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詩意草堂
- 出版社：中國旅遊出版社
- 頁數：191頁
- 開本：16
- 作者：王飛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324906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杜甫是詩歌的聖哲，而成都的杜甫草堂是文學的聖地、詩意的園林。《詩意草堂(掌上博物館)》從6個方面為讀者講述了杜甫的不凡人生經歷，解答他留下的1400多首詩為什麼能對中國文化影響如此深遠。杜甫草堂又是怎樣地滋養著他身後的成都。作者王飛用生動樸實的語言和充滿詩意的攝影圖片，引領我們去探尋那些散落在草堂蔓草花間的詩情畫意。
作者簡介
王飛，男，土家族，生於1968年3月。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現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杜甫研究學刊》副主編，四川省杜甫學會副秘書長，成都市社科聯理事。先後發表《論杜甫的藝術審美傾向》《天狗與鳳凰》《杜詩與中國書畫創作》等研究論文20萬字，曾參加《杜詩全集》校注，出版有《王飛書法集》及《杜甫草堂》攝影集，主要致力於杜甫對中國文化影響研究。
圖書目錄
草堂，遠去的詩意(代序)
千秋詩聖
——希土甫的人生歷程
草堂歲月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與創作
故居史話
——杜甫離去後成都草堂歷史沿革
草堂覽畦
——杜甫草堂文化遺存及園林景觀
浣花流韻
——岳世文人有關草堂的詩文題詠及書畫創作
詩歌聖地
——姑蔭草堂的詩歌文化傳承
千秋詩聖
——希土甫的人生歷程
草堂歲月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與創作
故居史話
——杜甫離去後成都草堂歷史沿革
草堂覽畦
——杜甫草堂文化遺存及園林景觀
浣花流韻
——岳世文人有關草堂的詩文題詠及書畫創作
詩歌聖地
——姑蔭草堂的詩歌文化傳承
文摘
長安十年
從天寶五載(746)至十四載(755)，杜甫在都城長安度過了困頓的十年。長安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名流薈萃，冠蓋雲集。杜甫到長安，當然是想要尋找成功的機會。但是，要想有所作為，遠非想像的那么容易。天寶六載(747)，唐玄宗詔征天下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應試，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宰相李林甫專權，不願意延攬人才，應試者無一入選，李林甫上表皇帝稱“野無遺賢”，斷了天下學子科舉入仕的念想。這第二次考試不第，使杜甫深受打擊，非常灰心。要在長安立足，只有另謀出路。杜甫想到的辦法，就是“乾謁”，也就是結交權貴，求得推薦。天寶十載(751)，玄宗皇帝舉行三個盛大的典禮，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進獻“三大禮賦”，辭采富麗，氣象壯偉，頗得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待制集賢院”，也就是等待分配工作。不料久等沒有結果，也許上面早就忘了這件“小事”。杜甫於是又不斷地投詩權貴，希望自己的詩才得到重視和推薦，但事與願違。為了生存，杜甫不得不過著“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的生活，所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直。到天寶十四載(755)，已經43歲的杜甫才得到一個叫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卑微官職。職位正八品下，任務是負責給朝廷看守兵甲器具、管理門禁鑰匙之類。這當然與他“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理想抱負相去甚遠。
其時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唐王朝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貧富差距日益懸殊，朝廷政治的頹廢腐敗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命運將杜甫推向社會生活的底層，使他對於社會的不公有著真切的體察，對於民生之苦難感同身受。先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劃時代的傑作。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杜甫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詩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對腐敗現實的血淚控訴，直指人心，警策千古。
