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絨針織物

起絨針織物（英文： interlock fabric ）表面起絨，具有絨層或毛茸外觀的針織物。亦稱作剪絨，有經起絨和緯起絨兩種，經起絨由絨經織成毛圈經割斷後形成聳立在織物表面的絨毛；緯起絨是將部分絨緯的浮長割斷後形成絨毛（見起絨組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起絨針織物
• 外文名：interlock fabric 
• 外觀：絨層或毛茸
• 又稱：剪絨

起絨的簡介

中國生產起絨織物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馬王堆漢墓出土紡織品中的絨圈錦，就是經起絨織物。這類織物是用雙織軸粗緯起絨法織制的，以後出現了起絨桿代替起絨粗緯，這就是最早的桿織法經起絨織機。起絨桿多使用竹、木或鋼絲。織造時在起絨的相應梭口中投入起絨桿，使經紗包圍在起絨桿上形成絨圈，然後用割絨刀割開形成絨毛。這種方法至今仍用於中國漳絨和雕花天鵝絨的生產。1857年西班牙發明了不用起絨桿織制兩層起絨織物的割絨織機，以後又出現了雙梭口起絨織機，20世紀70年代又採用了雙劍桿引緯，適宜織制各種起絨織物。經起絨織機織造時，地經和絨經分別卷繞在兩個織軸上，其中地經又分為上下兩組，各自與緯紗交織成上下兩層地布，絨經則與兩層地布的緯紗交織。當織物形成後，割絨機構把兩層地布中間的絨經割斷，便成為兩幅獨立的經起絨織物。按開口和引緯的不同，經起絨織機有單梭口和雙梭口之分，單梭口是織機主軸每一迴轉形成一個梭口，用一隻梭子引緯；雙梭口是織機主軸一迴轉形成兩個梭口，用兩隻梭子引入兩根緯紗。緯起絨織機一般是用普通織機配以根據起絨組織設計的踏盤或共軛凸輪開口機構而成的。多用於織制燈芯絨、緯平絨等織物。

中國制織這類織物的歷史十分悠久，制織出的此類織品也極其細緻精美。但由於紡織品在地下長時間埋藏很難保存，這類織物發現的比較少，兼之文獻記載不多，而且往往比較隱晦，需另加詮釋，故我們對歷代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是很清楚，仍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明代的起絨織物的生產及外傳日本的情況即是其中之一。

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及外傳日本的情況

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和利用

關於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情況，雖然與前代一樣文獻記載比較零散，但若稍微匯集一下，仍能看出其大致，即整個明代自始至終都在織作起絨織物。

明代有好幾個地方都生產這類產品。除《天工開物》[1]和《福建通志》[2]提到漳、泉二州大量織制外，現知的還有甘肅、陝西和廣東。文震亨的《長物志》是講文玩和珍貴用物的著作，其書卷八有這樣的記載： “絨單出陝西、甘肅。”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卷八也有： “絨單又名剪絨單”的記載。按：謂之單，大概系其門幅較寬。文是明晚期的人，曹是明初期的人，都談到陝甘的絨單，即明謂陝、甘在整個明代都生產這類產品。

明代起絨織物的利用也是相當普遍的，不僅比較富裕的人喜愛服用，甚至一般百姓也有服用的，這在當時的書籍中多有反映。下列舉幾例：

其一，《水滸傳》是明代完成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說，相傳出自明初的施耐庵和羅貫中，其書第76回即有以剪絨裁製戰襖之說，所言為：“剪絨戰襖蔡舞。”《水滸》雖屬小說，所敘故事未必盡屬真實，但寫入其中的日用品大多為著者當時習見之物，很少捏造。

其二， 《天水冰山錄》是明人過錄藉沒權相嚴嵩（嘉靖二一年入閣至四一年造黜放，公元1542－1562年）財務的清單，其內起絨織物（不包括未明書的起絨）有： “大紅、青綠、沉香各色剪絨段二八正，青素剪絨十六正、天鵝絨頭圍一個、紅剪絨獬豸女披風一件。”

其三，在《野獲編》卷十二中有段講張居正的事，其文句中有這樣的話：“江陵時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壽幛賀軸俱織成……以天鵝絨為之，當時以為怪，今則尋常甚矣。”

