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講變文

俗講變文

俗講是由六朝以來的齋講演變而成的,它是指套用轉讀(詠經)、梵唄(讚唄)、唱導等手法進行佛經的通俗演講。這種講演因地制宜地通過雜說因緣比喻,使一般大眾更易理解佛教經論義理,從而達到了隨類化俗之目的。在古代,俗講對於佛教義理的普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俗講變文
  • 特點:說唱相間
  • 來源:佛經講演
  • 流行時間:六朝、唐朝
  • 領域:文學
簡介,源起,歷史,“變文”特點,現存敦煌變文類型,《續高僧傳·善伏傳》,俗講,

簡介

俗講乃僧徒依經文為俗眾講佛家教義、“悅俗邀布施”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 變文,或簡稱“變”,乃轉變的底本,在敦煌說唱類的作品中保存較多。現知明確標名“變文”或“變”者有八種:《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漢將王陵變》、《舜子變》(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一卷》(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此外,尚有題殘佚,據其體制也應屬變文一類者為《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目連變文》等數種。上述作品,除《舜子變》基本為六言韻語、體近賦文,《劉家太子變》全為散說、體近話本外。

源起

俗講與我國固有的說唱傳統有關,但它更主要的來源,是六朝以來佛家的一種講道化俗手段:“轉讀”與“唱導”。轉讀,或稱詠經、唱經,指講經時抑揚其聲,諷誦經文。梁慧皎《高僧傳·經師經》謂:“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可見轉讀是隨佛經傳入,改梵為漢適應漢語聲韻特點而產生的一種讀經方法。到了唐代,轉讀經師吸收民間聲腔,趨附時好,專以取悅俗眾為務,轉讀遂向大眾娛樂的方向發展。同時,講經中的另一種方式唱導,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唱導是宣唱法理、開導眾心。轉讀與唱導,以及偈頌歌贊的梵唄,融講說、詠唱為一體,有說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講。
唐代俗講相當盛行。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載,武宗會昌元年(841)僅京都長安一次就有七座寺院同時開講,自“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俗講法師有海岸、體虛、文漵等多人。其中文漵尤為著名。趙鱗《因話錄》卷四角部載:
有文淑(漵)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yin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 “和尚教坊”。

歷史

俗講由佛家講經衍出,講者盡為僧徒,即所謂俗講僧。他們有主詠經的都講,主講解的法師,主吟偈贊的梵唄等。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鐘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薩;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經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於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又由法師解說。如此反覆,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
敦煌遺書中尚保存有十來種。最為完好者為《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此外尚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雙恩記》等等,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間用三三句式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斷、側、吟之類的辭語,標示聲腔唱法。
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不外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業惑、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馳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
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伯2305號)旨在說明供養人間師僧,即是敬奉佛菩薩,卻用一位國王毅然拋棄人世的榮華富貴,屢遭種種磨難仍甘於為仙人供給走使,執著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來表現。情節波瀾起伏,故事娓娓動聽。又如,《維摩詰講經文》,現存兩個系統的七種八卷片斷,規模宏偉,想像豐富,甚有文學色彩。其中對於魔女的描寫,極鋪陳渲染之能事,辭藻華麗,帶有駢文的節奏聲韻之美。
俗講在宋以後即無記載,但民間“說話”伎藝中有“說經”一家,演說佛書,或即為俗講之嫡傳,惜無話本流傳。後世樂曲系、詩讚系說唱諸藝,如宋的陶真、鼓子詞、諸宮調,元的詞話,明清彈詞、鼓詞、寶卷等,都可以溯源到俗講,那種一段散文敘述,一段韻文歌詠,說唱故事的體制,更可以看出俗講的影響。
唐五代時與俗講同時流行的民間說唱伎藝尚有“轉變”。轉變,就是說唱變文,當時極為盛行,上自宮廷,下至鬧市,都有演出,且出現了演出的專門場所 “變場”。

