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還是絕無僅有的既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又擔任中國使節的一位美國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蒲安臣
- 外文名：Anson Burlingame
- 國籍：美國
- 出生日期：1820年11月14日
- 逝世日期：1870年2月23日
- 職業：美國駐華公使
- 畢業院校：哈佛大學
人物生平,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美國駐華公使,中國首任使節,美國,英國,法國,普魯士,俄國,去世,身後,注釋,參考書目,
人物生平
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的新柏林。1823年隨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後再移居密西根州。從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學的一個分校學習。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在波士頓擔任律師，並開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為美國自由土地黨（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於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講使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1853年，他成為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那時他加入了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
蒲安臣
蒲安臣不久，美國全國對奴隸制度產生激烈的爭議。蒲安臣是一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1856年6月2日發表著名演說《麻薩諸塞州的抗辯》，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1854年，一群反對黑人奴隸制的人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蒲安臣正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由於他的幫助，該黨在麻薩諸塞州成立。1855年，他進入美國國會，當了6年的國會眾議員（1855年－1861年）。
美國駐華公使
1861年6月14日，林肯總統就職後不久，任命蒲安臣為美國第十三任駐華公使。任期共有6年。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達北京，成為第一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一。在駐華公使任上，蒲安臣積極執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領租界”，“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相對於俄、法、德等國的橫暴而言，美國的對華態度贏得清政府的好感，對蒲安臣也具有特別的信任。蒲安臣還曾協助中國，對付英國人李泰國。
中國首任使節
1867年11月27日，擔任駐華公使已達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將離任回國，在總理衙門為他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當時，清朝政府正在準備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但是苦於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禮節問題感到十分為難。恭親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議委任蒲安臣這個友好人士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同去的還有同文館的英文學生德明、鳳儀（曾隨斌椿去遊歷過）；俄文學生塔克什訥、桂榮；法文學生聯芳、廷俊。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這個意見隨即被採納。
蒲安臣使團在美國，1868年該照片上面的人物從左至右分別是：莊椿齡、桂榮、聯芳、鳳儀、德善、孫家谷、蒲安臣、志剛、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訥、廷俊、亢廷鏞。這副照片流傳較廣，上圖系藏於紐約州綺色佳市康奈爾大學亞洲圖書館的副本。
美國
6月2日，使團到達華盛頓，次日拜訪了美國國務卿西華德。6月6日，美國總統安德魯·詹森在華盛頓接受了中國的首封國書。他也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到處發表演說，強調中國歡迎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而各國應該對中國保持一種明智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
7月28日，蒲安臣與西華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對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國在條約中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何時開通電報、修築鐵路，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美國則通過這一條約得到廉價的華工，解決了內戰後和修建太平洋鐵路勞動力緊缺的問題。
英國
