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齋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始於隋朝，完善於宋，元傳入歐洲，明至巔峰，經歷了雕版、活字、木版水印等階段，以胡正言的“十竹齋”代表的餖版、拱花等多色套印技術，集繪、刻、印於一體，被中國著名美術史論家王伯敏教授譽為“十竹齋佳制，畫刻印三絕”，對日本浮世繪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清晚期逐漸被西方傳入的石板印刷替代。 木版水印技藝是中國古代科技生產史一筆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十竹齋

簡介

華夏文明，上下五千年；雖歷盡人間滄桑、飽經世劫磨難，依然薪火相傳、綿延不絕、代代相繼，在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傳承延續狀況的比較中，更明顯地表現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和盛旺的生命力、以及無與倫比的延續性。作為炎黃的後人，我們當為此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也當自覺地感受到主動地學習、傳承和弘揚這一文明流脈的沉重責任。中國的傳統版畫藝術，是華夏文明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其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早為世界所公認。學界的共同認識是，中國的傳統版畫在千餘年中長久傳世、並廣泛流傳於海外各國的製作技術形態，至遲是在唐朝形成的。現藏於英國大英圖書館唐懿宗鹹通九年王玠刻本（西元868年）、也是當今所能看到記有年代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和僖宗中和二年（西元882年）四川省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書，可以證明雕版印刷在唐代已經很流行。尤其是那幅《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扉頁畫《祗樹給孤獨圖》，其刻工技術之高超，印刷效果之精美，令今人莫不嘆為觀止。由其製作技藝的高度完美成熟的程度，也可幫助我們做出這樣的推測或判斷：在此作品問世之前，中國傳統版畫已經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由雛形至成熟的演進和發展歷史。

歷史

而關於版畫製作技術中的“雕刻”技術，有學者將其起源上溯至華夏先民在甲骨鐘鼎上或鐫刻、或刻模翻鑄文字圖案的行為。此後的“雕刻”又歷經了木竹簡符、封泥印璽、刻陶立碑、畫像磚瓦等漫長的演變過程，直到漢代蔡倫造紙術的問世，才實現了版畫中“雕刻”和“轉印”在紙上的完美結合，形成了迄今仍在綿延傳承的技術形態。

唐868年王玠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朱墨雙色《靈芝圖》

由此經歷也可看出，中國傳統版畫由萌芽至形成雛形的演進過程本身，與包括文字、圖案等在內的華夏民族視覺藝術和審美意識的發展演進緊密相關，內容十分廣泛，積澱十分豐富。對於這樣一部中國傳統版畫史，僅僅是簡單地把它解讀為關於傳統技術的歷史，是過於膚淺的理解。

《靈芝圖》雕版

至宋、元時代，雕版印刷由佛經、佛畫逐漸擴張到如曆書、醫書、經書、子書、文集和占夢等書的刊印上，這一發展過程，其實是深受五代時候唐明宗令國子監大規模雕印儒家諸經工作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宋代公私刻書之風大盛，以及雕版印刷走向經學、文學、藝術和民間日用書籍的刊印上，即可見出這種發展的趨勢。宋、元時代雕版印刷的發展尤為蓬勃和迅速。無論從它們所刊印的品質或者數量來看，都達到空前的水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慶曆年間（西元1041—西元1048年）我國天才冶金工人畢升發明了被後世稱為“泥活字”活字印刷術。關於畢升的發明，在宋代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中有詳細記載。從記載中可知這種最早期的活字印刷術比起現代的活字印刷術，自然幼稚笨拙的多，但是值得我們重視、欽佩的，關於活字印刷術的基本原則——鑄字、排版和印刷這三種程式（階段）在這裡都已具備；這和版畫的製作過程——構圖、製版和印刷原則是一致的。

