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羅悖論是指經濟學中，經常提出一些目標體系。按照實際經濟運行是貼近於它及貼近程度，還是背離了它及背離幅度，來判斷經濟運行的好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阿羅悖論
- 類型：理論
- 屬性：金融
- 用途：經濟學
一個經濟體制應具備兩大社會目標,最大的選擇自由,最高的經濟效率,兩方面起源,歷史起源,機制起源,
一個經濟體制應具備兩大社會目標
最一般地，人們提出一個經濟體制應該具備兩大社會目標。
最大的選擇自由
選擇自由主要是指：個人有權自由選擇職業，自由提供生產要素，自由經營企業，自由買賣產品，自由安排工作和休閒時間等等。
最高的經濟效率
在既定的生產資源、生產技術等，通過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達到最高的產品生產效率；然後通過各種途徑，即：自願交換或者收入轉移，讓既得產品於消費時，提供給人以儘可能多的效用滿足，從而獲得最高的產品消費效率。
兩方面起源
阿羅悖論的起源，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歷史的起源，另一個是機制的起源。
歷史起源
應該從福利經濟學說起。
福利經濟學從提出至今，大致走過了三個里程碑。
第二個里程碑是以帕累托最優狀態命名的新福利經濟學。他們提出的福利最大狀態實質是效率最大狀態，表述如下：在經濟運行時，如對現狀進行的改變，使得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增進了，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得至少一個人的福利減少了，這種改變就不利；但是，如果使得一個人的福利增進的同時，而使得另一個人的福利減少，就不能說這種改變一定有利或者不利。然而就是在此時，卻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狀態。
第三個里程碑，是以伯格森、 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社會福利函式派。社會福利函式派認為， 因為不同的收入分配會對消費和生產發生不同的影響，因此福利經濟學不應該排除收入分配問題。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只解決了經濟效率問題，沒有解決合理分配問題。如果一個人獨霸全世界的山河土地，仍會存在著相應的一個帕累托最優狀態。他們認為，經濟效率僅是社會福利最大的必要條件，而合理分配產品收入是社會福利最大的充分條件，只有同時解決效率和公平的問題，才能達到社會福利的唯一最優狀態。
但是，遺憾的是，阿羅卻以嚴格的數理邏輯推導出了投票悖論，以形式化的方式證明了無法以投票的方式產生人人都能接受的唯一社會福利函式。這使得社會福利函式派的公平構想歸於毀滅。
然而，阿羅悖論所說的投票悖論引發的更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理論危機。阿羅悖論從最深邃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成：個人私自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無論如何必然存在矛盾，不能在滿足所有個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邏輯地導出社會整體利益同時也被滿足的結論。
推理很深奧，思想很深刻，挑戰很嚴厲，事態很嚴重。然而問題究竟出在何處？
問題是，當理論家下意識地理解阿羅悖論時，都把人們的政治投票選擇行為等同於人們的貨幣投票選擇行為。這也包括阿羅本人。他寫道：“投票和市場的方法，是匯集許多不同的個人趣味來做出社會選擇的方式。”“同樣地，市場機制也不能產生一合理的社會選擇。”“任一社會福利函式必定要么是強加的，要么就是獨裁性的。”
機制起源
一個經濟社會總存在著它擁有的生產資源，比如土地、資本、勞動等等。擁有這些生產資源，如何進行要素的配置，以使得它們能夠以帕累托描述的方法進行最有效率的生產呢？而對生產獲得到的產品進行消費，又如何能夠達到帕累托最有效率狀態呢？
一般都用兩人、兩種產品、兩種生產要素，以埃奇沃思箱形圖來直觀地說明問題。雖然，埃奇沃思箱形圖僅能清晰地說明2×2×2情形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配置，但是，阿羅—德布魯定理已經全面地證明任意位個人、任意種產品和任意類生產要素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配置。所以，定性地用埃奇沃思箱形圖來說明問題，並不影響結論的準確性。
