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政變

1907年6月1日,總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須有罪名指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策劃“叛國政變”,6月2日晚,政府下令逮捕了社會民主工黨的65名杜馬代表,隨後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並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動的選舉法。這件事後來被稱為“六三政變”。“六三政變”實質上並不是一次政變,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變為藉口,解散不馴服的第二屆國家杜馬。但“六三政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俄國1905年革命的終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六三”政變
  • 時間:1907年6月1日
  • 地點:沙俄
背景介紹,流血的星期日,罷工與兵變,十二月武裝起義,圍繞杜馬的鬥爭,

背景介紹

20世紀初期,正當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躍馬揚鞭,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飛速發展的時候,不倫不類的古老帝國俄羅斯還在以老牛拉破車的速度向前爬行。但是,人類要進步,社會要發展,落後、封建、腐朽的沙皇制度猶如年久衰敗的沙堤,怎能經受得了來自外部的各種政治思想、經濟理論和國際爭端浪潮的衝擊,看起來沙皇專制制度的垮台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時,俄羅斯帝國所面臨的問題相當多。在經濟上,1900~1903年俄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輕工業發展到重工業,使整個工業生產領域陷於癱瘓狀態,由此引發了國家財政的更大危機。在政治上,由於經濟危機造成工人失業、農民破產、廣大普通勞動者愈加貧困,政治罷工和武裝暴動不斷發生。在對外關係上,俄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當年歐洲憲兵的神威早已變成了已開發國家小夥計的面孔。但是,沙皇制度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和主要危機,是馬克思主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
提起列寧,真是個讓沙皇政府頭疼的人物。這個禿頂寬額、個子不高的職業革命家出生在伏爾加河畔辛比爾斯克城的一位著名的國民教育家的家庭。他的哥哥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因參與1887年5月8日謀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判處了絞刑,這對年僅17歲的列寧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因此而痛恨沙皇,立志要為哥哥報仇,為俄國廣大勞苦大眾的解放而鬥爭。但是,他不準備走哥哥走過的那條個人恐怖的道路。正在他摸索前進的時候,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895年,他在聖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開展起宣傳馬克思主義、領導工人運動的活動,沙皇政府對這個協會進行了鎮壓,並在1895年12月將列寧逮捕,後流放到西伯利亞。就在列寧被流放西伯利亞期間,俄國的其他一些鬥爭協會和民主組織在1898年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0年列寧流放期滿,到國外去進行革命活動,在萊比錫創辦了一張名為《火星報》的報紙。從此,在列寧周圍形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派別,被稱為“火星報派”。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圍繞黨綱、黨章、黨員條件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以列寧為首的火星報派最後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占了多數,他們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即俄語“多數派”的意思;他們的對手被稱為“孟什維克”,即俄語“少數派”的意思。從此以後,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俄國沙皇的心腹之患。
