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的教育巨擘、文化泰斗，一生歷經晚清、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三個時期，先後擔任晚清翰林院編修、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對近代中國學術發展貢獻極大。中國科學社是由一群留美學生創辦，團結各類人才的民間私立科技社團，從1914年創建到1960年解散，團結了一大批科學家及其社會活動家，開創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局面，促成和親歷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生髮展，在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史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蔡元培自撰年譜和口述自傳中看不到他與中國科學社關係的“蛛絲馬跡”，研究者們在討論蔡元培的科學貢獻時也大多集中在北京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上，對他與中國科學社的關係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本文通過資料的梳理，表明中國科學社在美國一成立就與蔡元培建立了聯繫。1917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加入中國科學社，當年被選為該社首位特社員。1918年中國科學社回遷國內，資金缺乏，蔡元培以北大校長身份每月補助中國科學社200元。1922年中國科學社進行改組，蔡元培成為新的董事會成員，並當選為基金監，從此成為中國科學社名譽領袖，介入中國科學社的各種活動和事業中，一直到1940年3月5日在香港逝世。　中國科學社與蔡元培的關係表面看來是蔡元培對中國科學社的支持，是單方面的，是不對等的，其實不盡然，兩者的關係是互惠的，有一個互動的發展過程。中國科學社通過蔡元培，不僅獲得了生存發展的資金，而且通過他周圍的社會網路擴大了中國科學社的社會影響，團聚了更多的科學技術人才，擴張了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力量與範圍，逐漸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文化生活中的極為重要的一支力量。自然，通過中國科學社這樣一個私立社會團體，蔡元培也尋覓到了一個可以對話的陣地，一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他的理想與抱負的空間，團結了一批可以信任與利用的人才，為他的事業如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一　1914年夏間，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幾位同學，“大家無事閒談，想到以中國之大，竟無一個專講學術的期刊，實覺可愧。又想到我們在外國留學的，尤以學科學的為多，別的事做不到，若做幾篇文章講講科學，或者還是可能的事”。於是6月10日，大考完畢就約了十來個人商議此事。趙元任在當日的日記中如是說：“晚間去任鴻雋（叔永）房間熱烈商討組織科學社出版月刊事。”“說也奇怪，當晚到會的，皆非常熱心”，“當時因見中國發行的期刊，大半有始無終，所以我們決議，把這事當作一件生意做去。……有許多股東在後監督，自然不會半途而廢了”。6月29日由趙元任、周仁、胡明復、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任鴻雋9人簽名的《科學月刊緣起》和由楊銓手寫付印的《科學社招股章程》發出。　招股成就居然不菲，於是“組織編輯部，發行期刊”。9月2日楊銓主持召開《科學》月刊編輯部第一次正式月會，討論審定創刊號稿件。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派回國的總經理黃伯芹見勢不妙，“幾乎要停辦”，還是在美社員熱心堅持，1915年1月凝聚眾多留學生心血的《科學》在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從此該雜誌雖不時有延期，但一直連續發刊至1949年共32卷，1950年出一增刊後停刊，1957年曾以季刊面目復刊，但很快又停刊，1985年，周光召等人將之再次復刊，至今仍是中國科學傳播與普及的重鎮。　可是科學社之宗旨是“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僅出刊一份雜誌“名不副實”。因此不久，社友們覺得“以雜誌為主，以科學社為屬，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於是鄒樹文正式提出改組科學社為學會。1915年4月董事會向社員發出改組通告，徵求意見，其中指出改組為學會有三大利：一、振興科學，應舉之事甚多；如譯書設圖書館等，皆當務之急，不僅發行雜誌。故《科學》雜誌當為科學社之一事業，科學社不當為發行雜誌之一手段也。二、本社為學會性質，則可逐漸擴充，以達振興科學之目的；為營業性質，則社員事業皆有限量。三、本社為學會性質，則與社員不但有金錢上之關係，且有學問上之關係；為營業性質，則但有金錢上之關係，而無學問上之關係，與創立本社宗旨不符。　社員接到通告後，大多表贊成，6月董事會派胡明復、鄒秉文、任鴻雋為新社總章起草員，10月9日以新社章寄社員討論，25日社章全體贊成通過，於是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學社改組為學會形式的中國科學社，並於是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國科學社改組為學會後，事業擴大到培植中國科技人才、提倡科學研究等等，有一個相當全面的計畫。就象英國皇家學會一成立就尋求社會支持一樣，為擴大影響，科學社成立伊始就尋求同盟軍。1915年《科學》一發刊，任鴻雋就寄往法國一本，托吳玉章尋求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汪精衛等人的支持。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除任鴻雋、楊銓是稽勛留美，曾做過南京臨時政府總統秘書，還做過報社記者，發表過文章，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外，其它人都是清華庚款第一、二、三屆留美學生，年齡小，社會聲望低。