是一個兩人社會用它擁有兩種生產要素，l數量的勞動和k 數量的資本，生產兩種產品x和y。l數量勞動和k數量資本形成了埃奇沃思箱形圖的兩條邊長，表示生產要素的有限性。這時，可根據社會當時的技術水平，畫出x、y兩種產品的等產量曲線族。
中從原點o[,x]開始，向右上方度量生產x 產品所使用的兩種生產要素數量，用橫軸l[,x]和豎軸k[,x]標度分別表示，即可得圖中標明的q[,1]、q[,2]、q[,3]、q[,4]這些等產量曲線。類似地從o[,y] 向左下度量生產y產品使用的兩種生產要素數量，就有y產量的等產量曲線。
很明顯，當於圖1的a點處分配勞動和資本來生產x、y兩種產品時，就不是帕累托最優狀態。因為，把勞動與資本的分割點沿著x或y的某一條等產量曲線向右下前進，都可在該種產品生產數量不減的同時，獲得另一種產品生產數量的增加。調整的過程一直可以進行到這條曲線與對偶某條曲線相切為止。比如圖1中的b點和c點。b點和c 點處的生產要素使用效率就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境界。因為此時，若要再增加x 產品數量生產，就必然導致y產品數量的減少，反之亦然。
類似b和c這樣的x、y產品等產量線相切點的全體，在埃奇沃思箱形圖內形成了一條新曲線，稱之為生產契約曲線。它從左下角的o[,x] 出發，一直延伸到右上角的o[,y]為止。 這條線上的生產要素配置方式都達到了帕累托最有效率配置。
把沿著這條線上行進得到的x產量和y產量同時記錄下來，轉換到一個新的坐標系，即產品數量坐標系中，則可得到如許固定有限的l和k，可達到的x、y最多產量的組合曲線，稱之為生產可能性曲線。
一種生產極大化狀態，對應的就是圖2 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某一點。如果我們在圖2中取d點，則d 點就是甲乙兩人獲得的最大數量共同產品。那么，他倆怎樣才能從d點所表示的x、y 產品中獲得最多的效用呢？
當把兩個無差異偏好曲線族的所有兩兩相切點都找出後，就得到了消費時表示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的曲線——連線兩個原點o-d 的交換契約曲線。
沿著交換契約曲線移動的同時，記錄兩人效用大小的變化。如把兩人效用大小的變化轉移到表示甲乙兩人的效用坐標系中，就得到了兩人的總效用變化曲線。
這條曲線顯示的僅僅是圖2生產可能性曲線d點處標示的那種合x、y產量，於甲乙兩人間各種不同分配所形成兩人總效用變化曲線。 於是，可知現時的這條總效用變化曲線，是兩人用既定的l和k生產要素，生產特定數量x、y產品組合後，消費所能獲得的極大化表示。
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每一點，都是兩人極大化生產的可能點。而對應每一點的極大化x、y產品，都可以查找到兩人不同分配數量形成的總效用變化曲線。於是可作出無數條總效用變化曲線。由所有總效用變化曲線形成了的最外面的包絡線，就是總效用的可能曲線。曲線參見圖3外沿的虛線。
可以把上面所述的總效用可能曲線，理解為飛機的最大飛行半徑，上面的任意一點都是可以著落的機場。然而，僅從上面得到的經濟運行結果，卻還是一個無約束的結果，或者是約束過少的結果。由此人們並無法獲知一個確定的解答案。
這裡缺少了什麼？缺少了分配的介入。
自然，人們要追問，經濟運行的分配是否可以自然而然地決定呢？還是可依人們願望加以自行挑選的呢？
對於這個設問的回答，馬上就引出了人們的公平觀念以及用政治投票決定經濟選擇的行為思考。
如果依據市場經濟的“自然”運行，經濟也會有它的“自然”解。而經濟體系的“自然”解，卻是由自然產生的對人作用與約束的結果。因為，來源於生產函式，從而派生導出分配函式，可依據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作為分配砝碼進行產品的分配。依此，各人提供的生產要素數量，按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作用大小，即可進行最終產品的分配。
這樣的解具有唯一性嗎？
具有唯一性。因為按分配函式，勞動、資本等等具有邊際遞減傾向的生產要素分配份額，由它們的邊際生產率決定。而如技術進步、風險、壟斷等引起的分配，是由生產出來的產品，除去上述的勞動、資本等要素分配後才決定的。在一組方程式中，由以上各項決定的分配是不可變更的，具有唯一性。
但市場經濟的“自然”運行解，帶有一個最令人們傷透腦筋的副作用，即“馬太”效應。“自然”運行解具有正反饋的過程和結局，它使得人與人之間相比，不但收入，而且生產資料都越來越不平均，產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結果。
人們對此進行了反思與質問。因為，自然提供給人的生產要素，應該看成是提供給人類的全體，而並非提供給人類的某些人或某部分人。從這點出發，任何個人或部分人利用或者“霸占”自然提供的生產要素，在分配中占有不恰當的一份，都是不能令人滿意和接受的。
