽佛九佛中圍宮殿壇場。東西四壇場佛身皆檀香象牙烏木所造，宮殿壇場則是木刻彩妝，其壇場宮殿主伴佛會，是皆佛子依經續新所制。東方丈後殿內供無量壽佛、彌勒文殊二大菩薩，銀燈盞等供器全，亦中貴大臣太監吳公誠舍資所造。西方丈用殿內供五方佛，各佛殿內所有供器、法器、錦繡、金織、幢旛、香鼎、花瓶，無不備足。
這是人們祝賀的隆重情景：
於宣德已酉歲九月初八日，請國師杭葛而高日斡、卜羅二合窩高日斡等諸善知識五百餘眾，建大樂輪中圍壇場，慶贊法事。圓滿散日，於高日斡等及宰官檀信處親施銀一千五百餘兩，緞絹千餘匹，茶二萬斤，馬一百匹，布毼五百餘匹，有奇如是親施，諸師德與宰官檀信無不歡悅。
這是宣德皇帝的《御賜碑記》：
夫自京師及四方郡邑，緇流之眾，紺宇之盛，在在而然；況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邇，其人習佛之教甚稔，顧寺宇弗稱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義道德，以興治化；至於內典，亦有契於心。故致禮覺王，未始或怠，特命有司，於岷州因其故剎，撤而新之，拓而廣之，殿堂崇邃，廊廡周廻；金相端嚴，天龍儼恪；供養有資，苾蒭有處。足以祗奉覺聖，足以導迎景貺，特名曰：大崇教寺。……弘作雄剎徇民志，巍巍妙相森擁衛；流恩布澤浩無際，華夷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
“華夷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這才是明朝皇帝試圖達到的目的。這篇碑記視野高遠，用意深廣，謀略沉厚，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對於擴修岷州地區藏傳佛教寺院的良苦用心，他非常希望達到“祗奉覺聖”，“導迎景貺”的目的。事實上，這一目的在當時也達到了。它不僅起到了“以來遠人”的目的，而且還可以“陰翊皇度”、“普濟萬民”，成為安多地區的佛教名剎，且因其風景、建築、以及寺中高僧輩出而蜚聲內外，成為達官文人追古思今、探奇尋異、抒發情懷的勝地，《岷州志·藝文志》收錄詠頌大崇教寺的詩作就有十餘首，這些詩作大都從側面反映了大崇教寺當時的面貌。嘉靖進士宋賢所做的《宿崇教寺》從形、勢、聲等方面對大崇教寺予以全面勾勒，堪稱其中的代表：
岷山高拱法王宮， 籙藹輕浮紫翠重
雲外樓台懸夕陽， 空中金磬度秋風
蒲田納襖余衣缽， 貝葉番文雜鳥蟲
撫景憂時渾不寐， 幾回倚枕聽晨鐘
（五）班丹札釋生卒考
班丹札釋的誕辰日，在《西天佛子源流錄》中沒有明確記載，在後氏族人中也沒有明確傳說，在《安多政教史》中有明確記載：“彼師屬相是聖·寧吉達尼欽波，享年二十一歲的火蛇年（公元一三七七年，明洪武十年，丁巳）”（見第640頁）。我們從源流錄中記載的後法王的不同年齡段發生的各種事跡與明朝具體年號推定，也是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說明《安多政教史》中的記載是可信的。那么，他是哪一年圓寂的呢？
我們考察《西天佛子源流錄》，其內容只記載到正統乙丑年，也即1445年，時班丹札釋才69歲。這說明《西天佛子源流錄》的撰寫，著手時間早。這樣，我們只有在《明實錄》和《安多政教史》中查找資料了。其中記載：景泰三年（1452年）十月，“封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為大智法王，賜以誥命。”這時，這位藏族高僧享壽七十六歲。再考察把他的大弟子沙迦室哩於景泰七年（1456年），敕封為大善法王來看，後法王的圓寂年份至遲也是景泰七年（1456年），或者就是景泰六年（1455年）。因為他不圓寂的話，他的大弟子是不可能被襲封為與師傅同樣規格的最高禮遇“法王”的。當時明朝為了西部邊關的穩定，作為影響極為巨大的佛教高僧，圓寂後，必須要安排一個高僧大德能夠代替明王朝說話和辦事。而“法王”的稱號是明朝賜予番僧的最高禮遇。然而，事隔半年，這一崇高的封號又被英宗給降為灌頂大國師了。從這一變化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當時處理班丹札釋剛剛去世，又一時間找不到確實能夠替代班丹札釋這一身份的人選的困境時所表現出來的焦灼心態，也更有力的說明了班丹札釋剛剛圓寂的事實。再看，景泰四年（1453），皇帝又 “加封班卓兒藏卜為灌頂清心戒行大國師，賜以誥命。”班卓兒藏卜是班丹扎釋的侄子。從這裡可以看到明王朝對後氏家族的良苦用心。由此可以推定，後法王享壽至少79歲，或者剛滿80歲。因為其師班丹扎釋圓寂的當年，就加封其徒弟繼承師父的封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這在當時的高僧大德中，也是非常高壽的。
後氏家族在西北的影響力
（一）“余後氏先人，自唐以迄於茲，武職數十輩，文職只後公乘龍一員，護印番僧綱司。自明至今，世世相繼。”從這一段《後氏家譜》中的引文可知，後氏族人自唐至今，武職數十輩，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從如上引用的資料及論證可以看出，其祖上自唐至明武職人員輩輩層出不窮，不僅鎮守迭部、岷州一帶，而且多次參加宋元明在全國各地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於洮岷一帶的平叛功勳卓著。這種貢獻一直延續到清朝。如吳三桂流竄至岷州一帶，後只即丹子就糾集地方軍民奮力抵抗，取得勝利，維護了一方民眾的安全和利益，為此，康熙皇帝特賜誥：
制曰：教宗清淨，嚴法律以持躬，學本浮屠，懷丹誠而報國。惟恭忠之克勵，斯寵命之宜新。爾護印番僧綱司後只即丹子，夙通釋典，化衍遐方。當逆賊煽亂之時，矢心守正，糾邊徼士兵之眾，為國宣勞，克著功勳，洵可嘉尚。茲特封爾為：“宏濟光教大國師，賜之誥命。”爾其永懷忠藎，益勉修持，膺茲綸 之榮,用 清淨之化。欽哉！
（二）擴大和深化了藏傳佛教在安多地區的影響力。藏傳佛教的核心地帶，在衛藏區域，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班丹扎釋家族的特殊的作用下，岷州地區卻成了整個安多藏區藏傳佛教最為興盛的地區，甚至可以說成是整個藏傳佛教的影響中心。但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不太長久，也可以說是僅僅幾十年的時間，最多超不過上百年。儘管如此，岷州對於整個安多地區藏傳佛教的影響，確是極其深遠的。這有如下五個依據為證：
1、班丹扎釋家族，早在其太爺、爺、父輩，就在岷州等安多地區建設寺院“足有一百八區”， 在班丹扎釋手上，又興建了更多的寺院。屬轄寺院有100多座，而且在北京的近40年期間，還發動集資興建了眾多寺院，其影響力滲透到岷州衛所轄的最為偏遠的地區，如現在的臨夏市康樂縣鳴鹿鄉西蜂窩寺就是大崇教寺的附屬寺院，對於北京地區的藏傳佛教的傳播也做出了巨大貢獻。據有關資料顯示，班丹扎釋在北京期間，不論是皇家給班丹扎釋建設藏傳佛教寺院，還是班丹扎釋化緣發動更多信眾興建藏傳佛教寺院，在京城就有藏傳佛教寺院10多座。