魯迅，鄭振鐸在20世紀30年代刻印十竹齋箋譜

在元代，以往均為單色印刷的技術演進為朱墨雙印的階段。元順帝至元六年（西元1340年），思聰和尚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注釋》，其經注和後面的《靈芝圖》，就是利用這種雙印方式；比日本在寬永四年（西元1627年）所雕印的《鹿劫記》的最早套色版畫要早287年。從此我國的版畫藝術邁進彩色套印的時期。

十竹齋信箋餖版拱花

明代中期以後的戲曲和小說的版畫插圖，在我國版畫史上是一段燦爛輝煌的珍貴時期。這時期在雕版插圖方面，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氣息，作品中所表現的精工細緻、韻味高雅，堪稱精美絕倫，到達成熟的階段。在量的方面不但遠超過前代，其雕鏤工藝的綺麗程度也是後世所不及的。尤其是萬曆和天啟（西元1573—1627）這五十五年間，以戲曲和小說為主的版畫插圖，呈現出絢爛奪目的光彩，形成中國版畫史上全盛的黃金時期。我國的刻書業自明世宗嘉靖以後，集於金陵、蘇州、杭州、歙縣等地，有關版畫的插圖，自然也以這幾個地方為最精。例如蘇州的書業堂、杭州的張氏白雪齋、金陵的唐氏富春堂、等，都以刻圖精美而著稱。

《十竹齋箋譜》之一

至明代後期，彩色套印法更臻於精美完善的境地。安徽歙縣制墨家程君房和方千魯用彩色套印法刊印《程氏墨苑》、《方氏墨譜》，製作精美，相互輝映，成為我國版畫史上的傑作。江寧的吳發祥和金陵的胡正言更進一步利用所謂“餖版拱花”法，即依色分版、靈活套印的彩色套印法、和利用版面凹凸進行壓磨使畫面拱起的特殊技法，刊印傳世傑作的《蘿軒變古箋譜》、《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主動開掘印刷語言和材質語言的表現力，開拓出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至此，木刻版畫已不是附屬於書籍和文字的插圖，一躍而成為具有獨立價值的藝術作品。這幾部作品精工富麗，具備眾美，今人難及之處亦不在少數。蘭經居士題十竹齋書畫譜小引中有云：“展冊淋漓，宛然在目，蓋淡淡濃濃，篇篇神采，疏疏密密，誠畫苑之白眉，繪林之志幟也。”

木版水印製作過程（1964年水印工廠）

在這樣的進展中，胡正言主持經營的“十竹齋”的故事值得特別介紹。胡正言字曰從。原籍徽州休寧，僑居南京，“十竹齋”便是他的室名，十竹齋經常雇有刻工“十數人”。“天性穎異多巧思”的胡正言對他們“不以工匠相稱”，並與他們“朝夕研討，十年如一日”。因此使得“諸良工技藝，亦日益加精”。當刻畫“落稿”或“付印”時，胡正言“還親加檢點”。這表明，在十竹齋水印木刻的製作過程中，畫家與刻印工人是處於密切合作的狀態，與此前畫家與刻工的工作相互分離的情況迥異。這使得畫家能理解刻工的製作，刻工也能加深理解畫作的藝術特色和意趣要點，從而使畫家的意圖能夠準確地通過工人之手得以生動體現。畫家與刻工的溝通，既是使我國版畫創作的藝術含量得到飛躍性提升的一個重要的關鍵環節，也為今天的版畫工作者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清代木刻版畫藝術逐漸趨於衰微。其初期的版畫，雖然尚能繼承明末的綺麗遺風，也有不少優秀作品，但在細緻及數量方面，卻已無法比擬。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附有版畫插圖的書籍，傳世者頗多。在彩色畫譜方面較為重要者，是康熙四十年（西元1701年）李笠翁和沈心友在芥子園請人編繪，並由雕版師精心竭力合作而成的《芥子園畫譜》。此書是胡正言“十竹齋”餖版彩色套印法的延續和發展，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價值，同時也是一部相當完備的中國畫技法教材。

