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鄧毓怡
- 出生地：河北省大城縣白洋橋
- 逝世日期：字任齋，別號拙園
- 字號：字任齋，別號拙園
人物簡介,主要經歷,
人物簡介
鄧毓怡，字和甫，一字任齋，別號拙園，1880年（光緒六年）農曆12月21日出生於河北省大城縣白洋橋一個仕宦家庭。他自幼聰穎，六歲隨父鄧汝淮在自家學館讀書，七歲開始寫詩，十多歲時寫千字長文揮筆立就。
據常琦璋所撰的“行狀”稱：“十四歲喪父，鄉里士夫無能為之師者，家有藏書，則發筐縱觀，師於古人。”1896年，大城名儒劉鐘英舉他共纂大城縣誌。當時鄧毓怡年僅十六歲，但他不負眾望，所撰文章珠圓玉潤，超逸灑脫，被大城儒生稱為神童才子。大城縣誌付梓之後，他即由友人介紹到保定蓮池書院，拜清末著名學者吳汝綸為師。吳汝綸是西學的倡導者，他曾聘西人於蓮池藻詠樓為鄧毓恰等幾名“年少而才”的學生救授西文。此間，鄧毓怡不僅濤文大有長進，而且還學會了英文和日文，並接受了許多西方進步思想。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鄧毓怡等因接觸了“洋人”受到圍攻，只得中途退學。
主要經歷
1901年，吳汝綸在北京創辦報社，委鄧毓怡、常育璋任編輯，不久報社被清政府查封，遂改名華北譯書局，印行雜誌。此間，鄧毓怡已在詩、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顯示了一定的才華，因而不少友人曾勸他潛心研究詩文書畫。日後必功成名就，流芳後世。而鄧毓怡聽後卻說：“今舉國旦夕為奴虜，吾寧埋頭腐心為百年後陳死人之計乎！”於是“慷慨奮厲，思有試”。
1903年，他為了探求新的知識，毅然東渡日本，就學於東京早稻淚大學。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受留學生中民主革命派的影響，思想激進，對暗殺救國存有幻想，曾於1901年春夏之交與同學密謀暗殺慈禧太后。當時，鄧毓怡先期攜炸藥回國，住在北京常育璋家中，他曾對人說：“某月日君當聞有巨變發於輦下，則鄧某致命遂志之時也。”後因事泄，主事者被捕，他又返回了日本。臨走之前，他將炸藥等物交給常璃璋保存，常恐惹出麻煩，於一天夜裡將炸藥投入宦武門外河流中。這件事在其“家傳”（籍忠寅撰）和“形狀”中均餚記述。
1904年，鄧毓怡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到祖國。前者密謀行刺不成使他認識到要想救國改變國家的落後狀態，單靠少數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全體民眾的覺醒，而開啟智的唯一途徑是興辦教育。於是他放棄了在京任職的機會，回到家鄉，同其兄長鄧毓愷一起創建了一所新式學堂，起名為啟智學堂。該學堂所設的課程有國文、英文、算術、地理、歷史、修身、格致（包括自然知識和動物、植物、礦物及理化等初級知識）等。啟智學堂成立不久，鄧毓怡又在家人的協助下創辦了一所自強女子學堂，這所學堂是直隸省創建最早的一所女學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就是“取法”於這所學堂而建成的。自強女子學堂所學的課程與啟智學堂大致相同。學堂的教材是鄧毓怡和另一名留日生王世琛（字鈞甫）翻譯的日本中國小教科書。兩所學堂均不收學費，本村及附近村鎮的子女無論貧富均可入學，因而兩校創辦時問不長就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清廷“廢科舉，興學堂”的命令頒布後，直隸夫吏方開始興學，在天津創辦了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和北洋女子師範學堂，鄧毓怡因治學有聲，相繼受聘為兩校教員併兼任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齋務長。