“西番朝東寺，一目處心。”這句歇後語至今響徹整個番屬地區。《安多政教史》提到“哈立麻德銀協巴前來多麥時，曾有披袈裟的十萬人迎接，這個地點似為岷州（今岷縣境內）雲。” 這個數字似有誇大之嫌，但至少能說明岷州當時藏傳佛教的發展盛況。而且這一記載，只有在岷州地區才具有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基礎，其他周圍各地是不具有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基礎的。明朝的史料對這種情況也能確證一二。成化八年（1472年）六月，禮部上書言道：“今年陝西岷、洮等衛所奏送各簇番人共四千二百有奇。除給予馬直不計、凡賞彩段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捐八千五百二十餘匹、鈔二十九萬八千三百餘錠，濫費無已。” 岷州衛和洮州衛在一年中就有四千多僧人去進貢。《西番館來文》中有岷州衛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兒奏請大藏經的表文一道：“陝西岷州衛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兒奏。為乞請經典事。臣本寺有千餘僧眾，每日率領祝延聖壽。所有原賞藏經，年久破壞，不堪念誦。有都綱也舍，是一個有德高僧。差他赴京，奏請藏經一部。望朝廷可憐見給與便宜。” 在明朝名不見經傳的永安寺有僧人千餘，以此類推，那些著名大寺中的僧眾數也就可想而知了。
2、撰寫、翻譯和印刷藏傳佛教經卷，請求皇帝給全國僧人賜發度牒。
如“奉皇上的聖旨著《喜金剛修法·甘露海》及大輪、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彌陀佛九尊等曼荼羅的儀軌，《多聞子修法》，《中有解說》等，並將這些經典、儀軌等，連同藏文《喜金剛續第二品釋》都譯為漢文。”
據說現在青海瞿曇寺就存有班丹札釋校勘的一部佛經，由於不知道具體情況，介紹只好存缺。
如“木虎年（公元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甲寅），度漢族地方官郭惠、袁綺、男印度人班第喇嘛約格沙拉等為僧，授比丘戒，用漢文傳講《五十上師頌》和《別解脫戒》。宣德十年木兔歲（乙卯）藏曆正月，正統皇帝即位，為了追薦宣宗逝世，升彼師的名號，賜玉印，為了祈禱皇上長壽，建立內藏為泥印佛像十萬尊的寶塔。鐵雞年（公元一四四一年，明正統六年，辛酉），政府興修金汁《甘珠爾》大藏經，彼師撰述總序。水狗年（公元一四四二年，明正統七年，壬戌），請求皇帝給全國僧人賜發度牒，於是有三萬七千名僧人，被賜予了度牒。”
這些史料足以說明後氏家族對於藏傳佛教在安多地區、在北京地區的傳播所做出的輝煌貢獻。
3、大崇教寺是整個安多地區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個安多地區唯一獲得最高封號“法王”的寺院，衛藏區授予過三個法王，之後的法王都是其派系的沿襲。明代整個安多地區規模最大、聲名最顯赫的的寺院是大崇教寺，僅此一脈前後共封授過三位高僧“法王”的稱號。它成為整個安多地區藏傳佛教發展的一個象徵，且聲名遠播整個安多地區之外，被稱為“第二個衛地”。
綜合如上引用的所有資料及其論證，我們就會發現有兩個特別值得高度關注的現象，一是地方軍政首領後能，一是僧政首領班丹札釋，他們兩個在各自領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兩相比較如上事實，我們就不難發現班丹札釋那么年輕進入西藏，就能夠產生那么巨大影響力的箇中原因了，同時也清楚了明王朝為什麼在那么大的藏傳佛教區域，唯獨看中了岷州的後氏家族的根源所在。這與其祖上自唐代以來在這一龐大的區域的軍事影響力和至明以來其家族富可敵國的經濟實力是分不開的。
岷州成為明代藏傳佛教最為繁盛的中心聖地或聖地中心，還與另外兩個客觀因素的相佐是分不開的：一個是此地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直是“南通巴蜀、西控青海，東去三秦”區域的政治、經濟、宗教、軍事、文化中心，行政建置高，管轄範圍大，經濟交流活躍，是著名的商貿旱碼頭，這一“旱碼頭”的位置至今依然保持著，繁盛又強大的經濟基礎有能力養育繁盛又龐大的宗教活動；一個是此地在上一世紀大煉鋼鐵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之前，一直是到處都森林茂密，植被豐厚，就地取材就能興建寺院廟宇，建築材料隨意隨手可取可用，能充分保證繁盛又龐大的寺院建築所需。
總之，天時、地利、人和，綜合因素成就了岷州後氏家族與明王朝以及整個西北邊疆非常獨特的軍政、僧政的親密關係，明朝對於岷州後氏家族寺院大崇教寺超出尋常的支持以及對待其高僧超出尋常的禮遇，充分說明或者彰顯了明王朝當時對於西部治理的一些核心理念。
《家譜》中記載：“始祖戰答兒斡，波忒國三疊人，當唐之時，從烏斯國至西寧地界出，謁見番王赤剌巴，樹立旌旗，操演軍士，番王觀見，像貌非常，乃比試馬，騎射精通，勇力過人，將二牛如挾草束，於是王日親愛之，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後因病卒。”
“烏斯國”就是現在的西藏，可知他們祖上原是衛藏地區吐蕃人，因“勇力過人”，才“ 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白石山”在岷縣與迭部的交界處，而吐蕃東進占領迭部、岷州的時間，是在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以後。這說明他們來到白石山的時間也就是此之後不久。《家譜》另一段記載“十一世祖定兒迦，威勇多賢，心慈樂善。宋德宗時，招天下勇敢之人，兒迦聞之，從白石山出，謁見宋大將軍張齊賢，考驗武藝，弓馬件件精通，命鎮守西寧長城內外，要靖無虞。”經查《宋史》，無“德宗”這一朝代，而張齊賢正是太宗時期的人，“宋德宗”可能是“宋太宗”之誤。民間家譜非出自史家之手，出現如此錯誤是難免的。但是他們說“從白石山出”這一事件還是可以相信的，證明他們從唐至元就一直居住在白石山城。 直至十六世祖朵兒只班時期，看《家譜》記載：
“明洪武二年，將所授虎符、金牌，率眾歸附，賜姓後氏，授以金簡、誥命，擢為宣武將軍。十一年開設岷州，管本衛事。十三年，開設洮州衙門，十五年隨征南京，以疾卒於曲靖，贈龍虎將軍，勅葬南京紫金山，入鄉賢祠。”
這一段非常重要，比《西天佛子源流錄》的記錄要詳細得多。它說明了后姓的來源是明朝皇帝所賜的，時間是洪武二年。根據後氏家族代代傳說，這個后姓的“後”，是“皇后”的“後”，而不是“前後”的“後”，以顯示其姓氏的尊貴。在前後的“後”字沒有簡化之前的明代，就有這個皇后的“後”專用字。
據《岷州衛志》記載，白石山一帶在明朝已經歸入岷州衛轄區， 他們從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開始開設岷州衛，管本衛事，那么其家族成員逐漸搬遷至軍政中心所在地岷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後氏家族與明王朝的關係
