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博格達汗宮博物館
- 類別：歷史類
- 地點：烏蘭巴托南郊
- 竣工時間：1924年
歷史,營建時期,維修,建築布局,建築構制,收藏展品,價值評析,彩畫維修,
歷史
博格達汗宮博物館位於烏蘭巴托南郊，最早修建於1893年，曾是蒙古藏傳佛教博格達活佛居住和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1924年建成博物館，建築採用蒙藏文化風格與漢式工程做法相結合的建造手法，反映了新的民族建築設計理念。
博格多汗宮，位於烏蘭巴托市南博格多汗山腳下的圖拉河畔。現闢為博格多汗宮殿博物館。博格多，蒙古語漢譯為“聖賢、崇高”之意，烏蘭巴托南面之山被蒙古人尊其為 “聖山”，稱博格多汗山。博格多汗宮建成於清晚期的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克圖時期，初稱博格多格根夏宮，即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夏宮（或夏殿）。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911年、1921年兩度宣布獨立，當了蒙古皇帝之故，博格多格根夏宮遂改稱博格多汗宮及博格多汗宮殿之稱。名稱的改變，與喀爾喀蒙古晚清至民國期間歷史的變革有關。
營建時期
博格多汗宮的營建時間，在博物館的“簡介”中說建於1893~1903年（清光緒十九~二十九年），即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時期。但據《蒙藏佛教史》載：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同治九年（1870年）轉世於西藏，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三十日抵庫倫後的“光緒十一年（1885年）居於圖拉河畔之夏殿”。顯見博格多汗宮當早於“簡介”所說的建成年代。那么究竟建於何時？還是從《蒙藏佛教史》及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的著述中發現了與此相關的信息。《蒙藏佛教史》中多有歷代格根坐床後的營建寺廟、宮殿之載，如五世格根呼畢勒罕曾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請清廷別築宮殿於“甘丹”，但未載具體事宜，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書中引用了《寶貝念珠》第三十五章中記載：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五月五日，清帝下諭：“允許格根將寺院遷到土（圖）拉河北岸”。喇嘛據皇帝聖載於當年就收拾好自己的殿堂和財產，遷到漢人店鋪以西八里左右處土拉河岸不遠的地方造起了寺廟。波茲德涅耶夫還將博格多汗宮的具體建築年代，鎖定在五世格根來庫倫坐床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到其園寂的前六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之間。這個判斷是與這年“允許格根將寺院遷到土（圖）拉河北岸”的清廷諭旨為據，故可以為博格多汗宮始建年代應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較為可信，而不是“簡介”中所稱1893— 1903年。
1913年的博格達汗冬宮
1913年的博格達汗冬宮維修
根據中國國家文物局與蒙古國教育文化科學部簽署協定，中國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利用中國政府無償援助600萬元人民幣對博格達汗宮博物館門前區進行維修。
建築布局
博格多汗宮營建於博格多汗山腳下的圖拉河畔之臨山近水、地勢平坦的川地上，優雅而風景如畫的環境，從地輿學角度認為是一處“風水室地”。它的占地面積較大，當時它的附近並不建有其它建築設施，乃屬一處避署的最好所在，故有夏宮之稱。