為官流亡
天寶十四載(755)末，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很快攻陷洛陽、長安，“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在長安淪陷前一個月，被迫帶著家小，加入逃難的隊伍中。從奉先到白水，再到鄜州，一路在起伏不斷的荒山窮谷間亡命奔波。多虧途中親友照顧和接濟，才得以暫保平安。杜甫打聽到玄宗逃往西蜀，中途經馬嵬之變，楊貴妃被賜死，肅宗在靈武即位。杜甫於是將家眷安置在郎州羌村，隻身北上延州，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押往長安。陷賊期間，杜甫寫下著名的《春望》一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鳳翔拜見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一首》)肅宗頗為嘉許，授杜甫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雖然品級不高，但屬於很接近皇帝的近臣，也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得以在朝廷權力中心任職的經歷。如果杜甫察言觀色，小心應對，他的政治前途還是很值得期待的。可惜杜甫生性耿介，並不善於官場周旋。對於自己與聖上的關係，他也許過於理想化，也過於書生氣。就在做上諫官的頭一個月，杜甫就因為“見時危急”，上疏試圖營救被罷相的房琯，觸怒肅宗，受到審訊，幾被刑戮，從此受到冷遇。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肅宗朝新貴與玄宗朝舊臣之間政治鬥爭的牽連，出為華州司功參軍，自此與長安漸行漸遠。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後毅然棄官，西去秦州。住了不到四個月，又赴同谷。停留一個月後，走上艱難的蜀道，乾元二年(759)冬，到成都。
政治的失意與現實的災禍巨大的合力，仿佛有一雙看不見的推手，將杜甫的身體和情感推向苦難的現實，而越來越遠離政治的無謂周旋。作為詩人的杜甫聽到了自己內心越來越強烈的呼喚，他決定聽從內心的呼喚，於是毅然辭去官職，踏上從長安到秦州，由蜀道入四川，漂泊西南的漫漫征程，從此一去不回。
關於杜甫為什麼要離開長安，歷來研究者有很多說法。有的說是政治失意，有的說是時局動盪，有的說是關輔饑荒，都不無道理。但是筆者更願意相信，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於杜甫的內心。其實，流浪是詩人的天性，杜甫人生的歷程總是對應著他的心路歷程。流浪意味著不斷接觸新的人和事，增加生活的閱歷；不斷堆積情感，尋找新的靈感。而文明交流與碰撞，總能夠在杜甫那裡進發出耀眼的火花，他的詩歌創作由此又呈現出新的境界。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而“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戰亂持續八年之久，它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時局的動盪，人民的離亂，如風行草偃，使每個家庭和個人都牽涉其中，難以倖免。詩人也是這樣，在此之前，李白等盛唐詩人隨著國運往高處走，所以他們的詩篇抒發著青眼高歌的豪情，洋溢著蓬勃向上的生氣。而杜甫生活在唐王朝江河日下的時代，他的目光從天上回到人間，於是他看到了乾坤瘡痍、民生疾苦。如李白那樣縱情詩酒、長風萬里似的盛世豪情和青春情懷已難再有。杜甫所見所感，儘是國家多難，民生多艱。杜甫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個人的命運、情感與時代的興衰、百姓的疾苦緊緊相連。他的詩筆越來越沉鬱，描繪越來越真切。就如同那個動盪時代一幅徐徐展開的社會生活畫卷，既是詩歌，更是“詩史”。P30-35
從天寶五載(746)至十四載(755)，杜甫在都城長安度過了困頓的十年。長安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名流薈萃，冠蓋雲集。杜甫到長安，當然是想要尋找成功的機會。但是，要想有所作為，遠非想像的那么容易。天寶六載(747)，唐玄宗詔征天下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應試，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宰相李林甫專權，不願意延攬人才，應試者無一入選，李林甫上表皇帝稱“野無遺賢”，斷了天下學子科舉入仕的念想。這第二次考試不第，使杜甫深受打擊，非常灰心。要在長安立足，只有另謀出路。杜甫想到的辦法，就是“乾謁”，也就是結交權貴，求得推薦。