而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汪精衛等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而蔡元培、李石曾更是教育界的重量級人物，對教育與學術極為關注，在學術界聲望極高。因此中國科學社尋求他們的支持可以說找準了對象，而不至於一方面是“誠懇請求”，一方面則“置若罔聞”。　任鴻雋的第一封信現在沒有找到，不知道其具體內容。蔡元培1915年4月6日致吳稚暉信中說：“過（探先）、任（鴻雋）諸君之舉動，經先生揭破，乃了如觀火。……大約美國人偏重實利主義，因而偏重辦事手段。留美學生不免受其影響，故於此等必不可信之訊息，皆怡然信之，反令弟等不勝其駭詫焉。”不知過、任之“舉動”是什麼，也不知是“誤信”了什麼訊息。任在同年5月25日第二封信中稱：　“同人等愚見，以為國之不振，國民無學，實屍其咎。竊不自揆力之不副，就修學之暇，發起此《科學》雜誌，將以為傳輸學術之機關，作起國人好學之志氣。……幸得國內外同學匡助，尚得繼續無替。然科學大業，而同人學識譾陋，知不足副椎輪之任。諸先生德業文章，為世尊仰，若能不吝金玉，賜以宏篇，則不獨本雜誌之光，實社會之導也。讀復康南耳同學書，責同人以養成新中國復活之種子，同人駑劣，何能副先生等重望。然區區此心，苟利國家，不敢撣勞，以此自誓，並望先生等之助成之耳”。　可見蔡、李等對“過、任之舉動”有回音，並勉勵他們成為“新中國復活之種子”，當然我們還是不敢肯定此“舉動”就是發刊《科學》，因為任信中講到吳玉章告他蔡等沒有收到第一封信，所以才有這封信。從中可看出任鴻雋等自感才力不足，學識淺薄，需要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望先生等助成之”，希望他們向《科學》投稿。蔡元培、李石曾的回信中對留美學生不受西方宗教影響，專播科學大加讚賞：　“欲救吾族之淪胥，必以提倡科學為關鍵，弟等絕對贊同。伏讀《科學》雜誌例言，有不涉宗教一條。又雜誌發端，揭一以科學與宗教宣戰之G氏（指伽利落－筆者）以為模範，想見諸君子所提倡者，誠純粹之科學也。夫實驗之科學與肊造之宗教，本不相容，徒以科學自有範圍，不能不留有存而不論之餘地，宗教家遂得假零星之科學知識以張其教義，以莠亂苗，其害乃轉較蒙昧之宗教為甚。……留美同學，不患其不勵於學，而患其毗於教。……弟等在此，常以促進教育，改進社會之責任互相策勉”　贊同提倡科學是救國關鍵的觀點，以改進教育、改良社會之宗旨相勉。雖然私下裡蔡等認為《科學》專談物質科學，範圍狹窄，但他從學問整體上觀察，仍認為《科學》出刊“亦足以為學術界一方面之代表，將來此間所出雜誌，大約不免偏重社會一方面，即以石曾先生所舉互相投稿，遊學互換地點等法為補助，亦分工之義也。”流露了與科學社聯絡互助的願望。　蔡元培等人在法國與中國科學社之合作沒有下文，至於他們這些“德高望重”者向《科學》之投稿更是沒有影子，他們“偏重社會”的雜誌自然也難見影響，“分工合作”之美意完全落空。後來李石曾也回憶說：“憶科學社在美發起之時，鄙人在歐即得通告，甚表同情。”這倒是實話，僅僅是表同情而已，口惠而實不至，當然，對處於發展創立的中國科學社而言，同情已經是不小的支持。　蔡元培等人認為科學社同人專注於物質科學方面，因之而失之全面，而他們自己的工作僅僅停留於言論建設方面，所謂“搖旗吶喊，真是代表我輩現在之言論，無論談政談學，均不過爾爾，不知何時始能露頭角於世界”，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案沒有具體落到實處。這也許是他們認為的美國文化與法國文化之不同影響的結果，但更為可能的原因是他們與新一代留學生之間的文化差異。因為一些學習科學技術的留法學生，不僅也發起成立中國學群等科技社團，而且要求與中國科學社合作，並投稿《科學》，有些人如何魯、羅士嶷等還加入中國科學社，積極參與中國科學社的活動。可見中國科學社一成立就與留法的蔡元培建立了關係，而且希望蔡元培等從旁協助中國科學社的發展，但是蔡元培反應不是很積極，二者之間的關係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科學社作為一幫學生之組織及其事業，需要繼續尋求社會的支持。於是我們就看到了1916年1月發刊的《科學》第二卷第一期上有多位名人題詞獎勉。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獎勵有加，“衷心地祝賀你與你的同仁在你們選擇的領域已經取得的成功，並預祝你們在科學知識的傳播上永遠繁榮滋長”；伍廷芳、唐紹儀、黃炎培、沈恩孚等也有提攜詞句。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也步入“題詞”行列。1月15日為《科學》題詞，登載在《科學》第3卷第1期上，同期還有黎元洪“大總統”和“前農商總長”張謇的勉勵。蔡元培的題詞如下：　民之初生有神話而已，進而有宗教，又進而有哲學，是謂學之始。學有二道：曰沉思，曰實驗。哲學之始，沉思多於實驗，雖有形之物，亦資以懸想定之。及實驗之法既備，凡自然現象皆分別鉤稽成為系統之學，而哲學之領土半為所占，是為科學之始。至於今日，則精神界之現象亦得以研究，物質之道sai理之,而建設為科學,如心理學.是而實驗教育學、實驗美學亦遂緣是而發生，有成立科學之希望。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學之領域，自玄學以外將一切為科學所占領，科學界之發展未可限量。科學社諸君勉乎哉！　在題詞中不僅表達了他關於科學發展歷史之哲學觀點，而且預言科學發展之遠大前景，勉勵科學社成員們努力進取。同年3月他與同校算學教師張崧年（張申府）同時加入中國科學社，當月一同入社的新社員共11人，還有經利彬、謝恩增等，《科學》公布蔡元培情況為：英文名Y.P.Tsai，專業哲學、心理學，通訊地址北京大學。　如果說留法時期的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的關係，在蔡元培一方是被動的，而且他對中國科學社也沒有實質的幫助，在北大校長任上給《科學》題詞，也還是停留於提攜鼓勵中國科學社的角度，有居高臨下的意味。那么3月份他的入社，表明他與中國科學社的關係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梯，他已經採取主動，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們不知道蔡元培是通過什麼途徑、是出於何種考慮參加中國科學社的，以他此時北京大學校長的職位及其他的社會聲望與社會地位，似乎不必親自出馬入社成為一名普通的社員，他後來似乎再沒有以一般成員的資格參加過其它任何學術團體。但是我們只要聯繫蔡元培此時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他加入中國科學社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對於1917年的中國，雖然國家已切實進行新式教育十餘年，民國也成立了幾個春秋，“實業救國”似乎正是潮流，“新文化運動”仿佛正如火如荼。但這些僅是漂浮於水面的油膜，更本質的是尊孔、祭孔日益喧囂，復辟鬧劇不時上演。