博格多汗宮現狀布局，呈一回字形長方形的平面格局。橫向分三路（院）組合，中路（中軸）為夏宮的主體，即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居住夏宮所在。左右兩路在中路院落的東西兩側。宮門外則有廣闊的前庭廣場及廣場內設施——照壁、木牌樓等。廣場早期曾有木柵欄設施。這種平面布局與蒙古國的其它寺廟的布局形式十分相類，只不過它的等級要較一般寺廟（如喬伊進廟）要高很多。
（一）中路（中軸）院落建築布局
1、前庭廣場
博格多汗宮的前庭廣場，位於中軸線之南為一磚雕精製的大照壁，居中照壁池心磚雕以海水礁岩、二龍戲珠之浮雕，兩側壁牆與主壁斜向內收呈八字狀布列，池心無飾，整體青磚砌就，壁座為須彌座式，壁身各由兩端的壁垛和池心組成，檐出以磚構斗拱上承磚作椽飛、屋蓋為殿式做法的筒板瓦屋面、施脊飾雕刻，其磚雕藝術性較強，是同類照壁中典型範例。
照壁與頭道宮門（牌樓門）之間，布列有一四柱三樓垂柱無斗拱大木歇山式牌樓一座，明間內置蘭底金字匾額，上書蒙、漢、滿、藏四種文字“樂善好施”。
木牌樓與頭道宮門之間的東西兩側，對稱布列二柱單間木牌坊各一。前庭廣場還以木柵欄自東西兩路的內側向南延伸的設定，形成一個十分廣闊的前庭廣場的範圍。
2、宮門
博格多汗宮的宮門居中設定有二道，第一道宮門為面闊三間，十二柱上承垂蓮柱懸挑式大木歇山牌樓式宮門，明間與兩次間僻門以明間的中門為大。左右圍牆以木構板牆維護在其東西兩側，還僻以側門各一，可通達東西兩路的院內，側門之制度與一般寺廟同類門式一致。
二道宮門為一面闊進深中三間前置抱廈、平面“凸”字形、周施圍廊、二層重檐、底層四周出檐，二層平頂，上施面闊一間的閣樓，為大木斗拱歇山式構制。底層居中明間前後老檐柱線置有板門，正面外檐懸以蒙、藏、滿、漢文字的“廣慧寺”呈底金字匾額。二道宮門兩側也有圍牆封護，並與中路主院東西面的北走向圍牆相接，形成中路主院的四至圍牆。圍牆現為磚構，抹灰刷以赭紅，施筒板瓦屋蓋。
滿、藏、蒙、漢四種文字的“廣慧寺”匾額
滿、藏、蒙、漢四種文字的“廣慧寺”匾額3、鐘鼓亭
宮門內東西兩側，置以六角單檐大木鑽尖式構制的亭子各一，東為鐘亭，西為鼓亭，與一般寺廟中的鐘鼓樓功能相類。
4、一進院（南院）
博格多汗宮的第一進院的主殿平面為凸字形，主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周施圍廊大木歇山式，居中前施卷棚抱廈一間，主殿居中一間，在屋頂置以一間大木歇山式閣樓，整體造形別致，立面如同一“品”字形。此殿與過殿功能相類。殿之兩山居中置有圍牆，與東西兩側的南北圍牆相聯，圍牆兩側設有單間大木懸山式垂花門各一對稱布列，為一般僧俗進出的通道。
第一進院落的主殿
第一進院落的主殿東西廂殿：此院東西兩側，對稱布列廂殿各一，皆為面闊三間、前置檐廊、大木硬山式構制。又據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一書記載：北院為汗宮辦理庶務和活佛庫房（佛倉）、財庫的辦公之所。還有六座獨立大房子，都靠著南院柵欄，它們之間還有幾座獨立的棚屋，院內還有各種馬車，庫房收藏有各種寶藏，外國人敬獻的禮品。（注一）。
5、汗宮主院
汗宮的二進院，也是汗宮的主院，中軸線上一座面闊九間大殿，其正面及兩山置以圍廊屬大木斗拱硬山式構制，此殿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的大殿，屋頂居中置一面闊三間周施圍廊的二層樓，屬大木歇山式構制，但在二層屋脊的居中又置一歇山式方亭，形成該殿重檐三層的特殊構制，雖此亭的功能未得祥察，但作為建築形制分析，可使面闊九間殿宇的立面造型，具有增加和提高其高度的特殊視覺效果。另一個特殊之處是樓梯設定不在殿內，而是置於建築的背後，所置樓梯可通至二層的明間檐廊，因而避免了殿內樓梯獨占一間的空間，從而擴大了殿內空間的利用面積。
二進院落的主殿，也是整座宮區的主殿
二進院落的主殿，也是整座宮區的主殿據《蒙古與蒙古人》記載，當時樓上樓下分左右各半，該殿的左側（東）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房間，右側為禪堂。活佛的房間，上下三面靠牆皆有炕，靠窗一側為擅香木雕刻桌椅，各類陳設十分考究。而上下禪堂則滿掛佛像（唐卡），四壁前有一張供桌和打坐用的坐墊。但從現狀來看，作為博物館功能，未能完全保留原狀的室內陳設，故原狀活佛生活設施沒有看到多少為憾。
大殿的東西兩側，對稱布列有廂殿各一，廂殿面闊五間、前置檐廊，屬大木硬山式構制。前後院廂殿的一側在圍牆上辟以牆門，可通左右路的側院。