這就是福利經濟學所看到的問題，並且他們還從中提煉出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什麼不能在保持“自然”分配的前提下，再追加另外方式，而不全然用自然強加的“自然”性的邊際生產率方式，來進行產品的分配呢？或者通俗地說，用二次分配的方式來進行社會產品的再分配。
從這點出發，他們引出了用投票的方式來決定產品在人們之間的分配。
投票方式，從最根本上著眼，是人類社會內部成員選擇和決定人類社會內部事務的方法。而正是採用這種形式進行的選擇和決策，卻可忽略了人類生存的必要前提：即人類社會的整個存在，不僅僅決定於內部成員的主觀意願，還決定於人類社會生存於斯的自然界。
福利函式的投票決定，在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人們希望擺脫自然通過生產函式和派生的分配函式對於人們的強制分配作用，純粹由人們之間協商與協調，對人們的收入進行內部分配。但是，這樣決策卻很可能是無約束的決策，或者準確地說是自由度過多的決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得不到唯一結果就不難理解。正像沒有分配函式作用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無法獲得唯一解一樣，人們看到了同樣的問題出現在它的反面：在投票選擇中，人們也無法獲得公平分配的唯一解，即沒有全體人們同時滿意的公平解。
回過頭來，從經濟學的分析脈絡看貨幣選票的真實作用，它絕不僅僅直接安排與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調節分配關係，它還間接地安排與解決了人從自然中如何獲得利益的關係。貨幣投票安排著三個邊際代替率相同，不但解決了人類社會內部的協調關係，更考慮了人與自然的互相作用和影響的機理。所以，貨幣投票選擇絕不等同於政治投票選擇。
阿羅投票悖論的出現，其最根本的深層原因就在於：由於沒有充分的約束，即當自然約束缺位時，就無法就人類事務達成唯一解。
這就是阿羅悖論的深層機制起源。
公平與效率相悖是阿羅悖論的一個套用側面
有了對阿羅悖論的這樣理解，回過頭來再分析公平與效率的相悖性，問題豁然開朗。
從古代臆想中的“大同”社會，延至近代觀念的“烏托邦”社會，直到現代的實際性的社會主義社會，檢驗社會經濟狀況好壞標準，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公平”。但是，“公平”這一尺度來自何處，在福利經濟學通過效率轉而對它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一直為人們所漠視。
實際上，在空想共產主義中，“公平”尺度來源於人們的倫理思索。而在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建立時，由於《資本論》理論體系本身，僅著眼於社會成員內部的由生產資料占有不平等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所以，它導出的“公平”尺度，也是人類社會內部制定的尺度。而對於這樣的“公平”尺度，阿羅悖論總是存在的。換句話說，個人私有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衝突總不可避免，總無法得到一個全體人們同時同意的“公平”尺度。
但與此同時，當人們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又總是發現僅僅用“公平”尺度來衡量遠遠不夠，必須導入“效率”尺度與之互補。而“效率”尺度衡量的東西就不再完全是人類社會內部事務，它還必然牽涉到人與自然的索取與利益的關係。
“公平”尺度的對偶物——“效率”尺度，自帕累托始開始準確引入，為西方經濟學者一直堅持並用之檢驗社會經濟狀況好壞的標準。然而，由福利經濟學發展結果來看，“效率”尺度決不能囊括全部，它的實施，還必須引入“公平”尺度與之互補。
這就是“效率”與“公平”的悖論。強調“效率”尺度時，就會引入“公平”尺度；反之，強調“公平”尺度時，又會引入“效率”尺度。堅持了其中任何一個，都會把另一個拖進來。兩者似乎不能兩全其美，但又必需兩相照顧。兩者既無法分開，又無法綜合，似乎是統一體中的矛盾對立面。
學術史實還表明，當用投票或者其它方式決定公平分配方式的同時，卻又引進了巨大的弊端。由於生產過程同時就是再生產過程，人們還必須在現時的消費與將來的消費之間進行決策。已經發現，用人們內部協商或者投票等方式決定的分配，在改變了現時消費於人們之間分配的同時，也會改變生產要素的報酬比例，即“自然”機制決定的現時消費與將來消費之間的適當關係。因為，人類的生存環境，已不再是純粹的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這種人造的自然，必須以人們不斷地維護和改進才能保持。而維護和改進與生產要素的回報有著直接的關係。投票選擇分配的結果肯定會改變生產要素的回報。而真正要命的是，這樣的改變，總是使得下一回合的再生產，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意味著在公平地切割已生產蛋糕的同時，卻將使得再生產出來的蛋糕變小。
