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朝從信錄》記載史事起於泰昌元年庚申（公元1620年），終於天啟七年丁卯（公元1627年）。全書以年月時間為綱要，依照年月排列史事材料，注重據實反映。其內容主要是泰昌、天啟年間的邸鈔公奏。因為作者對這些邸鈔公奏或者全文照抄，或者酌情摘錄，並且只敘述文錄而不作絲毫創作，所以這部著作命名為“從信錄”。
基本介紹
簡介,作者介紹,記載內容,序,原則,主要內容,背景,記錄暴行,反抗,被禁,
簡介
作者介紹
沈國元，字仲飛，後改名為沈常，字存仲。秀水人，明代諸生。著作除《兩朝從信錄》之外，還有《皇明從信錄》、《流寇陷巢記》、《甲申大事記》等。《兩朝從信錄》是一部記載明朝泰昌、天啟兩朝史事的著作。它是為續《皇明從信錄》而作。沈國元所學專好蒐集史料、編纂史書，他曾經試圖將《皇明通紀》、《皇明續紀》合二為一，並輯補萬曆朝事，從而形成《皇明從信錄》一書四十卷。後來，再把泰昌、天啟兩朝的史事，著書為《兩朝從信錄》。
記載內容
雖然行文之中無作者創新之意，但卻還保存了不少的原始資料。有這樣一個傳說，順治初年，明朝攀附權貴、諂媚宦官魏忠賢的大學士馮銓屈節效命於清廷，再次被招入內閣，因為看到珍藏於皇史■的《熹宗實錄》中有不少“詆毀”自己的文字，遂將此書加以銷毀。後來的論史者獲得這段史實以及熹宗執政時期的史實材料，還很多地借鑑了《兩朝從信錄》。
序
這本書前有陳懿典的序、作者自序以及述意，交待了成書的經過、背景和全書的體例、內容。陳懿典在序言中說：“丁卯春，前《從信錄》刊行，幾罹?禍。是秋試浙闈，感有異夢，逾月而聞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堅志復為是書。”又曰：“經營止二期”。據此推算，《兩朝從信錄》成書大約在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或是在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中。
原則
《兩朝從信錄》出於存信的原則，全錄或摘錄了大量的邸鈔奏疏。這些邸鈔奏疏中有不少受當時的社會背景影響而與後金衝突有關的內容。有的奏疏大力表彰了抗擊後金將士們的英勇無畏，稱頌他們“以萬餘當虜數萬殺數千，雖眾寡不敵而死”，卻“使人腸烈”。有的奏疏則貶斥彈劾那些貪生怕死、與後金作戰不力的將領，指責他們“受國隆重”，卻不能“以長纓系奴酋之頸於闕下”，“遏門庭之寇於方張”。其中有一大部分奏疏是表明對後金的不同主張：有的認為應當廣尋謀士，派遣能將，問道登萊，廣招健卒，掉州浮海，直搗奴穴。有的認為只宜堅守，“一意堅壁清野，簡將搜兵，修戰具，養戰士，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而圖之。”
主要內容
有的獻計，應“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有的則主張，應與努爾哈赤力戰，派軍隊進逼敵患，並扼其運輸交通要道，以求置之死地而後生。有的認為四川兵與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調用”。而有的則持迂腐之見，認為努爾哈赤不會有任何作為，因為天道神明，帝國好生，而努爾哈赤卻侵擾大明邊地，殺戮成性、搶掠無數，所以“天必助我天朝”，陛下可以“萬無足憂”，只要“高拱於上聽凱歌聲”即可。儘管意見紛紜，高下不一，但它們的矛頭始終都是針對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後金政權，所有計謀的目的都在於如何消滅後金政權，消除外患以確保大明的江山社稷。僅此一點，恐就足以令清人不能容忍了。
背景
泰昌、天啟時期，努爾哈赤的後金政權日益壯大，與明王朝的矛盾衝突也隨其野心的擴大而加劇。《兩朝從信錄》非常詳盡地記錄了這些矛盾和衝突。作者身為明朝文人，其心之所向也必在明朝，加之此書成書亦在明代，所以著書記事的立場就明顯偏於明王朝這一邊。書中記述後金時，態度亦有敵意，也不乏藐視。例如，稱金兵的入侵行動為“犯”、“陷”，稱金人為“虜”、“夷”，稱他們的首領努爾哈赤為“逆奴”、“狡奴”、“奴酋”、“奴賊”等等，這些違礙用語的頻繁使用都是後來成為中國當權統治者的滿清人所忌諱和無法容忍的。
記錄暴行
《兩朝從信錄》還記述了金兵的暴行：侵擾遼與大明邊境之後的燒殺擄掠、姦淫婦女以及人民英勇反擊等的情況。例如卷六記載，天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努爾哈赤為補充軍備，下令搜括民衣，並強行規定富人家只能留下九件衣物，中等人家留下五件衣物，下等人家留三件，如此荒唐之規定讓人既恨之強權又笑之無度。三月二十五、六日，派兵驅趕漢人前往北城，屯民歸村堡，途中，“夷人”趁機掠奪村民財物，甚至連婦女身上值錢的衣物都剝去了，許多婦女不堪忍受如此侮辱，紛紛上縊自盡以求保持名節。不僅如此，金兵還恬不知恥地“盡拿民間寡婦閨女解送遼陽”，“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姦污”。更有甚者，他們將所有在他們眼中看來形貌可疑不順之人，都予以殺戮。金兵所到之處擾民不寧，並強改民俗民風，逼迫權內之人必須剃頭，這對歷來認為“身體膚發受之父母，不可隨意傷殘”思想的漢族人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
反抗
如此殘暴惡行肆虐，終招民眾的含怒抗爭和英勇的反擊。《兩朝從信錄》中記載了這樣兩件事：“（天啟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於西門，點而殺之。有一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與眾砍殺頭目，連殺三四人。其諸子拔梃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機出走，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此一也。金軍逼眾剃頭，“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群擊殺之。”此二也。由此兩件事可見之金兵的外強中乾與貪生怕死，以及被壓迫、被侮辱的民眾的憤怒與反抗的英烈。作者自己記載完這兩件事後，在下面又加一句按語說：“快事！何不處處皆然，人人皆然，忠義成性，寧以地限！”好一個“快事”，又好一個“皆然”，令我們仿佛間，看到了一個拍案稱快的沈國元的形貌。
被禁
鄙其先祖為夷為虜，獻計謀略欲滅其而後快，言詞激昂指斥其殘暴無道。《兩朝從信錄》這樣站在明室一邊，記載諸多不利於後金人的內容，又怎能讓清朝統治者可以視之無恨，令其安然存在呢？
因此，《兩朝從信錄》在清乾隆年間遭到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