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對韓外交,
人物生平
邵毓麟，早年赴日本留學，入九州帝國大學習政治經濟，獲學士學位，後入東京帝國大學院研究。回國後，在1934年任四川大學教授。1935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日俄科科長。1937年5月，任駐日本橫濱總領事。1938年1月回國，後赴重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秘書。1941年兼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同年1月，派赴美國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國際會議。
1945年抗戰勝利後，邵毓麟曾擔任接收官員。對於當時“接收”變“劫收”的種種亂象，邵毓麟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一說“我們將喪失了民心”）他預言，這將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1946年5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代理主任，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南韓代表。1949年7月任駐韓國特命全權大使。1951年9月回台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任“總統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創設“國際關係研究會”。後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受訓結業。1957年1月，任駐土耳其“全權大使”，1964年10月辭職，任“外交部”顧問。1975年退休。為中國文化學院延聘為教授兼日本研究所所長。1977年辭研究所兼職，赴美國。1984年1月14日逝世。終年75歲。著有《勝利前後》。
對韓外交
韓國臨時政府顧問
為韓國獨立地位疾呼
1943年12月，在中國政府的努力和推動下，《開羅宣言》確定了戰後韓國的獨立地位，但同時又根據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意見加上了“相當時期內”的限制。邵毓麟認為，這幾個字關係重大，夜長夢多，很可能使韓國獨立保證變質。為此，中韓應該聯合阻止由強國對韓國實行國際共管的主張。
1945年1月，邵毓麟奉派赴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九屆會議，擔當起聯合旅美韓國獨立運動各派領袖，共同為確保韓國獨立並爭取外交承認的任務。第九屆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的主題是“戰後如何處置日本”，邵氏此時已辭卸外交部情報司長職務，發言較為自由。他與韓國三位代表一起，對美英關於戰後由盟國共管韓國五年再予獨立的主張，強烈表示反對。
隨後，邵毓麟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專門委員，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與顧維鈞、劉鍇出席大會託管理事會小組會議。由於中國代表團的堅持，聯合國憲章規定託管理事會的最終目標在於扶助受託管的弱小國家獲得“獨立”，而非僅“自治”，這也是針對韓國而言。由於韓國被排除在聯合國會議之外，中國代表團承擔起韓國代言人的角色。
駐韓軍事代表的始末
1945年8月16日，即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天，邵毓麟由美飛返重慶，參與了一系列日軍受降的活動。9月9日，參加日軍投降典禮。10月16日，奉派為駐土耳其大使，未就任。24日，赴台灣參加台灣日軍投降典禮，並與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策劃治台方針。
其間，邵毓麟繼續與韓國獨立運動領袖人物保持密切聯繫。1945年8月18日，他曾拜訪韓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報告在美活動情形，商議今後行動計畫。邵氏表示：美國即將在韓國成立軍政府，我們既無法推翻美蘇軍事占領，必須面對現實，應該迅速把臨時政府多年來推動獨立運動的領導權，轉到韓國本土去。蘇聯自難合作，只有在和美國占領軍當局及軍政府的合作中，去建立開展臨時政府的力量，然後領導全韓人民堅決反對國際託管，繼續為完全獨立而奮鬥。1945年11月3日，奉蔣介石急令，邵氏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聯絡員”，將陪同金九主席一行赴韓履任。其任務是：“對外，為增進中美兩國在韓共同關係；對金九，為代表本黨與獨立黨聯絡，並與同情本黨之其他黨派聯絡，以增中韓友誼”，並給予公使待遇。
