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
熊廷弼
熊廷弼四十七年，在與後金軍的薩爾滸之戰中，經略楊鎬指揮的號稱四十七萬大軍慘敗，從此明朝力量大衰，在遼東失去優勢，不得不由進攻轉為防禦。戰後，經廷議，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楊鎬為遼東經略。其時開原、鐵嶺相繼失陷，瀋陽軍民紛紛逃奔。熊廷弼到任後，立斬逃將，督造軍器，修繕城堡，調兵遣將扼守各衝要地點，互為應援，守備大固。他還親巡瀋陽、撫順，相度形勢，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為主，反對浪戰，並聯合朝鮮牽制後金，卓有成效，使後金軍一年多內不敢輕進。熹宗初立，熊廷弼以不進兵為言官所劾，上書自明，求罷，朝廷以袁應泰代。在天啟元年（1621）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遼東重鎮瀋陽、遼東首府遼陽相繼失陷，袁應泰死，遼河以東全部淪為後金所有。熊廷弼被召入朝，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廣寧（今遼寧北鎮）厚集步騎以牽制後金主力；在天津與登、萊（今山東蓬萊、掖縣）各設巡撫，置舟師，乘機入遼南；在東面聯合朝鮮從後方打擊後金；在山海關設經略，節制三方。明朝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第二次升任遼東經略。朝廷同時擢王化貞為巡撫。王化貞雖然有膽略，但是他對後金的軍事力量估計不足，主張主動出擊，三個月內蕩平後金。二人一主戰，一主守，造成“經撫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爭論的結果是支持王化貞而放棄熊廷弼的策略。王化貞擁重兵守廣寧，而熊廷弼則徒擁經略虛名，僅有數千軍士。王化貞不聽節制，計畫以降敵明將李永芳作為內應，發動進攻。還沒來得及實施，努爾哈赤趁遼河結冰，一舉攻到遼西，圍攻廣寧以西的西平堡，圍城打援，殲滅了來救援的三萬明軍。同時後金方面派入廣寧的間諜挑起了兵變，打開城門迎接後金軍隊。王化貞狼狽逃出廣寧，在右屯見到熊廷弼。王化貞在熊廷弼面前痛哭流涕，熊廷弼嘲笑他：“你那個四萬軍隊三個月蕩平後金的計畫，進行得怎么樣了？”王化貞建議再設法阻擊後金軍隊，熊廷弼認為事已不可為，遂撤回山海關。退到關內不久，於天啟五年（1625）九月六日，被殺於西市，傳首於九邊，享年五十有五。
孫承宗
（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乾（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
孫承宗
孫承宗萬曆三十二年（ 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占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後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很明顯，這是置遼西走廊這一緩衝地帶於不顧，消極防禦的方針。天啟二年（1622），王在晉確定在八里舖築城，並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築城“非策”，極力勸阻，並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於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後，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舖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在閱察八里舖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回答說：“否，當更設兵。”孫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孫承宗責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為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在晉無以難”，但仍固執己見。（然而當事人《三朝遼事實錄》記載的情況是，王在晉耐心解釋，孫承宗無以應，《明史》進行了篡改）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畫，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舖築城之議遂息。
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
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
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五個月的慘澹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並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同時是修築寧遠城。天啟三年（ 1623）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
四年來，孫承宗重用袁崇煥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不但扭轉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
登萊巡撫袁可立與孫承宗同為天啟二年殿試同考官，共同主遼期間滿人蜷伏。孫承宗將遼海防務委之於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說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
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李邦華、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在這樣相對安定的大背景下，按照戰功來衡量，似乎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然當時的兵部尚書王永光對孫承宗和袁可立積極防禦的一番作為作過很中肯的評價：“兵家有雲，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孫閣老之所以打的都是小仗，是因為建奴知道他能打仗，再加上袁軍門的水軍牽制，後金不肯貿然來碰他的霉頭，所以兩年下來，孫閣老和袁軍門一直沒有發動大戰役的機會，而發動戰略總反攻把後金趕出去的機會又不成熟。但反過來說，孫閣老在無形中為朝廷省下了許多軍費，確保了山海關安然無恙，使明朝有了更多的機會養精蓄銳，充分顯示了天朝的不戰之威。”令人惋惜的是，正當孫、袁二公積數年之力準備大有作為之時，閹黨已全面亂政，逼迫袁可立和孫承宗先後去職。
天啟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後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藉機小題大做，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孫承宗氣極，連上二疏，自請罷官。九月，返鄉。
孫承宗辭職以後，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略。高第為一文人，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關外駐防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孫承宗數年心血毀於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於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才使明軍在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蹟般地擋住了後金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受住戰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於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假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間計，使崇禎帝囚系並最終殺害了袁崇煥。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的下獄，又導致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此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後金軍驅逐出關。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後，仍堅持以積極防禦為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築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徵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後金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準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台。
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布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同，長短相補。戰鬥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袁崇煥
袁崇煥1626年（天啟六年）後金努爾哈赤攻寧遠城，袁崇煥堅守孤城寧遠，取得寧遠大捷，努爾哈赤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1627年（天啟七年），後金皇太極親率數萬軍隊，進攻寧遠、錦州，袁崇煥又擊敗皇太極，取得寧錦大捷。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
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1628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思宗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畫以五年復遼，並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復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禎二年）崇煥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主張“先從東江做起”。後袁崇煥當眾宣布毛文龍十二大罪狀，以尚方寶劍斬文龍於皮島。據《明季北略》記載：“遼民苦虐於北，時欲竄歸中朝，歸路甚艱，百計疾走，數日方抵關，文龍必掩殺之，以充虜報功，是其大惡。又驕恣，所上事多浮舉，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甚喜，嘉諭倍至。”
1629年（崇禎二年），袁崇煥擊退皇太極的渡河進攻，並向崇禎皇帝上疏說：“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但沒有得到崇禎皇帝的足夠重視。當年十月，皇太極果然率兵繞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臨北京城下，北京戒嚴。袁崇煥聞訊率部急行前往北京，在廣渠門外大敗後金軍。
據《明史》袁崇煥傳記載，皇太極施用反間計：“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不過閻崇年等一些學者則傾向於認為明思宗殺袁崇煥是因為朝廷內閹黨餘孽的誣陷，皇太極的反間計只是袁崇煥落獄之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