天寶十載(751)，玄宗皇帝舉行三個盛大的典禮，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進獻“三大禮賦”，辭采富麗，氣象壯偉，頗得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待制集賢院”，也就是等待分配工作。不料久等沒有結果，也許上面早就忘了這件“小事”。杜甫於是又不斷地投詩權貴，希望自己的詩才得到重視和推薦，但事與願違。為了生存，杜甫不得不過著“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的生活，所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直。到天寶十四載(755)，已經43歲的杜甫才得到一個叫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卑微官職。職位正八品下，任務是負責給朝廷看守兵甲器具、管理門禁鑰匙之類。這當然與他“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理想抱負相去甚遠。
其時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唐王朝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貧富差距日益懸殊，朝廷政治的頹廢腐敗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命運將杜甫推向社會生活的底層，使他對於社會的不公有著真切的體察，對於民生之苦難感同身受。先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劃時代的傑作。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杜甫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詩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對腐敗現實的血淚控訴，直指人心，警策千古。
為官流亡
天寶十四載(755)末，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很快攻陷洛陽、長安，“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在長安淪陷前一個月，被迫帶著家小，加入逃難的隊伍中。從奉先到白水，再到鄜州，一路在起伏不斷的荒山窮谷間亡命奔波。多虧途中親友照顧和接濟，才得以暫保平安。杜甫打聽到玄宗逃往西蜀，中途經馬嵬之變，楊貴妃被賜死，肅宗在靈武即位。杜甫於是將家眷安置在郎州羌村，隻身北上延州，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押往長安。陷賊期間，杜甫寫下著名的《春望》一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鳳翔拜見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一首》)肅宗頗為嘉許，授杜甫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雖然品級不高，但屬於很接近皇帝的近臣，也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得以在朝廷權力中心任職的經歷。如果杜甫察言觀色，小心應對，他的政治前途還是很值得期待的。可惜杜甫生性耿介，並不善於官場周旋。對於自己與聖上的關係，他也許過於理想化，也過於書生氣。就在做上諫官的頭一個月，杜甫就因為“見時危急”，上疏試圖營救被罷相的房琯，觸怒肅宗，受到審訊，幾被刑戮，從此受到冷遇。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肅宗朝新貴與玄宗朝舊臣之間政治鬥爭的牽連，出為華州司功參軍，自此與長安漸行漸遠。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後毅然棄官，西去秦州。住了不到四個月，又赴同谷。停留一個月後，走上艱難的蜀道，乾元二年(759)冬，到成都。
政治的失意與現實的災禍巨大的合力，仿佛有一雙看不見的推手，將杜甫的身體和情感推向苦難的現實，而越來越遠離政治的無謂周旋。作為詩人的杜甫聽到了自己內心越來越強烈的呼喚，他決定聽從內心的呼喚，於是毅然辭去官職，踏上從長安到秦州，由蜀道入四川，漂泊西南的漫漫征程，從此一去不回。