1945年12月5日，蔣介石又改派邵氏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將銜駐韓代表”。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邵氏未能赴韓。1946年3月2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復任命邵氏為外交部駐韓代表，以大使待遇。邵氏迅即提出《工作計畫要領》，但仍未能及時成行。隨後，由於美國方面改為決定派遣總領事駐韓國，希望其他國家同樣辦理。中國外交部決定委派他人出任駐韓總領事，邵毓麟的赴韓使命暫時取消。
出任首任駐韓大使
1946年5月，邵毓麟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代理所長。1947年4月，韓國臨時政府總統李承晚訪問中國，邵毓麟參與了接待工作。1949年1月2日，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大韓民國政府。3日，任命邵毓麟為首任駐韓特命全權大使。但由於國民黨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國民政府正處在南京、廣州的往返遷移之中，外交部長也處在吳鐵城、傅秉常、葉公超的轉寰之中，徵求韓方同意的手續竟然拖延了半年之久，後由邵氏本人與李承晚總統互通電報，始獲解決。
邵氏在赴韓國就任大使前，曾赴溪口向下野的蔣介石請訓，並就韓國局勢與蔣達成共識： 大陸如先攻台灣，台灣必不堪構想，韓國亦必遭殃；大陸如先攻韓國，則美國不會坐視不救，韓國可以得救，台灣亦可能轉危為安。為此，確定邵氏在韓的使命是：努力建設中、韓、菲遠東反共聯盟，並促成韓戰的早日爆發，將美國重新拖回遠東。
1946年7月28日，身負特殊使命的邵毓麟在向李承晚遞呈國書時，曾向李轉遞蔣介石的私函，並於次日與李承晚進行長談，商議遠東反共聯盟的前途及蔣介石訪問韓國的問題。
8月，邵氏陪同蔣介石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訪問韓國，在鎮海會談中，蔣介石和李承晚就遠東局勢和聯合反共問題進行秘密磋商，並就建立太平洋公約聯盟發表聯合反共聲明。隨即，邵毓麟奉命與韓國最高當局就軍事合作事宜進行商議。1946年12月20日，邵毓麟呈文蔣介石報告：“李承晚總統恐北韓進攻，亟需增強空軍及武器彈藥，故對我請求”，並提議以紅參交換軍火，以海空基地供中方使用，其目的是“刺激美方增加援韓”。此舉正中蔣介石下懷――既可“利用韓方島嶼作我海空補給基地”，“伸展對華北封鎖”，使“北韓及我東北敵後情報及行動工作”，“獲得韓方合作諒解”，以建立“對蘇戰及對東北戰時之橋頭堡”，同時更可“刺激”美國改變其“消極”的遠東政策。
此外，以邵氏為首的台灣駐韓“外交官”還積極開展所謂“對韓謀略外交”。如對李承晚個人的予小惠：對韓政府在避免刺激美方的前提下，的撥教練機五至十架；對反對黨如民主黨、國民黨等議員密予個別津貼，以便掌握運用等，表明台灣當局企圖控制韓國當局，進而按照自身的願望操縱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促使美國改變對韓政策。
1950年6月，韓戰爆發，邵毓麟奉命積極推動台灣當局派兵援韓，提議派遣陸軍三個師，飛機20架，入朝作戰，並曾三次與美國最高當局以及韓國政府進行聯絡交涉。遭拒後，又提議實施所謂“圍魏救趙”謀略，要求美國以海空軍援助台灣反攻大陸，則聯合國軍可在韓國轉敗為勝，再次表達了台灣當局試圖從韓戰中尋找自身政治出路的意願，但均未為美韓所接受。
為李承晚回國求情
1951年9月，邵氏辭去駐韓大使職務，回到台灣，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957年轉任台北駐土耳其“大使”。對於對韓事務仍然藕斷絲連，與韓國故友也時有聯繫。
1965年春，邵毓麟辭謝台北駐土耳其“大使”，曾往訪流亡美國檀香山的韓國前總統李承晚。此時，李氏已中風，全身癱瘓，言語不清，惟一願望是“回國療養，埋骨故土”，但不為韓國政府所許可。李夫人懇請邵氏幫忙，實現李承晚最後的願望。
邵氏慨然應允，在隨後訪問韓國時，適韓國丁一權總理拜託邵氏斡旋日韓交涉，並調解國內各反對派領袖，邵氏乃以允許李承晚回國療養及埋骨故土為條件。邵氏說：“即令他(李承晚)在韓國內政上所犯的錯誤，罪無可恕，但他數十年來為韓國獨立而奮鬥貢獻，任何人均不能否認。他今已全身癱瘓，不能言語，僅僅希望韓國政府批准他回國療養，及埋骨故土，如果再不準許，那就恐怕不僅韓國人民不易理解，亦為東方道德所不許者。特請鼎力完成其惟一心愿!”丁總理允諾提出閣議討論，然後再請朴正熙總統核示。結果，韓國政府給了邵氏一半面子，決定李承晚回國療養不予同意，但於死後可準許埋骨故土，葬在國立顯忠院，並暫不公布。同年，李承晚在美國逝世，韓國政府發表聲明，準許李承晚遺體空運漢城，葬於韓國國立顯忠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