張居正在明代以長於吏治見稱，於隆慶元年入相，至萬曆十年卒於位（公元1567－1582年）。所謂“制壽幛賀軸俱織成……以天鵝絨為之”，即謂廣東以起絨之法織制這些物品。

其四，明代利用起絨織物的情況既見於中國史書，也見於外國人著作。17世紀初沙皇俄國的勢力不斷東侵，公元1618年，俄國為了窺測中國和俄比大河流域的情況，曾派宜萬裴德林使明，此人在其出使中國的記錄中，曾談及他路過中國長城附近看到的情況：“過長城至施羅喀爾喀所有店鋪……各種貨物皆有，鵝絨花紋緞、絹布繡金緞皆甚多。”[3]文中敘述的鵝絨花紋緞便是起絨織物。

這些關於明代生產和利用起絨織物的材料，都相當具體，說明明代起絨織物的生產和利用是相當普遍的。

明代的起絨方法

明代一直不斷的生產起絨織物，起絨技術的套用趨於成熟，相應的創造出來的新品種也很多。某些品種還相當精美，尤如《福建通志》所形容：明代天鵝絨“機制雲蒸，殆奪天工”。其技術上的成就，具體顯現在花色品種上，這可從現知的6種明代起絨織物窺其一斑。

2.1．素剪絨

即沒有花紋的單色絨織物。

2.2．倭緞

即在緞紋地上起絨或在絨上起經紋花的織物。它與後來所說的漳緞是有差異的。道光十二年《廈門志》卷七，清廈門關稅科則中緞織物稅則，其內同時收錄漳緞和倭緞兩項，即是表示兩者有所不同，不過究竟有何差異現在還不大清楚。

2.3．天鵝絨

即絨毛比較長且密的絨織物，後來漳州生產的漳絨即屬此類。《福建通志》說：漳州有天鵝絨，即謂漳絨為天鵝絨之一種。陳作霖《金陵物產》卷十五風土誌曾描述清代南京織造的這類絨織物特點：“其絨紋深理者曰天鵝絨”。“絨紋深理”就是說其絨毛長。在道光《廈門志》關稅科則中絨類稅，同時收有平絨（天鵝絨）和漳絨兩項。兩者分列，大概就是根據其上絨毛長短而定。

2.4．雕花絨

即先織成坯布，在坯布上畫花，再用刃具根據花紋要求開絨的絨織物。

2.5．金彩絨

即在加織金銀線的地上起絨花的絨織物，也是《元史·輿服志》所說：天子質孫冬服怯綿里之類的絨[1]。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金彩絨是明末或清代興起的，其實不然，金彩絨至遲在元代即已出現，但至明代又有較大的發展。

2.6．交織絨

即絲棉交織的絨織物。《天工開物》中所說“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頃刻集塵衣領之間，移日損壞”的就是這種絨（《天工開物》認為這種絨即倭緞，甚誤，倭緞是高級絲織物，據其在廈門稅則中被視為與漳緞同樣貴重，可以推定。因為經緯均為純絲，不會集存灰塵，如有灰塵彈之即去，只有交織絨才有這種現象）。

中國古代織制的起絨織物都是經起絨織物，起絨的方法和工藝均以使用起絨桿為主，這是自漢代即已確定的。《天工開物》所說的倭緞織法：“斫鐵線[2]夾藏經面，織過數寸即刮成黑光。”究其實質，也就是這種織法，沒有什麼新的內容。這種起絨方法的操作過程基本上分為兩步：

一是織絨坯，將經線分為地經和絨經兩種，分張於織機之上，地經織地，絨經專門起絨，先織數梭地經，然後起動絨經，於其下插入起絨桿，再拉筘打緊，即可構成特定的絨圈，依是反覆，便可織出滿布絨圈的坯布。《天工開物》所說的“斫線夾藏經面”，指的就是這一步驟。

二是開絨，在織成十幾厘米的坯布之後，用割絨手刀在織機上把蒙於起絨桿上的絨圈割斷（雕花絨除外，須下機開割），使絨毛挺立。《天工開物》所說“織過數尺，即刮成黑光”，指的就是這一步驟。

