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湖文派

陽湖文派

陽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緒初年張之洞《書目答問》,這本目錄列舉清代古文家文集時,分為“桐城派古文家”、“陽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

這時候,陽湖文派的創始人惲敬張惠言已去世半個多世紀。“陽湖文派”不僅它的名稱是後人“加給”的,而且它的創始人也是後人“推選”的,甚至它的成員也是後人“認定”的。

陽湖文派的作家們,他們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開宗立派”,並沒有意識到已經“開宗立派”,“陽湖派”的得名,是陽湖籍的一群作家們“自成一隊”的創作實績得到世人的推崇,他們的文學主張得到世人的承認所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陽湖文派
  • 起於:光緒初年
  • 文獻張之洞《書目答問》
  • 提出者:包世臣
包世臣提出,陽湖與桐城派,陽湖派首領系,陽湖文派特點,綜述,融通,致用,多思,文采,學術產生背景,

包世臣提出

包世臣在《讀大雲山房文集》中論述惲敬的創作時說:“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為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邇近。
子居(惲敬)歸、方邪許之時,嬌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藝舟雙楫論文》) 包世臣這篇文章,作於道光元年(1821年),距惲敬去世4年。“歸、方邪許”是形容桐城派聲勢之盛。“嬌然有以自植”是說惲敬與歸有光、方苞的觀點、作法不同而別有建樹。也就是說,陽湖古文相對於桐城古文而言,“別有建樹”。

陽湖與桐城派

桐城”稱派,一般都認為始於姚鼐稱“天下文章,出於桐城”一語。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一文中的話。
桐城派作為一代古文的正宗,而陽湖派相對於桐城派而“別有建樹”,所以,近代以來討論陽湖派,總離不開陽湖與桐城兩派的關係問題。一是強調兩派相承的一面視陽湖派為桐城派的旁支別系;一是強調兩派相競的一面,視陽湖派為擺脫桐城派影響的獨立文派。

陽湖派首領系

因為陽湖派的創始人、首領也是由後人推定,所以,創始人、首領究竟為誰?也有兩種意見:一曰張惠言、李兆洛;二曰惲敬、張惠言。第二種看法比較普遍。
《清史稿》中的排列,實際上也含有對惲、張兩人地位的一種評價:《清國史·文苑傳》卷五四《陸繼輅傳》指出:“是時常州一群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惲敬、張惠言,天下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繼輅與董士錫所為文,亦拔戟自成一隊。”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陸繼輅傳》指出:“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派相抗。
陽湖派的首領,不是“官封”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們自己“公選”的。他們是自然領袖,而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是“領袖”,同伴們也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領袖”。
他們生而同里,長而同鄉。或近或遠的親從血緣關係是他們深交的天然紐帶;友朋切磋、互相勉勵,則似乎是他們成派的“組織手段”。陽湖文派,有沒有“開宗立派”,誰是首領,排名先後,我認為都不必計較,反正不是“散兵游勇”、“烏合之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其生命所在是風格特徵,是共同的理論主張和相近的創作風格。是體現上述主張和風格的作品,是創作這樣的作品的作家群體。

陽湖文派特點

綜述

乾、嘉年間的常州,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被譽為中吳要輔,八邑名都,人心向學,教育普及,科第興盛,其學風尤獨領風騷。著名學者曹虹先生歸納陽湖文派的特點為:

融通

常州是多種學術思想交匯之所。如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提到:“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孫星衍,洪亮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莊存與,他進一步發揚光大了常州融通的學風。他是清代今文經學派的創始人,但他的學風兼容並包。
不以專治今文經自限,而是“諸經皆有撰述”。他致力於古文經《周禮》的研究,又對偽《古文尚書》的價值給予一定的肯定。李兆洛以通人的眼力,表彰莊存與“融通”的精神:“宗伯公經述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李兆洛自己,也是“融通”學風的實踐者。所以,魏源讚揚莊存與與李兆洛為同出一鄉的“並世兩通儒”。他們不僅消除學術畛域,消除門戶之見;而且也不墨守成規舊套,寓創新於會通,在他們身上,洋溢著不凡的“通儒”氣派。

