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會】1917年皖系軍閥段祺瑞藉口平息張勛復辟事件，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聲稱民國元年（1912）成立的國會和通過的《約法》，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悍然解散國會，廢除《約法》，要成立新國會，並將總統黎元洪驅逐。孫中山舉起護法旗幟，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新政府，任大元帥職，開展護法運動，反對段祺瑞的獨斷專行。翌年，孫中山因受到桂系軍閥的排擠而去職，廣州護法軍政府變成了岑春煊、陸榮廷等把持的政權。南北繼續陷入分裂。1919年2月，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派出代表朱啟鈐，南方軍政府主席岑春煊派出代表唐紹儀，在上海舉行會議，商談南北和解，是謂南北和會。這次和會因遭到段祺瑞的反對，未能達成協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北和會
- 地點：上海
- 相關人物：孫中山、段祺瑞等
- 結果：未能達成協定
- 別稱：南北和談
簡介,歷史發展,
簡介
1922年的中國，北方先是第一次直奉大戰結束，奉軍慘敗退回東北。直系掌控北京政權，之後黎元洪被請回代行總統職權，國會重開。可內閣卻屢屢難產，或是任命的總理拒絕上任，如伍廷芳、唐紹儀；或是內閣被哄下台，如王寵惠組織的“好人內閣”。北京政壇上演著一幕幕“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
南方則是烽煙四起，廣東先是北伐軍挺進江西，後有陳炯明部兵變，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爾後又是劉震寰、沈鴻英等組成討賊軍與陳家軍在廣東激戰。四川則是熊克武派與劉湘派之間的軍閥內戰。廣西則為滇軍、桂軍的拉鋸。福建則由徐樹錚策劃兵變，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逼使李厚基下台。吳佩孚組織討逆軍進逼福建，徐樹錚離開福建，制置府垮台。湖南則上演著趙恆惕與譚延闓的權力角斗。一時間，南北兩地戰火沖天，政爭無窮，真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此時的中國依舊是暗雲壓城。
歷史發展
脆弱的和平
1923年初，風向標似乎為之一變，南北各地的掌權者高談起了“和平、統一”。
黎、張二人也作出回應，3月27日派丁槐以總統特使名義赴廣州慰問孫中山，4月7日又派王寵惠以內閣代表名義南下，與孫中山代表胡漢民、徐謙等進行和平統一問題的談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撒銷閩、粵兩省督理為南北統一的先決條件，孫洪伊還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條件。然而4月16日，沈鴻英在吳佩孚的指使下進攻廣州，孫中山命駐滬和談代表向王寵惠表示強烈抗議，並於4月19日致電上海議和代表，提出北方如欲言和，應先罷免吳佩孚，否則和談可以終止。這一條件是張紹曾內閣根本不可能答應的，也不敢同意的。因而此次上海南北和會無疾而終。
4月26日，馮玉祥等率軍官數十人向張紹曾內閣索餉，張內閣無奈於6月6日宣布總辭職。
6月7日，曹錕又唆使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五百餘人前往總統府要求總統發放欠餉，並進一步讓馮玉祥等北京駐軍軍官總辭。黎擔心兵變，被迫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避難，途中受直系軍閥王承斌的脅迫，黎元洪不得不通電國會宣布辭職。
“驅黎”成功後，曹錕原打算召開國會選舉總統，不料國會議員紛紛離開北京，總統選舉無法進行。而全國各地也紛紛通電，聲討直系在“倒閣、驅黎”時採取的種種無恥手段，直系一時名聲掃地，狼狽不堪。為減輕來自各方的壓力，曹錕希望拉攏國民黨、西南諸省實權派和北方奉皖派系，緩和與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於是曹錕放出風聲，表示願與孫中山和談，通過孫洪伊、楊度與國民黨駐滬代表徐謙等人接觸，並於7月2日和19日先後致電孫中山，表示願意回響孫中山的倡議，召開南北和會，實行兵工政策。但孫中山此時已對“曹吳分離”已趨悲觀，因而不願與曹錕有任何瓜葛。
7月4日回信於徐謙，直言：“中國現局墮落，…乃革命不徹底之所致。……從今以後，…再從事於徹底之革命”。
淺議和會失敗之原因
1923年上海南北和會的失敗，確實令後人嘆息，如果歷史朝著和平統一方向發展呢？那結果……。但歷史不存在假設，存在即為合理，我們只能就有限的材料，對當事人所作所為做一些自認為客觀的評論。真相究竟是如此嗎？恐怕當局者也無法確切了解。
就黎元洪而言，作為直系捧出的總統，對於自己地位的不穩固，恐怕是不言自明的。欲做穩總統寶座，就需勢力的均衡，但奉系剛敗，與直系關係是勢同水火，再說黎作為湖北人，對於北方的事務也沒有多少發言權，但作為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副總統一職，又參加過武昌首義的黎元洪，與孫中山、老同盟會員的關係當然要比與奉、直更近一些。因而黎希望南北和會能夠成功，將孫派吸收入北京政府，以達到穩固其地位的勢力均衡。
曹錕一直謀求總統之位，因而對於孫中山的人望頗為在意，也希望籠絡孫中山加入北京政府，“曹正孫副”之傳言，並非空穴來風，但對於孫中山提出的孫曹聯合的前提條件“曹吳分離”，他是有所顧忌的。曹作為直系的“老帥”，只是資歷老而已，作戰並不出眾，如無吳佩孚的軍事實力，面對奉系的強大軍事壓力，他是無法抵擋的，因而“曹吳分離”這個條件，曹是無法接受的。
孫中山對於和平統一有多方面的考量，一來是順應民間呼聲，如在復全國商聯會勸告裁兵書、復何東贊成召開南北領袖聯席會議電中（6），都表示贊成和平協商，共謀統一。另一重要考量則是避免陳炯明與直系聯手，黎張下台後，國民黨的南北和談代表仍與直系保持接觸，其目的就是謀求直系對孫陳之間的對抗保持中立，而曹錕也在電函中表示對廣東的內部事務不插手，以表對孫中山的誠意。另一目的則是試圖在黎張、吳、曹三方中選擇一方合作，不動兵戈而平天下。孫中山本質上是個理想主義者，能夠通過和談達成全國之統一，在他看來當然是最好的辦法。然而事與願違，黎、張和平有誠意，但無實力，自身尚在直系羽翼庇護之下，何來自主之權力？曹錕不願與吳分離，且驅黎、賄選，所作所為，名聲掃地，合作自是不可能的。吳迷信武力統一，對於與曹決裂不能下斷然之決心，孫吳的聯合只有破裂一途，即使這樣，孫中山也做過最後的努力，先後派徐紹禎、徐謙於1923年10月秘赴洛陽與吳佩孚接洽（8），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先生聯黎、聯曹、聯吳皆不可得，惟有實行北伐、革命救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