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學30年(1978-2008)》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宗教學術研究大膽創新，勇於突破禁區的成果。30年來中國宗教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吸納了當代國際學術界的最新成果。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宗教學30年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頁數：419頁
- 開本：16
- 定價：50.00
- 作者：卓新平 王偉光
-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0472520
- 品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宗教學理論研究
第一節 工具書和宗教通史研究
第二節 概論性著作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無神論研究
第四節 宗教文化學
第五節 宗教哲學
第六節 宗教社會學
第七節 宗教心理學
第八節 宗教人類學
第二章 當代宗教研究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化問題研究
第三節 當代宗教研究的中國視域與國際視野
結語
第三章 佛教研究
第一節 20世紀我國佛教學科發展的歷史回顧
第二節 30年來佛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三節 我國佛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未來展望
第四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學科概況
第四章 道教研究
第一節 改革開放之前的道教研究
第二節 改革開放時期道教研究概況
第三節 新時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五章 儒教研究
第一節 80年代前後“儒教是教”說提出及其引起的爭論
第二節 自80年代末至2000年儒教研究的深入展開
第三節 2000年至今的儒教問題研究
第六章 中國民間宗教研究
第一節 1978年以前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概況
第二節 1978年以後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概況
第三節 “民間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間宗教、民間秘密宗教、教門、民間教派
第四節 寶卷與中國民間宗教研究
第五節 民間宗教的系統：白蓮教及自蓮教之外的多種民間宗教教派
第六節 民間宗教與社會運動
第七節 民間宗教的傳承與轉化
第八節 法與派：民間宗教法術儀式的可能性研究
第九節 民間宗教研究的方法：注重文獻與田野的結合
第七章 基督教研究
第一節 世界基督教歷史與現狀研究
第二節 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
第三節 聖經研究
第四節 中國基督教研究
第五節 基督教文化比較及文獻研究
第八章 伊斯蘭教研究
第一節 回顧與展望：百年伊斯蘭教研究史
第二節 學術研討會
第三節 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第四節 世界伊斯蘭教研究
第五節 工具書、資料整理和學術刊物
第六節 當代伊斯蘭教研究
第七節 近期重大問題的研究
第八節 學科建設
第九章 其他宗教研究
第一節 猶太教研究
第二節 印度宗教研究
第三節 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研究
第四節 新興宗教研究
第五節 神話、古代宗教和中國少數民族宗教研究
第一章 宗教學理論研究
第一節 工具書和宗教通史研究
第二節 概論性著作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無神論研究
第四節 宗教文化學
第五節 宗教哲學
第六節 宗教社會學
第七節 宗教心理學
第八節 宗教人類學
第二章 當代宗教研究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化問題研究
第三節 當代宗教研究的中國視域與國際視野
結語
第三章 佛教研究
第一節 20世紀我國佛教學科發展的歷史回顧
第二節 30年來佛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三節 我國佛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未來展望
第四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學科概況
第四章 道教研究
第一節 改革開放之前的道教研究
第二節 改革開放時期道教研究概況
第三節 新時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五章 儒教研究
第一節 80年代前後“儒教是教”說提出及其引起的爭論
第二節 自80年代末至2000年儒教研究的深入展開
第三節 2000年至今的儒教問題研究
第六章 中國民間宗教研究
第一節 1978年以前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概況
第二節 1978年以後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概況
第三節 “民間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間宗教、民間秘密宗教、教門、民間教派
第四節 寶卷與中國民間宗教研究
第五節 民間宗教的系統：白蓮教及自蓮教之外的多種民間宗教教派
第六節 民間宗教與社會運動
第七節 民間宗教的傳承與轉化
第八節 法與派：民間宗教法術儀式的可能性研究
第九節 民間宗教研究的方法：注重文獻與田野的結合
第七章 基督教研究
第一節 世界基督教歷史與現狀研究
第二節 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
第三節 聖經研究
第四節 中國基督教研究
第五節 基督教文化比較及文獻研究
第八章 伊斯蘭教研究
第一節 回顧與展望：百年伊斯蘭教研究史
第二節 學術研討會
第三節 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第四節 世界伊斯蘭教研究
第五節 工具書、資料整理和學術刊物
第六節 當代伊斯蘭教研究
第七節 近期重大問題的研究
第八節 學科建設
第九章 其他宗教研究
第一節 猶太教研究
第二節 印度宗教研究
第三節 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研究
第四節 新興宗教研究
第五節 神話、古代宗教和中國少數民族宗教研究
文摘
第五章
儒教研究
儒教研究在今天已經成為顯學，學界討論得非常熱烈，爭論得也很激烈，不同意見之間的交鋒成為當前儒教研究的基本特點，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至今對於儒教的一些基本問題未能形成一種普遍接受的論述。如果從任繼愈先生髮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的那篇著名論文《論儒教的形成》(1980)算起，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已有30年的時間，恰好與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同步，這也提醒我們，學術界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也必須放到這個大背景中來認識。事實上，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以來提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學術界就不可能出現這樣空前繁榮的局面。就儒教的研究而言，沒有改革開放，人們還停留在把儒家看成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把宗教看成是鴉片這樣的思想禁錮之中，怎么可能會出現今天關於儒教問題的空前爭論?怎么會有這樣一個空前繁榮的學術研究局面?這是不言而喻的。
30年來，圍繞“儒教是宗教”這一論斷，學術界的討論逐漸深入，爭論也越來越激烈，由此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多。關於儒教問題的研究，根據具體的情況，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圍繞著任繼愈先生關於儒教問題的若干論文所展開的爭論；第二階段可以李申先生的大著《中國儒教史》的出版及其圍繞著此著所展開的爭論為標誌；進入21世紀以來是儒教問題討論的第三階段。這三個不同的階段，隨著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在今天，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比之於任繼愈先生30年前重提這個問題之時，涉及的內容與範圍更為深入與廣泛，引起的爭論也更為尖銳。
第一節80年代前後“儒教是教”
說提出及其引起的爭論
