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之治

乾淳之治

乾淳之治宋孝宗在位期間經濟繁榮,出現的太平盛世。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在內政上,宋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

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昇平景象。

此間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孝宗專心理政,百姓富裕,五穀豐登,太平安樂,史稱“乾淳之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乾淳之治
  • 時代:南宋
  • 時間:宋孝宗在位期間
  • 特點:太平盛世
背景,政治,軍事,經濟,改革財政,發展經濟,興修水利,改革紙幣,輕徭薄賦,文化,發展文化,文化繁榮,評價,

背景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而且南宋內部問題多多,士風日下,吏治腐敗。官俸和軍費占了國家大量的財政收入。宋高宗時期政府加重稅,又使農民造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禪位於趙昚,是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後,頗欲有番作為,改革朝政,力圖恢復,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戰派,銳意收復中原。重新拜張浚為相。並且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

政治

宋孝宗吸取秦檜長期位居宰相,形成盤根錯節勢力的教訓,大大縮短了宰執的任期。孝宗時刻提防宰執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孝宗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外戚不預政的“ 家法” ,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後來韓侂胄賈似道以外戚擅權攬政的局面。在宰執集團內部的宰相與執政的關係上,宋孝宗也力圖使參知政事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參知政事的設立,確實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權的作用,而且宰執間議論政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 但是, “ 元豐改制”後,參知政事廢而不置, 其職事歸中書、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垂,成為宰相的屬官。南宋建立後, 雖復置參知政事一職,但其地位、權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設時相比。
宋孝宗宋孝宗
此外,宋孝宗還加強台諫官的監察職能,其主要目標是針對宰執集團,尤其是針對宰相的。首先,孝宗將台諫官的除授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斷宰相與台諫官之間互相援引、倚為鷹犬的關係。孝宗勤於理政,在南宋諸帝中還是出類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靈時已無一則自事,思日: 豈有未至者乎? 則求三兩事反覆思慮,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禪位光宗的前一天還在親自除吏。通過對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難發現,在他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的背後,隱藏著他對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們蒙弊。

軍事

在軍事上,整軍興武,宋孝宗在五年間,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閱兵,還積極選拔將領,自己也學習騎射。南宋的軍隊戰力有很大的提高。
主張抗金的大臣張浚已於和議前去世,宋孝宗轉而依靠指揮采石之戰虞允文。虞允文於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樞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決定採取分別從江淮、四川東西兩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此前一年,宋孝宗還將三衙之一的侍衛馬軍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為宋軍東路的前進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後,卻遲遲不能確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於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與虞允文相約東西兩路攻金的戰略落空。此後,宋孝宗雖然也整軍練武,積極作好攻金的準備,又幾次以接受金朝國書儀式不平等而發難,企圖以之激化矛盾,引發軍事對抗,但他既受制於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們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聽仍舊。“壽皇聖帝(孝宗)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積錢穀,謹武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宋孝宗)之將有為也”。但始終制約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歲的高齡去世,宋孝宗已是年過60的花甲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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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斷的擴充軍事力量,在內地和邊防增招兵員,但是鑒於當時養兵費用浩繁,宋孝宗大膽改革軍事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義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時,聚而教之。”義兵制的實質在於寓兵於農。義兵既不脫離生產,又不荒廢教閱,既壯大了軍事力量,又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當時四川地區共有義兵5.3 萬人,與等額官軍相比,每年節省財政開支六七百萬。採取義兵制也是迫於當時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抵禦外侵,一方面國內經濟尚需發展,民不富裕,財政壓力大,因而只能採取此種能稍稍兩全之策。像選拔文官一樣,宋孝宗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要求各地薦舉將領不受等級和數量的限制,經武舉考試合格者,還必須到軍中涪熟軍政7年,樞密院設定諸軍大小將領的花名冊,以備隨時抽驗考核。

