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學派“又稱“關學別派”。以明王恕為代表的學派。因恕及其門人多為陝西三原一帶人，故名。理論無多建樹，為程朱緒餘。贊同孟子盡心知性知天說，認為“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明儒學案·三原學案》）。又認為“天理人慾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慾，有人慾即無天理”（同上）。為學“大抵推之事為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同上）。處事提倡“中和”，強調“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石渠意見》）。學派重氣節和風土，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影響三原土風民俗甚大，門下亦多以氣節著稱。其後學思想不盡相同，馬理“墨守主敬窮理之傳”；韓邦奇明於數學， “論道體乃獨取橫渠”；楊爵主“天人一理”，強調“中和”；王之士則潛心理學，又南下問學於許孚遠，轉宗湛若水之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原學派
- 別名：關學別派
- 創始人：王恕
- 發展國家：中國
學派介紹,創始人,學派後學,
學派介紹
”三原學派“又稱“關學別派”。以明王恕為代表的學派。因恕及其門人多為陝西三原一帶人，故名。理論無多建樹，為程朱緒餘。贊同孟子盡心知性知天說，認為“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明儒學案·三原學案》）。又認為“天理人慾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慾，有人慾即無天理”（同上）。為學“大抵推之事為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同上）。處事提倡“中和”，強調“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石渠意見》）。學派重氣節和風土，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影響三原土風民俗甚大，門下亦多以氣節著稱。其後學思想不盡相同，馬理“墨守主敬窮理之傳”；韓邦奇明於數學， “論道體乃獨取橫渠”；楊爵主“天人一理”，強調“中和”；王之士則潛心理學，又南下問學於許孚遠，轉宗湛若水之學。
創始人
〖三原學派〗創始人王恕，字忠貫，號介庵，晚年又號石渠，明朝中期陝西三原（今陝西三原縣）人。官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不詳其師承，但由學術可以窺見受關學和洛學影響較明顯。該派學者有王承裕、馬理、楊爵等。王承裕，為王恕之子，受家學，曾講學於宏道書院，馬理為其弟子。該學派以實踐儒說為主，於哲理少有發明，然而也有自己的見解。該學派主張“我”是宇宙的本體。認為：“天地之育，我育之也；萬物之育，找育之也。”（楊爵《論學》）又認為人性源於天。所謂“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真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石渠意見》）“中和”是“性命本然之則”，致“中和”，就是“止至善”（《論學》）。社會倫理觀是“存天理，去人慾”。認為“天理人慾，相為消長。有天理即天人俗，有人慾即無天理”（《石渠意見》），“人能不以饑渴貧濺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這顯然是“存天理，去人慾”的延續。社會政治是反荒淫，反貪暴，主張存恤百性。基於“去人慾”，認為“人心”一動，就是“人慾”，人心一動，就走在兇險的道路上，喪德滅身，亡國敗家都由於此（楊爵：《漫錄》）所以說“人心惟危”，且又引《尚書。五子之歌》說：“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王恕巡撫雲南，揭露宦官錢能等貪暴行為，使錢能遭罷撤。王恕在知楊州任上，歲飢請賑，不待批准旨意下達即先行開倉發粟，使饑民免於溝壑。楊爵在御史任上，上書言五事，反貪暴，反不恤民。因此遭五年牢獄而不侮，並說：“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休，不為流俗所惑”。但是“志在經濟”的王恕，既不主張實行井田制，也不主張均田，面對“人稠地狹”和“戶口年年有消長”的農村現狀頗無良策。該學派徘徊於有神論和無神論之間。認為“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鬥神，灶有灶神，木主為鬼神所棲是也”（《石渠意見》）。但又認為：說它存在就好象存在，但“非實有也”。該學派主要著作有王恕《石渠意見》；韓邦奇《樂志》；楊爵《淪學》、《慢錄》。