6、三進院落
博格多汗宮第三進院，現狀以圍牆封護，但據清代庫倫平面圖中所示二進院之後還有一獨立院落。（注二）
以上中路（中軸）主院，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夏季所居宮殿的主體，故俗稱夏宮。而冬季這裡氣候嚴寒，這裡缺乏過冬之取暖設施，後來在其左路院中另建有冬宮一處，是為冬季居住之所。
（二）左、右兩路院落布局
現狀博格多汗宮的左右兩路院落，幾乎不存多少建築，顯得十分空曠，只有外側的木構圍牆（似為後建之物，原狀可能是木柵欄）。木構圍牆居中兩側有通東西以外的大門一座，（正面有側門各一）。在左路（東院）的靠南，置有二層藏式建築的冬宮一座，面西坐東朝向，此殿據稱原為藏式二層構制，但經後來的改建，門窗改制為俄式風格，二層平頂也改為簡易歇山式，使人看後，覺得不倫不類是一大敗筆。但殿內所藏文物及陳設，為宮中原有實物，亦不少是收集之文物，其價值較高。另外左路院內現存放有數口大鍋，各有鑄造之年代及人名等銘文，多為蒙文，其中一口大鍋有漢文銘文為：
“山西 豐鎮府順成街廣明爐吉日造
執事人：劉秉元、金火匠人：蘇俊黨、白玉山、王德元、蔡玉鳴，東口：福興涌韓畫鋪攬大清光緒叄拾年立”。
現狀之木構圍牆儘管屬後建，但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做法保持了蒙古式建築特有風格。
建築構制
（一）平面布局，深受中國古建築的傳統中軸對稱制度的影響，中軸線上布列的主要建築，兩側建築嚴格對稱。
汗宮以中路為宮內主建築，左右兩路為輔院，形成回字形平面，當與安全防衛功能有關。
（二）建築等級制度之反映：博格多汗宮等級最高之建築，為二進院的面闊九間大殿，等級之高的標誌特徵是，面闊開間底層為9間為宮內建築之首；它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禮佛，居住之所，高於其它建築之功能；各院的功能分布、主次地位明顯，如門的設定，中軸建築的明間之門，是活佛的通行必經之門，而側門則是供一般僧俗人的通行。
博格達汗宮平面圖
博格達汗宮平面圖（三）建築構制乃屬效仿中原漢式傳統建築的基本構制為主，兼容大式、小式和民間構制於一體的一種特殊形制的產物，也具有蒙古式建築文化的內涵的表達。
無斗拱垂柱式牌樓及牌樓門，以大式之屋頂，前後垂柱形成的殿式構制，而以四柱為支撐的三者關係，猶如空中樓閣臨空降地一般，顯得十分壯麗，這種形式尚屬民間工匠做法之一，在漠南內蒙古今呼和浩特（歸化城）的小召前牌樓即屬這一形制，只不過它屬於垂柱式斗拱形制而已，而此處屬垂柱式無斗拱之造型，在內蒙古地區並未見有實例。以牌樓作為宮門，實際上也非孤例，內蒙古呼和浩特觀音廟大門也為一牌樓式構制，只不過此門的四柱位置的軸線上各用三柱，從而加大了垂柱的進深寬度，從其正側立面形象更顯殿式風格的豐滿和壯觀。
正門、一進院、二進院中軸三大建築，皆屬重檐二層，但與漢式大式重要重檐二層建築的處理手法上有明顯的不同，其二層面闊間數均小於底層，宮門在頂層平頂上居中布列起建；一進院殿堂則在明間下置抱廈，上置亭式閣樓，均為一間構造；而二進主殿的二層僅為面闊三間，因施圍廊做法，同時又於二層屋蓋居中施以一間亭式閣樓，這種構製作法在清代官式、大式建築中是不見的，但在內蒙古（如呼和浩特歸化城北門、清真大寺）、山西的一些民間寺觀建築中有類似的實例不乏。筆者考察後認為，此宮為活佛之夏宮，以居住為主，故採用了適應生活為主的建築構制，是可理解的。又據資料記載，主殿庭院有小小人工池塘，養有各類珍禽，這一花園式的格局，在常規建築格局中，往往是在兩側及後院的花園中才可看到。在汗宮中的主院中施以水塘，置有禽獸之園林景觀的實例是十分罕見的。
（四）博格多汗宮的外裝修，原狀保存幾乎完整，而後來殘缺補配的因工藝水平之故，新舊明顯有別，裝修形式，各個建築較之活潑多樣，顯然不受什麼約束，當與這座建築作為生活居所的功能有關。其中融進了蒙藏民族的裝修文化內涵，然而室內裝修改變之處較之明顯，筆者以為，此與這裡作為博物館之功能和展出需要的因素有關。如果完全按照原來生活形式恢復予以展示，其效果將比人為展示幾件器物效果更要好。
收藏展品
宮內收藏文物豐富，展出的珍貴唐卡、佛像和法器件件都是珍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哲布丹尊巴八世與皇后的寢宮內最耀眼的是各國元首贈送給他的禮物，如金縷鞋、80隻狐狸皮製成的繩子、150張美洲豹皮製成的蒙古包、大象標本等。