就在俄國國內經濟危機、階級矛盾不斷尖銳的時候,1904年2月8日,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俄國為了爭奪對中國東北的控制權而在中國領土上展開了一場大戰。俄軍在日俄戰爭中屢戰屢敗,不但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腐敗無能,而且極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造成了大好的革命形勢。但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兩派,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孟什維克主張該黨支持資產階級的“宴會”運動,向沙皇“請願”;而布爾什維克則主張利用沙皇政府在戰爭中被削弱的有利條件,發動人民進行革命。不論如何,日俄戰爭的潰敗成為一場革命的直接導因已不容懷疑。

流血的星期日

從1901年以來,俄國城鄉的工人罷工和農民運動從未停止。1901年5月7日,彼得堡奧布哈夫兵工廠的工人們開始罷工,手無寸鐵的罷工者還同前來鎮壓的政府軍警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結果有 800名工人被捕。這件事在俄國歷史上被稱為“奧布哈夫保衛戰”。1902年,工人罷工的浪潮繼續發展,頓河岸邊的羅斯托夫的工人有 30000多人參加了長達 3個星期的政治罷工。1903年7~8月,在烏克蘭和南高加索各工業中心的罷工後來發展成總罷工,約有20萬工人參加了鬥爭。與此同時,廣大農村的農民們紛紛奪取土地,僅在1902年就有 300多次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此外,知識界的學生運動也此伏彼起。廣大人民民眾的革命鬥爭推動了社會各界政治團體和組織以及政黨的出現,由各階段、各派別組織的政黨的團體相繼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論和策略。整個俄國正面臨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慘局面。
面對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特別是連續不斷的工人運動,沙皇政府驚恐萬狀,只好調動軍隊和警察前去鎮壓。但是,這種憲兵的角色使沙皇的形象更為惡劣,而且引起了人們更大規模的反抗。於是,有人向沙皇政府提出建議:組織一支工人別動隊,從工人運動內部進行破壞活動。沙皇馬上採取了這一措施。從1901年開始,試圖以此破壞革命。這在俄國歷史上被稱為“警察社會主義”。但是,這個辦法很快就失靈了,因為這些假社會主義組織都歸莫斯科暗探局局長祖巴托夫控制,時間一長人們對這類組織的實質看透了,再也不上他們的當了。一計不成,又生新計。1904年,沙皇政府又支持一個名叫加邦組織的神甫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國產業工人協會”,並且在首都各大企業中設有分會。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和平調解工人與企業主之間的糾紛和衝突,以防止革命的發生,同時對那些剛剛從農村來的、覺悟很低的那部分工人進行思想攻勢,教育他們信仰和忠於“慈父沙皇”。沙皇政府的目的正是要利用披著袈裟的特務去完成祖巴托夫所不能完成的任務。儘管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識破了加邦組織的真面目,並多次警告人們不要上他們的當,但是,由於當時布爾什維克在首都的力量還十分有限,廣大無產階級民眾的覺悟也還有待提高,結果使加邦一夥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演變成一場前所未有的流血事件。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工廠——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開始罷工。其他企業立即回響,到了1月8日,這場罷工已經席捲全城,具有總罷工的性質了。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下,工人們不僅提出了經濟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加邦看到這場運動已經無法阻止,就在警察當局的唆使和策劃下,決定組織工人列隊前往冬宮,向沙皇呈遞關於人民的迫切需要的請願書,並欺騙工人說,應該相信沙皇會答應工人們的請求的。這個請願書的內容真可謂離奇古怪,其中有宗法制度的幻想、有樸素的革命情緒、有對沙皇的請求,還有召集立憲會議,立即建立民主自由、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大赦爭取人民自由的戰士、按照民意停止戰爭等民主要求。在請願書的最後幾句話中,字裡行間滲透著一種威脅,即如果請願不能成功,我們寧願死亡。這幾句話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了,也用不著去找辦法了。我們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自由幸福的道路,一條是死亡的道路……”。布爾什維克聽到將要列隊請願的訊息後,馬上到各工廠去向工人們說明,跟隨加邦去列隊請願不但是徒勞的,而且是危險的。1905年1月8日,布爾什維克還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告彼得堡全體工人書》。警告工人們說,從沙皇手裡是得不到自由的,“用這樣的低廉的價錢,用一紙請願書(哪怕由神甫代表工人呈遞),是買不到自由的。自由是要用血來換取的,自由是要在殘酷的鬥爭中拿起武器來爭得的。”
