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於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康生、彭德懷、張聞天、鄧發、陳雲、博古、李富春、吳玉章、楊尚昆、陳郁、李維漢、孔原。
基本介紹
基本信息,會議內容,會議意義,
基本信息
會議名稱：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與會人員：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12人。
參加會議的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同志(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彭真、高崗、賀龍、林彪、葉劍英、陳毅、劉伯承、聶榮臻、朱瑞、徐向前、譚政、陳伯達。
會議內容
這次會議是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通過討論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黨的高級幹部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或更深刻的認識，黨內思想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基本統一的情況下召開的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時間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在歷時11個月的會議期間，先後召開了如下8次全體會議：
1944年5月21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書記處停止行使職權。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把關於討論黨史中六個重大問題的結論意見，提交中央委員會討論，被會議一致通過，最後正式形成決議。其要點是：(1)中央某些個別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錯誤問題。(2)四中全會後的臨時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國際的批准，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3)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鬥。(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不要否認一切。(5)六大雖有其缺點錯誤，但基本路線是正確的。(6)遵義會議以來，作為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應克服山頭主義傾向。通過了黨的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除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由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外，其他如關於軍事報告、修改黨章、黨的歷史問題等，分別成立4個委員會進行起草。
6月5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
11月9日，舉行了第三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談判的問題。
12月7日，舉行了第四次會議。周恩來報告了去重慶談判的情況。
12月9日，舉行了第五次會議。會議議論了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
1945年2月18日，舉行了第六次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報告。
3月31日，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準備提交到中共七大會上的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作了說明。他講了兩個問題：第一，關於聯合政府。他指出：“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並提出了聯合政府的三種可能性：一是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二是形式是民主，實質是蔣介石獨裁政府；三是以我們為中心。第二，關於算不算舊賬。他強調：“總結經驗也可以說是算賬，但我們的算賬不要含有搞垮誰的意思。”“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政治報告和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
4月20日，舉行了第八次會議。任弼時代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講話指出：決議主要是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問題，抗戰期間的問題留至以後解決。解決歷史問題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的內容與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會議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軍事報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了黨的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會議通過的主要檔案之一。它是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工作。這次會議一開始，即成立了有任弼時、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康生、彭真、高崗、博古8人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負責《決議》的起草、修改。由任弼時先寫出第一個稿子，修改幾稿後，胡喬木以任弼時的稿子為基礎，重新起草一個稿子。任弼時對胡喬木的稿子又進行多次修改。之後，中央又指定張聞天參加修改。最後，毛澤東對張聞天修改過的稿子，作了7次修改。總之，會議期間，作了8次以上的修改，向全會提出了3次草稿。《決議》原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通過，為了使黨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討論抗戰建國方針問題，後來徵得準備參加黨的七大的各代表團同意，改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在全會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時，王明因病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寫信給全會表示擁護這一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重要的馬列主義檔案。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鬥爭歷史經驗和教訓作了科學總結和概括。
《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於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作了肯定。
《決議》清算了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路線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團結與統一。《決議》指出：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思想和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於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鑑別能力，並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教育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會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的方針，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去進行城市與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時宜的。”但“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不進行民眾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就不能配合軍隊與農村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會議通過了《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由14人組成，彭真為主任。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標誌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了充分準備。
1944年5月21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書記處停止行使職權。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把關於討論黨史中六個重大問題的結論意見，提交中央委員會討論，被會議一致通過，最後正式形成決議。其要點是：(1)中央某些個別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錯誤問題。(2)四中全會後的臨時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國際的批准，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3)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鬥。(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不要否認一切。(5)六大雖有其缺點錯誤，但基本路線是正確的。(6)遵義會議以來，作為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應克服山頭主義傾向。通過了黨的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除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由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外，其他如關於軍事報告、修改黨章、黨的歷史問題等，分別成立4個委員會進行起草。
6月5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
11月9日，舉行了第三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談判的問題。
12月7日，舉行了第四次會議。周恩來報告了去重慶談判的情況。
12月9日，舉行了第五次會議。會議議論了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
1945年2月18日，舉行了第六次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報告。
3月31日，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準備提交到中共七大會上的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作了說明。他講了兩個問題：第一，關於聯合政府。他指出：“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並提出了聯合政府的三種可能性：一是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二是形式是民主，實質是蔣介石獨裁政府；三是以我們為中心。第二，關於算不算舊賬。他強調：“總結經驗也可以說是算賬，但我們的算賬不要含有搞垮誰的意思。”“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政治報告和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
4月20日，舉行了第八次會議。任弼時代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講話指出：決議主要是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問題，抗戰期間的問題留至以後解決。解決歷史問題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的內容與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會議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軍事報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了黨的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會議通過的主要檔案之一。它是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工作。這次會議一開始，即成立了有任弼時、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康生、彭真、高崗、博古8人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負責《決議》的起草、修改。由任弼時先寫出第一個稿子，修改幾稿後，胡喬木以任弼時的稿子為基礎，重新起草一個稿子。任弼時對胡喬木的稿子又進行多次修改。之後，中央又指定張聞天參加修改。最後，毛澤東對張聞天修改過的稿子，作了7次修改。總之，會議期間，作了8次以上的修改，向全會提出了3次草稿。《決議》原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通過，為了使黨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討論抗戰建國方針問題，後來徵得準備參加黨的七大的各代表團同意，改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在全會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時，王明因病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寫信給全會表示擁護這一決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重要的馬列主義檔案。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鬥爭歷史經驗和教訓作了科學總結和概括。
《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於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作了肯定。
《決議》清算了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路線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團結與統一。《決議》指出：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思想和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於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鑑別能力，並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教育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會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的方針，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去進行城市與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時宜的。”但“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不進行民眾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就不能配合軍隊與農村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會議通過了《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由14人組成，彭真為主任。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標誌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了充分準備。
會議意義
至此，從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經1943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展開的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到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歷時3年8個月，儘管後期出現過包括“搶救運動”之類的錯誤，但總體上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