這一起絨方法的特點是：可以根據不同需要隨時改變絨毛高度，便於與提花技術結合織制絨花織地或絨地織花的品種。

大家較熟悉的、存世的明代起絨織物有：

1．蘇州王錫爵墓出土的忠靜冠之冠面，現存蘇州博物館。

2．明末織制的金彩花絨炕圈，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3．萬曆時織制的佛經經面，現存福州鼓山佛寺。

4 ．明神宗殉葬品絹里絨袍，現存定陵博物館。

這四件織品的織作技術都非常精湛，反映了當時織作起絨織物的水平。

蘇州的絨冠面是黑素剪絨。王錫爵即萬曆朝首輔之一，卒於萬曆三八年（公元1610年），其絨的織地為平紋組織，絨經和地經按1：1排列，絨根為三緯固結，絨毛高約1.5毫米，挺拔整齊，疏密有致，結構也比較堅實。

鼓山佛經經面是絳色暗花的雕花絨，花型豐滿，色調韻律。

故宮炕圍的織地是加織金線變化組織的金彩絨，圖案為朱紅的纏枝蓮花牡丹，以割絨為紋樣襯托。花紋簡練豪放，色彩尤其濃郁富麗。金彩絨是元以來最名貴的絨織物，這件絨很可能是明代這類織物的代表作。

定陵絨袍與一般的絨織物不同，它正反面均有高約6.5－7.0mm的絨毛，大概是當時生產的天鵝絨的一種（它是在萬曆四八年，即公元1620年入葬的）。其織地為平紋組織，經密為每厘米68根，緯密為每厘米27根，經線較細，緯線較粗。絨經與地經按2：2排列，緯根為三緯固結。織作時其正反兩種絨經和地經可能分於三根經軸，地經張力較大，正面絨經次之，反面絨經又次之，全部使用起絨桿起絨（大概是用較粗的金屬桿）。正反兩面的插法和起絨方法稍有不同，正面的須起動正面絨經插於其下，形成絨坯，背面的須同時起動地經和正面絨經，插於其下，藉助地經的努力和金屬桿自重，迫使背面絨經下沉，形成背面絨坯。割絨時，正面的可能在機上割，背面的則須下機後進行。

在上述幾件絨織物中，最為精緻的當系定陵絨袍。這件絨袍的設計思想是相當周密的，由於兩面均有長絨，而背面又有絹襯，不僅具有絨毛叢立的外觀，厚度較大和手感柔軟的效果，而且具有與綿衣（絮綿）相似的良好保暖特性，非常精巧，也非常實用，在現知古代各國的同類織品中似乎還沒有發現過，即使將其置於現代絨類織物同列中，也略無遜色，實為難得的產品，無愧於“機制雲蒸，殆奪天工”之美譽。

明代起絨織物對日本的輸出

中國古代生產的起絨織物屬於貴重織品，其貴重程度僅次於錦和緞，是歷代對外輸出絲織品中的重要部分。

明代是對外輸出這類產品比較多的時期。明代的外貿對象，最重要的是南洋地區及其以西的一些國家和島嶼，其次便是日本。明代雖然一直採取對日禁運的政策，但是並不能阻止商人私自往來販運兩國的貨物。中外文獻對這一史實亦多有反映。

日本的薩摩是當時中日兩國海上交通的要津，據日本《異國日記》載，慶長14年（萬曆37年，公元1609年）七月有中國商船十艘抵達其地與薩摩的島津氏聯繫交易，其中三艘的船主名叫陳振宇和陳德，所載之貨內有：“緞、綾、紬、素、帽科六零三匹及天鵝絨若干。”另外這些船所載之貨還有“土人仔”一項。按“土人仔”即泥娃娃，系漳州特有的土語，現仍沿用。由此推之，這十艘船大概均系中國漳州之商船。”

另據《羅山文集》卷十二說：自慶長十五年起（公元1610年，萬曆二十年），中國南京、福建商船航販長崎者逐年增多[4]。明代福建的商船多系經漳州的海澄出海。漳州是明代起絨織物的主要產地，從此地出海的商船必定經常攜帶這類物品，亦是可想而知的。