結果真的如同布爾什維克所預料的那樣,在和平請願舉行之前,沙皇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準備對和平請願報以血腥鎮壓。沙皇尼古拉二世把首都的政權交給了軍事司令部。他指定近衛軍要在“鎮壓叛亂”中起主要作用,用彼得堡地區的其他部隊加以支援。在預定的地點,政府已經集結了20個營的步兵和20多個連的騎兵。1月8日傍晚,有高爾基參加的一群作家和學者前去進見大臣們,要求政府不要對工人及其家屬們下手,但是無濟於事。1905年1月9日,這是個星期日,大約有15萬人從各工人區湧向冬宮廣場,許多人手中拿著聖像和沙皇的肖像,準備去冬宮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請願。然而,善良的人們哪裡知道,沙皇政府早已布置下層層密網,在各路口堵住了和平進軍的工人及其家屬隊伍。在納爾瓦門、特洛伊茨克橋以及其他地方,遊行隊伍的道路已被警察和騎兵占領,當工人們來到時,迎接他們的是一排排步槍的子彈,一小部分進入冬宮廣場的民眾,也遭到了早已等在那裡的軍隊的槍擊。1月9日那一天,大約有1000多人被打死,數千人受傷。這就是俄國歷史上有名的“流血的星期日”。
冬宮前槍殺工人民眾的訊息引起了全國的憤怒。工人們通過這次血的教訓,認清了沙皇政府的本質,對沙皇本人的天真幻想徹底破滅了。他們說:“沙皇痛打了我們,我們也要把他痛打一頓。”布爾什維克提出了“打倒專制制度”、“打倒血腥的沙皇!”“武裝起來!”等口號。到了傍晚,彼得堡全城不少地區築起了街壘,成群的工人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布爾什維克的演說。除首都之外,其他大城市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奧爾洛夫省、沃羅涅什省、庫爾斯克省的農民,烏克蘭喬治亞、波蘭和拉脫維亞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勞動人民紛紛起來鬥爭。1905年俄國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罷工與兵變

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如何引導這場革命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則成為布爾什維克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專門舉行了會議,分析了這次革命的性質和動力,制定了戰略計畫。這次會議認為,1905年俄國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無產階級應在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然後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會議認為,目前的鬥爭方式和路線是,展開民眾性的政治罷工,並把罷工轉變成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但是,當時的布爾什維克只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部分,這個黨的另一部分孟什維克始終與布爾什維克持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俄國現實的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就應該與資產階級合作,革命之後就應該建立資產階級立憲民主制度,待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再經過“二次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時,俄國的革命還沒有納入一個固定的模式和軌道,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力量也都沒有達到控制局面和運動導向的程度,因此,革命基本上是沿著一種自然發展的軌跡進行著。
1905年5月1日,按照傳統,俄國的許多城市舉行了“五一節”示威遊行,有些地方還舉行了政治罷工。5 月中旬,俄國最大的紡織工業中心城市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7萬多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這次罷工持續了兩個多月。在罷工過程中,為了統一領導有關罷工事宜,工人們建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作為領導機構,這是俄國最早出現的一個蘇維埃。6 月份,俄國占領之下的波蘭地區的工業中心洛茲城爆發了總罷工,並發展為武裝起義。工人們同沙皇軍警進行了3天的街壘戰。從5月至6月,俄國罷工的人數有 36萬之多。在工人罷工的同時,農民運動也掀起高潮。1905年夏,歐俄部分的501個縣中,有104個縣發生了農民起義。