致用

常州經世致用的學風要追溯到明代唐荊川。它不僅包括關於世界觀的學說,而且包括一套專業知識。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莊家繼承並發揚了這種學風。莊存與創清代今文經學,雖然沒有直接論述政治問題,但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明天道以合人事”反對和砷集團。
李兆洛曾序其所撰《周官記》指出其學說的特點與意義在於:“實能探製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輟學之徒鉤稽文詞,吹勃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於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
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於跡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為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為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董士錫在《莊氏易說敘》中揭示莊存與“讀書”與“致用”合一的實學品格說:“不知者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深於漢經師之言,而無涵以游雜,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因其藝精,抑亦術峻。
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姿肆如是者哉!”譚獻也極力表彰莊存與“不為空言”的經學。說:“宗伯甘盤舊學,老成典型,經說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圖故,隱寓其中。”(《復堂日記》卷七) 常州學風講求實學,注重致用,對於經學以外各種切合實際的學問專業知識十分重視。
子史兵農、刑法、數術之學。以及醫經本草,輿地之學,常州學子無不研習。張琦“自言合則天下懸於掌上,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歷歷可畫”。李兆洛則不但精研本國地理,而且對於沿海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以及國之大小強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弄禁之大凡”亟予留心,講求河漕、鹽政、錢法、兵制、方誌等經世之務的,不乏其人。甚至連女性也受到感染,如惲珠“相夫子有政聲,訓子以實學”;張琦長女張珊英在病中與友人相見,也“論夷務未平,養癰成患,相對扼腕”,(《名媛詩話》)

多思

常州學風多思的特點,意味著個人的心智得到強調與開發,莊存與治《公羊》學,創今文經學,從根本上注重義理而不是訓詁。《公羊》不同於《左傳》。《左傳》注重記載的歷史事實,《公羊》注重於記載的歷史事實所發揮的義理,是一“種歷史哲學。學者更需要“深造自得”、“探本究源”,更需要“多思”,李兆洛讚嘆莊存與的學說“鴻識卓學,甄宗天人,經緯聖哲”,並把劉逢祿比作“善持論、能文辭”的董仲舒。後章太炎又稱頌宋翔風的學說“其義瑰偉,而文特華妙”。而要做到“舉大義,善持論”必然注重思想,善於思想。惲敬注重諸子學對於開發心智的意義,在文學觀的建樹中汲取禪宗的思辨智慧。這種追求也是常州“多思”學風的體現。

文采

常州今文經學家的著述,以經學與文學的結合顯其特長,經學家而兼擅文翰,如莊存與所撰《春秋正辭》,就是整齊的韻文,文詞之工,令人矚目。劉師培在《南北考據學不同論》及《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都提到莊存與文詞“深美閩約”。他的侄子莊述祖,學者稱珍藝先生,亦擅創作,能詩善賦。譚獻曾說:“夜誦《珍藝宦文》,琅琅真作金石聲,說《書》、《詩》數篇,風發泉涌,而淵淵髦翠,潛氣內轉”。說經之文而能帶來如此高超的審美愉悅,可見其文才充溢,張惠言的《易義別錄序》雖是說經之文,卻能“以五喻成章……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洒然”。稍後的劉逢祿與宋翔鳳,被惲敬稱頌為“治經行文俱冠流輩”,無不顯示常州經學家重文的傳統。清代常州美文的發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嘉慶三年選編的《八家四六文鈔》和光緒七年所編的《後八家四六文鈔》兩書入選的16位作者中,常州各占3名共6名。反映了常州驕文創作的實力和優勢。

學術產生背景

惲敬曾驚嘆“吾州多異才”。陸繼輅則自豪地說“吾鄉文儒甲天下”。杭州龔自珍更讚美“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陽湖文派產生於這個學術部落,是其產生的學術背景。
陽湖派講究文章的氣勢,筆力雄勁,文氣剛健,以惲敬的風格為代表、為典型。張維屏在分析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各家散文後認為:“文氣之奇推魏叔子(禧),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乎奇正之間則惲子居(敬)也。諸家為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李桓《國朝耆獻征初編》卷二四二)。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論及惲敬的散文時,以“峻拔”兩字形容惲文的風格。惲敬是陽湖派作家中藝術個性表現得最充分的。
陽湖派諸子繼承了同鄉先賢唐順之發揚《史記》“奇”的精神,因而筆勢矯健,富於力度和變化。惲敬評唐順之《廣右戰功序》一文是“直躪子長、孟堅堂奧,而無一語似子長、孟堅,奇作也”(《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陸繼輅評唐順之此文“為明一代奇作”。唐順之不僅以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影響了常州的後人,而且其散文風格也影響了常州的後人,哺育了陽湖派文士。
陽湖派文士重視文采,首先是由於發揮了《易》教精神,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說經之文也注重設色用喻。張惠言是著名《易》學專家,他的說經之文就極具文采。惲敬評論他的《易義別錄序》說:“此文以五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為此,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洒然。”(《茗柯文二編》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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