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八學士”是一群博覽古今、明達政事、善於文辭的文人，他們追隨唐太宗李世民，各以其力，為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貞觀十八學士
- 又名：唐十八學士
- 組成人員：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等十八位
- 人數：十八
- 朝代：唐朝
簡介,評價,政治的統一和穩定方面,文化建設方面,輔佐太子的工作方面,
簡介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淵拜李世民為大策上將軍。當時，主要的逐鹿對手如金城薛仁杲、武威李軌、晉北劉武周、河北竇建德、洛陽王世充等人皆先後被打敗。於是，李世民便由武功轉為文治，在天策府開設文學館，廣招天下學士入館，先後入選的有褚亮、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勖十八人，號稱“十八學士”。他們皆是“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即都是兼職學士。李世民招選這批兼職學士進天策府來做什麼呢？據《新唐書?褚亮傳》載：“（十八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文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這好像又是一個較為嚴密的組織，“武德七年，（薛）收卒，復招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似乎是非要補足十八人不可。李世民對“十八學士”很重視，他“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為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時人也因入選而感榮耀，“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
李世民對“十八學士”非常重視。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入主東宮，天策府文學館被解散，但文學館裡的“十八學士”中的大部分人仍追隨李世民，為世民所重。如太子東宮府的官屬，據《資治通鑑》卷一九一載：高祖“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東宮府的官屬是由高祖李淵任命的，任誰與不任誰當然由高祖決定，而不能完全取決於李世民。然而，就是由高祖任命的九人中，原文學館學士就有四人，可知在東宮府官屬的任命上，李世民是提過建議或做過工作的。武德四年，李世民即皇帝位，九月初“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隨後，蓋文達、許敬宗也相繼兼任弘文館學士。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弘文館學士的任命權全在李世民手中，故八人中，原文學館學士就占了六個席位；二是從時間上看，八月即位，九月初就置館招人，時間上之緊急透露出心情上的迫切。由此可見，李世民即皇帝位後對“十八學士”仍然十分器重。
從天策府到東宮府，從東宮府到弘文館，“十八學士”中的大部分人都追隨李世民。李世民對他們也是恩寵有加，他們在世時，他關心他們生活，給予豐厚的賞賜；他們病了，他親自去看望，或派人送藥；他們去世了，他為之料理後事，還經常在夢中見到他們。如薛收“寢疾，王（李世民）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述平生，感慨涕泗”。杜如晦病重時，李世民“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其去世時，“帝哭為慟”，後“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謂及如晦，必流涕”。房玄齡病危時，李世民“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對於于志寧，“上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為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虞世南作為李世民的詩友和政治顧問，他們的關係更是親密。李世民多次對人說：“世南於我猶一體。”虞世南死後，李世民還多次夢見他。另外，在李世民之前去世的孔穎達、虞世南、姚思廉、房玄齡、薛收、褚亮都得到了陪葬昭陵的厚遇。
李世民為何對“十八學士”如此器重和恩寵？他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在李世民的政治生涯中到底有何貢獻？
評價
“十八學士”是一群博覽古今、明達政事、善於文辭的文人。入唐前，其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經是名重四方、譽傾一時的知名人物了。根據他們的特長，約可分為三類：一，以文學著稱於世的，有虞世南、蔡允恭、褚亮、薛收、薛元敬、許敬宗等人。如虞世南，與其兄虞世基受學於顧野王，文章婉縟，深得徐陵賞識，“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褚亮“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薛元敬“與（薛）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二，以學術名重一時的，有孔穎達、陸德明、蓋文達、顏相時、姚思廉、李守素等人。如孔穎達，“煬帝召天下儒生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議論，穎達為冠，而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刺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其學高如此。關於陸德明，據說王世充欲以“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床下，對之遺利，競不與語”。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與宗人文懿同以儒學稱，時號‘二蓋’。姚思廉是陳吏部尚書姚察之子，精於《漢書》，以史學名家。李守素是姓氏學專家，世號“行譜”。顏相時是顏師古之弟，以儒學名世。三是房玄齡、杜如晦、李玄道、蘇世長、于志寧、蘇勖等人，各以其長擅名一時。如房、杜二人，少時皆以聰敏博學、好談文史著稱，都深得隋吏部尚書高孝基的器重。高孝基評房玄齡說：“仆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說杜如晦“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樑之用”。李玄道是山東冠族，以“識量”著稱。蘇世長擅應對，于志寧“有名於時”，二人皆深得高祖李淵之禮遇。入唐前，“十八學士”中的大部分人已是譽傾一時的知名人物。入唐後，他們追隨李世民，各以其力，為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政治的統一和穩定方面