在工農運動的影響下,沙皇制度的支柱軍隊也發生了動搖。在黑海艦隊,有許多官兵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其中有不少人屬於布爾什維克。1905年春夏之交,布爾什維克已經在黑海艦隊制定了起義計畫,準備在適當時機領導水兵起義。但是,沒等到預定的起義發生,自發的起義卻舉行了。1905年6月14日,被指揮部的非人道待遇和駭人聽聞的殘酷性所激怒的“塔夫利達公爵波將金號”鐵甲艦的水兵們舉行了起義。他們懲處了最令人痛恨的軍官,在軍艦上升起了紅旗,選出了以水雷手馬丘申柯為首的軍艦委員會。在 267號魚雷艇的伴隨之下,起義的“波將金號”鐵甲艦駛往當時正在舉行總罷工的敖德薩打算同那裡的工人聯合起來,但是,事情進行得很不順利。
敖德薩,領導罷工的社會民主工黨對“波將金號”的到來持一種動搖和消極的態度,敖德薩工人並沒有給起義水兵以支持,結果使起義水兵的意見也發生分歧。就在起義軍艦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時,沙皇政府已經調動了黑海艦隊的大部分軍艦來對付“波將金號”這艘當時俄國海軍中地位最大、火力最猛的鐵甲艦。黑海艦隊得到的命令是:“捕獲或者擊沉‘波將金號’。”起義的水兵萬般無奈,只得應戰。當時的俄國黑海艦隊任何一艘軍艦都不是“波將金號”的對手,即使把其他軍艦列成隊形向它發起進攻,也很難完成沙皇捕獲或者擊沉它的命令。“波將金號”水兵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對黑海艦隊的到來並未感到驚慌和緊張,他們把自己的軍艦一直對著黑海艦隊的陣列開去,兩次將佇列沖斷。前來執行沙皇命令的艦隊上有許多水兵十分同情和支持“波將金號”上的起義者。他們在兩艦相遇時,公開歡迎起義者。在這種情況下,俄國海軍指揮部擔心其他軍艦也發生起義,趕緊命令黑海艦隊開走,但已經有一艘名為“常勝者格奧爾基號”的鐵甲艦參加了起義。只是由於這艘軍艦上的起義水兵們所推選的指揮官膽小怕事,最後該軍艦觸礁。這樣,“波將金號”鐵甲艦像一隻孤鷹在黑海遊蕩,又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一天天地消耗著自己的體能。起義11天之後,“波將金號”起義者彈盡糧絕,已經無路可走了。他們被迫把軍艦開到羅馬尼亞的康士坦察港,向羅馬尼亞政府投降。起義者天真地認為,只要不在俄國沙皇手中,他們就可以免受懲罰。但是他們想錯了。羅馬尼亞政府哪裡敢因為一艘“波將金號”鐵甲艦及其叛亂的水手而得罪沙皇政府呢?所以,水兵們投降之後,羅馬尼亞政府與俄國政府進行了磋商,最後將起義的水兵引渡回俄國。這些無辜的水兵最後被處以絞刑。
“波將金號”鐵甲艦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表明沙皇制度的軍事支柱已經發生動搖。隨著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和士兵起義的不斷發生,俄國其他階級也逐漸捲入到革命中來。在有產階級中,自由主義反對派越來越公開地反對沙皇政府。一個自由主義者在說明為什麼連資產階級都開始向左轉的原因時指出,“我們阻擋不住狂風暴雨,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要設法防止過大的震盪”。這就是說,俄國資產階級既擁護革命的風雨去沖刷舊有制度的污垢,又害怕革命走得太遠而危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這種形勢使沙皇政府也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它不但失去了廣大勞動者的支持,如果弄不好,政府還將失去有產者的支持,那就意味著沙皇政府的垮台,所以,沙皇政府趕緊結束了同日本的戰爭,簽訂了《朴次茅斯和約》,以便騰出手來集中全力解決國內的危機。為了拉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沙皇政府在1905年8月6日宣布將要召開國家杜馬。杜馬就是議會。杜馬的召開就意味著沙皇專制制度開始結束。這正是1905年革命的目標之一。8月6日公布的法令是內務大臣布里根起草的,因此,在俄國歷史上稱之為“布里根杜馬”。這個法令規定,杜馬將作為“咨議性”機關而存在,並不像歐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那樣擁有立法權,而且杜馬的選舉權僅限有產者。顯然,“布里根杜馬”完全是個騙局。布爾什維克黨馬上採取了堅決抵制“布里根杜馬”的方針,提出了打倒咨議性杜馬、打倒沙皇政府等口號,同時組織民眾性的政治罷工和準備武裝起義。俄國面臨著更大的政治風波。

十二月武裝起義

