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相楊麼起義(鐘相、楊么起義)

鐘相楊麼起義

鐘相、楊么起義一般指本詞條

南宋建炎四年至紹興五年(1130—1135年),在南宋農民起義戰爭中,湖南義軍首領鐘相、楊么等率眾於洞庭湖地區連年抗擊南宋官軍圍剿的戰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相楊麼起義
  • 別稱:宋朝湖南農民起義
  • 主建立政權:楚
  • 年號:天戰
  • 領袖:楚王鐘相、天王楊麼
起義經過,揭竿而起,初步勝利,建立政權,官軍鎮壓,起義失敗,歷史認識,歷史教訓,

起義經過

鐘相楊麼起義指的是南宋建炎四年至紹興五年(公元1130—1135年),在南宋農民起義戰爭中,湖南義軍首領鐘相、楊么等率眾於洞庭湖區連年抗擊南宋官軍圍剿的戰爭。

揭竿而起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滅北宋,康王趙構即位,重建宋朝,是為南宋。至建炎三年,趙構迫於金軍攻勢退兵,謀偏安江南。時金軍緊逼南下,宋潰軍沿途剽掠,統治者橫徵暴斂,政繁賦重,激起江南民眾紛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鐘相率先聚眾起義,抗擊潰兵游寇集團搶劫,破州縣、焚官府、殺貪官,號召等貴賤、均貧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縣、長沙、岳陽、沅陵)等州19縣民回響。

初步勝利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潰軍游寇集團孔彥舟部鎮壓,義軍奮力抗擊,初戰獲勝。後因孔彥舟遣間混入義軍作內應,鐘相不備,被俘殺。鐘相犧牲後,數十萬義軍在楊麼、夏誠等率領下轉入洞庭湖區,據湖泊港汊為險,瀕湖設寨,兵農相兼,繼續與官府抗衡。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軍乘車船、海鰍船攻夏誠水寨,於下沚江口(今湖南漢壽東北)被義軍擊敗。義軍繳獲官軍車船後,廣伐鼎、澧地區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車樓大船,嚴密設防,陸耕水戰,既取得水戰優勢,又獲田蠶興旺,實力日益增強。
楊麼義軍楊麼義軍

建立政權

建炎四年(1130)二月,鐘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孔彥舟軍隊犯澧州(今湖南澧縣)、鼎州危急之時,率眾起義,保衛家鄉。建國號楚,年號為天載(一作天戰),鐘相稱楚王,立子鐘子昂為太子,設立官屬。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楊么立鐘相少子鐘子義為太子,自號大聖天王,重建政權。

官軍鎮壓

南宋朝廷驚恐不安,視之為心腹大患,遂遣軍往討。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荊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統領禁兵、御前、神武軍3.5萬人,並節制荊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部萬餘人,戰船數百隻,偕統制崔增、高進趨洞庭湖。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師與楊么車船水軍短兵激戰,船小不敵,敗退橋口(今湖南湘陰西南湘江西岸)。尋留崔增、吳全等設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處,自率神武前軍萬餘人趨鼎州,會程昌寓部水軍,企圖兩面夾擊,一舉殲滅義軍。楊麼察其謀,將計就計,堅壁上游諸寨,將老少民眾、牲畜轉移隱蔽酉港(今湖南漢壽東北酉港鎮),以部分車船出沒空寨間牽制疲憊上游宋軍;另施疑兵,遣數隻車船潛載數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誘殲下游宋軍。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軍出下沚江口,水陸並進,逐個圍剿義軍水寨,所至皆撲空。而下游預伏宋軍發現湖面車船,萬餘人爭乘數百隻舟船貿然入湖攔截。將至陽武口(今湖南嶽陽西洞庭湖中),義軍車船突然迴旋,縱橫衝撞,官軍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吳全及屬下無一生還。義軍獲陽武口之役大捷後,回師又敗王躞等軍。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軍進剿。七月,楊么乘江水暴漲,率車船水軍出湖反擊,盡殲社木寨(今湖南常德東)守軍,王躞敗逃。義軍屢戰獲捷,兵勢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懼。
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調集20萬大軍,命張俊為諸路兵馬都督,岳飛為荊湖南北路置制使,趨洞庭湖圍剿。五月,宋軍封鎖緣湖四面諸江河要津後,岳飛率所部至鼎州,先對義軍諸寨遣間誘降,分化瓦解義軍;繼以大軍壓境,示師威脅。

起義失敗

在岳飛招降政策下誘惑,義軍大首領楊欽劉衡、金琮、劉詵黃佐等相繼出降,惟楊麼、夏誠等仍據寨自固。岳飛知湖深莫測,乃納楊欽獻策,遣人開閘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並於湖面散放青草,以破義軍車船優勢。後以楊欽為嚮導,進圍楊麼水寨。楊麼率水軍出戰,因水淺,車船機輪又被草纏住,滯不能行,被官軍擊敗,各個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後相繼6年之久的湖南農民起義被鎮壓。

歷史認識

鐘相楊麼起義是一次大規模農民義軍抗擊官軍的水上攻防戰。
楊麼等率領義軍據守洞庭湖,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巧旋疑兵,以車船優勢連年屢敗官軍前後堅持6年之久,粉碎了敵人7次進攻。後期,因岳飛率重兵圍剿,遣間誘降諸寨首領,致義軍分化瓦解,被各個擊破,但起義軍的行動,卻給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擊。
楊麼起義軍在水軍的建設和作戰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例如在戰船建造方面,始終把速度機動性擺在突出的位置,無論是車船,還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擊能力;在建造車船時,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結合,以適應在各種水文地理條件下的作戰。在作戰指揮方面,起義軍擅長於調動和迷惑敵人,發揮水軍優勢,予敵以突然襲擊。
南宋初年,鼎州(今湖南常德)鐘相、楊麼領導的起義是我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起義。起義軍堅持近6年,鼎盛時勢力波及洞庭湖地區7個州所屬的19個縣。傳統觀點認為這次起義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迫使朝廷先後7次鎮壓,並派20餘人前往“招安”,給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擊。

