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馬寺以南的隴海鐵路兩側，各有一個方形的夯土台，據說，它們就是焚經台，為釋、道兩教首次鬥法之地。1936年白馬寺德浩法師在此立焚經台碑，上書“東漢釋道焚經台”。
據北魏佛教徒所著《漢法本內傳》記載，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有五嶽道士上表明帝，請求與佛教沙門鬥法。當時佛教剛傳入中國，明帝也不知其法力如何，便允準一試，並詔令在白馬寺山門南修了兩個高台。正月十五這天，雙方各坐高台，鬥法開始。道士稱道經遇火不焚，但以火燒道經，道經頓時化為灰燼，南嶽道士費叔才當場氣絕身亡。代表佛教鬥法的攝摩騰則縱身高飛且坐臥空中，並能使天雨寶花如太陽傘一樣撐在佛僧的頭頂，又能使天空中妙樂琅琅，悅耳動聽。另一沙門竺法蘭則大講佛教功德，使眾多俗人當場表示要剃度出家，在場的一些道士也紛紛表示要棄道皈依佛門，鬥法結果，佛教大勝。
釋道鬥法的故事近乎荒謬，因為在東漢初年，道教尚未形成，且法律規定，漢人不準出家。但從這個故事裡，我們可以體味佛法初傳漢地過程的艱辛。
據說，漢明帝選正月十五釋道鬥法也有擇“吉日”之意。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觀佛舍利、點燈敬佛的做法，漢明帝信奉佛教，詔命這一晚皇宮和寺廟都要點燈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掛燈，以後，這種佛教節日逐漸形成民間盛大節日，稱“燈節”或“元宵節”。漢明帝還鼓勵他人信佛。明帝之弟、楚王劉英晚年“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反省自己有罪，以縑（細絹）贖罪。明帝下詔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並將詔書下達各封國，對劉英予以褒獎。
聽聞中國皇帝信佛，對胡僧禮遇有加，東漢以來，胡僧紛紛前往洛陽城譯經傳教，其中最著名的高僧有兩位，一位是安世高，一位是支婁迦讖。
佛教有大小乘之分，所謂“乘”，為載乘之意。佛教認為,人生是一望無際的苦海，須用載乘的工具方能渡過苦海，求得解脫。大乘意謂大的載乘工具，小乘意謂小的載乘工具。大小乘佛教的主要區別在於修行的手段不同和企望的目的不同。小乘注重天竺古老的宗教修行傳統，即以體力修行為主，大乘則注重啟發修行者的智慧，主張體力與智慧並重；小乘認為人只能滅身滅智，自渡苦海，大乘則要求大慈大悲，普渡眾生。佛教的神祗系統分為三層：佛、菩薩、羅漢。小乘認為個人修行的最終結果頂多可修成羅漢，大乘則認為不僅可修成羅漢，還可修成菩薩甚至佛。
安世高是小乘佛教傳播者。他原為安息國太子，博學多識。父王死後，他放著王位不坐，卻把王位讓給叔父，自己毅然告別塵世，出家修行，很快悟道，成為一位高僧。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來到洛陽，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共譯出佛典35部，41卷，計有《五陰譬喻經》《轉法輪經》《大安般守意經》《禪行法想經》《通地經》等等。
支婁迦讖，大月氏人。《祐錄》說他“操行淳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時號“月支菩薩”。漢桓帝末年，他來到洛陽，在10多年時間裡，先後譯出《道行般若經》10卷、《般舟三昧經》1卷等經典。佛教稱“智慧”為“般若”，有專門研究啟發修行者智慧的般若學。支婁迦讖是首傳般若學入漢地的佛教學者，他所譯佛經幾乎全是大乘佛經。
東漢末年，由於上層統治者的支持，加上大量的大、小乘佛教經典的翻譯，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了佛教教義，信佛的人越來越多，並開始從京都洛陽向周邊傳播，尤其向南方傳播。
這一時期，徐州牧陶謙手下的一名官吏笮（Zé）融，就利用督管廣陵（今江蘇揚州）、下邳（今江蘇宿遷）、彭城（今江蘇徐州）三郡的糧食運輸的職權，來從事崇佛活動。《三國志·吳書·劉繇傳》這樣記載：“乃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者五千餘人戶。每浴沸，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者萬人，費以巨億計。”可見，笮融的崇佛活動規模巨大，造成的轟動效應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