1905年 9月19日,莫斯科印刷工人舉行罷工並很快發展為全市的政治罷工。這次罷工成為10月全俄政治總罷工的起點。10月 7日,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開始罷工,鐵路運輸陷於癱瘓。到10月12日,全國14條鐵路、4 萬多公里長的線路上75萬名職工都投入了罷工鬥爭。隨後,全國各地 100多萬工廠企業工人相繼舉行罷工。職員、學生、教師、工程師和醫生也起來回響。這樣,全國都處於癱瘓狀態。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沙皇政府不得不採取退卻策略,以便爭取喘息時間,伺機反撲。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頒布宣言,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並承諾將擴大選舉權,召開擁有立法權的國家杜馬。果然,沙皇政府這一招馬上奏效。資產階級興高采烈地歡迎“宣言”,他們大擺筵席,舉杯慶賀,高呼“謝謝上帝,俄國有了憲法”,“革命完了,秩序萬歲”,並紛紛組織政黨,支持實施政府的10月17日宣言,出現了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地主建立的“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黨”和自由派地主聯合城市中等資產階級成立的“立憲民主黨”等政黨,準備開展議會競選,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孟什維克小資產階級俄國社會革命黨雖然沒有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那樣興高采烈,但也擁護政府的宣言。他們說,沙皇投降了,專制制度不復存在了,革命已不再需要了。只有布爾什維克認為,10月17日宣言是一個騙局。列寧尖銳地指出:“沙皇的讓步確實是革命的極其偉大的勝利,但是這一勝利還遠遠不能決定整個自由事業的命運。沙皇還遠遠沒有投降,專制制度根本沒有不復存在……還遠遠沒有被擊潰,它還在集結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還要解決許多極其重大的戰鬥任務,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勝利。”果真不出列寧所料,幾乎在“宣言”公布的同時,在沙皇警察當局支持下,一些反動地主、商人、神父和流氓組成了“俄羅斯人民同盟”等黑幫組織,到處殘害革命人民,政府的警察機構也加緊活動,迫害和打擊革命者。革命正處於危機之中。
1905年11月9日,長期僑居國外的列寧從瑞士秘密回到彼得堡,準備直接領導武裝起義的工作。12月初,布爾什維克黨在塔墨爾福斯召開了代表會議,研究了武裝起義的有關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史達林第一次會見了列寧。這時,布爾什維克已經成立了軍事和戰鬥組織,黨員們在民眾中也做了大量宣傳和組織工作,爭取更多的人參加到武裝鬥爭中來。布爾什維克黨關於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是根據什麼作出的呢?起義具備了什麼條件呢?當時的形勢是,儘管政府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使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孟什維克心滿意足,不再主張革命了,但是廣大工農運動並沒有停止,全國各地的工人罷工和農民暴動仍然不斷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和被沙皇俄國侵占的波蘭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蓬勃高漲;軍隊的變化也在進行,10月份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舉行了起義,11月份又發生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起義,起義者奪取了“奧查可夫號”巡洋艦。所以,布爾什維克認為,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但是,就在布爾什維克的起義秘密準備過程中,1905年12月 3日,發生了一件突然事件。那一天,彼得堡蘇維埃和其他革命組織一道發表一個《財政宣言》,這個宣言的目的是號召全國居民拒絕繳納捐稅和貢賦,要求儲蓄銀行退回存款,用金幣支付工資等等。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使1905年末正瀕臨財政破產邊緣的沙皇政府受到嚴重損失和沉重打擊,以便造成更好的革命形勢。但是,沙皇政府採取了更為強硬的報復性措施。就在宣言發表的當天,沙皇政府下令逮捕了彼得堡蘇維埃的全體 260名代表,許多左派報紙被查封,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這個訊息傳到莫斯科之後,引發了著名的“十二月武裝起義”。
彼得堡蘇維埃遭到破壞後,俄國革命的中心就轉移到莫斯科。當時,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莫斯科蘇維埃積極準備武裝起義。在士兵中間的革命鼓動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所以,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建議蘇維埃馬上組織工人罷工,然後把政治總罷工轉變成武裝起義,推翻沙皇統治。12月5日,莫斯科蘇維埃通過了從12月7日起政治總罷工的決議。7日中午,總罷工開始,8日,參加罷工的人數已達15萬之多,工人們很快組織了2000多人的武裝戰鬥隊。3天之內,莫斯科城裡到處是工人們築起的街壘。
