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國論

仇國論

《仇國論》,三國時代蜀漢中散大夫譙周於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作。當時諸葛亮已經逝世23年了,姜維為了繼承諸葛亮的遺志,連年發動對曹魏的北伐戰爭,以圖恢復漢室。

針對姜維的窮兵黷武,譙周寫了這篇文章,同時這也被視為益州本土人士對蜀漢外來統治集團的反抗。這篇文章也遭到歷代中國正統儒家學者的強烈批判,認為這是在為投降主義鳴鑼開道,喪失了民族氣節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仇國論
  • 創作年代:公元257年 
  • 作品出處:《三國志·譙周傳》
  • 文學體裁:傳記
  • 作者譙周
  • 時代三國
原文,文章分析,作者簡介,著作成就,後續,評論,

原文

三國志·譙周傳》記載: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
因余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余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文章分析

《仇國論》中,譙周舉了兩個虛構的國家“因余”和“肇建”為例子,因余是小國,肇建是大國,兩國世為仇敵,因余國人高賢卿問伏愚子,身為小國在面對大國時該使用什麼戰略,伏愚子舉周文王勾踐為例子,說明與民休養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勝利,高賢卿又問:“楚漢相爭之時,劉邦項羽約定以鴻溝為界,互不侵犯,當項羽返回時,張良認為如果人民安定下來就不會再想變動,說服劉邦追擊項羽,最後取得了勝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現在肇建國內部有缺陷,我們趁機出兵攻擊其邊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煩而戰勝他呢?”
《仇國論》《仇國論》
伏愚子回答:“商朝與西周的時候,王綱堅固,社會安定,人民習慣於當時的統治階級,要是在那個時候,劉邦怎么可能杖劍鞭馬、奪取天下呢?反觀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遞嬗,年年月月都改變統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強並爭,力量強的收穫便大,遲慢的便被吞併。現在我們國家和肇建都已經立國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動盪不安的時候,而有多國並立的形勢,所以可以用周文王無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劉邦那樣南征北討,如果人民疲勞,國家就會瓦解,俗話說‘與其射出很多箭沒有命中目標,不如謹慎發箭,不要輕易出擊。’
所以智者不會因為一時小利就轉移目標,而是等到時機許可才一次出動,所以商湯周武王能不戰而勝,如果他們一味窮兵黷武,不能審時度勢,則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隻便能渡過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作者簡介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西充)人。三國時期蜀漢學者、官員,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蜀漢滅亡後降晉,在晉官至散騎常侍。後世對其褒貶不一,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

著作成就

據《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並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乾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

後續

《仇國論》並沒有阻止姜維繼續北伐,但譙周最後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官升一級,成為光祿大夫,可見朝廷中也有許多人對他的言論深以為然,之後益州本土人士對蜀漢的反抗更加激烈,直到譙周勸劉禪出降,蜀漢滅亡。

評論

《仇國論》中所談到的基本都是值得後人參考的治大、小國之道。 作者是三國時期蜀國光祿大夫譙周。他以處在蜀國,一個地勢偏僻、領土窄小的國家為官的親身經歷,闡述了自己與姜維相反的治國之道
姜維主張以武克國,用武力侵占別人的領土,藉此削弱魏、吳的國力,復興漢室。
譙周則認為蜀國國力太弱,討伐別的國家,簡直是徒勞無益,不但不能削弱別國國力,反而削弱自己的國力。所以譙周在《仇國論》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句話:“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意思是:大國的能力強,就可以討伐別的國家;小國的國力弱,就應該體恤人民的疾苦,壯大自己的國力,使人民能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方能成為大國,振興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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