（一）在軍政管理上，後氏家族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其《家譜》記載：
①朵兒只班，波忒國三疊人。元哈撒兒二代孫，在元任甘肅行省平章，至正二年（1342年）守寧夏。洪武二年（1369年），率眾歸附，賜姓後氏，授以金簡、誥命，即做宣武將軍。洪武十年，命掌本衛。事後，封龍虎將軍，入鄉賢祠。
②後安，朵兒只班子，襲錦衣衛僉事，調大寧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天征討有功，升指揮同（似缺一“知”字）。二十六年（1393年），掌本衛，事征交河，陣亡。
③後能，安之子，以父陣亡，由襲職指揮同知，升指揮使。宣德三年（1428年），征松潘羌夸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1436年），奉勅鎮守岷州。
④後泰，能之子，襲指揮使職。成化五年（1469年），征羌叛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勅守備岷州。
⑤後成功，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三代孫，襲指揮同知。弘治九年（1496年），洮陽番賊為亂，與洮州指揮同知汪釗協，一日之內，殄滅殆盡，余賊率眾降，各升指揮使，掌金牌一面，鐵券一圓。
⑥後光基，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四代孫，襲指揮同知職。正德年間（1506-1521年），任本衛指揮使。尋奉勅，鎮守本衛臨洮地方，後勅命討賊陣亡。
⑦後良儒，本衛指揮同知，掌衛印，光基子，嘉靖二年（1523年）襲任。
⑧後永亨，良儒子，岷庠增廣生員，萬暦二十一年（1593年）承襲任。永亨無子，有⑨後良成復繼永亨，承襲指揮，以劫奪封事，部議革職，著令次房無礙子孫承襲，有⑩後永福，方襲河州指揮。而教廠崖武生一龍公，揭控告，謂：永福公，亦系大房後人，彼實次房無礙子孫。呈審明確，天啟五年（1625年），準⑾一龍公承襲。迨自我朝定鼎，降旨與國同休。
綜上可知，僅明朝276年中，後氏家族襲任指揮職務的就有11人。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啊？這就是說，這一區域的防務及治安全賴後氏家族來維護來保障了。
（二）班丹札釋前後六次入朝，特別是代表西藏，進京息兵，以及長期留守北京，主持全國佛教工作。
據查《西天佛子源流錄》和《明實錄》等資料，我們知道了班丹札釋前後六次入朝，具體時間及使命如下：
第一次，28歲，永樂二年(1404)，奉旨入南京朝廷，使命——“隨法尊師到於南京，住雞鳴寺。”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永樂乙酉（1405年），因“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上師，推薦法尊班丹堅錯於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召至殿庭，賜坐與語，大悅，賞齎，恩寵特加。”
第三次，34歲，永樂八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聖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
第四次，39歲，永樂十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 “昔在京師，朝廷恩渥隆厚，以我宿緣，致使他人見譖，聞朝廷有怒，欲加重愆誅戮宗族，以是因緣，必欲詣京，訴無辜罪。”佛子詣京，朝見太宗文皇帝，天顏歡悅，無有慍意，恩寵愈加。
第五次，43歲，永樂十七年，北京朝廷，使命—— “及寺將成（約1419年），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詔至大京，擢僧錄司右闡教，及賜國師冠帽、袈裟、表里、鈔貫，仍命隨駕京師大興國寺住坐。”
第六次，四十七歲（1423年，永樂21年），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往烏斯國，窮究教法，審察葛哩麻巴上師，是否再生路經。
事實上，班丹札釋自從43歲入朝，被“擢僧錄司右闡教”開始，就再也沒有回到岷州來，除了之後的一次“審察葛哩麻巴上師”，就一直留駐北京長達近乎40年之久，直至圓寂。
這裡我們要特別對《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如何進京息兵一事詳做引用（之後凡未註明引用出處的，皆錄自《西天佛子源流錄》一書）：
三十四歲（1410年），……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彼時國王心甚恐怖，與其部下議之。王曰：“聖朝天兵若臨，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圖？生若之奈何？誰人為我分釋此難？”部下眾所推舉佛子，而謂王曰：“此上人者，深達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謝罪，必得解釋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時樂處禪定，彼王虔意，謂佛子曰：“當為我等消釋此，依我所請。”佛子答曰：“我欲於此依大宗師，懺罪修禪，有所疑悔，亦可印證。”王請再三，謂佛子曰：“汝不為我施設方便，其如我國眾生，何其復如教門，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臨我境，佛子修習之處，亦莫得也。”於是以王固請加誠，又奉法王慈旨，乃為允諾。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聖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佛子凡有益於佛教，便於人事者，累奏請於上，無不可其所奏。