雖有大批留日學生和一些留美、留歐學生回國，但科學技術人才仍然缺乏，供他們發揮才能的科研機構幾乎沒有，集合人才的學術團體也只有在南京、上海成立的影響極小、範圍狹窄的中國林學會、中華農學會等，中國科學社與丙辰學社還沒搬遷回國，偌大的中國只有南京高等師範等少數學校和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是這些人才的積聚地。沒有經過蔡元培改造的北大，“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乾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深淺，惟問官階之大小。”為改變這種狀況，他提出了“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的辦理大學理念，以後也不斷地發揮這一理念。空谷足音，雖然響亮，但應者稀少，同道寥寥。而中國科學社之宗旨為“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科學之發達”，“研究學術”剛好與他的大學理念一致，他加入中國科學社，在其中不僅可以找到知音，尋覓到同道，而且還可以通過這一團體團聚他所需要的研究學術的新式人才。　蔡元培的加入中國科學社，對蔡元培而言，表明他贊同中國科學社的社章與宗旨，他願意為中國科學社的繼續發展貢獻力量，他要與廣大社員一起“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但對中國科學社而言，他的入社不僅僅是新增一個普通社員而已，而是為擴大中國科學社的社會影響增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砝碼，中國科學社可以通過蔡元培及他的社會網路，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來團結在中國科學社周圍，可以爭取到更多的社會資源，使中國科學社得以正常發展，使中國科學社可以在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說蔡元培可以成為中國科學社內“登高一呼”而“響者雲集”這樣的人物。當然這些僅僅是邏輯推理，歷史事實如何，還有待後來的發展驗證，也許蔡元培僅僅是“逢場作戲”而已，因為對任何一個組織而言，大多數成員對其發展影響很小，只有那些社團領導和積極參加、關心社務者才會對社團發展有大貢獻。　1917年9月在美國羅得島布朗大學召開的中國科學社第二次年會上，蔡元培當選為首位也是當年唯一的特社員，同時張謇為名譽社員，伍廷芳、唐紹儀、范源濂、黃炎培為贊助社員。根據1915年10月25日通過的“中國科學社總章”第五條規定，“凡本社社員有科學上特別成績，經董事會或社員二十人之連署之提出，得常年會到會社員之過半數之選決者，為本社特社員”。按此規定，蔡元培當選為特社員有一些勉強，因為他在科學上並沒有“特別成績”，他不是科學家，即使作為北京大學校長這樣一個機關領導，當時來說對中國科學還是無甚“特別成績”。如果從蔡對科學之提倡與對中國科學社的贊助來說，與伍廷芳等人一起成為贊助社員倒是“名正言順”。但是贊助社員是給予那些對中國科學社有一定贊助的社外人士的，而蔡是社員，因此成為特社員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從此，蔡元培不僅是中國科學社之一員，而且是地位有些特殊的一員，要為中國科學社的發展壯大擔負起其應有的責任。二1918年中國科學社第三次年會召開後，總部遷回國。對於中國科學社回國後的命運，其領導成員早有過各種各樣的擔憂，楊銓在1916年第一次年會曾指出，“無論辦什麼事起頭精神總好，團結力亦堅固，但時間越久就漸低，團結力也漸衰”，面對大多回國社員沒文章寄編輯部，他警告，“恐怕編輯部離開美國時候就是(《科學》)月刊關門時候”。第二次年會時，任鴻雋也呼籲國內社員負起維持社務的重大責任，否則“歸國者多一人，本社辦事者即少一人，……至本社全體社員歸國之後，即為本社閉門之時”。1918年在美第三次年會上，時任教育總長范源濂雖大加鼓舞，“辦事不難，難在無恆，果能堅持到底，籌款亦易，況科學社在中國為此類學社之僅有，故無與人競爭之虞”。回國後情形到底如何呢?　留學生歸國之初大都意氣風發，不久即被國情所限變得意志消沉。當時中國社會提供給留學生施展才華的空間極小，需要他們自身的創造與努力。留美學界對之認識較清：“一言以蔽之，即歸國後無正當之用途。無論在外國時所習何科，歸國後輒以官吏及教員兩途消納之，此外雖有間執他業者，亦多用非所學。”他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政府、社會和留學生自身三者都難逃其咎，政府“有培植新人才之誠意，而無用新人才之決心。……乃以官爵羈糜之。”可官爵數量是有限的，於是“復設留學生考試以限制之”。從社會方面來看，“社會上屬望於留學生者太奢，而責效於留學生者太亟。小試不效輒相詬病，而無始終信賴之誠心。”用人“情面之見深，地方之誼重，於是無職業智識者遂得以濫竽充數，而有職業技能者反因以抱璞終身”。從留學生一面來看，首先，不以“是否與性情、所學專業相宜為準繩”，而為作官為宰思潮所左右，“莫克自拔”。第二，尋找工作太急於求成。一歸國不事考察選擇，就急急就業，結果稍不順心，則“以天下事之無可為而悉聽之。”其實政府的以“官爵羈糜之”政策與留學生之“為官作宰”心理是一拍即合，是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餘蔭，也是中國人至今難以擺脫的“緊箍咒”。但是對當時歸國留學生而言，更為嚴峻的現實的社會提供給他們的機會太少，而他們自身又缺乏自力更生闖天下的心理準備與知識結構，碰壁自然難免。中國科學社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陳藩1917年夏天歸國，就任湖南保湘公司總工程師，他在致友信中有言：“吾始欲有為，今則頹然自廢，蓋獨居深山，無與為助，志及之而行不逮，反亂吾心，不如其已。”不幸於1918年11月病逝。更有甚者，留學歸國的許多學識過人的專門人才找不到工作，或閒居或返美教書，使任鴻雋有嘆：“似乎吾國費時傷財好容易造就的幾個人才，其結果不委之溝壑，即驅諸鄰國”。而作為中國科學社最主要的領導人，任鴻雋自己起初立意“以一年作調查，三四年作預備，五年之內或教育或實業，辦出一件新事業”。可在為熊克武買回的四川鋼鐵廠機器成廢鐵後也只得轉入大學教書去了。　同時對中國科學社而言，還存在由於全國進行科學研究人才的稀少導致《科學》沒有科技成果刊登，由於沒有科研機構可以合作、更沒有進行科學交流的科學共同體，自然也缺乏共同興趣之社會資助等困難，而出版界對發刊一般雜誌已經不太熱心，對科學期刊這種難以賺錢的營生更是不會主動出擊，象《數理化雜誌》、《理工界》等都由於資金沒有保證而停刊。因此中國科學社回國後，首先面臨的是生存危機，而《科學》也就有無米下炊而停刊的危險。楊銓1918年12月11日致信胡適，“《科學》編輯事亦不了，無一人負責，大有民窮財盡之象，足下歸京，宜有以助之，盼盼。”