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靳秋田索畫之二
- 選自：《鄭板橋集》
- 畫家簡介：鄭燮
- 類型：文言文
原文,譯文,注釋,畫家生平,揚州八怪,背景故事,難得糊塗,後人評價,作者簡介,
原文
選自《鄭板橋集》
譯文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從窗里遙望山上幽竹,這是何等優雅風趣的事啊,但是能有如此享受的人,自己卻不懂得,真是令人遺憾.而那些懵懵懂懂,胸無點墨的人,身處如此情景,他們更是不懂樂在何處.
只有那些勞苦之人，忽然有十幾天的閒暇時光，才會關上柴門，掃淨小路，面對芬芳的蘭花，品著苦茶，有時微風細雨，滋潤著籬笆和小路。那些平常的客人不過來，只有幾位知己好友到訪，內心也無比歡喜，不禁驚嘆：這樣的日子真是難得啊。
所以我畫蘭花竹子石頭，是用來慰勞那些勞苦的人民，而不是供那些貪圖享受的人享用。
注釋
1.修：長。
2.沒沒墨墨：義同“懵懵懂懂”，糊塗，不明白。
3.絕：斷然，絕對（根本）。
4.仄徑：狹窄的小路。
5.適適然：形容快樂開心的樣子。
6.慰：寬慰。
畫家生平
1693年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興化城東門古板橋。4歲，母汪夫人去世；5歲父繼聚郝夫人。14歲繼母郝夫人卒。少時讀書真州毛家橋約於是年前後，20歲從興化前輩陸種園先生寫詞。23歲與周邑人徐氏成婚，24歲中秀才，26歲開始教館。30歲父鄭立庵卒，31歲約於本年賣畫揚州，陸續約十年時間。其子亦約於本年夭折。39歲1731年辛亥雍正九年，妻徐氏卒。40歲，1732年，壬子雍正十年，秋赴南京參加鄉試，中舉人，作《得南闈捷音》，43歲二月，揚州北郊與饒五姑娘定情，題《西江月》一闕。
44歲，1736丙辰，乾隆元年，二月至三月，在京應考，中二甲第八十八名進士。45歲，乳母費氏卒，復得程羽宸資助，納饒氏。50歲，1742壬戌，乾隆七年，春為范縣縣令，兼暑朝城縣。52歲妾饒氏生子。54歲由范縣改任濰縣，連任七年。60歲年底，卸去縣官職務。
板橋《閒居》云：“荊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箋學楷書”。傳說板橋學書，夜間誤以指在徐氏體膚上畢恭畢敬練習，徐氏云：“人各有體”。這句話觸動了板橋，於是從古人的書體中學一半，撇一半，創立了“六分半書”。
《七歌》述徐氏生二女一子，30歲後又一女。
揚州八怪
背景故事
板橋誕生的時候，清朝的武力征伐業已結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實則是一幅在繁榮背後由各色人等組成的眾生圖，即奴才走狗、市儈、狂生、考據迷、理學家等混跡一堂。之前，鄭板橋曾於揚州鬻畫；待到罷官後，再來揚州，其畫受歡迎的程度雖遠非從前可比，但賣畫養家餬口卻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舊板橋”來表達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於自己不曾因當官而稍改自己為人的風骨，亦悲嘆於自己賣畫餬口終老的實際境況。
其實，板橋起於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進仕機會為民眾做點有益的事。科舉應試是彼時士子騰達的惟一途徑，故爾板橋於此用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就是他苦學歷程的一個縮影。本來這樣的苦苦追求，對於長於寒素之家，生於草莽之間的板橋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但這樣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當他想以寒微之軀為勞苦大眾做點事，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時，現實對他的教育卻是無情的。要達到在官場遊刃有餘的境界，除非你與大批的貪官庸官同流合污，打成一片，否則生活在官場上就於心不安。而要想救民於水火，又談何容易？想以德澤加於民，而又不善於趨迎阿諛，溜須拍馬，在官場哪有不失敗的呢？板橋為官後，正是做不到糊塗圓融，常常得罪上峰，儘管他耿介地自稱為“橄欖軒主人”，以放言高論、臧否人物自許，但最終就在他書寫“難得糊塗”一年後而去官。魯迅先生說，他只不過“叉手叉腳”地“表現了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而已（魯迅《淮風月談·難得糊塗》）。但是板橋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沒的藝術創造，竟然不如這句牢騷話能得到更廣泛的回響，而被今人所青睞。
難得糊塗
說起“難得糊塗”，還有一段神奇的來歷。鄭板橋在山東任上，一次遊覽萊州的去峰山，本想觀賞其山中鄭文公碑，但因盤桓已晚，便借宿于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稱“糊塗老人”。主人家中陳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硯台，石質細膩、鏤刻精良。鄭板橋大開眼界，讚嘆不已。次日晨，老人請鄭板橋題字：以便於刻於硯背。鄭板橋即興題寫了“難得糊塗”四個字，後面蓋上“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方印。因硯台大，尚有餘地，板橋就請老人寫上一段跋語。老人提筆寫道：‘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門也。”他也用一塊方印，字為“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鄭板橋見之大驚，方知老人是一位隱居於此的高官。由於感慨於“糊塗老人”的命名，板橋又提筆補寫道：“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兩人如遇知音，相見恨晚，遂談文說詞，暢談人生，結為摯友。
後人評價
縱觀鄭板橋的一生，從“一官歸去來”，到“三絕詩書畫”，人們可以看出，政治抱負與藝術創造，雖然所需要的素質和評價標準不同，而要將其集於一身，其難度可想可知。當官，有的時候甚至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而且還須具備運籌於股掌之間的本領，而對藝術創作則需要一副與世無爭的“在野”心態，能不時以民間的活力，作為一塊澆灌自己心靈的聖地。鄭板橋正因為有“一官歸去來”的經歷，最後才有“三絕詩書畫”的收穫。雖然我們不能就板橋絕大的藝術成就而感謝官場對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場的失敗，帶來了藝術的幸事，卻是不爭的事實。板橋的晚年生活，在他自己的《靳秋田索畫》里曾作過詳盡的表述：“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非以供天下人之安享也。”其實板橋作為一位狂放的文士，活在那個暗昧專制的時代，不合時宜的命運是鐵定了的。他的苦處不僅在於“我於困頓已無辭”，而且還在於他的藝術創造對時代的超越性，所帶來的對他無盡的誤解。即使他與世俗社會妥協，且向它們投降，世俗社會仍然認為他不夠徹底，“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自遣）。既然事情是這個樣子，板橋也就只好放野，一路的狂怪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