從這裡可以看出，西藏當時是完全歸入明朝的版圖，完全受明朝的治理。西藏並不是明朝的藩屬國，而是直接轄地。明朝當時在西藏敕封過三大法王和五個王。王的地位次於法王而高於大國師、國師。這五個王分別是：公元1406年（永樂四年）封帕竹噶舉派首領扎巴堅贊為闡化王、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封朵甘靈藏（鄧柯林蔥）僧人著思巴兒監藏為贊善王、公元1407年封朵甘館覺（今貢覺）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為護教王、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封直貢噶舉派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公元1415年（永樂十三年）封薩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為輔教王。上述五個王均領有封地，其承嗣須上報朝廷，由朝廷再次冊封。這說明明朝政府當時對於西藏的管理所採取的措施或者是策略與對待內地的管理是有質的區別的。當其其中一個“王”即闡化王扎巴堅贊要“逆旨”，也就是說要鬧獨立，違背明朝政府的管理規定，明朝就會派遣軍隊前去行施管理職權。這一事實說明，明朝當時沒有派遣軍隊駐守西藏，並不是意味著明朝政府對西藏缺乏有效管理，而是明朝政府對於西藏的治理所採取的一種特殊的策略，即採取了“多封眾建”的措施，以達到對於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反之，如果此措施不能湊效的話，就會果斷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治理西藏的目的。
明朝則採取“多封眾建”的辦法，先後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同時在法王和教王之外，明成祖還陸續將一大批西藏僧人封為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從而建立了新的較完善的僧人封號制度，值得強調的是，這一做法顯然有助於加強明朝對西藏各教派勢力的政治凝聚。
明朝對喇嘛教各教派首領的冊封，使烏斯藏地區互不統屬的各教派及地方勢力，均統一於中央，藏族社會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而社會的相對穩定不僅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而且也鞏固了西南邊疆。正如《明朝．列傳》所載：“適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傳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就清楚地表明在烏斯藏地區所推行的“多封眾建”的僧官制度應該是行之有效的。
對於此事件，《安多政教史》也有描述：
佛子三十七歲時，奉聖旨前赴衛地，朝禮喇嘛們都很欣喜。以闡化王為首的地方官員們感激說：“您使我們的地方像乳酪那樣凝結，平安無事，恩德無量！”闡化王的評價是懇切的。事實上，明朝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自此之後，西藏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類此的事件了。
（三）班丹札釋前後六次進藏，代表朝廷，傳宣聖化，審驗活佛轉世靈童。
第一次，25歲，自發進藏，使命——前往西藏修行，遍訪各個著名寺院及其高僧，在佛教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二十五歲西域游，方往烏斯國，參禮剌麻鎖南堅粲大善知識講學《時輪諸大本續經》、《論量法及諸經續》，疏鈔科儀，精修禪觀，就於番土名聞遍周，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偈頌利益，有情輪大法輪。”尤其是“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第二年“回本土，於石巴簇造法藏寺一區，講道參禪。”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1405)，奉旨進藏，使命——任翻譯，迎請哈立麻。
第三次，30歲，永樂四年(1406)，奉旨進藏，使命——護送哈立麻回藏。在迎請和護送哈立麻的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20多年後興建的大崇教寺，主要信仰的就是哈立麻派系。
第四次，35歲，永樂九年（1411），奉旨進藏，使命——傳宣聖化，安撫闡化王。
第五次，38歲，永樂十二年（1414），奉旨進藏，使命——陪同中官楊三保巡視藏區。
第六次，48歲，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奉旨進藏，使命——審查大寶法王哈立麻的轉世靈童。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明年（1424年）三月，佛子攜徒沙迦室哩等二十餘人往恭卜國，追訪葛哩麻巴上師生處。彼處人民生拗粗獷，途路崎嶇，山水險隘。至其疆界，經雪山下過，彼處人言：“欲過此山，除單人馬陸續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領，夢諸番童掃雪開道。侍者謂曰：“汝童子眾，何由掃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羅山神來迎佛子，先令我輩掃雪淨道也。”黎明，發足至雪山下，雇數壯夫引路而行，雖平地，雪約二丈余深。先令壯夫及徒眾以足踏實其雪，次令馱馬隨行。正至雪山中際，雪深迷道，無路而出，徒眾愴惶憂惱，無計可施。佛子爾時祝山神云：葛牙答羅，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憚千里而來，汝今何不施大神力，為我方便，得路過山，是汝德也。方祝願已，遙聞響振之聲，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現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間方過此山。達恭卜國參見葛哩麻巴上師，彼時上師甫及十歲，究知上師既生月余，一僧往邏，視僧便笑，甫及周歲，三生之徒，國師果鸞躬自往視。一見趨懷，話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嚕約葛觀門時，佛子爾時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偽耶？”正猶豫間，葛哩麻巴爾時遂不說，取紙半幅，書寫中國“佛”、“法”、“僧”三字，擲與佛子。憶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寫是字，知真實是也。又於一日，謂佛子言：“昔日長足法師智光，其安樂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實是葛哩麻巴真後身也。見《永樂弘恩嗣佛旨印品第五》
