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納爾·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的經濟學有兩個顯著特徵——關注現實世界中的經濟問題，試圖將其他學科的觀念引入經濟學分析。繆爾達爾的大半生都在研究種族關係、失業和貧困問題。他還試圖理解經濟怎樣隨著時間的變遷而變化，他認為心理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學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是產生這些經濟變化的原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貢納爾·繆爾達爾
- 外文名：GUNNAR MYRDAL
- 出生地：瑞典
- 出生日期：1898年
- 逝世日期：1987年
- 職業：經濟學家
- 畢業院校：斯德哥爾摩大學
童年生活,政治地位,經濟學解釋,分析,注意問題,不存在的平衡,著作,
童年生活
繆爾達爾1898年生於瑞典中部的一個鄉村農業區——梭瓦波村。他父親是一個富裕的地主，有條件為繆爾達爾提供良好的教育。繆爾達爾在皇家高級中學讀書，接著考入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法律。之所以選擇這項課程是因為他希望理解社會的運行方式。儘管1923年繆爾達爾獲得了法律學位，但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過程扼殺了他對法律的興趣。這時他的妻子阿爾瓦說服他轉而研究經濟學，該學科能夠將科學、數學與他探索社會運行方式的努力結合起來。在老師克努特·威克塞爾的指導下，繆爾達爾於1927年獲得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並開始在母校任教。
1932年繆爾達爾被社會民主黨政府任命為新成立的住房與人口委員會委員，他因此能夠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兩度供職於瑞典議會，第一次是從1934—1936年，第二次是從1942—1946年。20世紀30年代末他效力於瑞典國家銀行委員會。20世紀40年代中期繆爾達爾當選為瑞典戰後計畫委員會主席以及貿易與商業部長。
政治地位
由於繆爾達爾的經濟學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響，他成為瑞典這個福利國家的主要構建者之一。此外，繆爾達爾還強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凱恩斯的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87）認為，在說服財政部長厄恩斯特·威格特斯（Ernst Wigters）將支出用於公共設施，實行財政赤字，從而減少失業上，繆爾達爾功不可沒。1974年繆爾達爾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繆爾達爾興趣廣泛而多樣，他對經濟學理論與政策分析均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理論水平上，他引進了事前與事後（exante－expost）的區別，從而澄清了總量經濟學分析，他還創立了累積的因果關係的思想作為均衡分析可供選擇的方法。在政策層面上，他詮釋了在開發中國家與美國黑人中普遍存在的持續貧困現象，並提出大量政策建議以解決貧困問題。
經濟學解釋
20世紀20年代預期與實際的產出之間混淆不清造成了經濟學上的諸多困惑。例如，廠商為賺取利潤而投資；但有時他們會虧本。廠商甚至在沒有額外儲蓄的時候投資；但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知道儲蓄必須等於投資。繆爾達爾（1939）將預期產出與最終產出或事前與事後經濟變數區別開來，從而澄清了這些問題。預期或事前經濟變數在經濟過程的初始階段衡量，而最終或事後變數在經濟過程結束時衡量。
有了這個區分，繆爾達爾得以解釋投資增長超過事前儲蓄將如何導致儲蓄增加（通過利潤及其他收入的增長），因此在事後，儲蓄將等於投資。同樣，事前儲蓄較高將導致經濟不景氣，造成裁員和廠商利潤降低。廠商無法將已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將縮減投資規模。因此在衡量事後時儲蓄又將等於投資。
儘管事前與事後的區別有助於解釋經濟將如何向儲蓄等於投資的均衡狀態移動，但總的來說，繆爾達爾反對均衡分析，建議採取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解經濟運行方式的手段。累積的因果關係闡述了一個包括兩個或更多變數的正負反饋機制。既然任意一個變數的變化將導致其他變數發生同樣的變化，那么整個系統將向一個方向移動。累積的因果關係法則最初由威克塞爾套用於經濟學分析，檢驗當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相背離時產生的現象。但是首次描述該法則並意識到其重要性的經濟學家是繆爾達爾。
分析
我們可以將累積經濟過程與單向性因果關係的計畫——A引起B的變化，而B卻沒有進一步影響A——作一番對比。在單向性因果關係的情況下，A的變化引起了B的變化，事情到此為止；系統達到了一個新的、變數A和變數B價值更高（或更低）的穩定均衡。
在累積的因果關係的情況下，變數A與變數B相互影響。A的變化將影響B，B將進一步影響A，A將再次影響B等等。系統不存在均衡或靜止點。當A與B共同增長時，我們將得到一個良性循環或正的反饋迴路；當A與B同時衰退時，我們將擁有惡性循環或負的反饋迴路。繆爾達爾採用累積的因果關係的思想來解釋諸如貧困和種族關係等經濟問題。
1938年，當繆爾達爾在哈佛大學執教時，卡內基基金會邀請他研究美國的種族問題。他應邀花費了五年的時間著述了開創性的《進退維谷的美國》（An American Dilemma，1944）一書。該書認為在美國存在道德衝突。一方面，美國人信仰公平與機會平等的理想，認為黑人的才幹並不比白人差。另一方面，在實踐中黑人與白人並沒有受到平等對待，美國沒有實踐其高尚的理想。《進退維谷的美國》大部分篇章深入研究了美國存在的歧視黑人的問題。該書以文獻佐證了黑人與白人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條件，匯集了大量證據表明黑人受到了與白人不同的對待。