次年4月22日再致信胡適“月內《科學》編輯又將由銓擔任。……擔任則不知從何處得文章，兄能以講義幫忙否？此事極重要，吾輩能在國外辦報，不能在國內維持之，豈非笑話。”《科學》沒有稿件刊登等還不是中國科學社面臨的最大的困難，經濟上的窘迫更為致命。1918年社所遷回國後，《科學》有8個月因無錢而停刊。中國科學社面臨著與當時諸多團體一樣的窘境，那就是宣告“破產”。在這種情況??科學》發刊的胡明復致信北大校長蔡元培請求幫助：　“社中經費，邇來異常支絀。美洲原有之特別社員，自歐戰爆發後，生種種困難，所認捐款，竟至不能繳納。今年所有賠貼，須由國內社員分任之。現每月約印《科學》一千本，內四百本，分寄各地社員，售出之數，約四五百元，每月虧空約二百餘元。若能每年有經常津貼三千元，則社中出入，或可相抵。若蒙大力周全，代為一籌，使社事不至中途廢置，則他日有成，《科學》之幸，亦吾國之幸也。”　1918年9月25日北京大學編譯處在校長室開會，到會者有劉叔雅、馬寅初、陶孟和、胡適、王星拱、李石曾、李大釗、高一涵、陳百年、宋春舫、陳獨秀等。蔡在會上報告，指出“以科學社為吾國今日學界惟一之研究學問團體，《科學》為吾國今日惟一之科學雜誌，決不能坐視其中輟。且科學社諸君所計畫之事，如編輯書籍及辭典等，均與編譯處互有關係。而編譯處所有賴於科學社者，略有三事：（一）請調查科學圖書，並為代購（因社中從事調察各種書目，備建設科學圖書館）。（二）共同商訂譯名。（三）科學社編譯之書，可送編譯處審定，由編譯處出版（因編譯處專任編譯之員，頗不易得）。”於是提議編譯處與中國科學社在上述三件事上進行合作，而每月從學校編譯處經費中撥出200元補助中國科學社，“到會者皆贊成”。　每月200元，每年2400元，離所請3000元相差無多，本來胡明復是請求蔡元培“代為一籌”，不想結果是蔡元培從北大拿出，中國科學社自然喜出望外。國內董事很快通過與北大的合作條款，並由社長任鴻雋正式答覆蔡校長：“孑民先生左右。前月二十六日由美抵滬讀先生致胡明復書，知北京大學編譯處月助《科學》印刷費二百元，極感公誼。所示交換條件三件，科學社同人認為彼此交益，舉無異議。關於調察書籍事務，已由鴻雋函達在美分股委員會長陸君費執，囑將從前已經著手調察之書籍名目，重加厘定，未全者補之，不足者增之，期盡本年新出書籍為止，於半年以內，匯齊寄交北京大學，以憑擇購。至購書一事，本社去年曾與美國各書店交涉，援待學界例，對於本社購書，特別減價已得允許者，計十餘家。北京大學購書，如在與本社特約之書店內者，當然能享此種權利。……又本社現擬籌集基本金三萬元，為設立事務所、圖書室及維持雜誌等用，擬請先生及范源濂、胡敦復二先生為基金監察員，以取信於社會，先生當不推拒。募捐時，尤擬借重大力為之提倡，庶幾登高一呼，應者必眾。以先生吾黨之望，遂不免有無厭之求，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北大既然月助200元，已麻煩蔡元培不少，還要請蔡元培充當募集基金監察員，以“借重大力為之提倡，庶幾登高一呼，應者必眾”，以蔡元培的名聲作招牌，確實有“無厭之求”的嫌疑。雖然蔡元培作為中國科學社的特社員有促成中國科學社生存發展之責任，但讓他一個人出如此大力未免有些“過分”。中國科學社於是與北大積極展開合作，1919年1月10日，中國科學社董事會發出“特別啟事”：“……以北京大學之交換條件言，本社月受大學助費二百元，對於大學即有‘代為調察書籍及共同審定名詞’之責任。在分股會諸公，若不切實進行，何以盡條約上之義務而保持本社之信用與名譽。”　我們來看看北大與中國科學社合作之基礎怎樣，蔡元培等人之決定是否“師出有名”。北大編譯處章程規定其宗旨為“擴充本大學學生參考資料及對於一般社會灌輸知識”，主要事務為“徵集編譯員”、“商訂應行編譯各項書籍”、“審定編譯各稿”、“與特約印刷所接洽”。可見其主要任務是編譯書籍與審定編譯書籍並出版發行，與調察書籍、審定名詞沒有多大關係，也就是說與中國科學社之合作僅在第三項上是符合編譯處章程的，而其他兩項仿佛是超越了編譯處規定。因此北大與中國科學社之合作在北大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尋找一個名目給予中國科學社以幫助，這雖然在客觀上為中國科學社之發展貢獻了力量，但同時不得不承認，蔡元培等人之決議是違反編譯處規定的。　在中國科學社方面，1915年10月25日通過之社章，規定了“書籍譯著部管理譯著書籍事務”、“圖書部管理本社圖書及籌備建設圖書館事務”。初董事會任命陳藩為書籍譯著部臨時委員，他在至社員們的通告書中說：“查設立譯著部之初意，實痛夫吾國學術之衰廢，國家銳意興學已數十年而成效不著，時至今日而國內各等學校中之學科尚乏完善之漢文教科書，至於科學名詞，尤屬亂雜無定，……令讀者如捉迷藏，莫悉究竟。於是欲研究學術者，非藉助西文不為功，甚且與友朋討論學術亦有非適用英文不能達意者。”有鑒於此，科學社設立書籍譯著部，一“聯合多數學者互相研究，擇泰西科學書籍之精良者分門別類，詳加譯述，以供國人之考求”；二“對於科學名詞嚴加審定，以收統一之效；使夫學術有統系，名詞能劃一，國中學子不必致力於西文而有所資”。可見該部之成立，主要目的是進行科學本土化，翻譯科技書籍、審定科技名詞是他們工作重心。1917年修改章程，書籍譯著部取消，其責任歸之分股委員會。　在書籍調察方面，分股委員會已發出書籍調察收集卡片填寫模式，要求各股努力從事。在名詞審定方面，1916年夏間中國科學社組織有名詞討論會，舉有周銘、胡剛復、顧維精、張準、趙元任助成之。在其“緣起”中說，科學輸入，“舍審定名詞末由達”，而雖然國人在名詞審定上已花費不少工夫，但成效極小，“同人殷憂不遑，因有名詞討論會之設，為他日科學界審定名詞之預備”。後來這個任務也歸之分股委員會。　可以說中國科學社在北大要求合作的幾個方面已有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有合作的基礎。但是隨著分股委員會的逐漸消失，中國科學社與北大的合作之基礎也就沒有了，後來北大補助情形如何也就沒有下文，在中國科學社自己所編訂的各種大事記中也沒有北大補助這一條目。　《科學》可以發刊了，但中國科學社的發展還需要經費。於是發起五萬元基金捐款（而不是任鴻雋上面所說三萬元），蔡元培、范源濂分別寫了募捐啟事，下面是蔡元培所寫啟事：　“當此科學萬能時代，而吾國僅僅有此科學社，吾國之恥也；僅僅此一科學社而如何維持如何發展尚未敢必，尤吾國之恥也。夫科學社之維持與發展，不外乎精神與物質兩方面之需要。精神方面之需者為科學家之腦，社員百餘人差足以供應之矣；物質方面所需要者為種種關係科學之設備，則尚非社員之力所能給，而有待於政府若社會之協助，從徵集基金之舉所由來也。吾聞歐美政府若社會有力者，恆不吝投巨萬貲金以供研究科學各機關之需要。今以吾國惟一之科學社，而所希望之基金又僅僅此數，吾意吾國政府若社會之有力者，必能奮然出倍蓰於社員所希望之數以湔雪吾國人漠視科學之恥也。”　可見蔡元培認為，中國科學社要募集5萬元基金是非常容易的事體，而且他除一般意義的募捐僅僅及於社會而外，對政府有大希望。而范源濂的啟事中基本上持同一調子，先是論說一番科學救國的大道理，然後說中國也明白此一要著，可“言者雖多，其能竭智盡慮以振起科學為唯一職志者，舍中國科學社外，吾未見其二也。