鄧毓怡在天津執教五年的時間，培育出了大批優秀人材，當時就學於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李大釗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後來，李大釗任《晨鐘報》主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仍然常到鄧毓怡家（北京黃化門碾兒胡同24號）作客，保持著密切聯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鄧毓怡聯契約志組建國民協進會，後改並共和黨，任直隸支部幹事，眾議院選舉當選為議員。
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鄧毓怡被張紹曾（時任綏遠都統）邀至綏遠，創辦歸綏銀行並任經理。綏遠地區位於我國西北邊陲，地域遼闊，大面積的土地都是未經開墾的荒野，在那裡，蒙人與漢人之間民族對立情緒嚴重，局勢很不穩定。為了治理好綏遠地區，鄧毓怡曾提出一項計畫。即在綏遠建幾個大牧場，從內地移入漢民種植、飼養，加以管理，這樣不但可以達到墾荒的目的，而且還可以使漢人“與蒙人結合團體”發展友誼，以加強綏遠地區的穩定。鄧毓怡曾把這項計畫上書農商總長張謇，張亦認為這個汁劃是“對蒙人實邊不二之法”，然而，由於政府財政緊張等原因，這項計畫未能付諸實施。
1916年，袁世凱病死，黎元洪就任大總統，恢復國會，鄧毓怡辭去銀行經理職務，回京復任議員。
1917年，張勛復辟事起，國會重遭解散。此後五年間，他曾任總統府咨議、國務院咨議、經濟調查會委員、鹽務署顧問、鹽務學校校長等職。
1922年，國會再復，鄧毓怡再度為議員。他雖身為“研究系”成員，但不為黨派意氣之爭，超然事外，獨以為開國十年“憲法不成，乃為吾人不可旁貸之責任”，故在國會復興之後，發起“憲法學會”，集眾研討，並著手譯著《歐戰後備國新憲法》，以此作為制定憲法之參考。《歐戰後各國新憲法》的翻譯工作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書中所選七國，戰前均為君主制，而戰後均改為共和制。他在書的序言中從憲法的角度論述了世界發展的趨勢。他這樣寫道：“現代人類之精神，大著於戰後之新憲，余竊以為有兩潮流焉，一曰民治主義之趨向，其結晶為國民投票（Referendum）、國民發議、國民表決、國民選舉，皆國民投票所有事也，雖範圍廣狹，事項多寡，從其國而制不同，要之除波蘭外殆無不鄭重定於憲典，是蓋自代表政治進於直接政治之過程。自美、法、瑞士試行以來，至今日而益普者也。一曰社會主義之趨向，其顯例為經濟會議。此制固不能概各新憲中社會經濟之規定，而俾生產者與於分配之察議，實以此制為要端。視舊憲只見圍家政治之一面者，其為進步，殆無疑義。”鄧毓怡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當時中國“宜取直接投票制的議會政治”。並強調了憲法的作用：“圍制不取立憲，或立憲矣而憲法不良，則無論其國之體與形為何如，而其國其民終不能致治而受福。”《歐戰後各國新憲法》是我國第一部介紹歐戰後各國憲法的譯著，它的出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世界發展的趨勢，推動了憲法的研究工作。1921年，國會又被解散。鄧毓怡從此放棄了從政的打算，遂閉戶潛處，專心於書畫研究。歲俸即停，便鬻書畫以為生計。鄧毓怡的書法自唐上溯漢魏以至大小篆，不專法一時一家，而是各取所長，獨成一派，他擅長行書，而真草篆隸亦無不工。他的畫在當時亦很出名，求他作畫的人很多。他的畫全有定價，大約三尺長的一幅山水畫要賣當時的銀元一百五十元左右，每畫完一幅，《北京晨報》就照相刊出一幅，但他平時疏懶少作，一年也畫不了十多張。鄧毓怡不僅能書善畫，而且在詩文方面亦有較深的造詣。他自己曾說：“吾才，畫不如書，書不如詩。”早在蓮池書院讀書時期，鄧毓怡就已負詩名，那時，他和南官李剛已齊名，並稱為吳門兩才子。
1929年3月11日病逝於北京，終年4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