9月19日，蒲安臣使團繼續以“中國欽差”身份，到達英國倫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溫莎宮受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正在蒲安臣使團訪英期間，12月4日，英國內閣改組，自由黨獲勝，葛萊斯東任首相，克拉蘭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12月26日，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會見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蘭敦發表一份自製性的照會，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同中國政府“以和濟事”，實行修約緩進政策，“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並且寧願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換條件是中國應當忠實遵守各種條約義務。蒲安臣在英國大體上完成了使命，達成了既定目標。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國使臣的名義覆信，表示完全同意。
法國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達巴黎。法國一向反對美國的“不割讓主義”，但由於英國已經表示了採納修約緩進政策，法國也只得與英國保持一致（1月5日法國外交部長拉發特向駐法英使表明態度）。1月21日，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接見了蒲安臣。但是由於反對勢力強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後停留了半年多，仍然無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象在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只好失望的離開法國。
普魯士
蒲安臣使團於1869年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離開斯得哥爾摩，10月30日離開丹麥，11月18日離開荷蘭，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順利地完成了談判；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發表了與英國類似的對中國有利的聲明。
俄國
1870年2月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接見了蒲安臣一行。當時俄國與英國在亞洲爭霸，與後起的美國關係相對友好。但是沙皇在會談中竭力迴避中俄領土糾紛等實質性內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鬱愁悶，日夜焦思：俄國“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千里。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於俄人”，於會見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勢日加。
去世
身後
今天，在美國加州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個Burlingame建立於1909年，是一個華人聚居的地方。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就蒲安臣的逝世寫下如下悼詞：“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
注釋
^ 在他任公使時期，有一次一位美國人在中國為非作歹，給當地老百姓帶來不少麻煩，蒲安臣在聽了中國受害人的證詞後，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將那位美籍犯人處以死刑，拖出去吊死。
參考書目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造使出國》
志剛：《初使泰西記》
一部中國近代歷史，其主題就是反改革反開放並與世界進步潮流抗爭的歷史。幾十年來，教科書灌輸給我們的歷史知識，其實都是些扭曲了的資料集錦，加上諸多謊言。其實馬克思先生早就定論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本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何為舊中國呢？他定義為：“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馬克思先生沒有半個字表示過對於清廷的同情，相反，從上述文字中，我們不難領會他鄙視那個天朝的心態。我構想，倘若當年馬克思先生執掌權力，他會更堅決地徹底摧毀大清王朝，絲毫也不會像英國資產階級政權那樣手下留情。
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認識我們的歷史，絕對不會找到我們的未來。舉個例子說吧，中國近代的貧弱狀態，究竟是自己折騰導致還是列強入侵導致？教科書的訓導就是後者。其實，把中國的貧弱狀態推到列強入侵頭上，是儒家“諱過”文化極沒出息的狡辯。中國的貧弱狀況是腐朽的體制與文化導致，恰恰相反，列強入侵帶給中國的反倒是強大與進步的機遇，中國人自己拒絕了這個機遇。鴉片戰爭以後，雖然西方已經實現了工業革命，但從技術角度看，他們也才從熟練程度和積累經驗的時代邁入科學證實並指導工業發展的階段。近代化的鋼鐵工業剛剛開始；化學工業幾乎為零；鐵路建設初步踏入規模發展；機動輪船尚沒能完全取代帆船。中國如果能奮起直追，直接利用西方摸索出來的先進方法，未必會越落越後。當時比中國貧弱得多的日本就這樣做了，1860年，日本特使為交換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條約》乘美國軍艦赴美，剛學會航海的日本人從荷蘭購回250噸的“鹹臨丸”隨行，完成了日本人首次自駕輪船橫渡太平洋的航行。反觀中國，連坐輪船遠航的勇氣也無，直到1876年郭嵩燾始出使英國，成為第一個坐輪船出洋的中國駐外國大使。當他出使歸來回家鄉湖南省親時，卻遭到鄉親們唾罵：一個竟敢出國的洋奴！甚至連他乘坐回家的官船也被“愛國鄉親”們燒掉了。《南京條約》簽罷，舉國回歸酣夢，魏源在林則徐支持下編撰的《海國圖志》，在中國無人問津；流傳至日本卻大受歡迎，自天皇以下，要員們紛紛以讀此書為榮，一版再版亦供不應求。英法聯軍中一位英軍軍官參加過鴉片戰爭，他對於清軍二十年來無論武器、訓練、戰術都毫無變化感到不可思議。還是那個郭嵩燾，出使途經香港時對於那裡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及其繁榮程度都感到瞠目結舌；回顧廣州，三十多年來舊貌依然。可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這三十多年從廣東遷居過來的，換了個體制而已。郭嵩燾只能感嘆亦噓唏。美國傳教士雅裨里寫道：“中國啊中國，我們終於又置於這個帝國，這黑暗的地域，這死寂的帝國，你沉寂的黑夜啊何時才是盡頭！”
