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陵話

龍陵方言大部由北方方言辭彙構成，多接近國語辭彙大致讀音相近，個別在語音方面則有所改變，而在國語語音方面隆陽區保山話則更為貼近，故保山話曾有“小北京”之稱。龍陵方言除此之外，部分方言辭彙屬少數民族語彙，多與傣、僳僳、阿昌、彝等民族語言有關。其中也不乏外地方言辭彙和由民族語彙傳來的外來音譯詞，但極為少數。由此可見龍陵方言中不僅蘊含著滇西少數民族文化，更多的還蘊含著北方中原文化乃至漢族幾地的地方文化。其從中折射出了滇西地域漢夷合處、文化兼融的民族融合情況以及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等方面在內的文化交流進程，這就為研究龍陵歷史文化、民俗民間文化的多元性和本源性提供了豐富參據和有力例證，這就是龍陵方言文化考究及研析所具有的重要科學價值和學術借鑑意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龍陵話
• 類別：方言
• 地區：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
• 其他聯繫：北方方言，少數民族語，外地方言

龍陵方言

所在地區

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其古名黑水籠（傣語意為“林中之村”）、勐弄（傣語意為“有水塘之地”），商州時先民為濮人，東漢屬永昌郡哀牢縣，唐代屬永昌節度，元代屬雲南永昌府，明設金齒（傣族別稱）千戶所，清設龍陵廳，民國至解放後設為龍陵縣。龍陵早在東漢明帝時即列入國家行政版圖，主要居民以西南夷中的“哀牢夷”為主。明清時，中原漢族大舉遷入戍邊、屯墾，漢夷雜處、語言混通，從而在少數民族語言和北方漢語的有機融合下，產生了新的哀牢地域屬的滇西方言——龍陵方言。

方言構成

下面我們就龍陵方言與北方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外地方言和外來音譯語彙各語言文化間的聯繫分別地來舉例說明：

其他聯繫

北方方言

龍陵方言為滇方言，屬北方方言區。龍陵漢族多為北方中原漢族內遷而入，因此龍陵方言與北方方言在語音、語彙方面大多一致，有十分緊密的聯繫。

在語音方面，如龍陵話中表日期的“明（mié）日”、“今（jiē）日”，其於北方話特別是北京話中的“明_兒（mínr）個”、“ 今兒（jīnr）個”聲調一致，只是訛音變讀了點而已，而且以“日”代“天”更仿北方古語詞，只不過讀“rī”；再如龍陵話中表方位的“這（zhì）呢”、“ 哪（nè）呢”，與北方話也特別是北京話中的“這兒（zhèr）呢”、“那兒（nàr）呢”讀音相近、聲調一致；更為典型的如龍陵方言中俚語稱父親為“yē”,而北方方言中把父親稱為“爺（yé）”（見於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辭》：“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二者訛音相向、殊途同歸，其文化淵源不言而喻；還有龍陵話中稱“老頭”為[`g:uê]，其實就是北方話中的“倌兒（guānr）”，表放牧者之意，因北方老頭多從事放牧，故有“老倌兒”之稱，後傳入滇內沿用至今。由此可見龍陵方言中的確有兒化音的遺痕，而兒化音又正是北方方言語音中的標誌性發音，這絕非偶然，如此一來就更充分地證明了龍陵方言與北方方言間確有文化同源性。

在語彙方面，比如：龍陵方言中的“zhèng子”，表煮飯的一種木製桶狀炊具，其實就是北方方言中的“甑（zèng）子”；龍陵方言中表大碗的“bó 頭”和表桶狀容器的“水bǒnɡ”,其實也就是北方方言中表海碗的“缽（bō）頭”和“水泵（bènɡ）”一詞，不過訛音變讀而已；又如龍陵方言中表夾一筷子菜的量詞“一zhù”、表祭用紙折金銀錠的“紙kuò”和表扎頭髮為束狀的“扎jīujīu”，其實都是北方方言詞，其分別對應的是表筷子的“箸（zhù）”、表舊時貨幣小金銀錠的“錁 （kè）子”和表頭髮盤成結的“鬏（jīu）兒”，個別詞音訛讀。還有很多，再如盅子、揩、攆、罷（表否定）、劁、騸、等方言詞也是從北方方言中來的。同時北方方言中的一些動植物名詞，如：曲蟮（shànɡ）、香櫞（yuán）、花紅、荸（bì）薺（qì）、芫（yuán）荽（suì）、藠（jiào）頭、蒜薹（taí）、蛤（ɡé）蚧（jiè）、朝陽花、黏棗、羊奶果、茼蒿菜等詞，其在龍陵方言中皆有蹤跡，只不過龍陵話分別讀作“qié蟮“、“香yán”、“花hōnɡ”、“荸（bí）薺（tì）”、“芫（yán）荽”、“蒜qiānɡ”、“蛤（ɡuó）蚧（ɡài）”、“cháng陽花”、“黏zuó”、“羊[`n:uê]”罷了，其中“guó`gài”這叫法早已不指“蛤蚧”這種狀如壁虎的爬行動物了，而指另一種爬行動物“蠑螈”了；另外北方方言中一些動詞和形容詞，比如說薅（hāo）、戧（qiānɡ）、屙（ē）、躉（dǔn）、醃（ā）臢（zā）（見《水滸傳》第三回《魯提轄拳打鎮關西》：“這個腌臢潑才，…”）、尅（kēi）、齜（zī）、摩（mā）、諞（piǎn）、狎（xiá）昵（nī）、搛（jiān）、潷（bí）等詞在龍陵方言中也有，如表田間鋤草的“hāo秧”、表言語衝突的 “qiānɡ人”、表排泄的“wō尿”、表全都的“dǔn要”、表汗漬體垢的“ē`zāo”、表打人的俚語“kēi人”、表動怒凶人的“發zī”、表抹平按直的“mā平”、 表吹牛閒扯的“piǎn嘴”、表過分親近的“jiá`niān”(訛音變化較大)、表夾菜的“jiān菜”、表攔渣泡湯的“bí湯”等都與上述方言辭彙一一對應。