經濟

改革財政

宋孝宗為了恢復北宋中期的盛況,首先從整頓內政入手,安定民心,改變以往賑災方式,就是社倉法。又改變鹽鈔,將官府拖欠鹽商的錢還給鹽商,又放寬了鹽的專賣。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減冗官,又嚴格控制萌補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員兒子即可當官的情況沒有了。對官吏還經常考察實際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職。

發展經濟

注意發展經濟和文化發展經濟,首先在於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例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徵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稅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稅收的戶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戶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徵收,而此時的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雖然多次下詔禁止,但戶部並不執行。因為,每年四、五月間指靠預催到的61 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後就說:“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於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將戶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60 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隨即下詔,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干涉下終於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又如地方官常以“羨餘”名義進奉錢財,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寵,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時就指出:“今日財賦安得有餘”,並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進獻的“羨餘”。但到淳熙五年,紹興知府張津,又將“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作為羨餘進獻,宋孝宗詔令將此錢即作為“代納今年和買、身丁(稅錢)之半”,如有的人戶今年已納,則折算成明年應納稅錢之數,宋孝宗以之“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規勸官員為民多辦實事。

興修水利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辟,雖有水旱,民無菜色”,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改革紙幣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幣,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即是對宋孝宗紙幣政策的評價。由於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幣幣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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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徭薄賦

宋孝宗在位時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經濟、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宋孝宗不僅慎選官吏,注意吏治,還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
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緡,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發展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採取兼容並蓄、共同發展。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並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遊人心,馴致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於祀典”,不僅不予理會,還將他出為台州州學教授。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讚揚,並追謚蘇軾“文忠”、蘇轍“文定”,追贈蘇軾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58 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在隨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軾。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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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文化繁榮

理學的發展政治的相對清明,學術思想比較開放,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帶來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興盛與發展。正如南宋末年的黃震所說:“乾、淳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代,南宋的著名學派差不多都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時逐漸建立起完整而系統的理學體系,形成集理學大成的學派。朱熹出生於尤溪,主要活動於建陽、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屬於福建路,稱為閩學派。理學心學學派的創建者陸九淵,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稱江西學派,也是在此期內形成。著名的“鵝湖之會”,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兩大學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鉛山縣城(今鉛山東南)東北的鵝湖寺,進行的著名哲學辯論會。
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功利學派。陳亮出生和主要活動在永康(今屬浙江),也稱永康學派。他倡導功利主義,反對空談義理。在淳熙九年以後的數年間,與朱熹通過書信展開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義利”之辯。葉適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是永嘉學派的代表,其觀點和陳亮相近。他們倡導的事功之學,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心學相抗衡,鼎足而三。此外,還有張栻為代表的理學湖湘學派呂祖謙為代表的呂氏婺學派、唐仲友為代表的唐氏婺學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時期的學術繁榮。
文學與教育文學方面,如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的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詞人辛棄疾,主要活動期都在孝宗朝。大詩人陸游創作最多的時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間,後來彙編入《劍南詩稿》,詩人正是在此時獲得“詩家三昧”的。而詩人楊萬里自稱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作詩,忽若有悟”,從而走上詩歌創新之路,創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賞的詩篇。范成大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還寫下了72首充滿愛國主義思想的詩篇,後任至副相(參知政事),其所寫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園詩,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田園詩的典範。尤袤也是當時的著名詩人。辛棄疾在孝宗朝歷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詞作,慷慨豪放,是蘇軾之後的第一人,充滿愛國主義思想,反映時代精神,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學術繁榮也帶來了教育的發達,除了國家辦的府學、州學、縣學,南宋書院大量興起,也在孝宗時。官員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軍朱熹重修白鹿洞書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時重建石鼓書院等。私人創辦的書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於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創辦的武夷精舍陸九淵於淳熙十三年被免職後回家鄉貴溪象山創辦的象山書院,婺州城東的呂祖謙創辦的麗澤書院,等等。

評價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史稱“乾淳之治”,史稱為“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實的中興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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