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共產黨

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語：Đông Dương Cộng sản Đảng 印度支那指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寮國和高棉），是越南唯一政黨，曾是東南亞地區影響較大的一個革命政黨，其前身是越南共產黨（越南語：Việt Nam Cộng sản Đảng ）。它是20世紀30年代初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下建立起來的，1931年4月即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預備支部，1935年7月又轉為正式支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印度支那共產黨
• 創建時間：1930年2月3日
• 越南文名：Đông Dương Cộng sản Đảng
• 英文名：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

簡介

在共產國際世界革命戰略的指導下，印度支那共產黨主要在越南領導人民民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民族獨立的革命，參與了1930－1931年的義靜蘇維埃運動，組織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印度支那民主陣線，建立了越南獨立同盟會，為1945年8月革命的成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印度支那共產黨黨旗

沿革

在越南，第一個共產黨人是胡志明。1925年，他在中國廣州創建有共產主義核心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越南語：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為成立越南共產黨作了準備。

1929年5月，在香港召開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的大會上，北圻代表團提出了解散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和成立共產黨的建議。這個建議未被採納，於是北圻代表團便退出大會，回國宣布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並於1929年6月發表了宣言。1929年10月，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南圻的同志也宣布成立安南共產黨（越南語：An Nam Cộng sản Đảng）。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新越革命黨（越南語：Tân Việt Cách mệnh Đảng）——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愛國組織也於1930年1月改組成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联盟。

1930年2月3日，阮愛國（即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開會議，將印度支那共產黨、安南共產黨和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联盟三個組織合併，稱為越南共產黨。同年10月，在香港舉行的臨時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越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大綱》，提出越南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並決定將越南共產黨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黨的第一綱領就明確提出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的口號，領導人民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1930年—1931年組織民眾掀起反對法國殖民者的高潮，並建立“義靜蘇維埃”短期地方紅色政權。1934年，印度支那共產黨在澳門建立海外領導委員會，承擔臨時黨中央的任務。1935年3月，在澳門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全黨面臨的三大主要任務是：鞏固和發展組織、廣泛爭取民眾、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通過了《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行動綱領》，作為全黨行動指南。

1941年5月，決定組織“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以便廣泛發動民眾，建立革命根據地，準備武裝起義奪取政權。1944年12月，第一支人民武裝部隊宣告誕生。1943年，印度支那共產黨寮國地方委員會成立。1945年8月，革命取得勝利。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產黨召開“二大”。大會決定將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越南勞動黨。1955年3月在原印支共產黨寮國地方委員會基礎上成立寮國人民革命黨（越南語：Đảng Nhân dân Cách mạng Lào ）。1955年7月，高棉用前抗戰人員名義，成立公開合法組織“人民派”，1960年，正式建立高棉共產黨（越南語：Đảng Cộng sản Khmer）。

背景及實質

共產國際從1928年制定的“第三時期”理論出發，認為1928年後資本主義體系已面臨全面崩潰，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掀起東南亞的革命高潮，建立一個包括越南、寮國和高棉在內的印度支那共產黨要比單獨組建一個越南共產黨更有影響力和戰鬥力。因此，在對1930年2月的統一會議的檔案作了研究後，“共產國際向越南共產黨發出了指示，對越南革命的任務和路線等問題作了一些補充，並建議把黨的名稱改為印度支那共產黨。”由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就是鐵的紀律，加上胡志明再次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會，越共中央只得服從共產國際的安排，改稱印度支那共產黨，陳富擔任總書記。

1931年2月6日，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份期刊《工農兵》曾對這個大間題作了解釋。它這樣說：“越南共產黨實現了無產階級對印度支那階級鬥爭的統一領導。然而，‘越南’這個名字不符合於黨的革命職責，因為，越南只包括安南人居住的北、中、南三個地區，而印度支那包括越南、高棉和寮國三個國家。因此，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是必要的。雖然，三個國家的種族、語言、風俗、性格不同，但實際上只是一個地區罷了。在經濟上，三國有著密切的關係。各國的物產必須互相交流，人民才能生活；交通線和港口也必須互相使用，各個國家才能生存。單獨一個國家是不能存在下去。在政治上，三國都被法帝國主義侵占，都遭到一個帝國主義的法律、政策的壓迫和剝削。因此，三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勞苦民眾要想獲得解放，打倒帝國主義，取得獨立，要想推翻帝王官僚，粉碎奴隸的枷鎖，要想打倒地主，獲得土地，就不能孤軍作戰。因此，越南、寮國、高棉的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眾必須同心協力，才有希望獲得解放。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一切被壓迫民眾的引路人共產黨，它領導的革命就不能只是為了越南、高棉或寮國一個國家。……因此，越南共產黨必須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雖然，黨的名稱是一種形式，但只要這個形式關係到革命，那就得這樣做。”

從表面上看，上述解釋是合情合理的，但實質上，它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基本原則的嚴重歪曲。誠然，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無產階級在國際政治鬥爭中聯合起來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為此建立了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把它們作為反對國際資本的鬥爭武器。然而，馬克思主義也並沒有因此而否定各國共產黨人在各自的國家裡進行革命鬥爭的必然性。相反，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鬥爭都是對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壓迫者——國際資本的沉重打擊，國際主義和各國革命者的具體活動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兩者不可截然分離。

共產國際的錯誤表現在強行把越南、寮國和高棉三個不同國家的革命運動統一在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黨領導之下，其實質是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與各國黨的愛國主義精神之間的辯證關係割裂開來了。共產國際只看到了印度支那三國的共同敵人法帝國主義，但卻漠視這三國的具體國情，看不到這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信仰和種族等存在著的千差萬別：事實上，即使是在1930年一1931年的革命高潮中，印度支那共產黨也沒有在寮國和高棉建立起分黨。儘管1935年在澳門召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寮國和高棉有代表參加，但這兩國的黨的基層組織卻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