無產階級居住的地區——莫斯科河左岸區、羅果日城關區和勃列斯尼亞區,變成了起義的中心。約·費·杜勃羅文斯基、馬·尼·利亞多夫、羅·薩·芝木里婭卡、米·費·弗拉基米爾斯基、伊·伊·斯克沃佐夫——斯捷潘諾夫、季·雅·利特文——謝多伊以及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了工人的鬥爭。以米·瓦·伏龍芝為首的工人武裝隊也從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開到莫斯科相助。莫斯科12月武裝起義就這樣爆發了。
莫斯科起義開始之後,這座城內的統治權實際上已經不在原政府手中,而在莫斯科市蘇維埃和各區的蘇維埃手裡。根據蘇維埃的命令,一切印刷所的印刷工作都已停止,只有蘇維埃的機關報——《訊息報》照常出版。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還控制了自來水和其他對城市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企業的工作。它要求開辦免費食堂,要求糧店向無錢的工人們賒售食糧,禁止店主抬高食品價格。蘇維埃又同農民建立了聯繫,使農民們從四郊鄉村把糧食運給莫斯科的起義者。起義者一面與前來鎮壓的政府軍對陣,一面著手其他有關事宜。各工人區的蘇維埃積極開展活動,行使政府職能。勃列斯尼亞區還選出了工人法院,判處了警察所長和暗探局特務們的死刑。警察都被解除了武裝。武裝的工人戰鬥隊承擔起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
12月起義發生後,沙皇政府趕緊向莫斯科調動兵力。政府利用尚未切斷的尼古拉也夫鐵路的交通,把彼得堡的近衛部隊開到莫斯科。12月15日,沙皇政府派來的謝苗諾夫團開始圍攻勃列斯尼亞區。在那裡,只有大約 450名工人義勇隊隊員,他們英勇地展開了保衛戰。沙皇軍隊見直攻不下,就改用大炮進行轟擊。12月16日,勃列斯尼亞區戰鬥隊司令部發出最後一道命令,其中說:“全世界都在注視著我們。有一些人是在咒罵我們,而另一些人卻對我們深表同情……敵人是害怕勃列斯尼亞的。但是,他們憎恨我們,包圍我們,向我們放火,想摧毀我們……流血、暴力和死亡接踵而至。不過這算不了什麼。未來是屬於工人階級的。各國的人們將世世代代從勃列斯尼亞區的經險中學習不屈不撓的精神”。17日,勃列斯尼亞工人區終於被沙皇軍隊攻陷了。
18日,莫斯科蘇維埃決定停止起義,有組織的撤出戰鬥。在莫斯科12月武裝起義的同時,俄國其他一些地方也發生了許多類似的起義。在無產階級人數集中的工廠和企業所在地,如頓河岸邊的羅斯托夫、葉卡特琳諾斯拉夫、諾沃羅西斯克等地,諾夫哥羅德附近的索爾莫沃工廠和皮爾姆附近的莫托維利哈工廠、葉爾特琳大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沿線地帶,也都發生了工人的武裝起義。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和赤塔,工人力量和準備開往中國的後備部隊中具有革命情緒的士兵們聯合到一起進行了起義。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城市工人同農村的農民聯合行動,使武裝起義的聲勢十分浩大。在拉脫維亞,圖庫姆城人民的起義更是戰果輝煌,政權臨時過渡到由革命的社會民主工黨領導的人民民眾手中。
但是,12月武裝起義最後還是失敗了。它在莫斯科只堅持了9天,其他地方的起義也先後被鎮壓下去了。現在看來,這次武裝起義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起義之前,布爾什維克在各大城市的主要領導人均已被捕,沒有被捕的,如列寧夫婦,也已經被迫轉入了地下進行秘密活動。這就使12月武裝起義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缺乏統一適宜的戰鬥計畫,莫斯科市的武裝起義基本上是區自為戰,始終處於防禦地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進攻的戰術。其次,這次起義沒有得到社會各階級的廣泛支持和贊同,主要是工人階級孤軍奮戰。再次,在這次起義過程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直在潑冷水,製造混亂,與起義者意見不合,這些活動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起義。當然,起義失敗最根本原因,還在於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所以,莫斯科蘇維埃決定停止戰鬥,有計畫地把戰鬥隊撤出莫斯科,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圍繞杜馬的鬥爭

12月武裝起義被鎮壓之後,?>沙皇政府對起義者進行了瘋狂的迫害,抽調了大批邊疆部隊到內地維持秩序,有的地方還成立了所謂“戰地法庭”。這樣,俄國1905年革命開始轉入低潮和退卻階段,而沙皇政府則展開了一系列的進攻。
