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教科書的事件》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修改教科書的事件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修改教科書的事件
近來大家都在議論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的事件。中國人有意見，日本人也有意見，東南亞國家的人都有意見。
修訂本國的教科書可能是很尋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進入”，掩蓋“皇軍”殺人奪地的罪行，翻過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溫侵略“美”夢的野心，問題就大了。有人說，這是“內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國、屠殺別國人民的“內政”嗎？又有人說，是進入還是侵略，應當由後人來論斷是非。這是“成則為王”的老觀念，只要我有錢有勢，後人會講我好話。不過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這種事也不會拖到後代等後人來解決。關於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事，我們記憶猶新。“進入”不止一次，單是從“九一八”開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萬以上中國軍民的死亡，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在中國土地上還留下不少“皇軍”的“德政”——萬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國人都不曾忘記日本軍人的殘酷暴行。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等不到後人論斷就垮台了。聽說在日本今天還有人準備建立“滿洲建國之碑”為它招魂，這只能說明那班人靠搞陰謀、念咒語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們要“進入”，中國人民一不歡迎，二無所畏懼，不過說實話，你們真的能夠再像三十年代那樣“進入”中國嗎？真應該動腦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中日人民之間有兩千年的友誼，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軍國主義的逆流和破壞友誼的阻力又算得什麼！但是怎么會讓這逆流、這阻力占優勢，終於引起一場災難深重的戰爭，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一九三五年在橫濱和東京七個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沒有把真相告訴日本人民，人民聽慣假話受了騙。我寫過一篇短文《日本的報紙》，講的都是事實。我對日本報紙天天謾罵中國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舉出一些報導文章，證明它們全是無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讀者受了影響，居然真的相信日本軍人“進入”中國是為中國人謀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為上海的一份雜誌寫的，雜誌發稿前要把稿件送給當時國民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結果“不準發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顛倒是非到了這樣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覺到輿論工具“威力”之大。這些事，這種情況，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相信宣傳，以為日本人真在中國受盡迫害。而事實卻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軍人和日本浪人當做“賤民”看待。究竟誰欺侮誰，我有一部中篇小說《海的夢》可以做證，單憑這一點，我的小說也要傳下去，讓後人知道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勞的優秀人民。我知道他們受騙上當，卻無法同他們接近，擦亮他們的眼睛。我在橫濱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個月，我看見朋友代他女兒寫的寄守衛滿洲的“皇軍”的慰勞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占領滿洲是為了趕走中國“馬賊”保護滿洲人民，傀儡“皇帝”溥儀乃是“真命天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用這些荒謬的神話來教育兒童、教育青年的，無數的年輕人就這樣給騙上戰場充當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沒有忘記。溥儀訪問日本的前夕，幾個日本“刑事”①半夜裡跑到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闖進我的房間，搜查之後，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會，遇見那箇中年的日本職員，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給帶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
慘痛的血的教訓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聲”的人在六十年代卻站出來講話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訪問日本尋求友誼，都是滿載而歸。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沒有恢復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處都有歡迎的手伸向我們。在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我結識了許多真誠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受到破壞，兩國人民都會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公園裡看到日本岐阜縣建立的紀念碑，岐阜人說：“日中不再戰！”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縣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聲音應當更加響亮，人民的團結應當更加緊密，讓那些妄想再度“進入”中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這一次修改教科書的人又給我們上了一堂課。我們中間有少數健忘的人習慣於聽喜報，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損害友誼，有傷和氣，或者妨礙團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來，做了反面教員，敲了警鐘，對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點治療的作用。軍國主義的逆流就在近旁翻騰，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忘記八年抗戰的往事了。那么讓大家都來參加人民友誼的活動罷。
修訂本國的教科書可能是很尋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進入”，掩蓋“皇軍”殺人奪地的罪行，翻過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溫侵略“美”夢的野心，問題就大了。有人說，這是“內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國、屠殺別國人民的“內政”嗎？又有人說，是進入還是侵略，應當由後人來論斷是非。這是“成則為王”的老觀念，只要我有錢有勢，後人會講我好話。不過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這種事也不會拖到後代等後人來解決。關於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事，我們記憶猶新。“進入”不止一次，單是從“九一八”開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萬以上中國軍民的死亡，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在中國土地上還留下不少“皇軍”的“德政”——萬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國人都不曾忘記日本軍人的殘酷暴行。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等不到後人論斷就垮台了。聽說在日本今天還有人準備建立“滿洲建國之碑”為它招魂，這只能說明那班人靠搞陰謀、念咒語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們要“進入”，中國人民一不歡迎，二無所畏懼，不過說實話，你們真的能夠再像三十年代那樣“進入”中國嗎？真應該動腦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中日人民之間有兩千年的友誼，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軍國主義的逆流和破壞友誼的阻力又算得什麼！但是怎么會讓這逆流、這阻力占優勢，終於引起一場災難深重的戰爭，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一九三五年在橫濱和東京七個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沒有把真相告訴日本人民，人民聽慣假話受了騙。我寫過一篇短文《日本的報紙》，講的都是事實。我對日本報紙天天謾罵中國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舉出一些報導文章，證明它們全是無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讀者受了影響，居然真的相信日本軍人“進入”中國是為中國人謀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為上海的一份雜誌寫的，雜誌發稿前要把稿件送給當時國民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結果“不準發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顛倒是非到了這樣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覺到輿論工具“威力”之大。這些事，這種情況，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相信宣傳，以為日本人真在中國受盡迫害。而事實卻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軍人和日本浪人當做“賤民”看待。究竟誰欺侮誰，我有一部中篇小說《海的夢》可以做證，單憑這一點，我的小說也要傳下去，讓後人知道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勞的優秀人民。我知道他們受騙上當，卻無法同他們接近，擦亮他們的眼睛。我在橫濱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個月，我看見朋友代他女兒寫的寄守衛滿洲的“皇軍”的慰勞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占領滿洲是為了趕走中國“馬賊”保護滿洲人民，傀儡“皇帝”溥儀乃是“真命天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用這些荒謬的神話來教育兒童、教育青年的，無數的年輕人就這樣給騙上戰場充當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沒有忘記。溥儀訪問日本的前夕，幾個日本“刑事”①半夜裡跑到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闖進我的房間，搜查之後，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會，遇見那箇中年的日本職員，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給帶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
慘痛的血的教訓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聲”的人在六十年代卻站出來講話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訪問日本尋求友誼，都是滿載而歸。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沒有恢復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處都有歡迎的手伸向我們。在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我結識了許多真誠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受到破壞，兩國人民都會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公園裡看到日本岐阜縣建立的紀念碑，岐阜人說：“日中不再戰！”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縣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聲音應當更加響亮，人民的團結應當更加緊密，讓那些妄想再度“進入”中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這一次修改教科書的人又給我們上了一堂課。我們中間有少數健忘的人習慣於聽喜報，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損害友誼，有傷和氣，或者妨礙團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來，做了反面教員，敲了警鐘，對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點治療的作用。軍國主義的逆流就在近旁翻騰，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忘記八年抗戰的往事了。那么讓大家都來參加人民友誼的活動罷。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