文人們一直在批判不平等條約，這無可厚非。然而他們似乎刻意迴避了一個基本事實：中西衝突的核心正是堅持不平等與要求平等的碰撞。清廷堅持華夷體系，即中國是高高在上的中央帝國，其他各國都必須處於朝貢者地位；英國堅持條約體系，即國家間對等的原則和履行條約的原則。如此，事情的本質是：清廷捍衛的正是國家間不平等，英國謀求的恰是國家間平等。鑒於完全平等事實上不可能，換言之，清廷捍衛的是絕對不平等地位，英國謀求的是相對平等地位。而且，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民主政體的根本利益決定了它的終極目標必須是平等關係，只有平等關係才能維繫民主政體的存在與延續；同樣，專制政體的根本利益注定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一旦平等關係成立，專制政體必然會滅亡。我們且不提以前英國幾次未成功的派遣使團欲與清廷建立平等交往關係的史實，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在中國的遭遇，盡顯謀求國家間平等的努力在堅持不平等關係的傲慢面前碰壁的必然結果。
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的本質在於清廷堅持的對華夷體系在堅船利炮打擊之下受到挫折。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稍嫌不足的是馬克思先生樂觀了一點，中華傳統文化這具棺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它具有頑強的自愈能力，站在清廷立場上談論近代歷史的中國文人至今多如牛毛，一方面反映出傳統之頑固稟性，另一方面則顯示出中國納入世界潮流還有許多艱難。當年的美國人似乎也同馬克思一樣過於樂觀，1842年泰勒總統向國會報告了《南京條約》的內容，美國人於是立即決定要同中國建立條約關係。1843年7月，以克勒勃.顧盛為首的美國使團從波士頓啟程，國務卿韋伯斯特給他的訓示是：首要任務為美國船隻和貨物爭取到與英國商人享受的同等待遇，也即國際通行的最惠國待遇；如果可行的話，最好爭取到北京面見皇帝陛下，遞交美國總統簽署的國書，發展中美兩國間友誼和商業交流。國務卿特彆強調：要不斷地向中方聲明，美國政府要求美國船隻和人員服從中國的法規，如果任何美國人違反眾所周知的貿易法規，美國政府決不會為了保護他們的非法行為而干預。中國文人們譴責美國迫使清廷在《中美望廈條約》開創了領事裁判權先例，就有點莫名其妙。美國方面原本提出的草案明確表示進入中國水域的美國船隻、人員統由中國政府管轄，然而談判的中方代表耆英與複審條約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商量後，認為中國應避免捲入外國之間的麻煩，美國船隻與英國船隻在廣州不斷有糾紛甚至訴訟，廣州官府就從不受理。於是確定條約必須拒絕管轄美國船隻和人員，讓美國領事館去管，給予領事裁判權有利於“杜民夷之爭”。耆英談判的惟一目的僅在於堅決拒絕美國使團進京，因為美國使團不同意以朝貢國的地位“朝覲”，而要求以平等國家使團地位進京，這有違舊制。在使團尚未抵達時，清廷就已連下數道上諭，令各地禁止美國使團上岸，但不得動武，只許其滯留廣東，條約之類均由耆英等“酌辦”。如此，耆英等除了堅持不許美國使團進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國方面除了讓步不再要求進京之外，還接受了中方贈予的領事裁判權。《望廈條約》沒有任何一個字是美方“脅迫”的，完全是清廷堅持華夷體系，恪守“天朝定製”的結果。道光皇帝對此約簽訂興奮異常，甚至認為美國人是來歸順天朝的，不僅下旨賞賜耆英等，還下旨嘉獎美國使團，表彰他們遵從“天朝定製”的功勳。
清廷為維持華夷關係始終拒絕外國公使駐京。清廷擔心外國公使駐京會打破中國傳統習慣，特別他們會把許多外國的生活、經濟以及思想方式帶給中國，這將會破壞“祖宗定製”。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1858年6月28日中英訂立《天津條約》，該條約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中國這才被迫同意“公使駐京”。鹹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25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最先到達北京。次日，英國公使普魯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館。7月8日俄國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862年7月20日），美國公使蒲安臣到達北京。法，英，俄，美四國公使，是第一批駐京的外國使臣。鹹豐帝曾於1862年1月20日下旨批准奕?等奏章：“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關防。”鹹豐諭旨中加了“通商”兩字，顯然是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職責限定在通商的範圍，後因奕?再次上奏說明，才準奏刪去“通商”二字。可見清廷步步為營捍衛華夷關係的韌勁。到了同治年間，由於中西關係的大為改善，外國駐京的公使也開始大量增加，除了最早的四國公使外，又增加了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奧地利、日本、荷蘭等國的公使，北京的東交民巷也就開始成了中國著名的外國使館區，從而也就大大地促進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交流。其中，美國公使蒲安臣不僅是第一位駐華的公使，同時也是林肯總統的政治盟友，美國著名的人權主義者，反對蓄奴的鬥士。1854年，一群反對黑人奴隸制的人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蒲安臣正是該黨創始人之一。1856年6月2日他發表的著名演說《麻薩諸塞州的抗辯》，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為助林肯選舉辭去議員職位，曾被林肯派駐奧地利，奧國以他曾發表激烈支持波蘭革命者演說而拒絕入境，這樣才改派為駐中國公使。他也因此成為幫助中國認識世界的第一位外國人。