該社創辦科學雜誌，嘉惠學林，亦既有年。茲擬募集基金五萬元，為籌辦圖書館及維持雜誌之用。鄙人美其前途之志並樂觀其成也，……”　於是我們看到了中國科學社是如何在利用蔡元培“這顆大樹”，而蔡元培又如何以他的社會網路來影響中國科學社的發展進程了。可見中國科學社回國初期與蔡元培的關係進一步加強，蔡元培成為對中國科學社資助最為有力的人物之一，對中國科學社的繼續生存和發展厥功至偉。可惜該基金的募集結果也許是蔡元培及其中國科學社眾位社員們沒有想到的事。任鴻雋從1918年底開始先後在廣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武漢、成都、重慶等地歷訪各界名人，進行募捐，可到次年4月才捐不過一萬有奇，到1922年7月仍與目標相差甚遠。當時中國經過所謂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發展，雖然社會有所好轉，但畢竟是中華大地狼煙一片，正常的社會生產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阻礙，而中國社會又缺乏民間資助科技發展的傳統，這一結果也還是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　中國科學社雖然在王伯秋等社友的支持下，教育部1919年11月撥給南京成賢街一房為社所，1920、1922年先後在南京建起了圖書館與生物研究所。但老社員由於各種原因，對社務不再熱心，新入社社員雖然1919－1920年還有近70人，但很快有民窮財盡之象，1920－1922年兩年中新入社社員不到20人。為了繼續發展，適應新的形勢，中國科學社必須進行再次改組，尋找新的發展途徑。三　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江蘇南通召開第七次年會，通過新社章，完成第二次改組。改原董事會為理事會，而重新設立新董事會，由蔡元培與張謇、馬相伯、汪精衛、熊希齡、梁啓超、嚴修、范源濂、胡敦復等9人組成，對外代表該社募集基金和捐款、對內監督社內財政出納，審定預決算，保管和處理社中基金和財產。可見中國科學社主要是利用董事會這些社會名流的社會聲望來擴大該社的社會影響並募集基金，以維持擴大社務。從此蔡元培作為中國科學社的名譽領導人，深深地介入了中國科學社的各項事業與活動中。下面是蔡元培從1920年到抗戰前夕參加中國科學社活動的主要時間表。　1920年左右，當選為中國科學社北京社友會理事長，同年10月3日，北京社友會開暑期後第一次會議，“歡迎新到北京各社員，並討論社務進行”，由理事長蔡元培主持。因蔡不久將赴法考察，辭理事長職，由任鴻雋代理。　1921年9月14日回國到上海，?社邀晚餐於大東”；18日回北京，19日午後任鴻雋來言“擬於二十五在科學社社友會演說”。25日，北京社友會開會歡迎蔡元培，蔡演講《歐洲科學近況》，有“出外九個月，未曾有利於本社，抱歉之至”等語，並言邀請愛因斯坦、居里夫人來華不得，“世界各大科學家心目中皆無中國。今吾既有此社之基礎，將來或可希望有與歐洲科學家聯絡之日也。現在歐洲人民生活極難，食物皆不自由，而研究科學仍日進步，不遺餘力。中國人安居樂業，而無人注意及之，甚可惜也。今可借本社立一提倡科學之基礎。”　1922年8月8日，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蔡元培、汪精衛、黃炎培、丁文江等發來賀電；該年在南通舉行年會，蔡元培本來要到會，但因“足疾復發中止”，發來函電致賀。　1923年由蔡元培、張謇、馬相伯、汪精衛、范源濂、梁啓超等人具名，上書政府請撥賠款關稅資助中國科學社，其中談及學術團體是科學發展之基礎，並加以誇大，說如果沒有英之皇家學會、法之科學院，“是無今日之科學也”，而美國也有“斯密生學社”、“卡列基學社”。這些組織不是私立，就是政府資助，而科學研究必須借重這些組織，“故西方先進諸國，皆視此種學術團體與大專院校同時並重，建設組織之唯恐不及”。“吾國近年以來，群知科學之重要矣，顧提倡科學之聲雖盈於朝野，而實際科學之效終渺若神山，則以實際講求者之缺乏，而空言提倡之無補也”。現在中國科學社“講求科學，為吾國樹實驗學術之先聲”，幾年來得到社會各界之支持，成果卓著，《科學》雜誌發行7年，“實國內學術雜誌之最有價值者”，現在計畫設立研究所、博物館等，“徒以為經濟所限，未能即行。元培等伏見太平洋會議後，各國退還賠款及加抽關稅皆將成為事實”，所以“擬請中央於前項款下撥出一百萬元作為補助學術團體開辦研究所、博物館之用，……庶幾吾國科學得所依藉以圖發達，不惟可與西方學術界並駕齊驅，國家富強之計，實利賴之。……再科學事業為近世文化標準，興辦與否，各國具瞻，如能撥款興辦，各國瞭然於吾國熱心科學之真意，於促成退還賠款，不無裨益”　1926年2月17日，上海社友會舉行新春宴會，蔡元培演講，主旨為科學研究與實用，“科學家研究一事一物，亦不究其效用所在，正所謂無所為而為。科學家本人，僅覺其研究之有興趣，至研究之能否成功，結果如何，非所暇計。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此即科學家研究科學之精神。”　1927年9月3－7日，中國科學社第12次年會在上海舉行，蔡元培與會。3日，開幕式在上海總商會舉行，董事蔡元培主席。4日蔡元培進行題為《各民族記數法之比較》的公開演講，6日代表科學社答謝上海各團體，演說科學與人之關係，並希望科學社同人“應報定宗旨，努力研究，以期科學之套用，決不因政局關係而中止”。同年11月當選為南京社友會理事長。　1928年3月4日午前十時，中國科學社追悼范源濂。蔡元培主席，挽范源濂聯為“教育專家，最憶十六年前同膺學務/科學先進，豈惟數百社友痛失斯人”。同年任在蘇州舉行的第十三次年會委員長，但由於“公務紛紜”不及趕到。　1929年6月19日蔡元培參加中國科學社基金保管委員會和理事會聯席會議。11月2日，明復圖書館舉行奠基儀禮，蔡元培主持，他先演講建立明復圖書館紀念胡明復的意義，然後感謝孫科對建築圖書館經費的大力支持。參加1930年上海社友會新年同樂會並演講。1930年8月出席在青島舉行的中國科學社第十五次年會並主席。在開幕式上講話，希望中國科學社進一步發展，並提高科學研究水平，生物研究所多招收研究生，培養人才：“最初在南京社中，創立生物研究所。內中研究員皆是學校中人，一方面擔任教授職務，一方面從事研究生物學，後來研究的成績很好，並且造就出許多生物學的人材。現在有許多好生物學者，多是那時候的學生。現在生物研究所很是發達，我們意思，待社務再進發展，更須多招研究生，訓育中國科學人材。”同年10月在中國科學社15周年紀念會上，蔡元培要求中國科學社社員按學科分組，以解決國內出現的需要解決的相關科學問題，因為他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不能解決這方面的困難，“如是倘有一問題發生，可以立即提交與之有關係之小組共同研究，……即可以得到全國科學家之注意研究，其收效必宏”。　