“變文”特點

一、說唱相間,散韻組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講或淺近駢體;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偶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辭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這說明唱腔與講經文也不同。
二、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習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時有何言語”之類。有人說這是演唱前指示圖畫的套語。講經文沒有這類過階語。
三、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以及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畫卷開時塞外雲”句可知。伯4254卷《降魔變文》正面為圖六幅,背面抄與畫圖內容相應的唱辭六段,是轉變配有畫圖的證明。這種文圖相配形式,是後世小說 “全相”、“繪圖”本的濫觴。
轉變與變文中“變”字的含義與淵源,一直是中外學者試圖解釋而至今尚無定論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有待新資料的發現。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變文是說唱藝術,適應普遍民眾的審美趣味,當然有民族文藝的基礎。我國古代有講故事、唱歌謠,散韻夾用的敘事傳統。這從《逸周書·太子晉》、東漢趙曄《吳越春秋》中可見大概。當然也有佛教文學的影響。佛教傳入,改梵為華,保存相當多的原典語彙、文法與風格;“十二部經”內又有長行(契經)散文直說義理,重頌(應頌)以詩重述長行之義,伽陀偈(偈、諷頌、孤起頌)不依長行而以詩直說教義等文體,通過六朝以來佛教通俗化的傳教方式,如唱導、轉讀、讚唄等,深入民間,這對正在形成中的轉變與變文,無疑起了催生的作用。
敦煌變文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的想像,曲折的情節,生動的形象,活潑的語言引人入勝。變文作為轉變的底本,本不是案頭讀物。它是供藝人說唱用的。根據說唱的需要,說表與唱誦結合,敘事與代言並用,融文學、音樂、表演為一體。以聲傳情,以情帶聲,聲情並茂地演述故事,是它最突出的藝術特點。
變文的想像極為豐富,往往使一些比較簡略粗疏的故事,通過擴充細節,誇張渲染,馳騁想像,大大充實豐富起來。如《史記·伍子胥列傳》記子胥逃亡途中遇漁父一節,僅16字,在《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中擴展為409字,而《伍子胥變文》卻用了2500字。《史記》、《吳越春秋》中“至江” 二字,《變文》中加以發揮,刻劃江邊荒涼蕭索,人物內心焦慮不安的情境,加強了倉皇逃亡途中伍子胥的慌恐、緊張和英雄末路的悲憤之情。在藝術結構上,變文大多能注意故事的有頭有尾、脈絡清晰;同時又注意情節波瀾起伏,留下懸念,以吸引聽眾。
如《降魔變文》寫舍利佛與勞度叉鬥勝一節,六師先後化出寶山、水牛、毒龍等物,舍利佛從容鎮定,變出金剛、獅子和鳥王,一一戰勝魔道。情節連峰疊嶂,扣人心弦,讓人想起後世《西遊記》中鬥法的描寫,可見變文在精神上如何哺育了後世的神魔小說。優秀的變文作品,能在故事的矛盾衝突中刻劃出生動的人物性格
伍子胥的智謀勇毅,王陵母的大義凜然,張議潮叔侄的衛國忠心,都是在情節的曲折展開中刻劃的。變文的語言無論是口語或是淺顯的駢體,大都能作到通俗易懂,生活氣息濃厚,又雜用俚語方言、諺語成語,新鮮活潑,流暢明快,琅琅上口,悅耳動聽。在修辭上,還常用比興、誇張、排比、對偶、反覆、問對、諧音、隱語等手法,加強語言的形象性和表現力。
變文散韻結合演唱故事的體制,影響到唐人傳奇。宋元以後,各類說唱文學和戲曲文學,若追根溯源,也都與變文有些血緣關係。變 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往往為後世小說、戲劇所吸收,如《伍子胥變文》故事,在後世《吳越春秋連像評話》、《春秋列國志傳》等演義中,皆成為大關目。《漢將王陵變》故事,在元雜劇《陵母伏劍》、明小說《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中,也都有演述。《王昭君變文》故事,自元馬致遠《漢宮秋》雜居、張時起《昭君出塞》雜劇、明無名氏《和戎記》、《青冢記》等傳奇,至近代的話劇《王昭君》,不下二十四五部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它的影響。《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在宋代已搬演為雜劇,至明初,有鄭之珍編《目連救母行孝戲文》一百出,萬曆間佚名《目連救母勸善記》戲文一百零二折,清張照編《勸善金科》十本二百四十齣;而民間目連戲,更為流行,由於魯迅《女吊》、《無常》二文的評述而廣為人知。