流傳於民間的、以“楊柳青”和“桃花塢”等為代表的民間年畫，是中國傳統版畫藝術中的另一重要分支。民間年畫的歷史悠久，早在明末萬曆迄至天啟之間，即已有大量的年畫行世。由於其高度生活化的題材、內容和淳樸明快的藝術形式，能和廣普通大民眾的思想情感產生共鳴，故而深受民眾喜愛，亦形成了廣泛的市場而長盛不衰。民間年畫出自民間生活又融入百姓的生活空間，在其內容與形式中，集中地承載和傳達著中國普通民眾世代相傳不絕的生活理想和樸素健康的審美情趣，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藝術寶庫。中國的傳統木刻版畫盛行千年，積澱豐富深厚，也廣泛地流傳於世界各國，卻因為西洋的石版印刷等高效的機械印刷技術的進入而一蹶不振、日漸式微。痛感於這一極其寶貴的傳統技藝資源的衰落和流失，魯迅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邀約鄭振鐸先生共同出資，發起了重刻輯印《十竹齋箋譜》等典籍的行動。鄭先生委託趙萬里先生從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藏本,延請北京榮寶齋的師傅用“餖版”和“拱花”術仿原件複製。魯迅先生還親自撰寫《重印十竹齋箋譜說明》，文中說道：“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畫叢刊會假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編者魯迅、西諦；畫者王榮麟；雕者左萬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經理其事者，北平榮寶齋。紙墨良好，鐫印精工，近時少見，明鑑者知之矣。”可以見到他對此事的一片苦心。作為親手培育了近代中國創作版畫幼芽的旗手和導師，魯迅先生此舉的另一番用心所在，是希望中國的青年藝術家們切勿因追隨西洋藝術而忽略了腳下的本土資源，希望中國的創作版畫能“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先生80年前的身體力行，為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時期里開創中國文化藝術新格局的潮流中，如何梳理和挖掘源遠流長的本土文化藝術脈絡，如何從豐厚的傳統資源中汲取寶貴的養分以滋養自身，都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新中國建立後，版畫首度成為國內高等美術院校中的專業學科。在開創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版畫專業教學體系的建設中，遵循魯迅先生的倡導，梳理和挖掘本土傳統版畫歷史資源，也成為建設者們傾力而為的重要課題。