1931年元旦，明復圖書館舉行開幕典禮，蔡元培主席，他談及科學家對圖書館之重視及科學社創建圖書館的歷史，並希望中國科學社能借著本次書版展覽會的舉辦，將來建設一個象法國和德國一樣的專門的書版博物館。10月廣州社友會歡迎他，他再次希望中國科學社分組與全國學術界進行分工合作研究。　1934年4月19日，“今年中國科學社往四川開年會，由西南科學院盧作孚、曾義等招待，甚周到。社中以石刻日晷贈之，作為紀念品。要求作銘，已寫發”。　1935年1月12日，“午後三時，以宋漢章辭中國科學社之基金保管委員，在社開會，宋君交出單據，由徐新六接收”；30日，科學社召開董事會、理事會聯席會議，“推胡敦復加入基金監，由基金監與專門家徐新六、竹垚生合組基金保管會”；2月6日晚，“中國科學社在國際大飯店開上海社友會聯誼會，我與雲五、巽甫演說，有音樂七次”。　1936年1月19日晚，“科學社上海社友會在國際俱樂部開新年同樂會，並為我祝壽有口琴會音樂，……音專有《敬祝蔡院長孑民先生千秋詩》如左：是藝人和學者的父親/博大的藝人和精明的學者的父親/作社會和人生的模範/善良的社會和莊嚴的人生的模範……”會上馬君武代表科學社致詞，蔡有答詞；3月23日，法國大數學家達瑪(G.Hadamard)到滬，晚“由我代表本院（指中央研究院）宴哈氏及其夫人於新亞酒店”，中國科學社、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等代表作陪；次日，中國科學社等宴請哈氏，蔡元培主席；4月18日，中國科學社宴中基會董事，“尤對金叔初捐入二十年來所搜關於貝殼學的書籍與雜誌二十餘本（值五萬元），表示感謝”；8月7日，“科學社茶會歡迎王季梁、沈義航二社員自海外歸國”，王報告說其所研究者關於分析化學，“在美考察稍詳，游歐太忽促”。　上述蔡元培參加中國科學社活動表明，他作為中國科學社之董事，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是名譽職務，但是他比所有其他董事如張謇、嚴修、范源濂、梁啓超這些早逝者和胡敦復、馬相伯及汪精衛這些晚逝者等，都更熱心於中國科學社之事業，也比其他一些擔任理事者更關心社務。1935年7月，蔡元培發表聲明辭去兼職、停止接受寫作與介紹職業，宣布辭去兼職23個，包括一些學校的董事長、董事、校長，一些團體的董事、會長、評議及會員等，諸如中基會董事及董事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中國公學校董兼董事長、中國經濟統計社社員等，但是沒有辭去中國科學社董事及基金監，這表明中國科學社是他一直關注傾力的事業。蔡元培是個“科學救國”論者，他認為學術團體是科學發展的基礎，這在上面1923年上政府撥款書中有很好所論說，這樣中國科學社為他“科學救國”理念提供了社團組織方面的施展空間，他積極參與中國科學社的活動也是他“科學救國”理念演化為實踐的另一途徑。中國科學社團結了這樣一大批當時中國社會頂尖科技人才和一些社會科學人才，他可以通過他們來實現他的理想與事業。當然他的這些活動對中國科學社之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擔承為中國科學社集資、募捐的任務。如由他與其他董事的活動，中國科學社從1923年1月獲得江蘇省政府國庫每月撥款2000元，1927年12月獲得南京國民政府40萬元之國庫券資助，還有上述1923年上書北洋政府請撥款，1935年前後與其它董事吳稚暉、孫科、馬相伯等共同發起50萬元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基金募集等等。資金是任何團體和組織發展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金錢來源，中國科學社作為一個沒有固定收入、而且自己也不能創收的私立社團，要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他對中國科學社寄予厚望，希望它擔當起發展中國科學技術之重任。中國科學社在國內開展活動時，中國科學技術還處於草創階段，加之中國缺乏“純學術”的治學態度，缺乏科學研究的學術氛圍，科技發展困難重重。雖然中國科學社一開始就提倡科學研究，與蔡元培辦理大學的理念相切合，但轉移社會風氣不是短期內能奏效的。因此蔡元培1920－1921年在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狀況後，有上述1921年9月的講話，希望以中國科學社為基礎，提倡科學研究，發展中國科學，然後擔當起聯絡國際科學之重任。雖然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科學社的諸多計畫沒有實現，最後也沒有完成他的願望，但他主持之中央研究院承擔了這一責任。中央研究院與中國科學社之間的合作也極為成功，例如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與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研究所分工合作，“一般說來，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集中力量對沿海生物進行分類，中國科學社則側重於長江流域，而靜生生物調查所與北平研究院的重點是華北的生物分類”。　第三，他作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國家機關中央研究院院長，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肩負極為重要的任務，因此他對科學家的精神、科學研究的實質、如何協調各科研機構與科技社團的關係、如何發展中國科學技術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在中國科學社的不同場合宣揚科學家治學、科學研究的精神，這在前面已有敘述。為了更好地發展中國科學，他要求中國科學社重新組織當初分股委員會模式的機構，以收到各團體、科研機關分工合作的效果。雖然中央研究院“實綜合先進??義而成”，但它並沒有真正擔負起這一責任，“中央研究院設立各所，本具此種志願。但因種種關係，不能見諸事實。吾覺這一件事，由科學社辦理最為適宜。”本來中央研究院除實施科學研究而外，還有“指導聯絡獎勵學術之研究”的責任。可是中央研究院到1948年首屆院士選舉成功後才體制化初步完成，而勉強擔當此任。中國科學社在向全國自然科學學會聯合會或全國科學促進會的角色轉換過程沒有完成，使其在未來各專門科學學會林立之局面下處於一尷尬地位，這自然沒有實現蔡元培之所希望。　這些只是蔡元培直接參與中國科學社的各項活動對中國科學社產生的重要影響，對中國科學社發展影響更大的是蔡元培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聲望這一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源。