以上豐富的舉例都充分說明龍陵方言辭彙大多來源於北方方言辭彙，不僅足以證明了龍陵方言確屬北方方言區，更重要的是證明了龍陵漢族確實是由北方中原漢族遷居而來的，龍陵語言文化更多植根於北方語言文化，受其影響頗深。

少數民族語

龍陵方言屬漢族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相融而形成的滇西邊漢地方語言，因此其除了中原漢族文化和北方方言辭彙外，還不乏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成分，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邊疆漢族地方語言特色，而且二者間的文化聯繫對於研究龍陵甚至滇西的民族融合或文化交流狀況來說，其中不乏裨益。

譬如：龍陵方言中喊小孩為“咪咪人”、把極少量、極小稱“低低子”都是音譯自少數民族語言中的辭彙；再如肉叫“歹歹”或“嘎嘎”、米飯叫做“芒芒”、水叫做“烏烏”、傷口叫做“偎偎”，大凡這些疊音名詞多出自少數民族語彙；還有把番木瓜叫做“麻菖蒲”、芒果叫做“榪檬”、藏青果叫做“訶子”等都是出自傣語叫法，包括龍陵方言中把“蠑螈”叫做“蜾蓋”也疑其為傣語叫法，因德宏與西雙版納等地傣族也有此叫法。

這些龍陵方言中的民族語彙成份多出自傣族語言辭彙，少量出自僳僳、彝語辭彙（多限於碧寨、木城、天寧等民族聚集地）。那么為何龍陵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成份如此之濃呢？這是因為龍陵曾是哀牢夷中濮人聚居地，而濮人多崇拜“九隆王”和“龍神”，也正因如此龍陵有許多以“龍”命名的地名，除自身縣名外還有龍新、龍江、龍山等鄉鎮名和縣城“隆陽橋”橋名皆出於此。後來龍陵主要為傣族聚居地，因此龍陵古名“黑水籠”便出自傣語。龍陵靠近德宏芒市、騰衝團田、保山潞江等傣族聚居區，傣族遷居頻繁。龍陵古名“勐弄”，而“勐”正是傣語中“壩子”之意屬傣族地區行政區劃單位，再如勐冒、勐糯（原勐興）、勐柳（屬龍江）都帶勐字，而且這些地方曾經皆為傣族聚居地。鎮安古名“勐淋”，當然也曾是傣族聚居地，後設金齒千戶所，“金齒”正是傣族別稱。再如龍陵的邦臘掌（又名巴臘掌）也為傣語叫法，原意為“有野象出沒之地”，說明邦臘掌土著先民即傣族族群，而靠近邦臘掌的騰衝團田鄉旱傣聚居區便是其地緣族屬佐證。