用金瓶掣籤的方式來認定藏傳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轉世靈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設立的制度。而岷州後氏族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錄》明確記載的這一事實，把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審驗活佛轉世靈童之舉的時間向前提前了將近368年。它有力地證明了明朝政府對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更說明了清朝對於西藏的活佛轉世靈童的審驗和確認政策是沿襲了明朝對待西藏的管理制度。這一策略和管理制度，從明朝開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這六次進藏中，我們對於第五次也不應忽視，它正好證明了“明朝維持中央對藏區直接管轄的重要的常規手段之一”
（四）朝廷敕建家族性皇家寺院大崇教寺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宣德丁未（1427年）七月，上遣內臣齎敕重廣其寺，改賜寺額曰：“大崇教寺”，及賜碑記，著稱佛子之功，及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並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以洮州衛日斡等族五總甲千戶、贊束巴百戶、永隆札等七員，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遞年除納馬，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行優免。令其專心辦納燈油等項供養，不許一時違誤。宣德己酉（1429年）八月初九日，又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佛子亦俾大國師沙迦室哩完卜、大國師綽竺藏卜待中外官，督工修理，總率僧徒之事。經始於宣德丁未秋，落成於已酉歲八月十五日。
從皇帝的兩次敕賜，就可以看到此寺院的規格和規模有多高多大了。先看第一次的四個敕賜：一是齎敕重廣其寺，國家撥專款重新擴建其寺，二是御賜寺額，三是御賜碑記，四是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並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另據《安多政教史》記載，宣德皇帝“特頒敕書，征派地方大小官員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種技術人員一百一十名，軍隊烏拉二千零五人，擴建重廣寺。 這四個敕賜都是極其顯赫和隆重的，特別是敕洮岷兩個衛的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措，一下子把大崇教寺推上了在整個安多地區最為顯赫和尊貴的地位，大有與西藏布達拉宮爭雄的企圖和意味。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我們再看第二次的“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當時岷州守城士卒共有三百五十人，這次把五十人抽去衛戍大崇教寺，而且是皇上的旨意，可見對大崇教寺的重視程度了。
我們再看寺院修成之後的輝煌程度：
是梵剎也，弘廣深邃，殿宇僧舍五百餘楹。佛殿高廠，重檐斗拱，雕甍繡闥，妝以金碧，華彩鮮麗。然而寺山高聳，迥出雲霄，層巒疊翠，卉木森然，群峰靚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環植寺旁，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閣巍巍，金碧交輝，光輝粲然，儼若西方鷲嶺祗園之精舍也。
這是多么雄偉美妙的一種氣勢和景況啊！再看具體的建築格局：
山門兩重，四大天王殿一，碑亭二，鐘鼓樓二，正殿一，後殿一，左右殿二，東西兩廡藏殿二，法堂一，正方丈一，東方丈一，西方丈一，東方丈前後佛堂二，西方丈前後佛殿二，秘密殿左右佛堂二。次山門內二金剛像。天王殿內供三世佛、十六羅漢，殿頂彩畫金剛法界語自在壇場，周圍壁畫秘密壇場。後殿內供釋迦彌陀藥師三佛及十方佛、八大菩薩。後左殿內供二臂、六臂護法。後右殿內供金剛怖畏中圍佛像，及葛辣嚕巴拶門支母與其伴繞。東藏殿內供欽賜華、梵字大藏經二藏。西藏殿內供金書大藏經二，大藏（經）乃中貴大臣太監王公瑾所施也。秘密殿內供欽賜佛八尊及大輪金剛手佛像、上樂輪佛密像、金剛怖畏佛密像、鍍金大持金剛、彌勒菩薩、文殊菩薩，乃中貴大臣太監尚義舍資造也；金書番字大藏經一藏，計一百八帙，語錄藏經一藏，計二百二十一帙，皆出佛子衣資所造；藥師佛壇場一座，葛里麻巴上師一尊；藥師燈一樹；玉花瓶盛純金所造枝莖葉五，實供花一樹；大銀燈盞一個，重三百五十兩；鍍金銅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貴大臣太監王公瑾所施。東佛堂內供上樂輪六十二佛宮殿壇場、金剛怖畏十三佛中圍宮殿壇場。西佛堂內供大輪金剛手十八佛中圍宮殿壇場、無量壽佛九佛中圍宮殿壇場。東西四壇場佛身皆檀香象牙烏木所造，宮殿壇場則是木刻彩妝，其壇場宮殿主伴佛會，是皆佛子依經續新所制。東方丈後殿內供無量壽佛、彌勒文殊二大菩薩，銀燈盞等供器全，亦中貴大臣太監吳公誠舍資所造。西方丈用殿內供五方佛，各佛殿內所有供器、法器、錦繡、金織、幢旛、香鼎、花瓶，無不備足。
這是人們祝賀的隆重情景：
於宣德已酉歲九月初八日，請國師杭葛而高日斡、卜羅二合窩高日斡等諸善知識五百餘眾，建大樂輪中圍壇場，慶贊法事。圓滿散日，於高日斡等及宰官檀信處親施銀一千五百餘兩，緞絹千餘匹，茶二萬斤，馬一百匹，布毼五百餘匹，有奇如是親施，諸師德與宰官檀信無不歡悅。
這是宣德皇帝的《御賜碑記》：
夫自京師及四方郡邑，緇流之眾，紺宇之盛，在在而然；況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邇，其人習佛之教甚稔，顧寺宇弗稱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義道德，以興治化；至於內典，亦有契於心。故致禮覺王，未始或怠，特命有司，於岷州因其故剎，撤而新之，拓而廣之，殿堂崇邃，廊廡周廻；金相端嚴，天龍儼恪；供養有資，苾蒭有處。足以祗奉覺聖，足以導迎景貺，特名曰：大崇教寺。……弘作雄剎徇民志，巍巍妙相森擁衛；流恩布澤浩無際，華夷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
“華夷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這才是明朝皇帝試圖達到的目的。這篇碑記視野高遠，用意深廣，謀略沉厚，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對於擴修岷州地區藏傳佛教寺院的良苦用心，他非常希望達到“祗奉覺聖”，“導迎景貺”的目的。事實上，這一目的在當時也達到了。它不僅起到了“以來遠人”的目的，而且還可以“陰翊皇度”、“普濟萬民”，成為安多地區的佛教名剎，且因其風景、建築、以及寺中高僧輩出而蜚聲內外，成為達官文人追古思今、探奇尋異、抒發情懷的勝地，《岷州志·藝文志》收錄詠頌大崇教寺的詩作就有十餘首，這些詩作大都從側面反映了大崇教寺當時的面貌。嘉靖進士宋賢所做的《宿崇教寺》從形、勢、聲等方面對大崇教寺予以全面勾勒，堪稱其中的代表：