關於杜甫為什麼要離開長安，歷來研究者有很多說法。有的說是政治失意，有的說是時局動盪，有的說是關輔饑荒，都不無道理。但是筆者更願意相信，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於杜甫的內心。其實，流浪是詩人的天性，杜甫人生的歷程總是對應著他的心路歷程。流浪意味著不斷接觸新的人和事，增加生活的閱歷；不斷堆積情感，尋找新的靈感。而文明交流與碰撞，總能夠在杜甫那裡進發出耀眼的火花，他的詩歌創作由此又呈現出新的境界。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而“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戰亂持續八年之久，它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時局的動盪，人民的離亂，如風行草偃，使每個家庭和個人都牽涉其中，難以倖免。詩人也是這樣，在此之前，李白等盛唐詩人隨著國運往高處走，所以他們的詩篇抒發著青眼高歌的豪情，洋溢著蓬勃向上的生氣。而杜甫生活在唐王朝江河日下的時代，他的目光從天上回到人間，於是他看到了乾坤瘡痍、民生疾苦。如李白那樣縱情詩酒、長風萬里似的盛世豪情和青春情懷已難再有。杜甫所見所感，儘是國家多難，民生多艱。杜甫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個人的命運、情感與時代的興衰、百姓的疾苦緊緊相連。他的詩筆越來越沉鬱，描繪越來越真切。就如同那個動盪時代一幅徐徐展開的社會生活畫卷，既是詩歌，更是“詩史”。P30-35
序言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上國小時最早在語文書里讀到這首詩，從此知道了杜甫。而成都的杜甫草堂，就像一通美麗的四條屏風景畫，掛在我想像中遙遠的浣花溪畔。
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去草堂敲那詩意的門窗。我感覺草堂的美，靈秀而端莊，鬱勃而深邃。遠看去，是一片鬱鬱蔥蔥的風景；走進去，是一座文採風流的殿堂。空氣中瀰漫著潮濕的氣味，像是花草和著書香的味道。一種從未有過的親近感湧上心頭，恨不得做一萬個深呼吸，把自己變成一首濕淋淋的詩，揮灑在草堂那光影斑駁的牆頭。
杜甫，獨立蒼茫的歌者
草堂的正門，相對於詩聖的聲名，異常樸素而低調，沿著圍牆一順看過去，幾乎不用仰視。門外是一座古舊的照壁，將草堂與浣花溪隔開。照壁外有一段沿江公路，不很長，但很僻靜。路邊堤岸上一色合抱粗的法國梧桐，斜斜地伸出去，幾乎要遮住了浣花溪一半的水面。那意境，正合了杜甫《卜居》詩里所寫的詩句：“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步入草堂正門，迎面古木蒼翠，濃蔭如瀉；曲水環抱，石橋通連；池中水禽嬉戲，枝頭好鳥相鳴，一派林塘清幽的景象。綠樹掩映之下，一排寬敞的房廊靜靜鋪開，這便是中軸線上的第二重建築——大廨。大廨正中，端坐著杜甫的青銅塑像。詩人跪坐著，膝上攤開詩卷，身子彎成一道薄薄的弧線，似乎難以承受命運過多的重壓。他的頭顱微微地昂起，面容清瘦而孤傲，目光深邃而高遠。許多遊人在這裡駐足、留影，都願意摸一摸杜甫撫著詩卷的手，說是想沾一點作詩的靈感。那是一雙瘦骨嶙峋的手，在千萬次的撫摩下，更瘦了，露出青銅底色，幽幽的光澤溫暖而迷人——你甚至不難體會到它的脈搏、它的體溫，甚至因為內心的激動而有些許的顫抖。
大廨，即官署，指古代官吏辦公的場所。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後人非要給一介書生建一處官署，多半出於善意的附會和無奈的虛榮。杜甫確有用世之心，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但是命運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他兩次科舉不中；尤其是第二次，所有考生全部落榜，杜甫在權臣李林甫“野無遺賢”的上表中徹底驚醒，對金榜題名的騙局不再存任何幻想。長安十年，杜甫向皇帝獻賦，向權貴幹謁，而沉沉朱門似乎總對他欲開還閉。一個當年與李白一道“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的意氣書生，淪落到“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境地，“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安史之亂”中，他被叛軍俘獲，在淪陷的長安寫下著名的《春望》，表達出深切的家國情懷。後來好不容易逃出長安，到臨武投奔剛剛即位的肅宗。皇上感念他的忠誠，授為左拾遺，一個從七品的諫官。但他還是未能把握住機會，在唐肅宗處分宰相房琯的事件中，因為犯顏直諫而被貶謫，差一點丟了小命。不久便乾脆辭官而去，從此浪跡天涯。後來流寓蜀中，被好友嚴武舉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不過是個掛名的虛銜。當杜甫在仕途上越走越窄的時候，他的詩卻是越作越好，影響越來越大，終於在身後戴上了“詩聖”的桂冠，真是應了“詩窮而後工”這句話。看來儒家關於“三立”以及“窮達”的命題，原本遠非個人可以選擇。“文章憎命達”，杜甫的悲劇命運，堪為幾千年中國讀書人命運的一個縮影，難怪他會引起一代又一代後來者的強烈共鳴。
草堂大廨內懸掛著清代學者顧復初的長聯，意味深長，膾炙人口：“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顧復初字子遠，長洲(今蘇州)人。通辭章、擅楹對、工書畫，光緒年間被推為蜀中第一書家。因為沒有考取功名，流寓成都，做過四任四川巡撫幕僚，其身世際遇和杜甫頗為相似。借吟詠杜甫，既自恃才高，又自傷不遇，一唱三嘆，意味深長。不妨說，當顧復初在借杜甫的悲劇寄託一己之身世感慨的同時，他也寫出了中國古代千百萬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顧復初一生著述甚豐，而真正令他名垂後世的，恐怕就是題寫在杜甫草堂的這寥寥數十字了。