那么，是否可由經濟體系運行內部，得出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尺度的結論呢？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光考慮“效率”，並無法得到經濟運行的唯一解，光考慮“公平”，也無法得到經濟運行唯一解，綜合考慮兩者，是否存在著一組解，能夠同時獲得滿足“效率”與“公平”尺度，即是：在效率最大的同時，達到公平最佳。
可以！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一旦加入自然界對人類社會存在的約束後，則由於新的約束進入，得到唯一結果就有其存在的必然。至於這個結論的證明，請看筆者將發表的其它論文。在那裡，會給出一個時時刻刻保持自然的約束下，得到效率最大同時公平最佳的結論。這就使得當我們評價任何一個真實經濟體系運行時，可以有一個“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坐標系，以便讓人們判斷、衡量實際經濟運行偏離這兩把理想尺度的尺寸偏差。
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自然約束全面在位曾經出現過，它使得人們生活在即“公平”又有“效率”的社會中，不過它僅出現在人類的幼年時期——原始社會中。那時，由於生產力的極其低下，任何偏離“公平”的分配，都會使某些人得不到足夠的食物而死亡。自然的在位就是以殘酷的面目迫使人們不但進行“效率”地生產，而且強迫進行“公平”地分配。
然而，當生產力提高以至人們有了“剩餘”產品後，分配的自由度增大，自然的約束不再那么嚴厲，使得阿羅悖論不但在“效率”方面，而且在“公平”方面都有了生存餘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是阿羅悖論獨裁結論的套用
阿羅投票悖論中邏輯地推出的結果，卻令人觸目驚心：社會的決定要么是外界強加的，要么是獨裁作出的。
他的話一半正確，另一半有疑問。說對的一半是，決定必定要由外界強加，即由人類以外的因素強加，這反映了自然約束的復位。它印證了存在著人無法脫離生存於斯的自然，就像人無法抓住自己頭髮脫離地球一樣。另一半話則值得深思，即決定必需是獨裁的。我們得有前提地承認這樣的結論，因為確實存在著由全體人的理性投票無法獲得的結果，居然可由獨裁的決策獲得。但如對這一半話濫用，將會造成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
然而，通過以上闡述明白阿羅投票悖論的來源後，對於社會決策的決定機理，就有進一步的深刻理解。因為，不管怎么說，社會決策畢竟是在社會內部作出的，雖然它仍需體現自然的約束，比如當套用貨幣選票時。但是，貨幣選票只是社會決策的一種方式，雖然它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方式，社會決策還存在著不能用貨幣選票決定內容。而由阿羅悖論，對這些內容進行的決策，絕對無法排除獨裁的因素。那么，獨裁決定的方式與自然的外加約束兩者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在下面的由交易費用考慮引發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加以分析。
自蘭格等人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如何實施最優配置進行分析後，人們已清晰地認識到，經濟體系的運行並非不要代價，資源的配置和產品的分配是需要成本的。但是，這樣的代價和成本如何進入經濟分析的視野，卻有賴於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科斯深入思考了前人忽略了的交易如何進行和獲得的問題，發現市場交易中必然存在著的成本——交易費用。從這一縫隙的微光中，發現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
在這束螢光微芒指導下經長期的探索，人們最終恍然大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類的生存形式之所以會演變成市場價格體系，用它來解決人類社會生存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導、生產協作、資源配置與物品交換，從而解決人類整體向大自然進行最有效率的索取，是因為市場價格體系是一種費用最低的體系，套用力學的語言，它是一種摩擦係數最低的體系。