明末的鄭芝龍是當時海上渠魁李旭的義子，曾經居日多年，娶日本武士家庭出身的田川氏為妻，以在中日和南洋之間的海上武裝走私為生。啟禎之交海寇蜂起時，“洋舶非鄭氏令不行。上自吳凇下至閩廣，富民報水如故，歲入例金千萬。”[5]受撫後，亦兵亦寇，仍壟斷明朝東南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他曾在崇禎十年（公元1641年）七月，派遣六艘商船繞經台灣航抵日本長崎，載運緞子二千七百匹，天鵝絨五百匹。

日本元祿八年（康熙三四年，公元1695年）刊印的西川如見《華夷通商考》是專門記載與日本通商國家的物產和航運情況的著作，雖刊刻時間較晚，但所反映之內容均為明末清初之實際情況。在此書介紹各地的土產名錄中，廣東和福建兩省均有起絨織品。說明這兩地所產起絨織品已輸出到日本和其它國家，故引起他的注意，將其列入書中。

明代向日本輸出這類產品，主要是供統治階層享用，當時的日本統治階層可能很喜愛這類織品，所以銷往其地的比較多，特別是明代後半期就更為頻繁了。上面徵引的文獻，內容都比較具體，很能說明問題。明了這些情況，對我們研究中日兩國起絨技術的發展，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明代起絨技術外傳日本

根據現有材料看，中國古代起絨技術的對外傳播，可能發生過三次。

4.1.第一次

大約發生於12世紀前後，傳向西方國家。大概先傳到中東，後來又傳至歐洲。過去有人考證過歐洲起絨技術的來源，認為是十字軍東征時，因在中東得到這類織物而移植過去的。這個論斷所說的歐洲開始織作這類織物的時間，可能是對的。十字軍起於公元1096止於1291年，其時中國起絨織品正大量的行銷阿拉伯國家，十字軍在中東得到的起絨織物可能即中國向西運送的這類產品的一部分（那時中東地區還很少生產這類織品）。但其所得似乎不僅限於織品，還應包括一些織造技術。11至13 世紀，中國旅寓中東的人比較多，其中有一些紡織工匠在當地織制紡織品和傳授技術。十字軍在中東活動時，大概還直接或間接的了解了中國工匠織作這類織物的具體方法，因而歐洲人才掌握了有關的技術和工藝。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即由蒙古軍隊帶過去的。因為此時正是蒙古勢力西漸直抵歐洲之時，在到過西方的蒙古軍隊中也有一些中國紡織工匠，這些工匠將起絨技術傳授給了歐洲人。

4.2.第二次

大約發生在13－15世紀之間，傳向東南亞地區的暹羅等國。暹羅又作暹羅斛，系由暹和羅斛兩國合併而成，就是現在的泰國。暹羅自12世紀起即與中國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貿易關係，其國的上水即中國商船和商品經常販運的地區（上水有路北上可達中國的雲南），華僑旅居其地的也相當多，甚至在其地出仕作官。15世紀以前，暹羅的生產技術還比較落後，華僑和中國商品抵達其地對於發展暹羅的經濟和生產，都起過較大的作用。暹羅的起絨織品，在中國的著作里最早見於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卷中：“其貢物（有）……剪絨。”此著作成書於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暹羅織制剪絨的技術大概是在此之前由華僑介紹過去的。

4.3.第三次

發生在17世紀中期（其時剛剛入清，系明代的技術當無疑問），亦即本文所要探討的外傳日本的情況。

據日本的《本朝世事談綺》說：日本的起絨技術始於正保慶安之間（公元1644－1651年）[6]，其起因是在輸入日本的起絨織品上發現未割除的起絨桿而引起的。

《談綺》說到的那件織物，很有研究價值。雖然書中沒有交待其來歷，但有學者認為是荷蘭人運至日本的，相信即荷蘭產品。此看法恐怕不大對，大概是過分相信歷史上歐洲學術對於日本的作用，認為日本近幾百年間產生的科學技術多半來自歐洲的結果。17世紀前後，荷蘭織制的這類織物與中國的不同，均採用毛纖維，絕對不用絲纖維，西川如見《華夷通商考》對這一點就有所反映，西川在介紹荷蘭的這類織物時，即明確的寫為毛ビロゥド，以示與絲織品有別（大概當時日本把用絲織成的起絨織物只叫ビロゥド，而把用毛織成的，前面另加毛字），《談綺》沒有在那件織物前加書毛字，可見不是毛織的，實屬絲織的。既然是絲織產品，無疑是中國產品，與荷蘭無關。