草堂，前世今生的追問
杜甫是不幸的。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偉大而孤寂的靈魂，如一片風中的樹葉，被無情地打落，又高高地揚起，飄向渺不可知的異方。唐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為躲避戰亂，同時為了尋找生活的依靠，攜家從秦州(今甘肅天水)經蜀道輾轉跋涉，來到成都。從759年至763年，杜甫一家先後在此居住了三年零九個月，留下詩歌240餘首。於是成都的草堂，作為詩聖杜甫藝術生命的凝結點，作為中國詩歌精神的一座紀念碑，作為後世文人墨客靈魂皈依的精神家園，被賦予了無可替代的象徵意味和濃重的情感色彩。正如詩人馮至《杜甫傳》所寫的那樣：“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草堂何其有幸，宋人葛立方說得好：“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韻語陽秋》)
步入草堂庭院，鳥語花香，滿目青翠，曲徑通幽，碧水縈迴。草堂園林，是我個人最為喜歡的一種風格範式。它不像江南園林那樣精雕細鏤，也不像北方皇家園林那樣鋪張排場；它清新、典雅、自然、舒展。一般建築高不過三五米，一律的棕褐色，也不必雕樑畫棟，粉壁黛瓦間留下風雨剝蝕的紋理，石級牆頭點染著雨露浸潤的青苔。亭台廊榭掩映在蒼楠翠竹之間，讓人感覺和諧、勻稱而舒坦。園中的花木也不作過分修剪，枝條往往旁逸橫出，透著幾分靈秀，幾分野逸，幾分清雅。如果說，游皇家園林解讀出的是政治風雲，賞江南園林品味的是紅袖添香，訪成都草堂則讓你體會到人與自然最本真的赤子情懷。
詩史堂兩端通連著曲折迴廊，與大廨構成開闊而又相對封閉的庭院。迴廊內外遍植梅花，暗香疏影，惹人流連。沿中軸線繼續往下，依次是詩史堂、柴門、工部祠、“少陵草堂”碑亭。透過柴門，可看見工部祠內正中供奉著杜甫的彩身泥塑，兩旁還陪祀著黃庭堅和陸游塑像，他們是宋代學杜最有成就的兩位詩人。工部祠檐下懸掛著清代學者、書法家何紹基撰書的對聯：“錦水春風公占卻，草堂人日我歸來。”隱隱有以杜甫後繼者自許之意。
記得第一次走進草堂，是一個梅花飄香的日子。碰巧詩史堂前的梅園正在拍攝一出古裝戲，空曠的長廊，女角一襲嫩綠的衣衫，寬大的水袖越發襯托出裊娜的身姿，在迴廊的廊柱間搖曳。而廊外前前後後深深淺淺的梅花，開得似錦如綺，雲蒸霞蔚。那次第，仿佛是時空錯位，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有了這樣的經驗，每每置身草堂，我總願意徜徉在這移步換景的迴廊之間，靜靜地體味那花木繁茂、遊人如織背後的寂寞，以及寂寞深處揮之不去的悠悠思緒縈懷。這片土地，曾被落紅呵護，曾被老酒浸泡，曾被丹青點染，曾被詩情薰陶，仿佛是心有靈犀，如此疏鬆而肥沃，格外敏感而細膩。經過千年的花開花落，人世間走過多少匆匆過客？又曾有多少人來到這裡，尋訪那芳塵，追隨那吟魂？
詩歌，探尋情聖的心路
由“少陵草堂”碑亭向北，過小橋流水，便來到茅屋故居。推開簡陋的柴門，發出“吱呀”的聲響，一下子將現實的情景帶到邈遠的過去。景區有南鄰、北鄰、楠樹、野籬、藥圃、五株桃樹、四棵小松……杜甫茅屋為穿逗結構的川西民居建築，以茅草覆頂，黃泥塗壁，一派田園農舍風味。也就是在這裡，詩人曾經在林下聽鳥，在水邊踱步，在花間品酒，在窗前讀月，寫下了吟詠成都最好的一些詩章。今天的茅屋，當然是重新修建的。與其說那是一座建築，不如說它是一種寄託。
其實杜甫當年的草堂，“誅茅初一畝”，地方不大，也很簡樸。杜甫離蜀後，茅屋傾毀，苔荒鄰絕。五代時詩人韋莊找到草堂舊址，重結茅屋，意在“思其人而成其處”。以後歷宋、元、明、清，滄桑變遷，一座草堂建了又毀，毀了又建，逐步由詩人故居演變為紀念祠堂。值得一提的是，歷代的成都地方官，都把維護和培修草堂當作為官一任的重要事情來辦，像對待自己祖宗祠廟一樣，給予了最精心的修繕。他們或許還稱不上是詩人，但他們肯定是文人，而且必然會作詩，必然曾經接受杜詩的沾溉與薰陶。他們對杜甫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推崇，見證了中國文化精神血脈相承的巨大感召力。
茅屋前面的土台上，支起一張石桌，極粗朴的形狀，看上去沒有一點架子；圍上幾塊石頭，就算是凳子了，好多遊人都願意在那裡坐一坐。坐下來才發現石桌面上寥寥刻畫了一方棋盤，自然就想起杜甫在這裡寫的《江村》詩：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終於可以抖摟身上的風塵，停下趕路的腳步，也不必再為衣食無著而恓惶愁苦，詩人疲憊的身心像初春的青草緩緩舒展，他盡情地親近大自然，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那是離亂中的團聚，苦澀後的甘甜，千載之下，令人唏噓感嘆！難怪梁啓超要稱杜甫為“情聖”，因為他寫出了人間的至情至性，那樣真摯，那樣豐沛，那樣刻骨銘心。