從而，新制度學派們從唯物的角度恢復了社會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長處。然而，對比起來，它甚至比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更唯物一些。因為，馬克思的經典經濟學從勞動價值論入手，分析社會中由於經濟關係連線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專注於社會關係，從中引申出對於上層建築的研究。可是，由於前提所限，視野所及，無法納入經濟基礎研究中必然需涉及的資源最優配置。這是它的理論盲點。新制度學派們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添補了馬克思經典經濟學的不足，真正從經濟基礎論證了上層建築的產生和存在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同時，也正是這些經濟基礎，以形似交易費用的這樣那樣的成本開支，支撐著上層建築的運行。
理解這些後，對於人類社會決策行為就有了一個更堅實的、更唯物的思考基石。
一個好的“獨裁”決策，不但應使人們的生產消費範圍達到最大的邊緣地區，也應保障社會內部正常運行費用降至最低限度。開“源”節“流”，才能得到所謂的經濟術語的效率最高境界，或者說是考慮了“摩擦力”後的帕累托最優狀態。
做出這樣的決策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時，為了獲得這樣的“獨裁”決策，得通過長時期的，甚至是成本高昂、代價痛苦的摸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革命戰爭的結束，驟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本也應隨之趨緩，而解決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發展落後的民族經濟和建設現代化強國則成為當務之急。然而，黨的中心工作卻長時期偏離了發展國民經濟這一目標。“十年動亂”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必須堅定不移地把黨的中心工作放在經濟建設上，而不為任何干擾所動搖。就是這個決策，為中國的經濟起飛奠定了思想基礎。
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決了方向問題，而以什麼樣的體制來實現經濟建設，則是途徑問題。在此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也經過了相當長時期的摸索。從拋棄傳統的計畫經濟，實施有計畫的市場經濟，到後來提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一直到黨的十四大，才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過程大致用了了15年。
市場經濟中的生產主體是企業。對於公有制於企業中如何實施的問題，也通過長期的理論爭論和實踐實驗，於黨的十五大才明確地提出了它的實現途徑。這個過程如果從1992年算起的話，大致也經過了5 年左右時間。實際上，就簡政放權，實施承包制開始算起，一直可以追溯到1984年。
從整體上說，從認識到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最高、運行費用最低經濟制度，到最終決定採用市場經濟作為實施現代中國騰飛的手段，整整耗費了將近半個世紀時間。
另外，降低社會運行的成本費用，雖然不是在有清晰意識和理論指導的情況下進行的，但中國共產黨是成熟的執政黨，政治領袖是睿智的，相當清楚中國近代史上內亂不止、積貧積弱的現象，且又從“文化大革命”吸取了教訓，因而能夠從政治穩定的視角思考中國的經濟轉軌問題。
與俄羅斯相比，由於它們輕率地採取了所謂的“休克”療法來進行經濟制度轉型，“畢其功於一役”，其費用實在過於高昂。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應該在保持政治穩定局面的同時，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法制，逐步轉軌。
這些決策雖然並非是全民投票的結果，而是執政黨的政治決定，但它們反映了人民的迫切願望，也反映了自然對於人類的約束作用。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理論思維水平高超與政治決策成熟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