辛酉政變後，中國過去的那種完全敵視西方的政策在程度上開始有所緩和，中外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轉折。兩宮太后和議政王奕?這些最高決策者開始認識在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鴕烏政策，對中國長遠發展不利的，開始主張對西方各國採取“合作政策”。奕?提出的對外信睦的政策，也得到當時朝廷許多大臣的回響。西方各國公使駐京，也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一些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國政府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同當時清廷的政策相吻合。1862年美國國務卿西沃德提出對華“合作政策”，2月，西沃德指示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持護我們的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在純粹的行政方面，並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支持在外國人管理下的那個海關；贊助中?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蒲安臣到了中國即開始把美國對華的“合作政策”做為其外交的基礎，蒲解釋“合作政策”的內容是：“鼓勵中國政府對維護秩序的努力；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預中國政府對本國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努力在中國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此取代武力外交。”後來這個政策也開始影響到其它一些西方國家。這裡稍微提一下清廷聘請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情況，文人們一貫以此例證明列強把持海關侵犯了中國主權。然而他們也一貫迴避這樣的事實：赫德大刀闊斧地整頓了清廷腐敗的海關機構，幫助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海關體制。赫德以前海關歲入從未超過三百萬兩白銀，赫德使這個歲入超過了三千萬兩白銀，究竟算是傷害還是幫助？又，中國文人們故意將“合作政策”譯成“合夥政策”，然後隨心所欲地指責其同英法等攜手掠奪中國。事實上，來華的外國人絕大多數虔誠地奉仰基督教濟世助貧觀念，一心希望幫助中國和中國人民擺脫貧弱狀態，只需從利馬竇開始的傳教士們竭盡全力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的行動中就足以證明。然而，中國根深蒂固的儒家“華夷之辨”始終抵禦一切外來的思想學說，不用說別的，如今深受劇作家喜愛的紀曉嵐大學士，在他主持編撰的《四庫全書》中，不僅大量篡改於清廷不利的歷史資料，還大言不慚地攻擊利馬竇傳播的科學知識，稱世界有五大洲乃是一派胡言。
事實上，蒲安臣提出與中國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支持。英國當時的對華貿易總值占70%以上，為了維持與中國當時已經取得貿易成果，英國支持美國提出的“合作政策”，不過也有議論認為是柯萊倫頓勳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術般的蠱惑後忽然離經叛道的結果。俄國政府此前是在中國取得最大實利的國家，曾割占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國需要有一段時間鞏固他的利益，其駐華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國不再希圖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東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與他人合作，那末就覺得太愉快了。”法國新任駐華公使伯爾德密在1863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寬宏，又有經驗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拋卻一切猜忌並在一個重要的關於中國問題上採取合作政策的利益。”獲得這幾個大國支持，蒲安臣1863年4月18日向國務卿西沃德報告說：“在我與中國當局的談話中，沒有一次不對他們提出這個不割讓主義。”這個“合作政策”使清廷感覺放心，中西關係第一次出現緩和的跡象。為幫助與西方剛剛開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1865年8月，蒲安臣把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韋登所著《萬國律例》，送給總理衙門“參酌援引”。《萬國律例》首次使中國看到西方國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國家。總理衙門得到此書後非常重視，依祈等人認為：“其中亦間有可采之處”，奏請刊刻。8月30日得到兩宮皇太后的批准。1865年京師同文館以《萬國公法》之名正式出版此書，《萬國公法》凡例之四稱：“是書之譯漢文也，本系美國丁韙良視其理足義備，恩於中外不無裨益，因與江寧何師孟，通州李大文，大興張煒，定海曹景榮略譯數卷，呈總理訓國事務衙門批閱，蒙王大臣派員校正底稿，出資付梓。”而且，書還沒印就產生了效果：1864年4月，新任普魯士駐華公使李福斯在赴任時於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麥商船。恭親王剛從《萬國法原理》得知“內洋”與“公共洋面”不同的國際法地位，隨即照會李福斯，對這一“顯奪中國之權”、“輕視中國”的行為提出抗議，並稱李福斯必須先解決此事才能被中國接納。李福斯被迫讓步，釋放了3艘丹麥商船並支付1500元賠償金，並奉稱恭親王處事“甚為明智，甚為公平”。 李福斯事件增強了恭親王的信心，他開始相信西方的國際法規則和外交手段。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贊同此舉，法國代辦哥士耆就堅決反對，他對蒲安臣說：“這傢伙（丁韙良）到底是誰？居然讓中國人洞悉我們歐洲的國際法。殺死他，除掉他，他會給我們造成無盡的麻煩的。”蒲安臣沒有理會他，始終堅持說服清廷要員，摒棄陳腐的華夷關係理念，融入世界進步潮流中去。