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讓少陵茅屋永駐人心。這座簡陋的茅屋，它曾被千年前的秋風颳破，在詩人悽苦無助的呼號中搖搖欲墜，在漫漫長夜的冷雨里瑟瑟發抖；卻終於永久地屹立於文學史的山脊，成為天下讀書人心中最神聖的標桿。“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今，在恢復重建的茅屋故居，一尊花崗石雕像佇立道旁，杜甫手握詩卷，凝神沉思。而南來北往的人們，還在繼續講述著1400多年前，一個風雨交加夜晚的草堂故事。
題詠，浣花流韻的延續
杜甫離開了，而他浣花溪邊的舊宅，成了後世詩人心中的一段情結，前來尋訪他詩蹤遺蹟的追隨者絡繹不絕：曾參、鄭谷、韋莊、宋祁、蘇軾、陸游、虞集、楊慎、王嗣爽、張問陶……在詩歌的歷史上，再沒有哪一位詩人，具有杜甫那樣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力。他既是前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又是後代詩歌源流的開啟者。尊杜成為中國詩歌的正統；成都草堂成為詩歌的聖地，受到歷代文人墨客的瞻拜。後世很多詩人在草堂留下了吟詠成都、緬懷詩聖的詩作。中唐詩人張籍送人人蜀，特意作詩叮囑朋友：“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詩人雍陶在《經杜甫舊宅》中寫道：“浣花溪里花多處，為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乾金無復換新詩。”可以說是深情嚮往和衷心推崇之意溢於言表。所有這些後來的詠懷之作，共同擁有一個美麗的名稱——“浣花詩”。浣花溪從雪山發源，從遠古文明中流出，曾經滋養了顛沛流離的詩人疲憊的身心，它還在繼續滋養著詩人身後的草堂，滋養著草堂的靈秀詩意。浣花溪水是草堂之魂，它為園林帶來生機，使詩筆飽含柔情，它讓所有前來瞻拜詩聖的人們接受精神的洗禮。
徜徉在草堂的詩情畫意之間，誦讀著先賢那些余香裊裊的詩句，品味著一副副筆精墨妙的楹聯、匾額，體會其中的浪漫才情和深長寄託，我們看見時代遠去的背影；正是這樣一些漸行漸遠的身影，承繼著浣花草堂的一脈斯文。
當雪山隱去英姿，當江流不再澎湃，當生命化為沉寂，而一座在風雨中飄搖破敗的茅屋，卻昭示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以中國遼闊的疆域，悠久的歷史，名勝古蹟多不勝數。而沒有其他哪一處建築，像杜甫草堂那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人的歸屬感、負重感和使命感，讓歷朝歷代的文人們如此長久地繫念，讓普天下的寒土們為之傾心和迷醉。明知道它的原跡早已不復存在，古往今來仍然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執著地要來到這裡，探一探那廢墟上的掌故，尋一尋那衰草中的詩情，覓一覓那花影間的心香，奠一奠那風雨里的詩魂。你不由感到，即使是登臨所有的名樓，拍遍天下的欄桿，還是要數這座簡陋低矮的茅屋，才是心靈深處真正仰止的高山。
微斯人，吾誰與歸？
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去草堂敲那詩意的門窗。我感覺草堂的美，靈秀而端莊，鬱勃而深邃。遠看去，是一片鬱鬱蔥蔥的風景；走進去，是一座文採風流的殿堂。空氣中瀰漫著潮濕的氣味，像是花草和著書香的味道。一種從未有過的親近感湧上心頭，恨不得做一萬個深呼吸，把自己變成一首濕淋淋的詩，揮灑在草堂那光影斑駁的牆頭。
杜甫，獨立蒼茫的歌者
草堂的正門，相對於詩聖的聲名，異常樸素而低調，沿著圍牆一順看過去，幾乎不用仰視。門外是一座古舊的照壁，將草堂與浣花溪隔開。照壁外有一段沿江公路，不很長，但很僻靜。路邊堤岸上一色合抱粗的法國梧桐，斜斜地伸出去，幾乎要遮住了浣花溪一半的水面。那意境，正合了杜甫《卜居》詩里所寫的詩句：“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步入草堂正門，迎面古木蒼翠，濃蔭如瀉；曲水環抱，石橋通連；池中水禽嬉戲，枝頭好鳥相鳴，一派林塘清幽的景象。綠樹掩映之下，一排寬敞的房廊靜靜鋪開，這便是中軸線上的第二重建築——大廨。大廨正中，端坐著杜甫的青銅塑像。詩人跪坐著，膝上攤開詩卷，身子彎成一道薄薄的弧線，似乎難以承受命運過多的重壓。他的頭顱微微地昂起，面容清瘦而孤傲，目光深邃而高遠。許多遊人在這裡駐足、留影，都願意摸一摸杜甫撫著詩卷的手，說是想沾一點作詩的靈感。那是一雙瘦骨嶙峋的手，在千萬次的撫摩下，更瘦了，露出青銅底色，幽幽的光澤溫暖而迷人——你甚至不難體會到它的脈搏、它的體溫，甚至因為內心的激動而有些許的顫抖。
