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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23日，駐鐵嶺的日本憲兵隊六、七名憲兵酗酒後來到清樂茶園，故意尋釁鬧事。他們抬手就打，張口便罵，把個清樂茶園攪得一片混亂，營業被迫中斷。清樂茶園的老闆見狀不妙，急忙報告了鐵嶺縣公安大隊，請他們出面制止。鐵嶺縣公安大隊長盧振武，是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他立即派軍警數人前往出事地點，予以制止。驕橫跋扈的日本憲兵根本不把中國人看在眼裡，他們不但拒不服從中國軍警的勸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腳踢，中國軍警因而受傷。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軍警進行了自衛還擊。幾個憲兵回到憲兵部隊，立即調來大隊人馬，在日軍第19旅團長汾陽少將的指揮下，將鐵嶺縣公安大隊部團團圍住，還封鎖了廣裕大街。日軍在“大街兩旁，滿布陣式，阻斷交通，一時城市行人斷絕。”（《東北年鑑》，第343頁）。面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的日本侵略軍，盧振武大隊長命人將大門掩閉。不久，日兵將大門撬開闖入，將隊兵繳械，且將全隊帶走。並拘得附近商民百餘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復大事（肆）搜翻，臨行綁去官兵三十餘名，大槍五六十支；又將隊部文卷器具與附近居民楊雨奇、張仁政等數家所有物件，多數搗毀，衣服亦被搜掠殆盡；又將城西門外分所大槍搶去四支，始將街市日兵撤回。鐵嶺縣公安大隊長盧振武隻身避於鐵嶺縣公署，倖免被捕獲。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鐵嶺事件”。
“鐵嶺事件”的出事地點清樂茶園所在地廣裕大街，本是中國領土，並非日本“滿鐵”附屬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國軍警在這裡行使主權和治安管轄權是完全正當的。具有愛國意識的中國軍警直接出面維護治安，並且阻止了日本關東軍憲兵隊的不法行為，這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也是比較少見的。日本關東軍絕沒有想到，中國軍警竟然有如此膽量，敢於管轄它們的憲兵隊。他們認為這一事件觸犯了“大日本皇軍的尊嚴和利益”，豈肯善罷甘休? 尤其是日本關東軍一直在尋找機會，妄圖為發動侵華戰爭提供藉口。如今，它們怎能放過這—時機?
於是，在“鐵嶺事件”發生後不久，駐瀋陽之日軍守備隊當即開來一部，以增援鐵嶺滋事之日軍。鐵嶺、開原、昌圖一帶的日軍亦蠢蠢欲動，加強戒備，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
9月25日，瀋陽遼寧交涉署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分別向日本總領事館，日本駐華公使館交涉此案。第二天，鐵嶺交涉局奉令向鐵嶺日本領事提出嚴重交涉和立即釋放被綁走之中國軍警等條件。日方不但態度傲慢，迄不承認事實，而且還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嚇，種種行為，蠻橫已極。”(引自《東北年鑑》，第343頁。)9月27日，被虜之鐵嶺公安大隊官兵在日本憲兵隊俱受長跪毆打之辱。日軍不但大肆虐待和殘害中國軍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實，反誣中國軍警挑釁，竟向鐵嶺縣公署索要公安大隊長盧振武，意欲加害於他。日方這一無理要求，遭到鐵嶺縣公署的拒絕。正在避難的盧振武，見屬下久未獲釋，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據理力爭，定會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憤而自殺。為此，遼寧交涉署交涉員向瀋陽日本總領事再次提出撤懲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見盧振武已死，只好於9月28日將被拘捕之公安隊員及槍械釋還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無理取鬧，反提出要中方賠償30萬元為4個被打的日本憲兵治傷，將出事地點廣裕大街劃為“滿鐵”附屬地等蠻橫無理的要求，遼寧交涉署予以嚴詞拒絕。從此，“鐵嶺事件”遂成懸案，直到1931年 “九·一八”事變，仍無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