歷史教訓

難以實現的“均貧富”
1130年,鐘相利用摩尼教起來反宋。摩尼教又稱明教,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創立,唐代宗時傳入中國,武宗時開始禁止傳播,此後一直處於秘密傳教狀態。五代後梁時期陳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臘,都曾利用它發動起義。鐘相向民眾宣傳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對當時的貧苦百姓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鐘相的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40萬人。
那么鐘相是否踐行了自己的諾言呢?事實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後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戰,立妻尹氏為皇后,子鐘昂為太子,仿宋王發布聖旨。大楚政權建立僅40餘天鐘相被殺,繼任者楊麼又建立了新的大聖天王政權。楊麼自稱大聖天王,還把這四個字寫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鐘相的幼子鐘義被立為太子,自楊麼以下,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楊麼政權還設立職官,官員的名稱、服飾儀仗規格都與南宋朝廷一樣。楊麼和鐘義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宮一樣稱“內”,還設有三衙大軍。鐘太子為顯示高貴,還在龍舟上擺設龍床、龍簟和金交椅。
“等貴賤”儼然已是“內外有別”,“均貧富”又是否實現了呢?鐘相曾許諾“凡入法者”,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給廣大的貧苦百姓許下理想國的美好藍圖。實際上,早在鐘相楊麼起義前,洞庭湖地區由於長期橫徵暴斂,加上兵鐵蹄的搶奪已是千瘡百孔,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鼎州一帶殘破至極,滿目荊榛,起義發生後,雙方長迭6年的交戰更加劇了對這裡的破壞。為剿殺起義軍,宋將李綱派兵占領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義軍無河捕魚,無地耕作,糧食嚴重短缺。宋將程昌寓甚至“決堤四百丈”,淹沒起義軍占領區的大片農田。岳飛的剿殺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斷起義軍運送糧草的要道,禁止百姓與起義軍間貿易往來。更不幸的是,起義發生的這幾年又趕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災, “田疇荒蕪”, “水鄉荒索”, “州縣荒殘”,全國餓死者不計其數,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許多百姓不得已賣妻過活。 “均貧富”是要實現生活的改善,但農民卻更加困苦,不僅沒有“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拋妻棄子,流離失所。起義軍為了阻止程昌寓駐守鼎州,不惜放火燒城,火光沖天,數日不滅,全城房屋盡為灰燼,鼎州一片廢墟。岳飛鎮壓起義時,為絕後患,也下令放火焚燒洞庭湖30多個水寨,這對當地生產力的破壞無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義被鎮壓後,岳飛下令給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糧,允許他們回鄉耕種。經過50餘年,這裡環境逐漸得到恢復,明代時成為全國重要的糧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實現了“田蠶興旺”。
官民之間的仇恨
農民起義軍由於對朝廷充滿仇恨,他們“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他們認為殺人就是“行法”,劫財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當然。寓居鼎州的皇親、 “昭憲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黃琮、澧陽縣令葉畲、桃源縣令錢景、荊門知軍事吳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師、反抗起義的袁顯、為朝廷充當說客的晁遇等人都命喪起義軍之手。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殘酷鎮壓。鐘相起義後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彥舟湖北路捉殺使前往鎮壓。孔彥舟對抓住的起義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還在每人頭髮上插一根竹籤,竹籤上寫道, “爺若休時我也休”,爺指的是起義軍,就是說起義軍投降他才撤兵。楊麼兵敗被岳飛處死後,其堅持作戰的殘兵幾乎全部被岳飛殺光。6年間,雙方死傷數萬人。
另一方面,楊麼政權還曾企圖與偽齊(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權)聯合共同抗宋。1133年,偽齊使者李成率兵50萬,大舉南下,他看到楊麼勢力不斷壯大,便遣使引誘,許以兵士三萬,增車添船等豐厚條件,要起義軍配合濟渡偽齊軍隊,雙方聯合攻宋。楊麼置國家於不顧,一度應允,甚至打造車船,做好了迎接偽齊兵將渡江的準備。只是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岳飛在鄧州襄陽唐州隨州郢州等地取得大勝,偽齊實力極度受挫,這次濟渡計畫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數以百計,儘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義理由,但最終都陷入奪取政權,掠奪財富,提高自身的等級地位,其終極目標都逃不出改朝換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權的循環。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由於自身的局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驕奢淫逸的弱點,像太平天國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後不顧起義形勢的日漸衰微,反而傾心於大修府第,沉迷於醇酒美女,革命鬥志早已拋之雲霄。另一方面,農民多以殺人、屠城等方式發泄對統治者的不滿與怨恨, “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這種極端的行為必然引來統治者強烈的報復,繼而發動對起義軍更大規模的剿殺,這就陷入一個“大屠殺”的惡性循環,而無論雙方戰局如何,最終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無辜士兵。
正如“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一樣,不可否認,農民起義也有著其積極的一面,但它所帶來的破壞性也是巨大的。有些農民起義的確取得了一些結果,比如鐘相楊麼起義後,南宋朝廷的確改變了一些政策,如規定無業農民可以耕種空閒土地,沿湖百姓,凡紹興三年(1133年)以後來交租稅雜錢的,暫停交3年等。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些改變只是暫時緩和了統治者與農民間的矛盾,而這種暫時的緩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封建專制制度就是在農民盲目的不斷起義,不斷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它的機制,延續它的生命。這些規模較大、對當局產生震動的農民起義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小打小鬧、不痛不癢的小起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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