《談綺》提到的那件織物是怎么運到日本的，現已很難考證。根據當時中國對日貿易情況估計，極有可能是中國商人直接啟運的，既或不是這樣，其根源實亦來自於中國。17世紀時，日本購買中國貨物同中國購買日本貨物一樣，都是比較麻煩的，明政府對日禁運政策，對當時中日兩國的商貿發展都有不良影響，日本為了衝破明政府設定的這種人為障礙，在進口中國貨物時曾經作過許多嘗試，除了設法拉攏中國的私商，還採取過這樣兩種措施：

4.3.1.一是經南洋轉口。

經常利用日本商船把中國輸送到南洋各地的貨物向日本轉運。明代同南洋各國的貿易始終沒有間斷過，16、17世紀時，南洋的爪哇下港、呂宋馬尼拉和馬來西亞大泥等地的商業都比較發達，當時的華僑在這些城市差不多都開闢有唐人街和商業區，每年向這些城市提供的中國貨物相當可觀。據荷蘭人侯孟德的航海日記所載，在當地的市場上有：漆器、陶器、鏡、梳、人參、傘和各色紙張，也有各色生絲、各種絲布、繻子、緞子和天鵝絨等絲織物[7]。正是由於日本非常重視從南洋這條渠道購買中國的商品，所以徐光啟在其所著《海防迂說》中才有所謂的：中國禁絕販日“倭所欲得於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之說[8]。

4.3.2.二是由歐洲國家商船提供。

日本在17世紀時期確實曾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幾個國家通商，但這幾個國家販日之物，並非盡為其國之所自產，而多半雜有中國的產品。當時這幾個國家在亞洲都有一些殖民地，葡萄牙的勢力侵入印度沿岸和馬來西亞以及中國的澳門，西班牙的勢力侵入以呂宋為主的菲律賓群島，荷蘭的勢力侵入南洋爪哇一帶，並占領中國的台灣。台灣為福建剪絨之大批銷貨地，爪哇、呂宋和馬來半島都是明代外貿商品的集散地。台灣、澳門自古即中國的土地，清初時以經銷福建、廣東的剪絨和各種絲織品著稱。明末當亦如是。為了掠奪殖民地的財富，歐洲人向日販運的商品，往往即取自聚居南洋各地的華僑和台灣、澳門兩地。特別是荷蘭，一直奉行以華貨易日銀，再以日銀易華貨的原則，不僅不斷地在中國沿海地區或海上購買或劫奪中國商品作為換取日銀貨源，而且還同日本簽訂了每年向日本供應74萬盾台灣商品的契約，按時按量地向日本輸出。

過去研究中日通商的著作，大多著重闡述中日兩國之間的直接來往，而很少考慮這兩種情況，其實這兩種情況是不容忽視的。《談綺》所說的那件導致日本產生起絨技術的織品，在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明是用什麼方法運往日本之前，當然不能排除是用這兩種方式運往日本的，而在不排除這兩種方式之前，便認為一定是歐洲的產品肯定是不恰當的。不過不管是用什麼方式，似乎都同中國密不可分。

明代起絨技術對日本的這次傳播，是以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進行的，完全擺脫了技術操作者的直接授受。因為利用起絨桿織制織物，一般是不會發生漏割起絨桿的現象的。而且無論古今，凡是準備出售的商品，都不會不考慮質量，如果漏割，一定會在織物幅面上形成一條難看而又不易彎曲的橫路，會嚴重影響其外觀。《談綺》所說那件織品，實是一個例外，大概是由於織作者在織作過程中急於求成，馬虎其事，而出售之前又未認真檢查而造成的。此差錯無形中竟為中國向日本傳播這項技術創造了條件，這自然是人們預先料想不到的。

“倭緞”一詞與日語ビロゥド的關係

5.1.說明

倭緞這個詞在中日兩國起絨技術交流史上確實具有一定的意義，但並不意味這個詞中的“倭”同日本有什麼關係[9]，而是說這個詞在明代的時候外傳，並且對日本有所影響。說明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本文所探討的一些問題的理解。

