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內容,宣傳形式,影響及評價,
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原本並不反對美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援，延安的中共曾發表大量親美言論，向美國伸出橄欖枝，雖有謝偉思、史迪威、高斯等美國駐華外交與軍事人員主張親共政策，但並未得到美國政府首肯。1946年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時，中共再次向美國示好，但隨著調停的失敗而無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美國為拉攏中共，曾於1950年1月5日發表放棄台灣、不干涉中國內戰的宣言。但不久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締結，中共與美國關係再生變數。美國認為中共已成為蘇聯擴張的棋子，因此其政策又轉向保台灣反中共。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在宣布援助韓國的同時，又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杜魯門總統發表“台灣問題未定論”，推翻1950年1月5日的聲明。毛澤東主席也在1950年6月28日發表講話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至此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完全破裂。
隨著韓戰局勢的擴大化，新中國援助朝鮮也提上議事日程。中共中央高層決定進入朝鮮參戰之前，存在意見分歧。在1950年10月4日下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韓戰的爆發尤其是美國的出兵朝鮮, 中國民眾“思想認識很不一致”，“曾引起各階層民眾一定的思想波動和混亂”。
而當時中國剛經歷過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社會上存在許多“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恐美”情緒在多數民眾的心理中普遍存在，並對中國介入韓戰持悲觀情緒，認為“美國經濟實力強大、武器精良，而解放軍是土包子，沒法跟美國打，志願軍赴朝參戰是惹火燒身”。“崇美”和“親美”心理主要是在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和部分學生中比較普遍。據當時的調查，“在一部分教授、資本家、教徒和教會學校中仍存在著濃厚的親美思想，需要用極大的努力來肅清”；“在教授和工商界中，很多人還有崇美、恐美心理或對抗美援朝的軍事行動口是心非”。
這些因素不利於調動社會資源參戰，而且從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建構的角度來看，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中確立一個對立面是必需的，因此這樣的思想必須肅清。即使沒有韓戰，肅清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問題，中共也是非常重視的。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毛澤東就少見地對此接連寫了數篇文章批駁、回應。而通過抗美援朝運動，逐步肅清“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後，周恩來就認為“這更是一個無價的收穫”，因為“這種侵略毒素不是一天侵入的，是長期地不知不覺迷惑、麻醉侵入的”。可見其意義是遠在單純的戰爭動員之上的。
內容
“仇美、鄙美、蔑美”是“三視”宣傳教育中最重要的內容。為了配合宣傳教育運動的展開，中共宣傳部門專門編寫了一本名為《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的小冊子，其主要論述邏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從“目前”到歷史，共列數十條事例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
宣傳形式
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提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於時事的宣傳運動”。1950年1月4日《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發表後，“三視”教育運動宣傳攻勢正式在中國大陸範圍內普遍展開。
通過新聞媒體傳輸一定量的教育信息是宣傳教育的重要形式。從1950年11月到1953年，關於韓戰的宣傳成了中國新聞機構的中心主題。《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通過發表相關社論、評論，特辟專刊等方式對戰爭進行宣傳。據統計，從1951年到1954年，《人民日報》關於韓戰的宣傳文字平均每月就達兩萬字左右。同時，中國共產黨著手建立了宣傳員和報告員制度, 在共產黨的每一個支部設立宣傳員，並在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設立報告員，以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時事宣傳。此種宣傳員報告員制度，實際上成為新聞媒介的重要輔助和補充。
通過各種會議及控訴會，以“民眾親歷、親聞、親見的活生生事實，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使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理性認識與自己的真情實感相結合，樹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廠、機關、學校、街道、團體、里弄舉行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
組織不同階層民眾在不同地區進行遊行也是“三視”教育運動推廣的主要手段。1950年11月30日，天津市4萬多工商業者舉行了“抗美援朝”示威遊行大會，並在會後致電毛澤東，稱他們“已經認清了美國的侵略本質，表示要與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到底”。1950年12月26日，上海工商界舉行了有15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其他如北京、哈爾濱、青島、西安、武漢等城市的工商業者也在1950年12月上半月相繼舉行了數萬人至十幾萬人的示威遊行。在有各界民眾參加的集會遊行中，1951年“五一” 節期間舉行的示威遊行規模最大，參加的各階層民眾共有18643萬餘人，占了全國總人口的39%以上，如果加上“五一”節前參加遊行的人數，全國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參加了遊行。
藝術性宣傳是“三視”教育運動推廣的另外一種手段。通過通俗性的大眾藝術如雜文、漫畫、戲劇、歌曲等，調動起群體的情感共鳴從而提高凝聚力，並激發群體強烈義憤。1950年11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發出《關於文藝界展開抗美援朝宣傳工作的號召》，號召文聯所屬各分會及各地文藝組織一致行動起來，以文藝形式“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罪行”、“肅清帝國主義流毒對一部分人的影響”。中國大陸各地的文藝性刊物和各地的主要報紙，都以大量的版面，先後刊登了成千上萬關於韓戰的文藝作品和指導性的文章。據上海市1950年11月3日至12月5日一個月零兩天的統計，已經發表和演出的文藝作品就達890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韓戰題材的文藝叢書。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僅4個月出版的有關叢書就達數十種之多。
影響及評價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影響，當時大約有400萬信眾，其中新教團體多與美國有著密切的聯繫，受美國教會資助、控制，而他們舉辦的一些慈善、教育事業，對開展仇視美國的思想教育運動來說，又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如何處理它們，成為“三視”教育的一個重點。在中共的推動下，1950年9月，基督教方面吳耀忠等人推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12月，四川廣元天主教王良佐等發表《自立革新運動宣言》，號召教徒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聯繫，實行“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後，宣傳重點轉為對外國傳教士及從事間諜的神職人員的控訴。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教會所辦的育嬰堂的虐嬰事件的控訴。其中一個是廣州聖嬰育嬰院的“血案”，《人民日報》指控其是在“慈善事業”、“宗教事業”掩護下的“殺人場”。因由對教會育嬰堂的控訴具有良好的效果，1951年全國各地就發掘出許多類似的事件，大量關於育嬰堂的罪行被控訴，而且其控訴的步驟也基本相同。對他們的指控，更容易激起仇恨，而且，這種仇恨很自然地就引向了美帝國主義並同時激起愛國熱情。這是“三視”教育中最為成功的地方。
其一，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打劫起家的兩頭蛇”，“是中國人民的吸血鬼”，美帝的侵略是“偽善”的、“殺人不見血的侵略”，因此，美國“是我們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最兇惡的敵人”；
其二，“作為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魁首”，美國是“世界上最反動的、最野蠻的、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屠殺人類的老窩”，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是“世界的反動中心”；
“三視”教育運動所形成的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1951年7月1日朝鮮停戰談判訊息傳到北京後，“很多民眾對媒體中稱李奇微為‘將軍’、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甚為不滿”，因為據“三視”教育中接受的觀念，“李奇微乃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又怎能尊稱其為將軍呢？”新聞稿件和發言稿中，到處都是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刺激性的詞語”，1952年5月周恩來曾指示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直到1972年，中國政府宣布尼克森訪華的訊息，中國的普通民眾“在感情上一時無法接受”，當他們在報刊上看到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森“握手言和”的時候，他們普遍感到驚愕，以致目瞪口呆。
“三視”教育運動通過新聞媒體的宣傳教育及組織各種會議與集會等方式，成功地激起並引導了大陸民眾對美國的仇恨情緒。以“仇美”、“反美”為核心的對美意識形態形成並影響了此後數代中國大陸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