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里·布克金

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生前系美國新澤西拉馬波學院教授、佛蒙特社會生態學研究所(ISE)創始人，主要研究領域是社會生態學和環境政治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默里·布克金
• 出生日期：1921
• 逝世日期：2006
• 性別：男

人物簡介

莫里·布克金(1921年1月14日–2006年7月30日)生於紐約，父母為俄國猶太裔移民。早年曾參加共產黨活動，因不滿其集權專制傾向轉而投身無政府主義研究。美國自由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哲學家，環境主義者、生態保護主義者，無神論者，演說家、作家。他的大半個人生中，都稱自己是一位堅貞的無政府主義者。代表作《自由生態學》。

自由生態學

默里·布克金，綠色哲學家(January 14, 1921 – July 30, 2006)

將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等人的思想學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機結合地建構出他獨具特色的生態無政府主義理論，為當代綠黨政治濫觴。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會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提供了對工業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評。當馬克思主義者夢想著五年計畫時，新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卻點燃了烏托邦的火焰。

《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推進一種整體主義的、社會激進的、理論上內在一致的生態政治理論，以替代在很大程度上技術主義的、改良主義的和單一議題性的環境運動。 《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系統追溯了我們社會中相互衝突性的自由與支配遺產——從人類文化的最初顯現到當代的全球性資本主義。作者認為，環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衰敗，始於人類等級制地組織其自身的那一時刻。換句話說，在等級制被廢除和人類創建一種更明智、可持續和平等的社會結構之前，我們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將會延續。

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作為一個“紅綠”生態政治理論與運動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默里·布克金個人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他於2006年夏的辭世也使這一理論的未來走向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默里·布克金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逐步創建了這一哲學政治理論。《後稀缺時代的無政府主義》、《走向一種生態社會》和《自由生態學》等是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社會生態學的基本觀點是，當代的生態環境問題植根於更為深層複雜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統治性的等級制政治與社會體制，而正是後者導致了現代社會對一種“增長或是死亡”哲學的無條件接受。在它看來，一方面，除了那些純粹的自然災難，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生態環境問題都有其經濟、種族、文化和性別衝突的根源。布克金的一個著名論斷就是：“人類必須統治自然的觀念直接起源於人對人統治的現實。”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這樣一種資本主義政治與社會體制，很難通過個體性行動比如倫理性的消費合作，而必須藉助於基於激進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倫理思考和集體行動。

在哲學層面上，社會生態學更加強調人與自然間的複雜關係，並主張將對這種複雜關係的尊重作為社會建構的基礎。但與此同時，布克金明確主張，人類作為自然界長期演進的智力結果或體現，理應在自然界的未來上升性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主動性的角色。依此，他晚年強烈批評了深生態學、“新時代”復古主義等對自然生態價值的盲目推崇和對人類生存生活選擇合法性及其理性能力的貶低。

值得指出的是，默里·布克金一生的學術思想主旨經歷了一個從傳統革命馬克思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再回歸社會主義左翼的過程，集中體現為他中年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晚年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日益明確地把社會生態學概括為一種自由進步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的新形態，或者稱之為“自治市鎮主義”（municipalism/communism）。不僅如此，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之後，“社會生態學”也已經從一種最初的政治哲學演變成為研究主題更廣泛比如更加關注時代現實議題、更強調實現資本主義綠色變革的理念普及與技能儲備的政治社會理論。對此，我們可以從作為社會生態學大本營、位於美國佛蒙特的社會生態學研究所的機構設定與研究重點調整上看出來。

2005年以來，“社會生態學”研究的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後對他著述的進一步編輯出版及其相關評述，二是布賴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會生態學家的新著述。但總起來看，我們很難找到像安德魯·賴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編出版的《布克金之後的社會生態學》那樣的圍繞社會生態學理論本身的全面爭論性作品。而且，無論從研究主題還是學術活動上，佛蒙特的社會生態學研究所似乎都在強化著與位於挪威的選擇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雜誌《公社主義：理性社會國際學報》的聯繫。

前者除了於2004年和2005年再版的《後稀缺時代的無政府主義》和《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還包括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編輯的《自由城市：地方自治主義與左翼》、由薩姆·多爾戈夫(Sam Dolgoff)編輯的《無政府集體組織：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由埃里克·艾格拉德編輯的《社會生態學和地方自治主義》。此外，《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2008年第1期刊發了一個“默里·布克金的遺產”的專欄。其中，布賴恩·托卡回顧了默里·布克金對於社會生態學理論的貢獻及其對美國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環境政治社會運動的影響，認為無論就理論創新還是實踐推動而言，他都是當代新社會運動的旗幟性人物；而達米安·懷特（Damian White）從布克金“市鎮自治主義”對後工業城市未來想像的視角較高評價了他的理論遺產，認為這對於我們探索未來城市的功能與規劃仍具有借鑑參照意義；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則從哲學角度批評了布克金“社會生態學”的理論基礎，在承認其理論重要性的同時，認為它是使辯證法庸俗化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形上學（詹尼特·比爾隨後對這種理論批評做出了回應和反批評）。