學派後學
學界曾有觀點認為，《三原學派》僅為明時關學一大重要流脈，其實不然，學問自有其承傳之理，清代或者說清末，《三原學派》可以說又達到了一次高潮，陝西近代許多名人皆出於此。這個載體就是三原宏道書院。它是陝西省關中明、清四大書院之一。為明代三原縣北城人王承裕（字天宇、嘉靖時戶部尚書）創辦。弘治癸丑年（1493）王承裕舉進士後陪伴其父王恕（字宗貫，孝宗時曾任吏部尚書）回縣，一些儒生向他求教，便借僧舍為講學之所，題名：“宏道書屋”。弘治乙卯年（1495），王承裕赴京做官，當了幾個月的兵部尚書，因病回里。這時向他求教者更眾，於是，眾議募捐，借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廢院建起書院。
書院落成，南北40丈，東西12丈，座北向南。大門題名“仰高”，二門曰“恭敬”，三門曰：“中立”，仰高門內植有梓樹，象徵著培育英才；中立門內栽有松柏，有期待棟樑之意。整個書院花木蔥鬱，建築堅固，雕刻細緻，繪畫樸素，取名“宏道書院”。
宏道書院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的儒教當作學習的核心內容，把“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作為辦學的宗旨，並依據宋朱熹所辦白鹿洞書院《書院教條》訂立學規20條，對“明德、遊藝以及會食、歸寧（指回家省親）”等都有嚴格規定，考經堂記憶體有上千卷書籍資料，王承裕每日向學生講四書五經，告老歸鄉的王恕有時也到書院給學生以指教。書院學生分20歲左右和10歲左右兩種，有堂上學生與堂外學生的區別，都按勤奮與懶惰、成績優劣作為升、降級的標準。
當時書院學生中出名者頗多，如馬理、呂、康海、秦偉、雒昂等。至清代，從書院中肄業而任職朝廷者如高陵白遇道、禮泉宋伯魯等，均一時之名士。道光十年（1830），陝西省督學周之楨重修書院，使宏道成為陝（西）、甘（肅）兩省學士深造的地方。道光二十三年（1843），督學沈兆霖，倡導各界捐資擴建書院。
清末，外侮日亟，國勢日危。“廢科舉、興學堂”，維新變法呼聲日高。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頒布新學制，令全國廢除科舉制度，改舊儒學書院為學堂，廢讀四書五經，停習八股文體，中學西學並重。是年，省督學沈衡改宏道書院為宏道高等學堂，並味經、崇實兩書院（均屬涇陽）書籍、款項。宣統初，提學司余坤，改為宏道中等學堂，邑人胡均、張廣文受遣赴日本，請教習、購織染機器，聘請日本人設計建西式教學樓，學堂更具規模。
宏道高等學堂為當時陝西省傳播資產階級新學的最高學府之一。1905年，陝西省派遣官費留日學生，名額定為30名，宏道占其半數。他們是：楊銘源（西堂）、張熾章（季鸞）、景志傅（岩征）、姚鑫震（伯麟）、李元鼎（子彝）、宋元愷（相庚）、張秉樞（治平）、李鼎馨（陋吾）、李述膺（龍門）、馬宗燧（勛丞）、安兆鼎（珍三）、康耀宸（覲九）、茹欲立（卓亭）、李壽亭（伯魚）、張宗福（景秋）等15人。
乾嘉以後，在三原學派中湧現出了幾位很有影響的關學大師，代表人物有毛漢詩、毛班香父子、賀瑞麟和朱佛光。
毛漢詩（1821—1892），名亞萇，字漢詩，以字行。毛班香（1847—1909），毛漢詩之子，名經疇，字班香，亦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縣（治今三原縣）人。 毛漢詩於鹹豐（1851—1861）間鄉試中舉，因不滿科舉制度，遂終生以授徒為業，不曾出仕。生平涉獵甚廣，喜草書，善為詩，性情詼諧，教人循循善誘。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禮泉翰林宋伯魯，一是長安名醫張文秋；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時期》一文中寫道：毛師（指毛漢詩）“對我的期望尤殷，教導也特別注意。”他作草書，甚得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筆意，以所臨王羲之《十七帖》見長。作詩300餘首，其中描寫農村情景的長篇古詩尤為凝鍊樸實，後編為《愛吾廬詩鈔》10卷。宋伯魯嘗稱：“毛師為詩，雅健質直，在宋元人之間。”
毛班香中秀才後，即繼承父志，在三原縣城東關新莊設塾授徒。在教學上，他注意因材施教，按程度把學生分為啟蒙生和研讀生兩種。研讀生大都是年齡較大、學問好點的學生，除學習時文以備應試之外，兼讀經史典籍及唐宋以來名家詩文。啟蒙生則分別由研讀生擔任講解，以資教學相長。他注意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教學中堅持以自學為主，著重指導學生精讀深思解答疑問，使其藉助已知，探求未知。所讀之課，可以自由選擇，他不以儒家經典為限，對魏源、王韜等進步思想家的時政論文及洋務運動中傳入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亦廣為搜求，編入課程講授，開拓學生視野。于右任曾說：“毛班香先生是當時有名的塾師，我從游九年，讀經書、學詩文而外，對於他專心一致的精神，尤其佩服。”毛班香受宋明理學的陶冶，主張為學以變化人的氣質為宗旨。學生中於右任、王炳靈、楊帝臣等人較為有名。王炳靈清末至上海，後為《民立報》編輯，著文為時所重。楊帝臣不願出任，授徒里中，人稱名師。