為使中國成為遵法國家，並建立現代工商業，西方在華人員確實費了不少心思。如，1865年11月，赫德送給總理衙門一份題為《局外旁觀論》的意見書，他在文章中提出清政府應該遵守條約，按照“章程”辦理一切對外事務。文章稱：“現在某事當行，某事不當行，已有條約可憑，一經違約，即有問故之患。” “民間立有契約，即國中立有條約，民間如違背契約，可以告官準理。國中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準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 “若違章，有動兵之舉，國亂之災。違約者，或因不肯照約，或因不能照約。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強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應辦，或有請辦，不致後為人所勉強者。”赫德的原則是法制國家的基礎。由於中國 “皇權”大於一切，自然根本不會把條約和法律當回事。在文章後部赫德還具體提出一些中國應該早辦的事情，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項，他建議中國應該修鐵路、辦工廠、辦電報、設銀行、承航運等，這無疑是向清廷最早提出的現代化建議，應該說這些建議對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1866年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命使館參贊威妥瑪寫了《新議略論》送給總理衙門。此文同樣提出清政府應該遵守條約：“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系中華立約，許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訓中外互結一也。”如果不照條約行事，難免外國“干預”。各國“見必受險，難免干預保全。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還給當時的清政府指出兩種可能：“嗣後中國不久必須擇定兩節之一，或自招外國協同去弊興利，可以永保主權，或以仍舊懷疑杜絕，外國亦以疑心相對。”威妥瑪也提出清政府應允許在中國 “各省開設鐵路，飛線（電報），以及五金煤炭各廠開採，水陸各軍安設操法，中華用項不足，約請借貨，醫學各等項設館教習，以上各等新法，中國如欲定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文章寫道：“各國代謀諸事，不惟於中國無損，反於中國有益。雖謂於外國有益，實地中國更大益。何則？中國果能聽議各國人民進華，固能取益，而中國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權亦能永保不移。”這樣“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也。”。這些，本質上都是力圖使清廷擺脫華夷關係，採納條約關係的建議，在腐儒浸淫深廣的中國，認同者至多“萬眾之內或有一二”而已。應該說，赫德、威妥瑪等人的本意是想使中國開放、富強起來。這些建議在當時的清廷起過一些作用。總理衙門成立以後，嘗試著派出一些觀光性的考察人員，1866年春，赫德回國休假半年，行前請奕?酌派同文館一至二人隨其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奕?覺得“遊歷一番，亦可增廣見聞”，於是派斌椿率領同文館學生數人隨赫德前往，遊歷了倫敦、伯明罕、哥本哈根、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巴黎等地。
美國公使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經數年不懈努力遊說華洋友好，清政府對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別好感和信任。丹涅特評論說：“這位美國公使在其任內對中華帝國對外關係的最大貢獻，就是在1863-1865年這一困難時期對合作政策的身體力行。”恭親王依祈在《派美國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事務使臣的奏摺》中寫道：“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美國使臣蒲安臣於鹹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後迴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復欲言歸，臣等因其未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說，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詢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會晤，語極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如蒙俞允，諸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朝廷批覆：“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由於當國中國還沒有懂外交的官員，聘一些熟悉外交並與中國友好的外國人來行使此責，既不失體統又可獲外交實利是清廷覺得比較兩全的辦法。
引證兩項資料：1867年11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國，在總理衙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向奕?等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丁韙良根據其所作翻譯記錄敘述說：蒲安臣“辭行，恭親王邀我充任翻譯。”“蒲安臣聲明，願意就列強誤解中國的問題為中國說話。恭親王說：‘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經過歐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覆後。恭親王請其向巴黎和倫敦兩政府，尤其是倫敦政府，代中國說項。”“‘總之，你就是我們的公使。’恭親王接著說：‘如果一個公使為兩個國家服務是可能的話，我們很願意派你充任我們的使節。’”（丁韙良：《中國春秋》）對此，赫德的自述說：“我自從1861年到達北京以後，即曾向總理衙門力陳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並且我所談論的，幾乎沒有任何一點能再比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的需要，更為強調，更為頻繁的了。……第一步，我於1866年勸請總理衙門派遣斌老爺同我一起前往歐洲。事實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了。……幾天以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告?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北華捷報》1869年11月9日載，赫德：《中國事務紀略》）
