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蒙學教科書
- 外文名：蒙學教科書
- 類型：中國人自編教科書之始
- 傳統：教本的教科用書
誕生,編撰選定,編輯介紹,特點,貢獻,
誕生
新學堂章程頒布前，民間已經有人編寫不同於傳統教本的教科用書。按照學界認同的說法：1897年南洋公學外院成立，師範生陳懋治等編《蒙學課本》三編，是中國人自編教科書之始。它的第一編第一課：“燕雀雞鵝之屬曰禽，牛羊犬豕之屬曰獸。禽善飛，獸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飛，獸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編第一課為《四季及二分二至說》。每課皆有主題，不似傳統教本知識混沌之貌。 一部較受學界推崇的教科用書，是1898年無錫三等學堂的幾位創辦者——俞復、丁寶書、吳稚暉和杜嗣程等，在教學過程中歷經數年時間編就的《蒙學課本》。其內容共七編，“前三編謂系就眼前淺理引起兒童讀書之興趣，間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編專重德育”，“第五編專重智育”，“第六編前半為修辭……後半為達理”，“第七編選史漢最有興會之文，暨諸子之篇”。可以看出課本的知識整合與分類思路，雖然仍取材於“史漢諸子”等傳統知識，但已顯出內容上的分類意識。
知識分類和體例改良是新式教本與傳統的最大不同，這已經成為晚清很多學者的共識。戊戌維新時期梁啓超就曾指出：“西人學堂悉有專書，歲為一編，月為一卷，日為一課，國小有國小之課，中學有中學之課，專門之學各有其專門之課”，他希望引進西方近代知識體系，翻譯西方學堂用書。
事實上，在前述課本出版之前，已經出現分科分類的開蒙用書。如1889年江南製造局印行、謝家木所編《算學》三種，1893王亨統編纂的《地理問答》，後經江楚書局改訂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記誦》，匯文書院李德安著《地勢略解》等。這些書籍現已查閱不到，只《童蒙記誦》一書別處略有記載：“木刻本，內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藝、文學、史事等二十餘類。”
更多教本致力於體例改良。王亨統編寫的《繪圖蒙學捷徑》，對於教學內容和難易進度作了詳細計畫，每一課的生字、筆畫、句子長短都有安排。杜亞泉編寫《文學初階》打算以此作為蒙學教本，國小堂則繼之以《文學進階》。不過由於該書在內容和教學時限上都與隨後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不符，最終未獲套用。1902年南洋公學印行《中等格致課本》，將歐美相關著作改成教科書體例：“原書有篇章無課程，惟欲便初學之用，故強分之。每課之後附以習問，數課之後附以溫習課，務使易明易記，無顧此失彼之弊。”還有謝洪齎編寫的英語教本《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組織完善，設計合理，“書成未幾，風行一時。”
這些都說明在學堂章程頒布之前，民間關於新式教科書的探索已經如火如荼。“蒙學教科書”就誕生在這溫厚的土壤中。光緒二十九年，文明書局第一次推出蒙學教科書，總計14種，其中10種為無錫人所編寫。根據第一版書中所附廣告顯示，蒙學教科書初等國小共有24種，高等國小40種。
編撰選定
文明書局創辦於1902年，它的創辦與清政府《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前後相隨，在新式教科書出版之風的鼓盪下，它發行多種教科書，皆冠以“蒙學”二字，此後這套書就被通稱為“蒙學教科書”。據筆者統計，1903年後，文明書局陸續發行的“蒙學教科書”包括文法、經訓修身、修身、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筆算、心算、珠算、衛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質、格致、化學、動物、植物、礦物、體操和毛筆習畫帖等23種。此前沒有任何一家出版機構具有如此敏銳的市場觀念和良好的知識儲備。
蒙學教科書
蒙學教科書正是在現代教育分科設學的意義上，“蒙學教科書”堪稱最早的“中國近代教科書”。
這些教科書的編纂者，也都是一時俊傑。
《蒙學中國地理教科書》和《蒙學外國地理教科書》的編纂者張相文，字蔚西，號沌谷居士。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學、廣州兩廣師範講習所、江蘇江北師範學堂、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等校任教。他曾與張謇在上海組織教育總會，1909年在天津發起成立中國第一個地理學術團體──中國地學會，被選為會長，還帶領創辦中國最早的地理學期刊《地學雜誌》。張相文堪稱地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地學的奠基人。
編輯介紹