大廨，即官署，指古代官吏辦公的場所。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後人非要給一介書生建一處官署，多半出於善意的附會和無奈的虛榮。杜甫確有用世之心，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但是命運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他兩次科舉不中；尤其是第二次，所有考生全部落榜，杜甫在權臣李林甫“野無遺賢”的上表中徹底驚醒，對金榜題名的騙局不再存任何幻想。長安十年，杜甫向皇帝獻賦，向權貴幹謁，而沉沉朱門似乎總對他欲開還閉。一個當年與李白一道“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的意氣書生，淪落到“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境地，“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安史之亂”中，他被叛軍俘獲，在淪陷的長安寫下著名的《春望》，表達出深切的家國情懷。後來好不容易逃出長安，到臨武投奔剛剛即位的肅宗。皇上感念他的忠誠，授為左拾遺，一個從七品的諫官。但他還是未能把握住機會，在唐肅宗處分宰相房琯的事件中，因為犯顏直諫而被貶謫，差一點丟了小命。不久便乾脆辭官而去，從此浪跡天涯。後來流寓蜀中，被好友嚴武舉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不過是個掛名的虛銜。當杜甫在仕途上越走越窄的時候，他的詩卻是越作越好，影響越來越大，終於在身後戴上了“詩聖”的桂冠，真是應了“詩窮而後工”這句話。看來儒家關於“三立”以及“窮達”的命題，原本遠非個人可以選擇。“文章憎命達”，杜甫的悲劇命運，堪為幾千年中國讀書人命運的一個縮影，難怪他會引起一代又一代後來者的強烈共鳴。
草堂大廨內懸掛著清代學者顧復初的長聯，意味深長，膾炙人口：“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顧復初字子遠，長洲(今蘇州)人。通辭章、擅楹對、工書畫，光緒年間被推為蜀中第一書家。因為沒有考取功名，流寓成都，做過四任四川巡撫幕僚，其身世際遇和杜甫頗為相似。借吟詠杜甫，既自恃才高，又自傷不遇，一唱三嘆，意味深長。不妨說，當顧復初在借杜甫的悲劇寄託一己之身世感慨的同時，他也寫出了中國古代千百萬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顧復初一生著述甚豐，而真正令他名垂後世的，恐怕就是題寫在杜甫草堂的這寥寥數十字了。
草堂，前世今生的追問
杜甫是不幸的。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偉大而孤寂的靈魂，如一片風中的樹葉，被無情地打落，又高高地揚起，飄向渺不可知的異方。唐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為躲避戰亂，同時為了尋找生活的依靠，攜家從秦州(今甘肅天水)經蜀道輾轉跋涉，來到成都。從759年至763年，杜甫一家先後在此居住了三年零九個月，留下詩歌240餘首。於是成都的草堂，作為詩聖杜甫藝術生命的凝結點，作為中國詩歌精神的一座紀念碑，作為後世文人墨客靈魂皈依的精神家園，被賦予了無可替代的象徵意味和濃重的情感色彩。正如詩人馮至《杜甫傳》所寫的那樣：“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草堂何其有幸，宋人葛立方說得好：“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韻語陽秋》)
步入草堂庭院，鳥語花香，滿目青翠，曲徑通幽，碧水縈迴。草堂園林，是我個人最為喜歡的一種風格範式。它不像江南園林那樣精雕細鏤，也不像北方皇家園林那樣鋪張排場；它清新、典雅、自然、舒展。一般建築高不過三五米，一律的棕褐色，也不必雕樑畫棟，粉壁黛瓦間留下風雨剝蝕的紋理，石級牆頭點染著雨露浸潤的青苔。亭台廊榭掩映在蒼楠翠竹之間，讓人感覺和諧、勻稱而舒坦。園中的花木也不作過分修剪，枝條往往旁逸橫出，透著幾分靈秀，幾分野逸，幾分清雅。如果說，游皇家園林解讀出的是政治風雲，賞江南園林品味的是紅袖添香，訪成都草堂則讓你體會到人與自然最本真的赤子情懷。
詩史堂兩端通連著曲折迴廊，與大廨構成開闊而又相對封閉的庭院。迴廊內外遍植梅花，暗香疏影，惹人流連。沿中軸線繼續往下，依次是詩史堂、柴門、工部祠、“少陵草堂”碑亭。透過柴門，可看見工部祠內正中供奉著杜甫的彩身泥塑，兩旁還陪祀著黃庭堅和陸游塑像，他們是宋代學杜最有成就的兩位詩人。工部祠檐下懸掛著清代學者、書法家何紹基撰書的對聯：“錦水春風公占卻，草堂人日我歸來。”隱隱有以杜甫後繼者自許之意。
記得第一次走進草堂，是一個梅花飄香的日子。碰巧詩史堂前的梅園正在拍攝一出古裝戲，空曠的長廊，女角一襲嫩綠的衣衫，寬大的水袖越發襯托出裊娜的身姿，在迴廊的廊柱間搖曳。而廊外前前後後深深淺淺的梅花，開得似錦如綺，雲蒸霞蔚。那次第，仿佛是時空錯位，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有了這樣的經驗，每每置身草堂，我總願意徜徉在這移步換景的迴廊之間，靜靜地體味那花木繁茂、遊人如織背後的寂寞，以及寂寞深處揮之不去的悠悠思緒縈懷。這片土地，曾被落紅呵護，曾被老酒浸泡，曾被丹青點染，曾被詩情薰陶，仿佛是心有靈犀，如此疏鬆而肥沃，格外敏感而細膩。經過千年的花開花落，人世間走過多少匆匆過客？又曾有多少人來到這裡，尋訪那芳塵，追隨那吟魂？
詩歌，探尋情聖的心路