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清政府“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又擔心“英法二國置之不論，誠恐伊等不無疑慮”，決定加派英使館翻譯柏卓安為“左協理”，法籍海關稅務司職員德善為“右協理”；應依祈等人奏請，著賞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品頂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樣，亦任“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遺憾的是，總理衙門以及各朝廷重臣在討論使團之使命時，竟然全部精力都花在禮儀問題上，國家利益及主權等事務居然沒花什麼時間予以研究。在儒家道統看來，“隆禮”不但是人們言行的標準，而且還是政治等級不可冒犯的制度、治國之本。最終作以下許可權規定：一、“此次中國所派之員，將來到各國時，似可暫毋庸相見，或偶爾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俟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國，即將國書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且言明將來有約之國，如有國書，或由貴大臣齎回，或交往駐京各大臣轉呈中國，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禮節不致參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禮優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即亦不為遙制，但務順向各國預為言明，此系泰西之禮，與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四、“凡有如中國禁地及一切妨礙國體之事，仍望貴大臣照中國體制，不必舉行”；五、“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準者，即由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酌奪妥當，咨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設有重大事情，亦須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開具情節，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使團一行三十人，於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出發，4月初抵舊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在招待這個使團的宴會上祝賀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詞中稱，他此次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走在和平與進步的道路上。“希望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輝旗幟伸出它的雙手的日子，不久就來臨。”
使團6月2日繞過巴拿馬到達華盛頓。蒲安臣拋開總理衙門的禮儀規定，抓住“有益無損事宜”可以酌奪之規定，精心安排了按照國際慣例的主權國家外交禮儀，特意設計製作了第一面黃色的中國國旗，志剛記述：“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它於是成為中國第一次作為主權國家出現在國際社會的標識。1859年年底，美國公使致函桂良，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因“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引發，皆因中國無國旗所致。他建議中國沿用國際慣例設計自己的國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國旗的意義，以為是識別旗號而已，遂準桂良頒令以後大清船舶、軍艦可升掛黃龍旗號，以與他船有別。3日，使團拜訪西沃德國務卿，6日，在白宮受到美國總統詹森的接見，蒲安臣鄭重地向總統遞出中國第一份國書。10日，參加總統主持的歡迎國宴。6月28日，蒲安臣在紐約市歡迎宴會上再次發表演說，他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說：“中國睜開它的眼睛了。……它歡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若你們用強力去壓迫那個偉大的民族，你們可以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虐政策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彼此捲入浴血的戰爭。”