水印工廠全家福（1958年）

浙江美術學院院長潘天壽題寫

50年代初期，時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今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主任的張漾兮先生，在建系之初，便分別派專人到北京榮寶齋、上海朵雲軒交流學習全套的傳統木版水印技藝，赴江南各地大量收集民間年畫、藍印花布等原始資料。隨後又在版畫系成立了國內最早的木版水印工作室，專門就此項絕技開展教學和研究。傳統文化藝術資源進入專業教學，為該系的教學和科研創作帶來了嶄新的、別具一格的面貌，也在“出作品、出人才”方面收到了出色的效益：該系學生吳光華的水印版畫作品《舞獅》在國際上獲獎，畢業生陸放、張玉忠、陳聿強、張新宇、朱琴葆、吳凡等則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持續以水印版畫創作獲得一致的讚譽，成為國內最重要的新一代水印版畫藝術家，也為現代水印版畫在國內各地的普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該系的後任歷屆主任趙宗藻、張奠宇、韓黎坤、張遠帆等，均高度重視傳統版畫技藝的保護傳承和整理研究工作，並注重將其成果有機地融入該系的教學科研和創作中，形成該系了獨具特色、融匯中西的專業教學體系，享譽中外。現任該系教師的方利民、王超、張曉峰等，均接受了該教學體系的專業訓練，也經歷了對傳統技藝的悉心研習，又結合當代藝術創作的語言手法，使自己的水印版畫作品兼具民族藝術特色和現代氣息。他們的水印作品廣受好評，也屢屢入選國內外專業展覽或獲獎，可視為傳承創新的新一代成功典範。其他如北京的陳琦，江蘇的顧志軍、凌君武，浙江的魏立中、邵蓓艷、徐建文、李巍等，也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讀傳統技藝並活用於自己的作品而取得成功的範例。對傳統版畫的繼承和發揚，既體現在現代水印版畫的創作中，也體現在現代工藝複製版畫的製作中。上世紀50年代末，上述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的木版水印工作室，改由學院直接管理並改名為浙美水印工廠。在該廠夏子頤、張耕源、徐銀森、王剛、陳品超、俞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翻刻了《十竹齋印譜》。與此同時也翻刻和複製了一批書畫名作，其中以複製寫意水墨畫為主，並在寫意水墨畫的複製中多有技術創新，使得寫意水墨畫複製技術達到了國內最高水平，成為國內木版水印三大基地之一，馳名於中外。北京“榮寶齋”和上海“朵雲軒”，則是我國目前工藝複製版畫的主要代表，它們不僅繼承了《十竹齋》版畫的一切技法，而且又有了很大提高。《榮寶齋》複製唐畫《簪花仕女圖》的成功，標誌我國傳統木板水印複製國畫的新水平，達到了我國歷史上木板水印技藝的最高水平。同時，上海“朵雲軒”於1981年決定用木版水印翻刻這套畫冊。當時為了尋覓最好的舊藏品做底版，花了2年多時間走訪國內8大城市的有關單位，最後找到了明朝的版本，隨後又歷時2年多，由技師根據明版《十竹齋書畫譜》精心刻板1700餘塊，手工套印4萬餘次，終於印製出了這套《十竹齋書畫譜》木版水印作品，為研究和繼承中國古代版畫作出了貢獻。在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博覽會上，《十竹齋書畫譜》從91個國家的1萬種送展書籍中脫穎而出，獲得唯一一項國際大獎。杭州是畢昇的故鄉，版畫印刷術自然久負盛名。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有“今天下印書，杭州為上”之記載，而十竹齋木版水印則是近現代杭州版畫印刷藝術的明珠。2001年，師從於陳品超、張根源的木版水印傳承人魏立中正式創立杭州十竹齋藝術館，堙沒數百年的木版水印名坊終於得以重生。十竹齋藝術館聘請原水印工廠的十幾位專家傳授技藝，並邀請呂濟民、馮驥才、謝辰生、沈鵬、劉健、吳山明、潘鴻海、歐陽中石、張遠帆等藝術名家進行指導，勵精圖治，開拓進取，碩果纍纍。目前，十竹齋已經用木版水印複製了唐868年王玠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玄奘西行圖》、《富春山居圖》、《五牛圖》、《雷峰塔藏經卷》、《十竹齋箋譜》、《十竹齋書畫譜》和木刻文化名人肖像印等重要作品，知名度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堪稱木版水印在新時代的復興。此外，十竹齋在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設立“魏氏木版水印獎學金”，鼓勵年輕人對這項技藝的熱情，同時還接納外國留學生在木版水印工坊內學習，向海外傳播中華傳統文明。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十竹齋的復興和發展，既是一代代木版水印人艱苦奮鬥、傳承創新的結果，也與當今社會進步，文化繁榮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將木版水印發揚光大，進入千家萬戶，是十竹齋的一個夢想。但是這個夢想，已在實現的路上。

*2013年，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辦，杭州十竹齋藝術館承辦的“十竹齋文獻展”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舉行。*2013年，杭州十竹齋藝術館被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基地”的稱號。

《富春山居圖》木版水印作品

2013.11.19國家圖書館舉辦“十竹齋文獻展”

*2014年，十竹齋“木版水印技藝”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2014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十竹齋木版水印培訓班正式開班授課。

*2014年，杭州十竹齋藝術館館長、木版水印技藝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魏立中榮獲第三屆“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獎”。

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

作者簡介：魏立中，十竹齋木版水印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版畫藝術家、杭州十竹齋藝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