在日本的著作里，歷來都是把起絨織物寫作天鵝絨（不似中國天鵝絨僅表示起絨織物之一種）。這種寫法，當然是借用中國的辭彙，但在讀法上則有兩種，一種是用中國的讀音，例如日本織制的唐天和絹天的“天”（唐天和絹天系日本明治時生產的兩種絲織起絨織物，“天”為天鵝絨的簡稱），均讀為てん；一種是讀作ビロゥド，讀音與前者迥別，但對於日本來說也是外來語。前者“天”的讀音非常明顯，勿須多論；後者，也可以說這個辭彙的讀音是怎么產生的，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日本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作過研究，提出過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認為日本ビロゥド這個辭彙是從葡萄牙語Veludo和西班牙語Velludo轉變的，特別是同葡萄牙語的關係尤為密切，而Veludo和Velludo二詞則似乎是來自拉丁語Vellus（帶毛的碎羊皮）[10]。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對。ビロゥド大概確實是出自葡語或西語，可是若謂拉丁語Vellus是葡語Veludo或西語Velludo的本源，也就是說日本的這個辭彙同拉丁語有關係，是日語ビロゥド最原始的本源，卻不免有些牽強。拉丁語Vellus 與葡語Veludo或西語Vellus的前半發音相似，但不具備do的音，將兩詞如此聯繫，顯然不大恰當。根據Veludo或Vellus和ビロゥド的發音以及中國和歐洲織制起絨織物的歷史看，葡語Veludo或西語Vellus應該是另有來源的。這兩詞似乎都同中國的語音分不開，是直接或間接的出自中國的“倭緞”一詞。

倭緞這個詞（指讀此音）原本起於福建的漳、泉一帶。兩地由於濱海的緣故，與廣東一樣，自唐宋以來出海謀生的人一直都很多。明代的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澄（漳州海隆縣，明代漳州商業貿易的中心地）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皆海供，酬酢之皆夷產”[11]。這句話非常正確，也非常形象，說明明代漳、泉商人的足跡幾乎遍布於當時的南洋各國和日本一些地區。這些商人自然會同所到那些地區的居民有廣泛的接觸，同時也會同當時東侵的歐洲人有所接觸。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是歐洲早期東侵的先鋒，16世紀以來先後在亞洲擁有一些殖民地。他們勢力侵入的地區有：中國的台灣、澳門，印度沿岸以及南洋爪哇、馬來西亞、菲律賓群島。這些地區基本都是漳、泉商人經常到達或是漳、泉移民聚集的地方，其中最為集中的是馬來西亞半島，即印度支那和蘇門答拉一帶。

5.2.《東西洋考》卷三

“大泥即古闍泥也，初漳人（至其地者甚多）有張某為哪督，哪督者大酋之號也。……後（明廷）

官其子為酋。”

同書卷五：

“汶萊即婆羅國……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之旁有中國碑。”

按既有閩藉軍人為駐其地，漳泉商人當然亦會往赴其地貿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五：

“（嘉靖十二年）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木暹羅佛郎機諸國通易貨物。”

《西洋番國志》：

“舊港國即三佛齊國也，……國多廣東福建漳泉人。”

其次是菲律賓爪哇和婆羅州。 《西洋番國志》：

“爪哇，國古名闍婆國也……而其國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國廣東福建

漳泉下海者逃避與此……一等土人。”

何喬遠《名山藏》：

“呂宋……其地邇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即中國人聚居之地亦名唐人街）其久賈者以

數萬。”

5.3.分析

當時南洋有些地區的經濟甚至日常生活仰賴於漳商的貿易。據記載，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發動反華事件屠殺呂宋之華僑二萬五千人（大部分籍屬漳泉），事後他們非常恐慌，因為當地的日用衣服飲食，大部分靠華商的運售，今因慘案而交通告斷，貿易停頓，他們雖出高價，以求生活上日用品，亦不可得。這種情形，若不改變，勢必致無衣可穿，無鞋可著，無物可食也。為此西班牙的呂宋當局在慘案之後不久，不得不派遣專員前往澳門作漳州商販的工作，請他們勸告經營海外貿易的同鄉，繼續前往呂宋。專員較好地完成了請求重新通商的使命，回到呂宋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12]。如此仰賴中國物質，亦說明漳商對南洋的貿易是非常頻繁的。