首先，在國家政治的統一和穩定方面。在唐初統一全國的幾次大戰役中，“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功勳卓著。學者或稱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傑出的人物，其實，魏徵一直是以一位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諫諍者見稱的，太宗群臣中的實幹家是房玄齡和杜如晦。他們在戰爭期間為太宗“收取人物”，薦舉將才，分別以“善謀”和“能斷”幫助太宗打天下，爾後又直接策劃玄武門事變，幫助太宗取太子位。可以說，房、杜不僅是實幹家，也是太宗的心腹。唐朝之建立和太宗之繼位，皆與二人直接相關。除房、杜外，最得太宗之信任者要算虞世南，他是太宗身邊最重要的秘書侍從，他的德行、忠直、博學、文詞和書翰，曾被太宗稱為“五絕”，稱許他為“當代名臣，人倫準臣”。另外，薛收、許敬宗、薛元敬曾專掌軍府書檄和朝廷誥令，深得太宗之賞識。褚亮在戰爭期間，“嘗預秘謀，有裨補之益”。就是淺學、嗜酒、簡率無威儀的蘇世長，在貞觀年間，出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也為大唐王朝贏得了榮譽。
文化建設方面
其次，在文化建設方面。太宗貞觀年間的文化建設工作基本上是由“十八學士”完成的。如在儒學研究上，“十八學士”中的孔穎達、陸德明、顏相時、蓋文達，最為傑出。孔穎達的《五經正義》、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名重一時，澤及後世。蓋文達是當時著名的《春秋》學者。顏相時與其兄顏師古齊名，以儒學名世。其時人才濟濟，成果豐碩，非他世可比，故范祖禹說：“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在史學方面，唐初史學興盛，唐太宗又尤重史之鑑戒作用，故於貞觀三年（629年）設史館，由房玄齡主持編寫前六代史。“十八學士”中的姚思廉、蔡允恭、許敬宗有史著傳世。在文學創作上，“十八學士”中的大部分人皆有詩、文傳世，其中影響最大者是許敬宗、虞世南。如虞世南，據現存史料記載，他是唐代較早反對宮體詩的作家，“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聯試卿耳。”這對革新初唐文風當是起過一定作用的。
輔佐太子的工作方面
第三，在輔佐太子的工作方面。封建統治者為了世傳天下，希望太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多選擇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之人擔任東宮僚屬。“十八學士”中除李玄道、李守素、蓋文達、蘇世長、薛收、顏相時六人，其他十二人都曾先後在太子世民、承乾、李治的東宮中做過僚屬，其中于志寧、孔穎達、房玄齡等人因輔佐有功，而多次得到唐太宗的獎賞。而于志寧又是其中以輔佐太子聞名的，綜其一生，皆在從事輔佐太子的工作。他多次上疏切諫，惹怒了太子，以致太子承乾曾兩次派人刺殺他。唐太宗對他甚為倚重，曾對他說：“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啟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
“十八學士”幫助唐太宗打天下、治國家。太宗即位後，又以他們去輔佐太子。他即位不久，即立長子承乾為太子，然承乾在諸多方面有失規矩，太宗便有廢承乾立李泰的想法。貞觀十年（636年）二月，“以越王泰為魏王，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胡三省注云：“為泰圖東宮張本。”胡氏此注極為精審，因為唐太宗本人就是依靠天策府文學館的“十八學士”打天下、入東宮、治國家的，因而他也希望李泰走這條道路。李泰最終沒有成功，並不是這條路有問題，而是遇到了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胡漢集團的阻礙。這裡，牽涉到南北文化的衝突問題。“十八學士”是一個南北文化代表的集合體，唐太宗招覽“十八學士”，並與之朝夕相處，體現了唐太宗兼容南北的胸襟。故《舊唐書?太子承乾傳》載：“高祖呼太宗小名謂斐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讀書為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胡三省《資治通鑑》“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士，日夕與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太宗深知統一帝國的文化建設須兼容南北，“好文學”的李泰正有此種兼容胸襟，而承乾素無學術，質近頑魯，難當此任。此太宗命李泰“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之本意所在。
“十八學士”在唐初的貢獻，主要有如上三點，而這三點正是唐太宗立國、治國之根本。可以說，“十八學士”是唐太宗平天下、入東宮、治國家的重要助手。故柳冕《與權侍郎書》說：“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賢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盛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載？”元稹《教本書》亦說：“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得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之。”范仲淹《奏上時務書》亦云：“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帝養將相之才，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貞觀之治，“十八學士”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唐初政治舞台上，“十八學士”是一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人集團。唐代史家蔣父著《秦府十八學士》一書，以記載其事跡。後人也模仿唐太宗，重建“十八學士”集團，如武則天時，“北門學士”多參預機密，議論政事，“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監王紹宗等十八形象，號為《高士圖》。”唐玄宗時，集賢院也有“十八學士”，玄宗模仿太宗，命畫工畫《開元十八學士圖》，並親自撰寫贊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十八學士”開啟了學士參政之先例。六朝時雖有各類學士名目，但那時的學士地位不高，僅從事文字工作。太宗“十八學士”始介入政治；武則天時的“北門學士”參掌機密，分宰相之權；唐代中後期，翰林學士居宰相之次、列百官之上，有“內相”之稱。據此可知，太宗“十八學士”對唐代政治之影響，的確是非常深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