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賜服之一，飛魚是一種紋理，有飛魚紋的曳撒、直身、貼里都是不同款式的飛魚服。飛魚服上有四爪飛魚紋“飛魚類蟒，亦有二角。所謂飛魚紋，是作蟒形而加魚鰭魚尾為稍異飛魚類蟒，非真作飛魚形”。
是明代錦衣衛、大內太監朝日、夕月、耕耤、視牲所穿賜服，由雲錦中的妝花羅、妝花紗、妝花絹製成，佩繡春刀，除此之外只有蒙皇帝恩賜，才可穿著，是明代僅次於蟒服的一種二品賜服。
張廷玉修的《明史》有提到，嘉靖年間的錦衣衛指揮使——張爵的墓誌里有寫“賜四獸麒麟服、鑾帶繡春刀、銀鎁瓢方袋三事”，嘉靖帝巡幸承天，特命張爵“充前驅使事，—切機務悉倚毗焉，仍加食都指揮僉事俸。自發駕以至迴鑾，飛魚蟒衣、帑金、廄馬、酒飯之賜，及宣召面諭之優，不可枚舉。”由此可見，飛魚服繡春刀是皇帝賞賜的。
明代史料裡面提到了錦衣衛堂上官穿飛魚服，不過“飛魚服”是個大名稱，凡是裝飾有飛魚紋樣的衣服都叫飛魚服，而紋樣包括這樣過肩式的、補子式的等等，衣服款式則各種都可以。
明中期時制服的識別系統缺少監管，有人專門把飛魚服穿得像蟒袍，於是朝廷嚴厲控制了多年，至明末奢華之風又起，人人都喜穿的華貴，對服飾的管制才放寬鬆。
基本介紹
工藝,史料及沿革,
工藝
明代國家織造局，貼里的一種，專織一種飛魚形衣料，也就是雲錦中的妝花羅、妝花紗、妝花絹，有“青織金妝花飛魚過肩羅”、“青織金妝花飛魚絹”、“大紅妝花飛魚補羅”、“大紅織金飛魚補羅”、“大紅織金飛魚通袖羅”、“大紅織金飛魚補紗”，系作不成形龍樣，名“飛魚服”。
飛魚服是補色為飛魚的袍服，飛魚並不是現在所說的那種海魚，而是一種近似龍首、魚身、有翼的虛構形象。
飛魚類蟒，亦有二角。所謂飛魚紋，是作蟒形而加魚鰭魚尾為稍異，非真作飛魚形。《山海經·海外西經》：“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似狸一角，作鯉）。”因能飛，所以一名飛魚，頭如龍，魚身一角，服式為衣分上下二截相連，下有分幅，二旁有襞積。飛魚的神性是"眼之不畏雷" ，飛魚與雷神存在著某種聯繫，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
史料及沿革
蟒服、飛魚服及鬥牛服，因服裝的紋飾，都與皇帝所穿的龍袞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內，而是明朝內使監宦官、錦衣衛、宰輔蒙恩特賞的賜服。獲得這類賜服被認為是極大的榮寵。飛魚服是僅次於蟒服的一種隆重服飾。（參見《明史·輿服志三》）
明中期公務員制服的視覺識別體系缺少把控，有的人專門把飛魚服穿得像蟒袍，於是朝廷嚴厲控制了百八年，至明末奢華之風又起，逐漸背離了中期簡潔大方的審美。
《大政記》永樂以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繡蟒於左右，系以鸞帶，此燕閒之服也。次則飛魚，惟入侍用之。
《明史·輿服志》：天順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鬥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並玄、黃、紫及玄色、黑、綠、柳黃、薑黃、明黃諸色。
《明史·輿服志》：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鎮守、守備，違例奏請蟒衣、飛魚衣服者，科道糾劾，治以重罪。
《明史·輿服志》：弘治十七年，諭閣臣劉健曰：“內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龍、飛魚、鬥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敝，不宜輒自織用。玄、黃、紫、皂乃屬正禁，即柳黃、明黃、薑黃諸色，亦應禁之。”孝宗加意鉗束，故申飭者再，然內官驕姿已久，積習相沿，不能止也。
《明史·輿服志》：正德十三年，“賜群臣大紅貯絲羅紗各一。其服色，一品蟒，二品飛魚，三品鬥牛，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下不與。
《明史·輿服志》：正德十六年，世宗登極詔云：“近來冒濫玉帶，蟒龍、飛魚、鬥牛服色，皆庶官雜流並各處將領夤緣奏乞，今俱不許。武職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絕之。”
《明史·輿服志》：嘉靖八年，其視牲、朝日夕月、耕藉、祭歷代帝王，獨錦衣衛堂上官，大紅蟒衣，飛魚，烏紗帽，鸞帶，佩繡春刀。祭太廟、社稷，則大紅便服。
《明史·輿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於駐蹕所，兵部尚書張瓚服蟒。帝怒，諭閣臣夏言曰：“尚書二品，何自服蟒？”言對曰：“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帝曰：“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於是禮部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飛魚、鬥牛、違禁華異服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