“儒教是宗教”這一論斷首先是由任繼愈先生提出來的。1978年底，任繼愈先生在南京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的會議上，提出“儒教是宗教”，隨後於1979年在太原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年會上，並且在同年訪問日本時，任先生也都談到儒教是宗教的問題。根據這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整理成文，以《論儒教的形成》為題發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中國社會科學》上。
在《論儒教的形成》一文中，任繼愈先生首先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特點與歷史過程，指出這樣的歷史特點與歷史過程，“造成了以儒教為中心的封建意識形態，這種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的統一政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對勞動人民起著極大的麻醉欺騙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穩定著封建社會秩序。為了使儒家更好地發揮鞏固封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作用，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們不斷地對它加工改造，逐漸使它完備細密，並在一個很長時間內，進行了儒學的造神運動：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經典神聖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將儒學搞成了神學。這種神學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學和倫理三者融合為一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儒教體系，一直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於鞏固封建制度和延長其壽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不難看出，這樣一段話無疑是對於儒教的形成、性質與作用作了經典的說明。
接下來，任繼愈先生從歷史發展的高度，敘述了從孔子創建儒學到儒教的形成這一過程。他指出，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本身就是直接繼承了殷周奴隸制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發展而來的，認為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尊尊、親親，維護君父的絕對統治地位，鞏固專制宗法的等級制度。在任繼愈先生看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儘管稍加改造就可以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發展成為宗教的可能性，但是對於孔子的儒學而言，在先秦時期還不是宗教，它本身只是一種政治倫理學說。這種學說演變成為宗教，即所謂的儒教，經過了長達千年的發展，其中特另I】重要的是在漢代與宋代經過了兩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漢代，它是由漢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漢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宗法專制國家需要一套在意識形態上和它緊密配合的宗教、哲學體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傳適合漢代統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統治者集團利用機會從唐末五代分散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撈到了政權。他們鑒於前朝覆亡的教訓，把政治、軍事、財政、用人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對外寧可退讓，對內則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思想文化領域裡也要有與它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相配合。漢唐與宋明都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國家，但中央權力卻是越來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統治方法也越來越周密。為了適應宋朝統治者的需要，產生了宋明理學，即儒教。”①
任繼愈先生認為，儒教從漢代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兩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從萌芽到完成的過程，在著重分析了這一長期發展過程以後，任繼愈先生總結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雛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徵，尚有待於完善。經過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斷交融、互相影響，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識地推動，三教合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以儒家封建倫理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學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親師’，把封建宗法制度與神秘的宗教世界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其中君親是中國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權神授的神學依據，地是作為天的陪襯，師是代天地君親立言的神職人員，擁有最高的解釋權……看起來中國沒有像歐洲中世紀那樣宗教獨霸絕對權威，但中國中世紀獨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實的儒教。”
這樣一種具有宗教之實的儒教，雖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徵，卻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質屬性，中世紀宗教所具有的內容，諸如僧侶主義、禁慾主義、“原罪，，觀念、蒙昧主義、偶像崇拜，注重心內反省的宗教修養方法，敵視科學，輕視生產，這樣一些落後內容，儒教無不應有盡有。
儒教研究
儒教研究在今天已經成為顯學，學界討論得非常熱烈，爭論得也很激烈，不同意見之間的交鋒成為當前儒教研究的基本特點，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至今對於儒教的一些基本問題未能形成一種普遍接受的論述。如果從任繼愈先生髮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的那篇著名論文《論儒教的形成》(1980)算起，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已有30年的時間，恰好與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同步，這也提醒我們，學術界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也必須放到這個大背景中來認識。事實上，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以來提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學術界就不可能出現這樣空前繁榮的局面。就儒教的研究而言，沒有改革開放，人們還停留在把儒家看成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把宗教看成是鴉片這樣的思想禁錮之中，怎么可能會出現今天關於儒教問題的空前爭論?怎么會有這樣一個空前繁榮的學術研究局面?這是不言而喻的。
30年來，圍繞“儒教是宗教”這一論斷，學術界的討論逐漸深入，爭論也越來越激烈，由此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多。關於儒教問題的研究，根據具體的情況，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圍繞著任繼愈先生關於儒教問題的若干論文所展開的爭論；第二階段可以李申先生的大著《中國儒教史》的出版及其圍繞著此著所展開的爭論為標誌；進入21世紀以來是儒教問題討論的第三階段。這三個不同的階段，隨著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在今天，關於儒教問題的爭論，比之於任繼愈先生30年前重提這個問題之時，涉及的內容與範圍更為深入與廣泛，引起的爭論也更為尖銳。
第一節80年代前後“儒教是教”
說提出及其引起的爭論
“儒教是宗教”這一論斷首先是由任繼愈先生提出來的。1978年底，任繼愈先生在南京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的會議上，提出“儒教是宗教”，隨後於1979年在太原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年會上，並且在同年訪問日本時，任先生也都談到儒教是宗教的問題。根據這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整理成文，以《論儒教的形成》為題發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中國社會科學》上。