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成功不僅確立了他在教育界的泰斗地位，而且使他桃李滿天下，這些學生在近代中國各項事業上都留下足印，中國科學社通過蔡元培不僅吸收這些學生成為其成員，而且經這些學生將其影響擴展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規劃全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科學社也通過蔡元培將其影響擴張到這方面。1929年5月21日丁文江致信胡適，告訴他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資金太少，所長秉志希望中基會將補助提高，丁文江認為任鴻雋方面不成問題，“但是必須向蔡先生方面疏通。第一，蔡先生要在南京辦博物院的，要告訴他生物研究所是博物院的根本。第二，要說明研究所、博物院又是兩件事，不能合併的（這是農山的意思）。我給他出主意，親到上海給蔡先生談談”。丁文江希望胡適從旁協助幫助秉志實現目標。中國科學社利用蔡元培要在中研院設立博物院的想法而發展中國科學社自己機構，當然後來中研院博物院建立了，並發展成為動植物研究所。　蔡元培曾說：“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學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中國科學社雖然不是一個大學，但是它是一個“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學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的私立科技社團，它符合蔡元培的理想。自1922年中國科學社改組後，在蔡元培等人的關心和支持下，中國科學社突破發展瓶頸，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從社員人數看，1922－1923年10月社員增加了105名，其中有未來的8名首屆中研院院士。以後入社社員更是猛增，到1930年達到1005人，1936年為1870人。其他事業也有突飛猛進之勢，1922年成立的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肅的領導下，團結和培育了一大批生物科學家，為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各個分支奠定了發展基礎，其作用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而相繼在南京和上海成立的圖書館，不僅為科學家們進行科學研究提供了資料，而且對公眾開放，普及和宣傳了科學知識。《科學》的持續長期發刊、《科學畫報》的創刊、各種展覽會的舉行同樣為科技傳播與科技交流貢獻了力量。持續不斷的年會不僅為科學家們進行科學交流提供場所與機會，而且將科學技術知識也傳播到了年會所舉行的區域。1930年成立的科學諮詢處解答各地的科學疑問，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設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專門進行科學書籍與期刊的印刷。此外還在科學名詞審查上、國際科學的交流上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四　蔡元培將中國科學社作為其“提倡科學”的試驗地，對中國科學社的生存發展貢獻了極大的力量，而中國科學社也為蔡元培的事業提供了組織條件與人才積累。在蔡元培一生中，北京大學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在他對北大進行整頓過程中，吸收新人才是關鍵。胡適1917年回國任教北大，他作為早期中國科學社社員雖然對中國科學社活動興趣不是很大，但他與任鴻雋、楊銓、胡明復、趙元任、周仁等人留美時就是同學加朋友，與任鴻雋、楊銓在中國公學時就很熟悉，曾作過中國科學社的理事。通過這層關係，北大聚集了一些中國科學社社員，對北大的發展起了相當作用，蔡元培也說：“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1919年11月任鴻雋為辦四川鋼鐵廠赴美考察，胡適請他為北大聘請人才，6日他致信胡適，告之顏任光已到英國，而趙元任未必肯回國，張奚若還未畢業，並說“你們儘管收羅文學、哲學的人才，那科學方面（物理、化學、生物等學）卻不見有擴充的影響，難道大學的宗旨，還是有了精緻的玄談和火荼的文學，就算了事么？”朱經農也勸老任（任鴻雋）、老趙（趙元任）、老梅（梅光迪）、老楊（楊銓）、顏任光都到北大去，可惜當時僅顏任光一人到了北大。顏任光對北京大學物理系之創建與發展有極為重要的貢獻，當時學界有南胡北顏（南方南京高師胡剛復，北方北大顏任光）之稱呼。後來任鴻雋、唐鉞等也相繼到了北大。任鴻雋1920年秋到北大任化學系教授，陳衡哲也應聘就任歷史系教授，不久與任鴻雋結為連理。唐鉞是中國近代心理學奠基人之一，1920年獲哈佛大學博士，時逢蔡元培游美，應聘到北大心理學系。1922年北京大學評議會所聘請的自然科學季刊編輯成員為馮祖荀、秦汾、顏任光、丁西林、李書華、陳聘丞、王星拱、李四光、王霖之、譚熙鴻、湯爾和等。其間有許多與中國科學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秦汾192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社理事，丁西林1921年當選為司選委員，譚熙鴻1922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時為大會主席（時任北大生物系主任）、1922年當選為司選委員，李四光後來也成為中國科學社重要領導之一。蔡元培的改組北大成功，中國科學社在人才提供方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然中國科學社作為一個科技社團，其人才積累與組織準備對中央研究院貢獻最大。中央研究院最早準備成立地質、理化實業、社會、心理、氣象等研究所，各所籌備委員如表一。雖然整箇中研院是以蔡元培在德國、法國所見政府支持科學研究模式建立起來的，但各研究所的成立及其發展不能不受到這些籌備委員的影響。這些委員除少數幾個人外，都是中國科學社成員，其中翁文灝、趙石民、宋梧生、胡剛復、李熙謀、周仁、楊銓、唐鉞、竺可楨、李熙謀、吳承洛、諶湛溪、曹梁廈、丁西林等都是中國科學社的領導成員。　研究院早期主要領導人幾乎都是中國科學社領導人，特別是王璡、周仁、楊銓、竺可楨、唐鉞等，而丁西林、李四光、王家輯等又與中國科學社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楊銓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與組織上作用極大，當他1933年6月被害後，蔡元培致悼詞曾說：“中央研究院之得有今日，先生之力居多。”