岷山高拱法王宮， 籙藹輕浮紫翠重
雲外樓台懸夕陽， 空中金磬度秋風
蒲田納襖余衣缽， 貝葉番文雜鳥蟲
撫景憂時渾不寐， 幾回倚枕聽晨鐘
（五）班丹札釋生卒考
班丹札釋的誕辰日，在《西天佛子源流錄》中沒有明確記載，在後氏族人中也沒有明確傳說，在《安多政教史》中有明確記載：“彼師屬相是聖·寧吉達尼欽波，享年二十一歲的火蛇年（公元一三七七年，明洪武十年，丁巳）”（見第640頁）。我們從源流錄中記載的後法王的不同年齡段發生的各種事跡與明朝具體年號推定，也是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說明《安多政教史》中的記載是可信的。那么，他是哪一年圓寂的呢？
我們考察《西天佛子源流錄》，其內容只記載到正統乙丑年，也即1445年，時班丹札釋才69歲。這說明《西天佛子源流錄》的撰寫，著手時間早。這樣，我們只有在《明實錄》和《安多政教史》中查找資料了。其中記載：景泰三年（1452年）十月，“封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為大智法王，賜以誥命。”這時，這位藏族高僧享壽七十六歲。再考察把他的大弟子沙迦室哩於景泰七年（1456年），敕封為大善法王來看，後法王的圓寂年份至遲也是景泰七年（1456年），或者就是景泰六年（1455年）。因為他不圓寂的話，他的大弟子是不可能被襲封為與師傅同樣規格的最高禮遇“法王”的。當時明朝為了西部邊關的穩定，作為影響極為巨大的佛教高僧，圓寂後，必須要安排一個高僧大德能夠代替明王朝說話和辦事。而“法王”的稱號是明朝賜予番僧的最高禮遇。然而，事隔半年，這一崇高的封號又被英宗給降為灌頂大國師了。從這一變化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當時處理班丹札釋剛剛去世，又一時間找不到確實能夠替代班丹札釋這一身份的人選的困境時所表現出來的焦灼心態，也更有力的說明了班丹札釋剛剛圓寂的事實。再看，景泰四年（1453），皇帝又 “加封班卓兒藏卜為灌頂清心戒行大國師，賜以誥命。”班卓兒藏卜是班丹扎釋的侄子。從這裡可以看到明王朝對後氏家族的良苦用心。由此可以推定，後法王享壽至少79歲，或者剛滿80歲。因為其師班丹扎釋圓寂的當年，就加封其徒弟繼承師父的封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這在當時的高僧大德中，也是非常高壽的。
後氏家族在西北的影響力
（一）“余後氏先人，自唐以迄於茲，武職數十輩，文職只後公乘龍一員，護印番僧綱司。自明至今，世世相繼。”從這一段《後氏家譜》中的引文可知，後氏族人自唐至今，武職數十輩，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從如上引用的資料及論證可以看出，其祖上自唐至明武職人員輩輩層出不窮，不僅鎮守迭部、岷州一帶，而且多次參加宋元明在全國各地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於洮岷一帶的平叛功勳卓著。這種貢獻一直延續到清朝。如吳三桂流竄至岷州一帶，後只即丹子就糾集地方軍民奮力抵抗，取得勝利，維護了一方民眾的安全和利益，為此，康熙皇帝特賜誥：
制曰：教宗清淨，嚴法律以持躬，學本浮屠，懷丹誠而報國。惟恭忠之克勵，斯寵命之宜新。爾護印番僧綱司後只即丹子，夙通釋典，化衍遐方。當逆賊煽亂之時，矢心守正，糾邊徼士兵之眾，為國宣勞，克著功勳，洵可嘉尚。茲特封爾為：“宏濟光教大國師，賜之誥命。”爾其永懷忠藎，益勉修持，膺茲綸 之榮,用 清淨之化。欽哉！
（二）擴大和深化了藏傳佛教在安多地區的影響力。藏傳佛教的核心地帶，在衛藏區域，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班丹扎釋家族的特殊的作用下，岷州地區卻成了整個安多藏區藏傳佛教最為興盛的地區，甚至可以說成是整個藏傳佛教的影響中心。但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不太長久，也可以說是僅僅幾十年的時間，最多超不過上百年。儘管如此，岷州對於整個安多地區藏傳佛教的影響，確是極其深遠的。這有如下五個依據為證：
1、班丹扎釋家族，早在其太爺、爺、父輩，就在岷州等安多地區建設寺院“足有一百八區”， 在班丹扎釋手上，又興建了更多的寺院。屬轄寺院有100多座，而且在北京的近40年期間，還發動集資興建了眾多寺院，其影響力滲透到岷州衛所轄的最為偏遠的地區，如現在的臨夏市康樂縣鳴鹿鄉西蜂窩寺就是大崇教寺的附屬寺院，對於北京地區的藏傳佛教的傳播也做出了巨大貢獻。據有關資料顯示，班丹扎釋在北京期間，不論是皇家給班丹扎釋建設藏傳佛教寺院，還是班丹扎釋化緣發動更多信眾興建藏傳佛教寺院，在京城就有藏傳佛教寺院10多座。
“西番朝東寺，一目處心。”這句歇後語至今響徹整個番屬地區。《安多政教史》提到“哈立麻德銀協巴前來多麥時，曾有披袈裟的十萬人迎接，這個地點似為岷州（今岷縣境內）雲。” 這個數字似有誇大之嫌，但至少能說明岷州當時藏傳佛教的發展盛況。而且這一記載，只有在岷州地區才具有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基礎，其他周圍各地是不具有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基礎的。明朝的史料對這種情況也能確證一二。成化八年（1472年）六月，禮部上書言道：“今年陝西岷、洮等衛所奏送各簇番人共四千二百有奇。除給予馬直不計、凡賞彩段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捐八千五百二十餘匹、鈔二十九萬八千三百餘錠，濫費無已。” 岷州衛和洮州衛在一年中就有四千多僧人去進貢。《西番館來文》中有岷州衛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兒奏請大藏經的表文一道：“陝西岷州衛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兒奏。為乞請經典事。臣本寺有千餘僧眾，每日率領祝延聖壽。所有原賞藏經，年久破壞，不堪念誦。有都綱也舍，是一個有德高僧。差他赴京，奏請藏經一部。望朝廷可憐見給與便宜。” 在明朝名不見經傳的永安寺有僧人千餘，以此類推，那些著名大寺中的僧眾數也就可想而知了。
2、撰寫、翻譯和印刷藏傳佛教經卷，請求皇帝給全國僧人賜發度牒。
如“奉皇上的聖旨著《喜金剛修法·甘露海》及大輪、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彌陀佛九尊等曼荼羅的儀軌，《多聞子修法》，《中有解說》等，並將這些經典、儀軌等，連同藏文《喜金剛續第二品釋》都譯為漢文。”
據說現在青海瞿曇寺就存有班丹札釋校勘的一部佛經，由於不知道具體情況，介紹只好存缺。