賀瑞麟（1824—1893），原名賀均，榜名瑞麟，字角生，號復齋，又號清麓山人。清末西安府三原縣（治今三原縣）人。自幼好學，7歲時，其父出“半耕半讀”，即應聲對“全受全歸”。人皆以為奇異。18歲中秀才。後至同州府朝邑縣（治今大荔縣東南朝邑鎮）受業於關學大儒李元春（即桐閣先生）。同治初年返回三原，在南李村設“有懷草堂”教授生徒。同治七年（1868），應三原知縣余庚陽之邀，至縣城主講學古書院。手定《學要》六則：一曰審途，一曰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窮理，一曰反身，一曰明統。其間，擴建了藏書閣。
同治九年（1870），賀瑞麟購涇陽縣魯橋鎮（今屬三原縣）北門外清涼山坡地，以土窯為室，創“清麓精舍”，授徒講學，來者麇集。他潛心程朱理學，絕意仕進。同治十三年（1874），陝西學政仰慕其人，上疏薦舉，因其堅辭，詔給“國子監學正”銜，與薛於瑛、楊樹椿並稱“關中三學正”。光緒七年（1881），賀瑞麟在三原知縣焦雲龍的資助下，以“清麓精舍”為基礎，創建了“正誼書院”。計有五間大廳一座，為賀講學之所，同時建有學舍窯洞多處，為師生自修宿息之所，另闢一窯為印刷局，依崖修成藏書洞三座。書院以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辦學宗旨，故名“正誼書院”。賀瑞麟主講書院20年，學兼體用，精研閩洛義理之道，不以時文為務，當時聲譽甚高。書院還辦有印書局，刊印《清麓叢書》，頗為時人所重。其編著有《朱子五書》、《信好錄》、《蒙養書》、《清麓文鈔》及《三原縣新志》、《三水縣誌》等書。他還精於書道，楷書結構嚴謹，行草運筆渾厚，遺墨遍於關中。正誼書院在清末聲譽頗高，關中名儒牛兆濂（藍田縣人，人稱牛才子）亦曾一度主講正誼書院。書院一直辦至1948年，曾刊印《清麓叢書》，行銷省內外；藏書洞藏書約萬餘卷。書院舊址已於“文革”中拆損殆盡，刻板及藏書亦散失一空。
大力資助賀瑞麟的時任三原縣知縣焦雲龍也值得一提，該人為官清廉，常自書“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的對聯用以自勉。
光緒七年（1881），焦雲龍捐資協助賀瑞麟“清麓精舍”擴建為“正誼書院”，並常以“學子”身份前去聽講。由於焦雲龍倡導得力，賀瑞麟治學嚴謹，遂使正誼書院成就斐然，名聞關中。在任期間，他還聘請賀瑞麟纂修《三原新志》。書中雖不及自己的政績，但其聲望卻不脛而走。關中學者牛兆濂於其所作《焦雨田先生像贊》中即有“不願留像，不自表揚；黯然之道，歷久彌彰”之句。
焦雲龍處事公允，深得民心。後雖調鹹寧（轄今西安市鐘樓以東地區）、臨潼任職，三原百姓遇有訴訟疑難之事，仍去找他公斷。他在潼關廳（治今潼關縣東北黃河南岸潼關）冒“犯上”之險，放糧賑災，病累而逝。三原父老聞訊，有步行數百里前去弔唁者。
朱佛光（1853—1924），名光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縣朱家灣（今三原縣徐木鄉朱家灣）人。光緒十九年（1893）鄉試中舉。幼受家庭影響，不滿清朝統治。自謂明秦王后裔，以種族革命為己任。甲午戰爭以後，外患日深，遂究心於經世之學，與孫芷源發起成立“勵學齋”，廣購科學書籍和新聞報紙，以勸導有志之士，宣揚科學知識。曾設塾於三原縣城，並曾執教於涇陽崇實書院，長期從事教職。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他贊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勸學生踴躍參加反清革命。而對於康有為保皇立憲諸說，則隨時隨地指斥其非。辛亥革命時，西北主持革命者多是他的門生。陝西都督府成立後聘為顧問，他仍繼續執教，自食其力。1918年任教於西安時，對陳樹藩督陝極為不滿，遂辭去督署顧問，回到三原，應于右任之邀，至靖國軍總司令部講解經史、政治。時因腿疾，總部為他備輿而不乘，仍扶杖蹣跚，顛頓於街衢間。同時兼任縣城兩所中學課程，風雨濘泥，從不間斷。課畢，往往在街頭一粥一餅，以了一餐。當時軍、學、文、商各界，多為其精神所感動。他常說：“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則遇人言革命而已。”他講解經史疑義、科學新知、革命原理、議論風發，詼諧有趣，座無虛席。其時，長安毛俊臣亦以經術授學者，佛光與為昆弟，故關內稱“朱毛二經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