繆爾達爾以他那典型的風格將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以及政治學的知識融入自己的分析中。他闡明了因種族隔離與歧視而招致的破壞。他還認為，因為拒絕為黑人提供正規教育、職業培訓以及在就業與住房方面歧視黑人，整個美國社會將因此蒙受損失。繆爾達爾還提出理由證明美國給予黑人的待遇與對一個科技進步的社會的需求不一致。因而歧視的後果是——美國糟糕的經濟運行狀態。
繆爾達爾還運用累積的因果關係的觀點來幫助解釋美國黑人的社會經濟條件。對黑人的成見導致黑人的生活水平降低。白人看到黑人的生活水平確實相對低下，對黑人的成見愈發加深。這將導致黑人的生活水準相對於白人進一步降低。正如繆爾達爾精闢的論述：“歧視繁殖了歧視。”
繆爾達爾繼續論證了黑人由於歧視的累積過程而被壓制的許多方式。例如，教育上的歧視意味著黑人成為醫生的可能性比白人要少，並且說明黑人健康與衛生方面的知識要比白人少。此外，黑人的醫療保健經費比白人少。由於上述所有原因，黑人接受的醫療服務不充分，健康狀況比白人差。結果黑人發現自己與白人相比，更難獲得和一直從事一項職業；因為收入水平較低，黑人的教育也將成為問題。
注意問題
繆爾達爾還注意到種族隔離致使白人對黑人產生成見，促使白人關注黑人與自己的區別。這反過來又影響了白人對黑人的看法。當白人為黑人考慮得越少時，他們與黑人交往或聯繫的可能性就越小，黑人也不太可能與漠視自己的白人共同工作和生活。於是種族隔離和種族成見日益加深。
認為美國黑人的處境源自負反饋過程的觀點具有一個重要的政策涵義——可在眾多方法中任意選用一個來修正這種狀況。任一領域的改善都將通過累積過程而在其他領域獲益。但從何處著手呢？
繆爾達爾寄望於美國的公共機構打破歧視黑人的惡性循環。教堂、學校、工會和政府之類的組織是美國儲存公平、平等信條的寶庫，而且很多機構能迅速改善黑人的社會經濟條件，從而消除對黑人的偏見，啟動正的或良性的循環。於是繆爾達爾建議擴大聯邦政府在教育、住房和收入保障領域內的職責，更便於黑人投票選舉的法律就是打破歧視與偏見的循環的另一條捷徑。繆爾達爾還提倡黑人從南部鄉村移民到工業化的北部與西部，那兒歧視黑人的風氣不濃，也能找到更多報酬豐厚的工作。將黑人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將對美國勞工和美國黑人都有利。最後，繆爾達爾提倡施行財政政策，實現充分就業，以使移民到北部與西部城市的黑人能夠就業，並融入戰後的工業化經濟。
繆爾達爾（1957）後來將累積的因果關係的法則運用於經濟發展研究，並用它來解釋南亞的持續貧困（繆爾達爾，1968）。他對比了創造正累積循環的“傳播效應”與產生負累積循環的“逆流效應”。一旦某地區開始發展經濟，它將從其他地區吸引資本與勞力。這些新資源將有助於經濟發展過程。另一方面，持續貧困通常導致高人口出生率、營養缺乏以及低勞動生產率，所有這一切將促使貧困加劇。
繆爾達爾（1970）沿著減少美國黑人貧困現象的政策建議的思路，強調了終止貧困的惡性循環和啟動增長與發展的良性循環的必要性。首要的是，開發中國家必須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資金。其次，必須集中力量改善衛生狀況，提供淨水和發展其他公共福利設施。第三，收入支援方案必須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以及開發中國家大多數公民收入不足的問題。
不存在的平衡
大多數經濟學家斷言，在公平與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平衡（參見庫茲涅茨和庇古），而繆爾達爾則斷定不存在這樣的平衡，越公平則增長越快。繆爾達爾（1970）認為由於貧困造成的生理與心理後果和窮人無法施展自己的才智，不平等將致使增長放慢。因為消費增長可以促使生產力增長，因此在開發中國家消費增長實際上就是投資增長。同樣，實行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國家將刺激需求水平上升和增長速度加快。
縱覽繆爾達爾的一生，他對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我們已經看到他是怎樣拋卻均衡分析而推崇累積的因果關係分析法。繆爾達爾（1969）還批評了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和專業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無法寫出和說出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東西。相反，專家們只在圈內寫作和互相交談，這就削弱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繆爾達爾（1929）還批評了經濟學家們試圖在科學的客觀事實的表象背後隱藏自己標準化的假設或價值假設。他並不反對經濟學家作出價值判斷；他只是反對他們拒絕承認這些價值判斷。甚至在榮膺諾貝爾獎之後，他還聲稱對於像經濟學這樣不科學的領域，授予諾貝爾獎是不恰當的。他常常托說自己接受諾貝爾獎的唯一原因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他沒有完全睡醒之前、早晨還很早的時候就打電話給他。
繆爾達爾是一位難得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累積的因果關係理論為傳統的均衡分析提供了理論上的選擇。由該理論推導出的關於減少貧困與失業的建議，為傳統的放任政策“藥方”提供了可替代的選擇。
著作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l92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onetary Equilibrium, London, Hodge, l939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4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l957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968
Objectivit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Against the Stream: Critical Essays on Economic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