如“木虎年（公元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甲寅），度漢族地方官郭惠、袁綺、男印度人班第喇嘛約格沙拉等為僧，授比丘戒，用漢文傳講《五十上師頌》和《別解脫戒》。宣德十年木兔歲（乙卯）藏曆正月，正統皇帝即位，為了追薦宣宗逝世，升彼師的名號，賜玉印，為了祈禱皇上長壽，建立內藏為泥印佛像十萬尊的寶塔。鐵雞年（公元一四四一年，明正統六年，辛酉），政府興修金汁《甘珠爾》大藏經，彼師撰述總序。水狗年（公元一四四二年，明正統七年，壬戌），請求皇帝給全國僧人賜發度牒，於是有三萬七千名僧人，被賜予了度牒。”
這些史料足以說明後氏家族對於藏傳佛教在安多地區、在北京地區的傳播所做出的輝煌貢獻。
3、大崇教寺是整個安多地區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個安多地區唯一獲得最高封號“法王”的寺院，衛藏區授予過三個法王，之後的法王都是其派系的沿襲。明代整個安多地區規模最大、聲名最顯赫的的寺院是大崇教寺，僅此一脈前後共封授過三位高僧“法王”的稱號。它成為整個安多地區藏傳佛教發展的一個象徵，且聲名遠播整個安多地區之外，被稱為“第二個衛地”。
綜合如上引用的所有資料及其論證，我們就會發現有兩個特別值得高度關注的現象，一是地方軍政首領後能，一是僧政首領班丹札釋，他們兩個在各自領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兩相比較如上事實，我們就不難發現班丹札釋那么年輕進入西藏，就能夠產生那么巨大影響力的箇中原因了，同時也清楚了明王朝為什麼在那么大的藏傳佛教區域，唯獨看中了岷州的後氏家族的根源所在。這與其祖上自唐代以來在這一龐大的區域的軍事影響力和至明以來其家族富可敵國的經濟實力是分不開的。
岷州成為明代藏傳佛教最為繁盛的中心聖地或聖地中心，還與另外兩個客觀因素的相佐是分不開的：一個是此地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直是“南通巴蜀、西控青海，東去三秦”區域的政治、經濟、宗教、軍事、文化中心，行政建置高，管轄範圍大，經濟交流活躍，是著名的商貿旱碼頭，這一“旱碼頭”的位置至今依然保持著，繁盛又強大的經濟基礎有能力養育繁盛又龐大的宗教活動；一個是此地在上一世紀大煉鋼鐵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之前，一直是到處都森林茂密，植被豐厚，就地取材就能興建寺院廟宇，建築材料隨意隨手可取可用，能充分保證繁盛又龐大的寺院建築所需。
總之，天時、地利、人和，綜合因素成就了岷州後氏家族與明王朝以及整個西北邊疆非常獨特的軍政、僧政的親密關係，明朝對於岷州後氏家族寺院大崇教寺超出尋常的支持以及對待其高僧超出尋常的禮遇，充分說明或者彰顯了明王朝當時對於西部治理的一些核心理念。
得姓始祖
公子鞏。後與後在古代是兩個不同的姓氏，在今天都簡寫成后姓，不分彼此。過去，後氏是傳說中上古時期華夏部落首領太嗥伏羲氏的後代子孫。太嗥又稱太昊或大昊，就是古帝伏羲氏的別稱。根據《姓氏考略》的記載：“太嗥孫後照之後，今開封也有此姓，望出東海也。”由此看來，後氏是以“王父字得氏”。老家東海，即今江蘇東海縣一帶。後氏的源流有二：一是源出於姬姓，四周有魯孝公的兒子公子鞏的封邑在郈邑（今山東省東平），諡號郈惠伯，他的子孫以郈為氏，後又去邑以後為氏。二是相傳炎帝的後代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掌管土地事務的官職），死後被封為社神，其後代子孫以後為姓，稱後氏。後氏族人尊公子鞏為后姓的得姓始祖。
遷徙分布
後氏是一個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人口總數在中國的大陸和台灣省都沒有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為第三百九十八位門閥。后姓在大陸和台灣都沒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遠古時候的著名的東夷部族首領也稱太昊，太昊有個孫子叫後照，後照的後代形成了後姓。當代簡寫成後字，但在百家姓中，後、後是兩種姓，有不同的起源，后姓的淵源在於遠古部落首領共工，共工的兒子叫句龍，官職為后土管理土地耕作。句龍的子孫取后土官的後字作為姓。而現代人後姓的人，往往簡寫成后姓，不管怎么說，這兩種姓都有榮耀而悠久的淵源。後氏在我國早期歷史上的后姓名人，幾乎全是山東人：春秋時代，孔子的弟子後處，是齊人；漢時傳詩、禮之學，對我國傳統文化有深遠影響的后蒼，為山東郯城人。和不少的姓氏一樣，后姓雖未發展成一個繁盛家族，但經過無數代的播遷和繁衍，其子孫早已遍布天下。如明宣宗宣德年間鎮守岷州二十餘年，號令嚴明，番夷畏服的名將後能，便是當時的岷州亦即如今的甘肅岷縣人。今四川省儀隴縣，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湖南省寧鄉縣，安徽省宣城縣等地，均有後氏人家。在文字套用上，“後”字和“後”字在很多地方可以互通，因此，“後”氏與“後”氏的界限越來越小，今天有一些“後”姓者，可能有些是“後”氏訛傳而得的。現代“後”字多簡為“後”字，但後氏與後氏，在百家姓的歷史發展中，卻各有不同的淵源。但在今天都簡寫成后姓，不分彼此。
洮州和岷州分別於1379年和1378年從河州衛中分出設衛。洮岷地區的藏族土司中著名的有洮州的昝氏、卓尼的楊氏，岷州的趙氏、虎氏、後氏等。 尤其以後氏為主。根據《岷州志》記載：古岷州地區的後氏分兩大支，一支在今天的甘肅省定西市岷縣縣城及禾馱、中寨等鄉鎮，總人口大約6萬人左右。根據新華社記者後志良調查，甘肅岷州地區後氏另一支分布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盛產當歸的柏林鄉上巴都村、柏林口村及石達灘村，總人口大約1200人左右，民族成份主要是藏族。村民主要從事當歸藥材種植、氂牛、綿羊養殖等。岷州後氏的始祖名後朵兒只班，他在洪武二年時歸附了明朝，委任為宣武將軍，洪武十年受封為岷州衛土司。后土司的家族或屬民中在明代還出過受封為大智法王的班丹扎喜等高僧。班丹扎喜生於1377年，十五歲時出家為僧，二十八歲時到南京朝見永樂皇帝，即留在京城任職。
歷史名人
后稷
后稷是中國古代周族的始祖。傳說是邰氏之女所生，初生時曾被遺棄，故名棄。在堯、舜時代（公元前21世紀以前）為農官，封地於邰，號后稷，別姓姬氏。據說他善於種植多種糧食作物，教民耕種。後來周族奉他為始祖，並認為他是最早種稷和麥的人。傳說中的堯、舜時代，農業還很原始，后稷對當時農業（種植業）的發展做出過貢獻，因而許多古籍如《詩經·生民》、《尚書·舜典》及《史記·周本記》等都歌頌和記述了他的功績。所以後來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時設定的農官，就稱為后稷。
后羿