現存敦煌變文類型

一是宗教性變文,如《八相變》、《降魔變文》、《破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等。這類變文通過佛經故事的說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們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髮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
二是講史性變文,如《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漢將王陵變》等。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梁。“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麗,證以詩歌,又雜諢詞,以博笑噱”。《伍子胥變文》現存四個殘卷,拼合後尚有一萬六七千字。
它敘述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無道,殺害伍奢,奢子子胥亡命入吳,佐吳王滅楚復仇;後來子胥忠諫獲罪,又被吳王夫差殺害。它讚美了伍子胥機智勇敢、臨難不懼、憂國憂民、恩怨分明的品格。在這類歷史題材的變文中,取材於漢代的故事為多。如據《史記· 陳丞相世家》演繹的《漢將王陵變》,據《漢書·李廣蘇建傳附李陵傳》編寫的《李陵變文》,據《漢書·元帝紀》、《西京雜記》和民間傳說編成的《王昭君變文》等。
這類變文多表現對故國的眷戀與對鄉土的思念。在晚唐五代內憂外患、河西地區淪於異族統治的形勢下,傳唱這些故事,是寄寓著無限感慨的。第三類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有《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等。這類變文雖假借歷史人物,而所講故事了無歷史根據。最後一類取材於當地當時重大事件與人物,這就是《張議潮變文》與《張淮深變文》。雖僅兩篇,且殘缺過甚,但仍可看出,當時民間藝人如何通過變文說唱,熱情謳歌張議潮叔侄及其率領下的歸義軍民艱苦卓絕,英勇奮戰抵禦異族侵擾、保境安民的英雄業績。

《續高僧傳·善伏傳》

《續高僧傳·善伏傳》卷二十載有伏日聽俗講事,表明貞觀三年(629)就存在俗講。俗講在唐代文宗時代(827-840)很盛行,約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長安諸寺往往有奉敕開演俗講的法會(一般俗講是不依敕令的)。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唐紀·敬宗紀》載,寶曆二年(826)敬宗曾親臨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由此可見,當時俗講當是寺院的一件大事,規模宏大,儀式莊嚴。另據日本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稱:當時長安有名的俗講法師,左街有海岸、禮虛、齊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漵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漵最為有名。趙璘在《因話錄》中稱:“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拜”;段文節在《樂府雜錄》中亦稱:“其聲宛暢,感動里人。”
唐代俗講一般主要使用說唱體為話本,因為說唱體既圍繞著佛教經典主題,又著力使之通俗化,從而易於人們接受教義,這類俗講話本稱作 “變文”;有時在“變文”中還附有反映經中故事內容的圖畫,這叫“變相”;俗講有時也採用“講經文”為話本,這類話本往往通過自編說唱文字以演繹經中義理。由於俗講主要采說唱體制,說中大多伴有唱,因此“變文”中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以示唱時用平調、側調或斷調。唐代俗講在發展過程中,也逐步採用了一些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如《舜子變》、《伍子胥變》、《王昭君變》等即屬此類。後來,不僅俗講法師開演俗講,民間藝人也開始唱變文。《全唐詩》載唐末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說:“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可見當時已有婦女用變文、變相合起來清唱王昭君的故事了。
變文的唱詞,一般是以七言為主而雜有三言,也有少數雜五言或六言;說詞則是散文白話,也有用駢體文的。變文文采大多極為圓熟純煉、流利生物,往往從數十字經文而渲染髮揮成為千數百字,其體例之宏偉,內容之樸實,描述之活潑,辭藻之絢麗,想像之豐富,實為佛教文學中之傑作。宋真宗時(997-1021),由於政治的原因,朝廷明令禁止僧人講唱變文,其後大量變文作品便逐漸失傳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發現唐人寫經,變文才重新被世人發現,現在《敦煌變文集》匯集了敦煌經卷中所存的變文七十八篇,是今人研究變文的寶貴資料。

俗講

俗講於北宋雖被禁止,但由於俗講在佛教寺院和廣大民眾中影響甚大,所以禁而難止。一方面,俗講在寺院中還有所保留,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良渚之言,俗講至南宋理宗時(1225-1264)還未盡絕。另一方面,俗講以另一種形態出現並繁榮於民間講說場中。宋代開始就有所謂“談經者”、“說諢者”、“說參請者”,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說:“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事,又有說諢經者。”其中,說經顯然是唐代講唱變文的直接延續,可惜宋代這些說經作品已失傳,難以詳考。宋代出現的民間說經、說諢、說參請影響極其廣大,宋以後說話、談詞即導源於此。這些均是俗講在後世民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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