後者包括布賴恩·托卡的《走向氣候正義》、弗雷德·瑪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布賴恩·托卡主編的《危機中的農業與食品：衝突、抗拒和更新》，等等。但可以看出，由於布賴恩·托卡理論關注點上的新特點，我們恐怕已很難再看到由社會生態學研究所主持發動的像《先驅》（一種社會生態學雜誌）（2001—2002）和《左翼綠色觀點》（1988—1998）那樣的理論爭論。而這對於社會生態學研究所及其社會生態學本身的長遠影響，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 作者：郇慶治

最後的知識分子

保羅·古德曼和諾曼·喬姆斯基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卻仍然被我們所忽視。”這幾乎可以說明公眾注意力的褊狹；較之於那些走紅的知識分子，他的著作顯得更深刻、更豐厚，而他卻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說俄語的社會革命家的祖母和母親在紐約撫養長大的(意第緒語和英語是他的第二、第三語言)，他經歷了我們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釋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著像歐文·豪這樣的人走的”(他並不認識歐文·豪)。他加入了各種各樣的共產主義青年組織——首先是少先隊組織。“到處都有我們和我們的軍樂隊……那些能買得起一套藍色制服的人，買到了並穿著它，不再舉起他們緊握的拳頭，而是把一隻張開的手舉過右邊太陽穴，表示這個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會主義征服。”後來，他成了一名共青團團員。然而，人民陣線、莫斯科審判以及蘇維埃一納粹盟約不容置疑地將他驅趕到對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異議的托派。在軍隊里服役後，他成了鑄造工人和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廠工作使他相信無產階級作為一種革命的甚或是激進的力量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他進入了軍校。

布克金沒有脫離托洛茨基主義而轉入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而是轉向了無政府主義；而且，早期的大多數激進派習慣於忽視的兩個論題：生態學和城市，在布克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中打下了印記。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們的綜合環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筆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前六個月，《我們的綜合環境》再版發行，正如其作者於再版中所說，這本書差點被《寂靜的春天》所淹沒。

只要注意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布克金被錯誤地當作雷恰爾·卡森的追隨者，或因為太過烏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宮。與卡森不同，布克金不僅研究農藥，還研究食物添加劑、化學化的農業、X光、放射性塵埃以及膨脹的城市。對於評論家來說，這太多了。《紐約時報》的評論員推斷說，“沒人會要阻止這個社會前進，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會讓我們退回到過去。”布克金的《我們的綜合環境》以這樣一種想像來結束，亦即“一種新的人與自然綜合、全國與地區綜合、城鎮和鄉村綜合”。

然而，不管這本書的下場如何不幸，它卻開始了他不倦的寫作事業；他的著作《城市的極限》、《後稀缺的無政府主義》、《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自由生態學》，為一種生態學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前景而鬥爭。他是作為一個政論家、一個歷史學家和一個哲學家而寫作。

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共產主義者迥異，布克金對20世紀60年代的不滿不是來自右派，而是來自左派：馬克思主義太保守了，太拘泥於對資本主義修修補補了。他的最受稱讚的有關60年代的小冊子《聽著，馬克思主義者!》大肆攻擊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寧主義口號在新左派中的復興。布克金站出來揮臂表示不滿：“30年代所有過時的陳詞濫調又死灰復燃了。”

他一直扮演著對學界激進派和軟弱改革派的嚴厲批評家的角色。

在我們這個時代，激進的政治漸漸意味著一個死氣沉沉的投票站，一場無聲而乏味的請願運動，滿車的標語口號，操控一切的政治家們充滿矛盾的辯駁，民眾集會式的旁觀者運動會，最後，是卑躬屈膝地請求小小的改革——無論如何，激進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動的預兆、是擺好陣勢投入的戰鬥、是暴動的衝突、是在歷史上標誌著每一次革命計畫的社會理想主義……而當今的“激進主義”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著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響徹1793年法國大革命高潮的丹東的聲音，對那些自封為激進派的人來說是困惑不解的，他們假正經地提著內裝備忘錄和授權書的大使專員的公文包走進會議室……並通過電子擴音器向民眾集會說空話。

布克金的激進主義至少來源於兩個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樣，他對未來的想像，特別是對未來城市的想像是來源於過去。“我們住在文化的少數族裔區，但又是充滿強烈創造性的地區，也是經濟上非常自治的地區，”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時代，“那時，移民的社會主義運動表達了多么豐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財富又在怎樣的程度上喪失了，忘記這點是容易的。過去有合唱團、有講演團體、有教育團體，還有曼陀林樂隊。”

對布克金來說，現在和未來的要求一如從前。他的無政府主義使得他堅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這一讚譽(對我的無政府主義的讚譽)，因為，即使沒什麼意義，卻也是一條看不見的道德邊界，防止我滑進新馬克思主義、學院派、最終是改革派陣營。”

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上也有罪人和機會主義者，但很少有無政府主義者會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一起共度良宵。無政府主義者的文化基準是前工業社會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會的主流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往往提供了一種對工業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評。當馬克思主義者夢想著五年計畫時，那些進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無政府主義者卻點燃了烏托邦的火焰。

節選自——[美]拉塞爾.雅各比 《最後的知識分子》-第四章 紐約、猶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