由“少陵草堂”碑亭向北，過小橋流水，便來到茅屋故居。推開簡陋的柴門，發出“吱呀”的聲響，一下子將現實的情景帶到邈遠的過去。景區有南鄰、北鄰、楠樹、野籬、藥圃、五株桃樹、四棵小松……杜甫茅屋為穿逗結構的川西民居建築，以茅草覆頂，黃泥塗壁，一派田園農舍風味。也就是在這裡，詩人曾經在林下聽鳥，在水邊踱步，在花間品酒，在窗前讀月，寫下了吟詠成都最好的一些詩章。今天的茅屋，當然是重新修建的。與其說那是一座建築，不如說它是一種寄託。
其實杜甫當年的草堂，“誅茅初一畝”，地方不大，也很簡樸。杜甫離蜀後，茅屋傾毀，苔荒鄰絕。五代時詩人韋莊找到草堂舊址，重結茅屋，意在“思其人而成其處”。以後歷宋、元、明、清，滄桑變遷，一座草堂建了又毀，毀了又建，逐步由詩人故居演變為紀念祠堂。值得一提的是，歷代的成都地方官，都把維護和培修草堂當作為官一任的重要事情來辦，像對待自己祖宗祠廟一樣，給予了最精心的修繕。他們或許還稱不上是詩人，但他們肯定是文人，而且必然會作詩，必然曾經接受杜詩的沾溉與薰陶。他們對杜甫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推崇，見證了中國文化精神血脈相承的巨大感召力。
茅屋前面的土台上，支起一張石桌，極粗朴的形狀，看上去沒有一點架子；圍上幾塊石頭，就算是凳子了，好多遊人都願意在那裡坐一坐。坐下來才發現石桌面上寥寥刻畫了一方棋盤，自然就想起杜甫在這裡寫的《江村》詩：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終於可以抖摟身上的風塵，停下趕路的腳步，也不必再為衣食無著而恓惶愁苦，詩人疲憊的身心像初春的青草緩緩舒展，他盡情地親近大自然，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那是離亂中的團聚，苦澀後的甘甜，千載之下，令人唏噓感嘆！難怪梁啓超要稱杜甫為“情聖”，因為他寫出了人間的至情至性，那樣真摯，那樣豐沛，那樣刻骨銘心。
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讓少陵茅屋永駐人心。這座簡陋的茅屋，它曾被千年前的秋風颳破，在詩人悽苦無助的呼號中搖搖欲墜，在漫漫長夜的冷雨里瑟瑟發抖；卻終於永久地屹立於文學史的山脊，成為天下讀書人心中最神聖的標桿。“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今，在恢復重建的茅屋故居，一尊花崗石雕像佇立道旁，杜甫手握詩卷，凝神沉思。而南來北往的人們，還在繼續講述著1400多年前，一個風雨交加夜晚的草堂故事。
題詠，浣花流韻的延續
杜甫離開了，而他浣花溪邊的舊宅，成了後世詩人心中的一段情結，前來尋訪他詩蹤遺蹟的追隨者絡繹不絕：曾參、鄭谷、韋莊、宋祁、蘇軾、陸游、虞集、楊慎、王嗣爽、張問陶……在詩歌的歷史上，再沒有哪一位詩人，具有杜甫那樣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力。他既是前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又是後代詩歌源流的開啟者。尊杜成為中國詩歌的正統；成都草堂成為詩歌的聖地，受到歷代文人墨客的瞻拜。後世很多詩人在草堂留下了吟詠成都、緬懷詩聖的詩作。中唐詩人張籍送人人蜀，特意作詩叮囑朋友：“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詩人雍陶在《經杜甫舊宅》中寫道：“浣花溪里花多處，為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乾金無復換新詩。”可以說是深情嚮往和衷心推崇之意溢於言表。所有這些後來的詠懷之作，共同擁有一個美麗的名稱——“浣花詩”。浣花溪從雪山發源，從遠古文明中流出，曾經滋養了顛沛流離的詩人疲憊的身心，它還在繼續滋養著詩人身後的草堂，滋養著草堂的靈秀詩意。浣花溪水是草堂之魂，它為園林帶來生機，使詩筆飽含柔情，它讓所有前來瞻拜詩聖的人們接受精神的洗禮。
徜徉在草堂的詩情畫意之間，誦讀著先賢那些余香裊裊的詩句，品味著一副副筆精墨妙的楹聯、匾額，體會其中的浪漫才情和深長寄託，我們看見時代遠去的背影；正是這樣一些漸行漸遠的身影，承繼著浣花草堂的一脈斯文。
當雪山隱去英姿，當江流不再澎湃，當生命化為沉寂，而一座在風雨中飄搖破敗的茅屋，卻昭示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以中國遼闊的疆域，悠久的歷史，名勝古蹟多不勝數。而沒有其他哪一處建築，像杜甫草堂那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人的歸屬感、負重感和使命感，讓歷朝歷代的文人們如此長久地繫念，讓普天下的寒土們為之傾心和迷醉。明知道它的原跡早已不復存在，古往今來仍然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執著地要來到這裡，探一探那廢墟上的掌故，尋一尋那衰草中的詩情，覓一覓那花影間的心香，奠一奠那風雨里的詩魂。你不由感到，即使是登臨所有的名樓，拍遍天下的欄桿，還是要數這座簡陋低矮的茅屋，才是心靈深處真正仰止的高山。
微斯人，吾誰與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