在《論儒教的形成》一文中，任繼愈先生首先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特點與歷史過程，指出這樣的歷史特點與歷史過程，“造成了以儒教為中心的封建意識形態，這種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的統一政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對勞動人民起著極大的麻醉欺騙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穩定著封建社會秩序。為了使儒家更好地發揮鞏固封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作用，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們不斷地對它加工改造，逐漸使它完備細密，並在一個很長時間內，進行了儒學的造神運動：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經典神聖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將儒學搞成了神學。這種神學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學和倫理三者融合為一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儒教體系，一直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於鞏固封建制度和延長其壽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①不難看出，這樣一段話無疑是對於儒教的形成、性質與作用作了經典的說明。
接下來，任繼愈先生從歷史發展的高度，敘述了從孔子創建儒學到儒教的形成這一過程。他指出，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本身就是直接繼承了殷周奴隸制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發展而來的，認為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尊尊、親親，維護君父的絕對統治地位，鞏固專制宗法的等級制度。在任繼愈先生看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儘管稍加改造就可以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發展成為宗教的可能性，但是對於孔子的儒學而言，在先秦時期還不是宗教，它本身只是一種政治倫理學說。這種學說演變成為宗教，即所謂的儒教，經過了長達千年的發展，其中特另I】重要的是在漢代與宋代經過了兩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漢代，它是由漢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漢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宗法專制國家需要一套在意識形態上和它緊密配合的宗教、哲學體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傳適合漢代統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統治者集團利用機會從唐末五代分散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撈到了政權。他們鑒於前朝覆亡的教訓，把政治、軍事、財政、用人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對外寧可退讓，對內則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思想文化領域裡也要有與它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相配合。漢唐與宋明都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國家，但中央權力卻是越來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統治方法也越來越周密。為了適應宋朝統治者的需要，產生了宋明理學，即儒教。”①
任繼愈先生認為，儒教從漢代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兩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從萌芽到完成的過程，在著重分析了這一長期發展過程以後，任繼愈先生總結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雛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徵，尚有待於完善。經過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斷交融、互相影響，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識地推動，三教合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以儒家封建倫理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學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親師’，把封建宗法制度與神秘的宗教世界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其中君親是中國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權神授的神學依據，地是作為天的陪襯，師是代天地君親立言的神職人員，擁有最高的解釋權……看起來中國沒有像歐洲中世紀那樣宗教獨霸絕對權威，但中國中世紀獨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實的儒教。”
這樣一種具有宗教之實的儒教，雖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徵，卻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質屬性，中世紀宗教所具有的內容，諸如僧侶主義、禁慾主義、“原罪，，觀念、蒙昧主義、偶像崇拜，注重心內反省的宗教修養方法，敵視科學，輕視生產，這樣一些落後內容，儒教無不應有盡有。
序言
發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後來由於沒有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體制和機制逐步僵化，導致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至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面臨嚴重的困難。而在此同時，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抓住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機遇，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調整自己的體制和政策，緩解社會矛盾，表現出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
另一方面，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後，極大地發展了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了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困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現出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才能克服困難和挫折，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入地回答這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課題。
另一方面，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後，極大地發展了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了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困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現出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才能克服困難和挫折，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入地回答這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