又稱“夷羿”，相傳是夏王朝東夷族有窮氏的首領，善於射箭。當時夏王“啟”的兒子“太康”耽於遊樂田獵，不理政事，被后羿所逐。太康死後，后羿立太康之弟仲康為夏王，實權操縱於后羿之手。但后羿只顧四出打獵。後來被親信“寒浞”所殺。神話傳說“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燒得草木，莊稼枯焦，后羿為了救百姓，一連射下九個太陽，從此地上氣候適宜，萬物得以生長。他又射殺猛獸毒蛇，為民除害。民間因而奉他為“箭神”。
後處
姓後，名處，字子裡，春秋末期齊（今山東省）人，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潛心傳播儒學。唐開元年間封“營丘伯”，宋又加封“膠東侯”。
後勝
戰國末年，後勝任齊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後勝貪財，便派人送重金給他。後勝的賓客、僕從也經常收受秦國的金錢。於是他們共同力勸齊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諸侯國，致使秦得以將其他諸侯國各個擊破。
後朵兒只班
藏族，波忒國（古指西藏自治區）三疊人。西北著名土司——岷州后土司家族土司制的奠基人。
後 安
後 安
藏族，後朵兒只班之子，二十六年（1393年），掌本衛，事征交河，陣亡。
後法王、
（後班丹扎釋）
藏族，又名後班丹扎釋，生於明朝（1377年），十五歲時出家為僧，屬岷州地區家世顯赫的后土司家族之人，在西藏、安多藏區享有盛譽，深受信教民眾愛戴。二十八歲時到南京朝見永樂皇帝，即留在京城任職。1457年明代宗景泰八年、明英宗天順元年圓寂，享年80歲。
後 能
後 能
藏族，後安之子，其父陣亡，由襲職指揮同知，升指揮使。宣德三年（1428年），征松潘羌夸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1436年），奉勅鎮守岷州。
後 泰
後 泰
藏族，後能之子，襲指揮使職。成化五年（1469年），征羌叛有功，升陝西都指揮僉事，勅守備岷州。
後成功
後成功
藏族，後安之孫，與後泰同輩。
後光基
後光基
藏族，後安第四代孫，尋奉勅，鎮守本衛臨洮地方，後勅命討賊陣亡。
後良儒
後良儒
藏族，後光基之子，本衛指揮同知，掌衛印，光基子，嘉靖二年（1523年）襲任。
後永亨
後永亨
藏族，後良儒之子，岷庠增廣生員，萬暦二十一年（1593年）承襲任。
後顯
藏族，甘肅岷州人士（今天的甘肅岷縣一帶）。根據專家考證，明朝初年多次奉命入藏與烏思藏各地方首領聯繫的明朝著名的使者後顯即是出身於岷州后土司家族。後顯在永樂時任朝廷的宦官，與三寶太監鄭和一樣，是永樂皇帝所親信的重要官員。他在年老告退回鄉時，明朝還派了兩個漢官護送，在他的故鄉岷州興建了圓成寺。
後敏
明朝文士，永樂年間舉為進士，官職唯陝西布政使司參議。他為人忠厚和氣，性情恬淡自如，而於政事勤力親為，很負責任。
後 禮、後 祺
清朝的兩位畫家，他們都是無為地方人，可以想見當時無為的後姓家庭，崇尚儒雅，喜好書畫。
郡望堂號
郡望
東海郡：亦稱郯郡、海州。東海郡在歷史上有三處：①治所在郯邑(今山東郯城)，後置郯縣，屬徐州刺史部，為縣、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會末期境內已有人群定居，時境為“東夷”之地，太嗥氏為東夷一著名酋長，少嗥氏為黃帝族向東發展的一支，與夷族雜居於此，稱“炎”地，周朝時期封炎族首領於此，稱炎國，後演化為郯國。春秋時期，郯國附魯，“郯子朝魯”、“孔子師郯子”即出於此，戰國時期為越國所滅。秦朝時期始置郯郡，後改稱東海郡。；秦、漢之際曾稱郯郡，其時轄地在今山東省鄭城一帶，治所在郯城縣北部；西漢時期下轄三十七縣，其時轄地在今山東費縣、臨沂、江蘇贛榆以南，山東棗莊、江蘇邳州以東和宿遷、灌南以北一帶地區。②東晉時期置於海虞縣(今江蘇常熟)的東海郡，後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蘇鎮江)，其時轄地在今山東省費縣、臨沂縣、江蘇省贛榆縣南部、山東省棗莊市、江蘇省江蘇省邳縣東部和江蘇省宿遷縣、灌南縣北部一帶地區；唐貞觀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縣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復置，始有“郯城”縣之名，不久又省入臨沂；元朝末期復置郯城縣，明、清兩朝之後縣域有變，但縣名未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其地隸屬山東臨沂地區。③南北朝時期的東魏及後來的隋、唐諸朝時期，以海州為東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蘇連雲港海州鎮)，其時轄地在今江蘇省東海縣以東、淮水以北一帶地區。
堂號
裕政堂：明時陝西市政司參議後敏，放寬政策，採取富民政策，使人民康樂。裕政是寬、開拓、富民的政治。他為人忠厚和樂，愛民如子。深受人民愛戴。
東海堂：以望立堂。
字輩排行
安徽馬鞍山後氏字輩：“定爾承開世德”。
安徽滁州後氏字輩：“尚智承先德其強發必”。
安徽蕪湖後氏字輩：“強之永維德宗希仁意和”。
江蘇興化後氏字輩：“常時春兆……”
江蘇溧水後氏字輩：“志際顯左……”
湖北隨州後氏字輩：“文士(運)天開 國家永興 學守克定”。
安徽宣城後氏字輩：文元公正 邦國其祥
安徽無為廬江後氏字輩：世家傳道學，繼起毓良裔，克承先緒，永錫榮昌
宗祠通用聯
四言
孔子高弟；
唐堯農師。
——撰名撰后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春秋時齊國名人後處，字子裡，為孔子弟子，潛心傳播儒學。下聯典指后稷，堯時為農師。
策名唐籍；
裕政明疆。
——撰名撰后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唐代人後胤，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策名，出仕，做官。下聯典指明代當塗人後敏，永樂年間進士，官陝西布政司參議。為人忠厚，從政寬宏。
官游唐籍；
政裕興朝。
——撰名撰后姓宗祠通用聯
同上。
五言
后土成神聖；
門人出翼匡。
——撰名撰后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古代掌管有關土地事務的官，名叫后土，后土在夏、商、周三代以後被尊為土神、社神。下聯典指漢代學者后蒼，山東諛城人。宣帝時，官至少府，精通《詩經》、《禮記》，教翼壽、匡衡等人，而後始有齊計翼匡之學，著解釋《禮記》之書，名《后蒼曲台記》，以《禮》教戴德、戴聖、慶普，所以《禮記》才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七言
尼山道統傳精一；
曲台學家有淵源。
——撰名撰后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春秋時齊國名人後處。下聯典指漢代學者后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