倭緞是明代生產量最多的起絨織物之一，不僅流行於國內，也輸出於國外。不同的語言和方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民，長期保有、習慣使用的交換思想和意識的工具，往往可以隨其遷移而遷移。當明代漳、泉地區的商人向國外販運這類織物的過程中，肯定也會把倭緞這個辭彙的發音傳播出去。葡語Veludo，西語Velludo，日語ビロゥド，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最先是被葡、西兩國派赴東方的人所接受，並且逐漸地融合於這兩個國家的語言之內。倭緞二字在漳、泉方言裡讀為wo duan（文語）和ou dou （白語），葡語Veludo、西語Velludo的Velu和Vellu，即漳、泉語的wo或ou，do即漳、泉語中的duan或dou。日語假名中沒有Ve音，在直譯歐洲語言時往往把發Ve的音譯為ビ，所謂ビロゥド，實即為Veludo的對音。

葡語Veludo和西語Velludo開始出現時間不見記載，大概是在16世紀的前半期（葡人稍早於西人，是在15世紀末到達東方的。正德12年，也就是公元1517年，有葡人至漳州要求通商互市，即與中國直接通商了，這之前可能已與漳、泉商人有過接觸）。日語ビロゥド的開始出現時間，亦不見記載，估計不會晚於16世紀的90年代。日本同葡萄牙通商是從公元1550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航抵日本開始，日本人吸收葡語Veludo或西語Velludo自亦在此之後。據日本記載說：當公元1609年中國商人陳振宇、陳德將包括起絨織物在內的大批貨物運抵日本時（即前文談到的慶長十四年的事）， 薩摩的島津氏曾將貨物清單轉報日本的駿府。因為全部是用中文書寫，駿府感到不易理解，重又責令金地院的崇傳等人加注日本假名，其中有關天鵝絨之一項，即以ビロゥド這一假名標註[13]，說明這個詞在那時日本的一部分人中業已傳開。此後日漸推廣，並成為日本紡織交易和生產語言中的一個正式名詞。但已無人能知道其發生和演變的根由了。

針織含義及歷史

針織(knitting)是利用織針把各種原料和品種的紗線構成線圈、再經串套連線成針織物的工藝過程。針織物質地鬆軟，有良好的抗皺性與透氣性，並有較大的延伸性與彈性，穿著舒適。針織產品除供服用和裝飾用外，還可用於工農業以及醫療衛生和國防等領域。針織分手工針織和機器針織兩類。手工針織使用棒針，歷史悠久，技藝精巧，花形靈活多變，在民間得到廣泛流傳和發展。1982年在中國江陵馬山戰國墓出土絲織品中有帶狀單面緯編兩色提花絲針織物，是至今已發現的最早手工針織品，距今約2200多年。根據這一文物可以推斷中國手工針織的起源還要更早一些。機器針織始於1589年，英國人W.李從手工編織得到啟示而創製了第一台手搖針織機。它有3500多個零件，鉤針排列成行，一次可以編織16隻線圈。中國第一家汗衫針織廠在1896年創建於上海。中國第一家織襪廠於1907年建立在廣州。

根據不同的工藝特點，針織生產分緯編和經編兩大類。在緯編生產中原料經過絡紗以後便可把筒子紗直接上機生產。每根紗線沿緯向順序地墊放在緯編針織機的各只織針上，以形成緯編織物。在經編生產中原料經過絡紗、整經，紗線平行排列卷繞成經軸，然後上機生產。紗線從經軸上退解下來，各根紗線沿縱向各自墊放在經編針織機的一隻或至多兩隻織針上，以形成經編織物。在某些針織機上也有把緯編和經編結合在一起的方法。這時在針織機上配置有兩組紗線，一組按經編方法墊紗，而另一組按緯編方法墊紗，織針把兩組紗線一起構成線圈，形成針織物。由同一根紗線形成的線圈在緯編針織物中沿著緯向配置，而在經編針織物中則沿著在針織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