7月28日，蒲安臣完全不顧總理衙門的限令在華盛頓代表中國與西沃德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清史稿》記述：“蒲安臣等至美遞國書，並增定條約，其要目有八：一，美國與他國失和，不得在中國洋面奪貨劫人；二，除原定貿易章程外，與美商另開貿易之路，皆由中國作主；三，中國派領事駐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異，兩國不得稍有屈抑；五，兩國人民互相往來遊歷，不得用法勉強招致；六，兩國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優之國利益均?；七，兩國人民往來遊學，照最優之國優待，並指定外國所居之地，互設學堂；八，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中國內治之權。”1869年11月，美國公使與清廷交換批准書時，總理衙門雖為蒲安臣越權惱火，但因為此約畢竟是中國首個對等條約，且內容亦有利，準予成立。《清史稿》稱：“其時曾國?等鑒於道、鹹間條約失利，特建議遣使往訂此約，於領海申明公法，於租界爭管理權，於出洋華工謀保護，且預防干涉內治雲。”條約的主要內容強調兩國民眾自由交往，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中美兩國自此開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對中國最大的益處，是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講中，首先大談這個條約保全中國領土及主權的不割讓主義；強調美國對這一政策的領導地位。他說：“這個條約，宣布中國領水的中立化，反對治外法權主義的要求，……由於在華的外人及其財產，受各該外國的法權管轄，他們就認為彼此有在中國領水內互相攻擊的權利。這一個條約，阻礙了這一切無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謂割讓主義。”“那些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各國人民，認為他們的法權，不僅可以管轄他們自己的人民，管轄他們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並且可以管轄中國和其它外國的人民。……現在這個條約，將這一切有關土地割讓的要求，都一筆勾消了。” “這個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中國人現在可以與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普魯士人以及一切國家的人，並肩而立了。……我很高興，美國有勇氣實行它的偉大平等原則。”條約的第八款中規定：“至於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即如通線（指電報等）、鐵路各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製造，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預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製造各項機法，向美國以及泰西各國藉助襄理，美國自願指準精練工師前往，並願勸別國一體相助。”蒲安臣在波士頓詮釋此條時說：“外國人在中國，慣於教訓中國人，說他們何時應建築鐵路，何時應安設電線；而且，事實是他們企圖管理中國的一切事務。這一個條約，宣布這一切要求，概歸無效。這條約特別指出，中國人慾於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我很驕傲，這個國家（指美國）訂立了這樣的一個條約，這條約的每一字句，都是為著中國的利益””。
《蒲安臣條約》改變了清廷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態度。歷來中國政府與社會均視華僑為不忠不孝的叛逆，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剿滅在海外的華人。清政府延續禁海政策，頒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尤其是在雍正五年的上諭竟做出了禁止華僑歸國的規定。1858年中美簽訂《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杜邦與直隸總督譚廷襄之間對話充分反映了清廷對出海之人的蔑視，這是華夷關係的另一種表現：
杜邦：“希望中國遣派一些領事到美國，以便照料在美之華人。”
譚：“敝國向例不遣派官員赴外國。”
杜邦：“但貴國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數甚多，不少於數十萬。”
譚：“敝國皇帝撫御萬民，何暇顧及此區區漂流海外之浪民？”
杜邦：“惟此等華人已在敝國開採金礦之故，富有者甚眾，似有加以照顧之價值。”
譚：“敝國皇帝富有四海，何暇與此海外遊民錙銖計較。”
直至1876年，受派為中國首批駐外使節的劉錫鴻說得更明白：“今華民流落各國各島者殊不乏人，新舊金山則尤多，其人類皆無賴惡劣，不能謀生於鄉里，然後逃亡外洋，時有恃眾與洋人為難者，亦有犯法為洋官拘禁者，若聞中國有領事進駐，必意為保衛若輩而設。”自《蒲安臣條約》簽訂以後，清廷不得不履行條約規定，開始了保護華僑的工作，詳情不贅。
《蒲安臣條約》對“排華”運動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抑制作用。此作用可以分兩個方面：一是《蒲安臣條約》有效地阻止了美國西部各州制定“排華法”；另一是清政府以此條約為依據，對美國的“排華”採取抗爭手段。《蒲安臣條約》簽訂後，加州等州所頒布的歧視性限制中國移民的立法，像“立方尺空氣法案”、“辮子法案”、“捕魚稅法案”、“扁擔稅法案”以及其他對華工迫害都因違反《蒲安臣條約》而由聯邦法院宣判無效，或由聯邦政府加以制止。例如，1876年3月，加州正式要求美國總統與清政府談判，以修改《蒲安臣條約》。兩個月後，參議員薩堅特也向國會提出了內容相同的議案，但未獲通過，僅決定由國會委託一個委員會調查加州華工真實狀況。加州在1877-1888年在克尼策動下，沙地党進行瘋狂排華活動。1879年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國會議員亦為限制華人而遊說，國會通過一議案限制華人入美數目每船不得超過十五名。總統海斯判定這個議案有礙《蒲安臣條約》所規定的中美自由移民的宗旨，遂拒絕簽字。聯邦法院在拒絕這些排華法案立法的理由時指出：“第三，它違反了‘蒲安臣條約’中確認的自由移民權利和最惠國待遇” 遺憾的是，1880年清廷與美國簽訂《中美續修條約》，標誌著《蒲安臣條約》被修改，於是立即有《1882年排華法》出籠。