他也說“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此後丁文江成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而丁從1923年始曾擔任中國科學社社長一職，並長期任理事，他對中央研究院之評議會之成立有大貢獻。1938年底朱家驊辭去總幹事後，任鴻雋被蔡元培聘為總幹事，當時他還兼化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社為中研院培養與積聚了人才，同時中國科學社也通過中研院擴大了影響。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一些領導成員的私人關係也很好。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周仁是後來蔡夫人的兄弟，他不僅長期擔任中國科學社的領導職務，更是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從創建到1949年國民黨潰逃大陸的所長。而任鴻雋夫婦與他關係也非同一般，任鴻雋與他不僅在中央研究院共事，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同是負責人，1938年3月24日蔡元培還為任鴻雋《古青詩存》作跋；1939年2月18日贈詩陳衡哲“女子何渠不若男，如君傑出更無慚。……”；逝世前不久為任鴻雋題寫扇面：“憶昔梁州夜枕戈，東歸如此壯心何。……”當然蔡元培與其它中國科學社領導人關係也很密切，這裡就不一一贅舉。　從1917年3月蔡元培參加中國科學社，到抗戰爆發後他移居香港，中國科學社從一個僅擁有200多名社員、發刊《科學》的毫無根基的社團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800餘名社員、創設有生物研究所、明復圖書館、多處社所及其發刊《科學》、《科學畫報》、TheTransactionsoftheScienceSocietyofChina（《中國科學社論文專刊》）等事業的大型綜合科技社團，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大貢獻。蔡元培在此期間，先是整理北京大學，使之成為中國科學研究與宣揚之基地，“自由精神”的堡壘；然後創建中央研究院，初步完成了中國科學的體制化，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極為堅實的基礎；還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以美庚款培育了不少的科學家，並取得了不少科研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科學技術的各門科學也有長足的進步，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相當數量的科研機構、各專門學會的紛紛設立及其大量的科技期刊的先後出現，使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　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蔡元培不為人所注意的貢獻，是在舉世皆以“有用”為歸旨的局面，為近代中國樹立了進行純科學研究的學術風氣，“所以能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要進行真正的純科學研究，學術獨立是最為基本的條件之一，至少不為各種政治勢力與政治鬥爭所左右。蔡元培在民國時期一直尋求“教育獨立”、“學術獨立”，1922年發表《教育獨立議》，提出了教育獨立於政黨、獨立於宗教的主張，設計了大學區的藍圖。南京國民成立後他開始實施這一理想，那就是“大學院”體制，可惜沒有成功。“隨著大學院及大學區制度實驗之失敗，教育獨立運動遂成為教育史上的絕響”。既然在政府體制內不能尋求到教育與學術的獨立，那么在體制之外呢？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私立機關與組織還是一個合法的社會存在，由上可知中國科學社作為政府體制之外的私立學術團體還曾得到政府之資助，也就是說在體制之外還是可以找到學術自由與獨立的空間，於是中國科學社就成為了“??自始至終關切中國科學社發展的另一個原因。這說明在近代中國這一多災多難的時代，蔡元培及其中國科學社眾多成員們一直致力於建設近代中國學術獨立發展的體制，也說明在近代中國雖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制約條件，但還是為學術獨立發展留下了一定的縫隙。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的關係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定互惠關係，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具有社會合理性，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我們社會歷史的畸變，並沒有形成合理的社會支撐體系，使中國科學社之類的私立社團的發展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中。　蔡元培晚年將主要精力傾注於中央研究院，他蟄居香港後，仍關注著其發展。193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在香港舉行，蔡元培主持；1940年2月任鴻雋致信蔡元培，告知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定於當月20日舉行。不意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噩耗傳來，舉世皆驚。3月24日重慶、香港、昆明、貴陽、成都等地同時舉行追悼大會，中國科學社也於是日下午2時，在孤島上海總社所開“蔡董事長追悼會”，社中輓聯為“晚尊學術護法，早為革命前驅，烈士暮年，絕筆悲歌翻熱血；聖推柳下之和，壽符尼山之數，休風千古，危幫多難重哀思。”董事會、理事會及全體社員和上海社友會各發布祭文一篇。一代教育巨擘、學術護法去了，可他開創的事業才起步不久，中國學術的路充滿荊棘，但還將繼續發展下去。可惜他苦心孤詣支持贊助、曾衷心其“萬壽無疆”的中國科學社，在1960年走完了它坎坎坷坷的一生，留下的只是無盡的歷史追詢。（張劍）

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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