外地方言

龍陵方言除與北方方言有文化淵源等諸多聯繫外，其實它與其他外地方言之間也是有一定文化牽連和近源關係的。

首先先從龍陵方言與省內其他地方方言之間的文化連葛說起。我們雲南各地區民族文化差異較大，但除大部少數民族自治州外，少部漢族聚居地區形成的地市文化卻因中原文化的傳入而受影響，其中昭通、昆明、曲靖、保山、玉溪均為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其中昭通為最早、昆明為最深、玉溪受昆明影響較大，而保山和曲靖受影響最為獨特，也是最具自身邊漢特色的中原文化擴散地，，因此兩地文化具有一些共通性。因此兩地方言文化便具有更多文化聯繫性。從文化根源上來說保山方言文化植根與哀牢古國和永昌古郡文化之中，曲靖則受益州古郡、建寧古城文化影響較深，二者皆受到南詔和大理文化影響，因此二者方言略有相通處。如：曲靖話中表沒有為“冇（mǎo）得”，龍陵話中稱去掉刪除也為“冇（mǎo）掉”；龍陵話和曲靖話中皆稱太囉嗦為“把niǎ”、太過外向為“岔巴”、肉麻過度為“衣酥”、不太出場為“夾怩”、烤火為“向火”、說話不正經嚴肅為“不彰叨”、疏於聽到喊自己之人叫做“佯侜（zhōu）人”、上廁所叫“解手”（在“湖廣填四川下雲南”的強遷過程中，被縛雙手的移民須請求押解人員解其雙手方可解急，故稱“解手”，移民入滇定居後其後裔沿用至今）；同時龍陵話中罵小孩為“碎鬼”、稱一種野果為“碎米果”（“碎”表“微小”之意。北方方言中也有此叫法，如稱“碎娃子”即“小娃子”）而曲靖話中也有這種叫法；再如，龍陵話中稱某人特別厲害，便稱其為“侯人”（“侯”本意為侯爵，引申義為富貴顯達、豪門大族之意，在古漢語中也作形容詞用，表“美好”之意，如：洵直且侯。——《詩·鄭風·羔裘》；在此比喻為“強者”之意，在北方方言中也有類似叫法，如稱太厲害者為“太侯爺”了），而曲靖話中也保留了此等叫法。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龍陵方言與省外其他外地方言之間的文化聯繫。龍陵方言中除北方方言成份外，還含有其他地方方言成份，其中就有粵、吳、 湘 、 贛方言區的方言語音和辭彙。語音上，如龍陵話中含j、 q、x的音節都發舌尖音；“in”與“inɡ”、 “en”與“enɡ”前鼻韻和後鼻韻不分, 如靈（línɡ）就讀為“lín”；又或“enɡ”與“onɡ”兩個後鼻韻語音混淆，如：龍陵方言中讀“貓”為“miāo”、讀“風（fénɡ）”為“fōnɡ”、讀“師”為“sī”等，而這些與粵語和吳儂軟語的相關音節讀法完全一致。再如在龍陵話中“街”讀“ɡāi”,與古楚語讀音一致,而楚國故地集中在湖北、湖南兩地，其方言屬湘方言區，明清兩代稱兩湖為“湖廣”，而京劇中的字白髮音為“湖廣音”，江浙等地發音受古楚語影響也與其頗為相似，因此龍陵方言與湘、吳方言有些語音相似處，從而發現京劇中的唱字念白髮音讀法與龍陵話一致絕非偶然，其中倒也不乏情趣。語彙上，湘方言區古楚語稱“虎”為“於（wū）菟(tú)”,龍陵方言稱“虎姑婆”為“犰猢（或秋忽）”，二者義近音仿，並非絕無文化聯；再如吳方言區的江蘇南京話稱膝蓋為“磕膝頭”、太過囉嗦為“韶”、表泥巴的“淖（nào）泥”（見於《紅樓夢》第五回有判詞：“……。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因作者曹雪芹在書中多用家鄉南京方言辭彙），龍陵方言也有此等叫法，只不過“淖泥”一詞早已訛讀為“nà泥”罷了。

這些相同之處絕非偶然，其中都是有許多的文化聯繫的，皆可從“方言”這種語言文化現象中投射反映出來，那這些方言文化中的文化聯繫又從何而來的呢？因為龍陵的漢族，主要是於明朝初年因“軍屯”、“商屯”、“民屯”政策，才開始從各地遷徙而入的。據各大姓族譜記載和口頭流傳，大都是於明洪武年間到此或離開原籍逐步遷徙而後到此。原籍“南京應天府”的最多，其次是湖廣、四川和江西。在促進了中原漢族文化傳播的同時，也帶來了他們各自地方文化，這些大都融合在了龍陵地方文化之中了。因此在龍陵方言中有湘方言的湖廣音、吳方言中的吳儂軟語口音、贛方言等成份存在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文化交流事實有力證明了滇西包括全滇與全國各地的人口融合現象和文化交流進程。

外來語言

龍陵方言除與北方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省內外外地方言之間的文化聯繫外，其還具有因民族語彙兼帶而來的外來音譯詞會，但數量極少。如：喊一種奶味冷飲食品叫“泡露達”，即屬傣語也屬泰語音譯詞；再如西米露、撒大魯等小吃名稱也屬傣泰語彙，與泰國語也頗有聯繫；還有我們曾喊過的德昂族與佤族的舊稱“崩龍”與“嘎喇”，本為古濮人語現為東南亞中南半島孟高棉語族的音譯詞，其與緬語發音讀法也頗為相似。

雲南是西南最早受帝國主義勢力侵略的地方，因而也略受西方文化影響。其中由法國傳教士帶來的天主教、耶穌教等基督教派已傳入雲南，於是就有不少漢族和少數民族信仰了基督教。其中僳僳、苗族等最多，而英語語言文化的影響也隨基督教文化傳入少數民族之中，而在龍陵漢族文化中又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化中的這一外來成份。因此龍陵方言語彙中也不乏有外語色彩的辭彙。如：表民間故事中老妖婆形象的“秋忽”(秋忽奶奶)一詞，少數民族基督徒中有一說稱其從英“yahoo[jə'hu:] ”(這就與美國“雅虎網”名稱“yahoo！”一致)，英文意思為“人形獸”（見於《格列弗遊記》），其在少數民族和漢族方言辭彙中皆有此意。照此看來，也不能完全排除掉這等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