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9月19日離開美國前往倫敦，出發前蒲安臣向美國政府求援，要求美國對前往國施加影響以期使團在這些國家同樣獲得成功。國務卿立即通知美國駐各國使節，要求他們向所在國表明美國政府的態度，以利蒲安臣使團圓滿完成中國使團首次出訪的各項任務。美國影響無疑是不可忽視的，使團首先在溫莎得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12月4日，英國內閣改組，自由黨的葛萊斯東任新首相，新任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於22日首次與蒲安臣使團進行會談，蒲安臣以“中國欽差”身份就合作政策問題與英政府交換意見。他說：應消除西方列強可能具有的一種印象，以為中國政府已從事一種倒退的政策；指責西方列強輕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圖採取一種將使一切進步成為不可能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的威脅口氣和強暴態度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情感。12月28日，克拉蘭敦給蒲安臣一個照會，以西沃德和蒲安臣的同樣手法把球踢了回來：“任何急速的步驟，將新的制度及新的觀念，介紹給中國人民，……不僅會發生混亂，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們絕無意願用不友好的壓力施於中國，使中國改進對外國的關係過於急促，以致危及他們的安全，或者忽視了他們臣民的感慨”英國照會還稱：“第一，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寧願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條件是中國應忠實地遵守各種條約義務，並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護僑民生命財產受到迫切的危害”。迴避了蒲安臣強烈希望英國與他的使團簽署一個類似美國所籤條約的願望，但至少給予使團一個主權平等國家的外交接待。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使團抵巴黎。法國極惱火蒲安臣的“不割讓主義”，但礙於美國的態度以及法英結盟關係，只得遵循英國的遠東政策。由於英國女王接見了中國使團，其外交大臣又致函採納修約緩進政策，法國外交部長拉發特通過英國駐法國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對於這一事件（指克拉蘭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與英皇陛下政府所采處的立場，是一致的。”1月21日，拿破崙第三也接見了蒲安臣使團。使團在巴黎呆了六個多月，但法國只是表面客氣，“宮廷里不斷傳來使團聯歡的反響”，卻無任何實質性收穫，沒有取得類似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使團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離開斯得哥爾摩，30日離開丹麥，11月18日離開荷蘭，1870年1月造訪柏林。在柏林受到禮遇，並同普魯士進行談判，俾斯麥發表了對中國有利的強調聲明（與英國類似）。
1870年2月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16日在聖彼得堡覲見沙皇。因為當時英俄爭霸世界，美國與英國矛盾也較多，西沃德國務卿剛以720萬美元從俄國手中買下當時被視為“冰櫃”的阿拉斯加，解決了沙皇急需的資金，俄國更親近美國。沙皇接見蒲安臣時說：“我希望，你來到這裡的談判，……將增進我們的商務關係。我同時很高興，中國的利益，由一個對我們特別同情的友好國家之公民所代表。”但蒲安臣的心情並不快樂，因為沙皇迴避了蒲更關心的中國問題。接見的次日就病倒了。病中的蒲安臣每日看報，憂心忡忡：“俄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已，於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時年50歲。志剛評價：“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賓士，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於異國”。根據志剛的記述，蒲安臣在美國以外各國，肯為僱主賣力氣。志剛等當即?蒲妻治喪銀六千兩；清政府則 “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一個美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外交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在中國當時外交人才幾乎為零的情況下，他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第一次中國與外國的官方交往，對於發展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蒲安臣死後，志剛、孫家谷舉著蒲設計的中國國旗，繼續完成了對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的訪問。而且覲見了三國國君，親遞國書，採納國際通行的外交禮節。
當蒲安臣使團還在歐洲訪問時，1869年，英國公使阿禮國以中國使團在歐美覲見各國元首時均行國際通行禮節為由，要求以對等形式、對等禮節覲見清帝。1871年，清廷為解決天津教案遺留問題派遣崇厚出使法國，法國以蒲安臣使團曾覲見拿破崙三世，而法國公使至今仍未得覲見清帝。為求得對等原則的實現，在法國公使覲見清帝以前，法國不接待崇厚。1873年2月，同治皇帝親政，各國公使連續照會總理衙門要求當面致賀同治皇帝，且，“志剛孫家谷出使各國暨崇厚出使法國均立而見之”，覲見中國皇帝也只行國際禮節。6月27日，在清廷經過反覆辯論之後終於放下“天朝至尊”的架子，同治皇帝按西方禮節接受了西方使節的覲見。至此，中國堅持不懈的“三跪九叩”大禮被擱置，華夷關係的外交終於開始轉入對等原則下的條約關係外交。接著，中國陸續派出公使至對方國家設立使、領館。外國近代史學者稱：“直到1880年時，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首先動搖中國陳腐的華夷關係的外交儀制的，正是蒲安臣。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就蒲安臣的逝世寫下悼詞：“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然而幾十年來，中國的教科書卻徹底忘記了這位改變了中國外交史的傑出外交家。至今，在美國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個Burlingame建立於1909年，是一個華人聚居的地方。（2006.8.2發老三屆3發百靈文史、天益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