當時,沙皇政府的首腦是維特。如果說他抓經濟建設是內行,那么他干政治勾當卻不能使沙皇俄國上層反動分子滿意。所以1906年初,沙皇用保守派官僚哥烈梅金取代了他。早在12月武裝起義高潮時,沙皇政府就頒布了召開第一屆國家杜馬的法令,企圖以此誘騙人民脫離革命。這一法令規定,婦女、25歲以下的青年、軍隊和某些少數民族沒有選舉權;由於財產等一系列限制,無產階級有 3/4不能參加選舉;選舉採取間接方式進行,所有選民按照階級和財產的不同而分成4類選民團,每個選民的代表人數及其產生各有不同:地主和土地占有者選民團為每2000人中選舉1個複選代表;城市選民團為每7000人中選舉1個複選代表;農民選民團為每3萬人中選舉1個複選代表,而工人選民團為9萬人中選出一個複選代表。這些規定顯然極不合理。1906年 3~4月間舉行了國家杜馬的選舉。布爾什維克原估計有出現新的革命高潮的希望,所以實行抵制政策。但是,由於孟什維克實行半抵制,即參加初選和複選,不參加代表的選舉,又由於廣大農民沒有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抵制運動,所以抵制政策沒有成功。選舉正常進行,結果立憲民主黨獲得了國家杜馬中的最多席位。在全部478個席位中,他們占有179席,占 1/3還多。列寧後來在總結革命經驗時認為,布爾什維克抵制第一屆杜馬的選舉是錯誤的,因為當時的革命已轉入低潮而沒有高潮的希望。
1906年 4月27日,第一屆杜馬開幕。這屆杜馬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代表們圍繞這個問題分成兩派:一派以立憲民主黨為首,孟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都站在這一邊。立憲民主黨主張,按所謂“公平價格”收買一部分地主土地,然後把這些土地租給農民長期使用,並認為這是一條通過杜馬解決土地問題的“革命的康莊大道”。
但實質上這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的翻版,是變相掠奪農民的新企圖,因為這等於使地主只賣出一少部分土地,卻逃脫了農民革命。另一派是由農民代表組成的“勞動派”,他們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方案,即“第 104號方案”。這個方案要求把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使用。這個方案的基礎是把全部土地交給人民,形成一個全民土地總額,凡是用自己的勞動耕種的人,都可以按同一定額,從土地總額中得一份土地。他們認為,平分土地是使農民擺脫一切剝削的保證。同時,勞動派主張根據普遍平等的原則,直接的和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出土地委員會,由它負責辦理土地改革事宜。勞動派的主張觸怒了杜馬中的有產者代表,特別是地主階級代表,而沙皇是最大的地主、俄國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他當然也不容忍這個方案。所以,1906年7月8日,沙皇政策派軍隊包圍了杜馬開會的塔夫里達宮,強行解散了杜馬。同時任命極反動的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為總理大臣,並宣布將要召開第二屆杜馬。
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認識到抵制第一屆杜馬選舉是錯誤的,所以,在第二屆杜馬選舉前,布爾什維克不但決定參加選舉,而且認真分析了革命的進程和已經改變了的力量對比,從而得出結論認為,以杜馬為講壇,揭露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教育和爭取民眾是最合時宜的策略。結果在1906年秋季進行的第二屆杜馬選舉中,左翼代表的人數大為增加,右翼代表的人數也有增加,而立憲民主黨的代表人數則急劇減少,他們在農村的陣地特別削弱了,在工人選民團的複選代表中間,沒有一個立憲民主黨人。
這個結果使第二屆杜馬與第一屆杜馬大不相同。列寧在分析這兩屆杜馬的特點時認為,第一屆杜馬是指望通過和平道路解決土地問題的杜馬,而第二屆杜馬中明顯分成的右翼和左翼將展開尖銳的鬥爭。1907年 2月20日,第二屆杜馬開幕,土地問題仍然是討論的主要問題。在這屆杜馬中,布爾什維克代表同勞動派、社會革命黨、勞動人民社會主義黨結成了“左派聯盟”,同杜馬中的右派代表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左派聯盟”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國有化的主張。有產階級看到這屆杜馬比上屆杜馬還不馴服,“貴族聯合會”便要求政府解散這屆杜馬,修改選舉法,另外召集俯首聽命的杜馬。1907年6月1日,總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須有罪名指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策劃“叛國政變”,6月2日晚,政府下令非法逮捕了社會民主工黨的65名杜馬代表,隨後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並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動的選舉法。這件事後來被稱為“六三政變”。
“六三政變”實質上並不是一次政變,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變為藉口,解散不馴服的第二屆國家杜馬。但“六三政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俄國1905年革命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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