價值評析
博格多汗宮經歷了晚清到民國及蒙古獨立三個不同的政治變革過程，直到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園寂，自此喀爾喀蒙古地區結束了格根呼畢勒罕的轉世。博格多汗宮目睹了漠北結束歸附清王朝統治而獨立建國前後的這段歷史，作為這一歷史的直接見證，具有補史、證史、正史的重要作用，從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
博格多汗宮的建築，雖屬經清廷批准而建，但它並非像“慶寧寺”那樣，按規範圖紙施建，而是採用了蒙藏文化風格與漢式工程做法相結合的手法建造，為烏蘭巴托近代建築史中一座十分完整的宮殿式建築群組。反映了清代晚期一種新的民族建築的設計理念，至今已保存168年歷史而基本完好，體現和代表了當時建築科學技術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在蒙古地區建築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2014年蒙古郵政發行相關郵票
2014年蒙古郵政發行相關郵票博格多汗宮是一座集供佛寺廟、格根居住辦公的綜合性功能於一體，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最高宗教領袖重要居所之一。它的建築造型風格主殿多以前廈後殿重檐二層的組合為律，其等級又以九間殿為最，在建築構制上建築的功能與園林藝術相融合，細部的內外裝修上以蒙古民族特有的風格為主，同時借鑑了漢式傳統藝術表現手法，形成了獨具魅力的藝術表現風格，具有較高的藝術感染力。
建築造型體現出的民族文化藝術的風格，主要表現為具有蒙古民族帳幕造型的元素融進了建築構造和建築結構之中，這一點是其具有藝術價值中值得稱道的獨特之處。
我們對博格多汗宮的考察，限於時間僅僅對建築形製得予了初步感性認識和了解，對結構及原狀有關各種問題並未來得及進行詳細了解，雖然從《蒙藏佛教史》、《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等文獻著述中，作了一些描述，但它仍然距離全面了解其全部內涵相差甚遠，期等日後有機會再赴實地考察，儘可能將此課題作一較深入的研究。
注一、注二：《蒙古與蒙古人》一書載：房屋位於呼圖克圖夏宮的南面院子裡，但從實際考察，南院亦為汗宮主院之一，不可能把庫房置於此院，如果說是佛倉及庶務辦公之所尚可說得過，那么佛倉之處應為北院（或後院）及左右兩跨院較為可信，且現狀後院多已失存，主殿不可能無後罩，筆者以為可能為書中筆誤所致，誤將北院寫成“南”院，故此註明，有等進一步考證。
彩畫維修
中國政府無償援助蒙古國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博格達汗宮博物館門前區維修工程是中蒙兩國在文化遺產保護修復領域進行的首次合作，也是40年來博格達汗宮博物館實施規模最大的一次保護工程。
2006--2007年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多次派出技術人員對彩繪保護修復開展前期研究工作，其中彩繪的製作材料和工藝特徵研究是本項目前期研究的重要內容。2006年7月研究人員赴蒙古國博格達漢宮參加了博格達漢宮博物館門前區彩繪前期研究第一階段工作，完成了背景資料調研蒐集,彩繪保存環境調查 ,彩繪製作工藝調查, 病害調查及成因分析等現場場勘察和實驗室研究分析兩部分工作。並提交了中英文版的蒙古國博格達汗宮建築彩繪保護修復研究報告。
在現場初步摸底調查的基礎上， 為進一步確定彩繪工藝及病害因素，在勘查中，有目的性、針對性、代表性的對不同層次位置、不同時期彩繪的製作材料採取樣品。共採集各類顏料樣品50個，剖面樣品12 個， 地仗層配比樣品5種，土成份樣品6類。分別用顯微剖面分析、FTIR、XRD、雷射拉曼、能普等手段做了相互印證分析。
在對現場全面詳細調研的基礎上,對博格達漢宮周邊的環境、氣象、地質等相關資料進行了走訪、調研，同時通過對彩繪製作工藝及本身材質的分析檢測，揭示兩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病變的因果關係, 從而為保護修復實施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