心算、筆算、衛生、生理等4種教科書的編纂者丁福保，字仲祜，號疇隱居士。幼讀史漢，入江陰南菁書院，從華蘅芳治算學，在無錫俟實學堂任算學教習，後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任教習。他是文明書局的創辦人之一，開辦丁氏醫院和醫學書局；曾赴南京應醫科考試，得最優等開業證書，還考察日本醫學，發起組織“中西醫學研究會”，出版醫學報。編著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等算學著作；於佛學亦頗有研究，編有《佛學叢書》和《佛學大辭典》。
編著西洋歷史和東洋歷史兩種蒙學教科書的秦瑞玠，字晉華，曾赴日本留學，畢業於法政大學，歷任河南知縣、江蘇咨議局議員、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江蘇第一高等審判廳監督推事、北京政府農商部參事，一度代理農商部次長，堪稱晚清政法學界實踐家。
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和毛筆習畫帖的丁寶書，丁福保之兄，字雲軒，幼習經史，擅長書畫。就學於江蘇南菁書院時，常與吳稚暉談論新學，並習英文、數學和理化等課程。創辦東林、競志等新式學堂，和吳稚暉等人創辦無錫三等學堂。他還是文明書局特聘的美術編輯，併兼任書局附設國小的教員。
體操教科書的編者丁錦，字慕韓，號乾齋，光緒末年畢業於北洋將弁學堂，後任陸軍貴胄學堂教員，雲南軍事參議兼步兵統帶。民國後任陸軍部教育科長，參加過討逆軍起義等等，一生軍旅，軍銜至陸軍中將。
諸位編者中丁氏兄弟、秦瑞玠、丁錦、錢承駒、華循、俞亮等籍貫都是無錫。如果說江南是新教育的溫床，那么無錫可謂近代教科書的搖籃。但遺憾的是，還有幾位作者的詳情猶如消失在歷史迷霧中，查詢不見。比如天文、地文、地質、格致4種教科書的編纂者錢承駒，編著動物、植物、礦物3種教科書的華循等人，他們搭建起的新知識，意義非凡，功勞甚大，有待日後鉤索出他們的細緻行跡。
“蒙學教科書”的作者舊學功底深厚，兼具傳播新知識的眼光和勇氣。他們編寫的教科書，是時代浪潮撞擊下的文化遺珠。
特點
第一，在新學制呼之欲出的時候，“蒙學教科書”體現了教育制度化的趨勢。這是它甫一出版即廣受歡迎的原因。
《欽定學堂章程》規定，蒙學堂須開設修身、字課、習字、讀經、史學、輿地、算學、體操8門課程；初等和高等國小堂還要加上作文、讀古文詞、本國史、本國輿地、理科、圖畫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沒有任何一家出版機構像文明書局那樣，推出一套學科基本健全、能及時套用於新式學堂教授的教科書。唯有這套“蒙學教科書”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所以它能立刻產生較大的影響。
第二，“蒙學教科書”的編纂具有較強烈的效仿日本教科書的色彩。
文明書局嶄露頭角的時候，正是漢譯日本書籍在中國流行之時。大致清末新政10年是中國“師日”風潮最勁之期，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任達教授對此有充分論述。筆者曾統計出數百種漢譯日本中國小教科書，高峰亦在這10年間，可證任達先生的結論。教本內容表現更明顯。《蒙學動物教科書》編輯大意說明：“舊時動物啟蒙、動物圖說等書，譯自西籍，條段不如東書之明晰。近今譯出東邦動物各書，不少佳著，然大都宜於中學，欲為國小入門之用，尚嫌程度太高。是編斟酌繁簡，頗費經營，洵足為初學導引之師。”該書差不多是日本教科書的“修訂簡本”。《蒙學體操教科書》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書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沒有新序說明，直接在正文開篇標有“文明書局譯編”。翻譯之風盛到連中國歷史教學，也是“近歲以來，各學堂多借東邦編述之本”。《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批評這種主客錯位現象，聲明不照搬日人教科書，而要“以我國人，述我國事”。如此種種，亦可說明日本對於中國近代化的中介和示範作用。
第三，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蒙學教科書”第一次較完整地表現出近代學科意識，推動了價值觀念和知識體系的更新，促進了近代中國人常識體系的轉型。
第四：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磨難而不衰，其重要一點是，源於由蒙學而產生的民族向心力和人文精神。它的精華被世界譽為中華美德。本書編排整理過程中，在忠實於原著的基礎上力求使注釋準確、譯文生動，並精心選取大量蒙學知識以及國學典故，以幫助讀者更深刻地領悟蒙學精髓，立君子品，做智慧人。
貢獻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擔著傳統“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學轉變，使兒童了解科學知識、建立科學觀念的重任。這一最早出現在《禮記·大學》中的詞語，其含義隨歷史發展流轉變換，到晚清，它已不僅是“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道德工夫，也不再視西方學理為簡單的“形下之器”，而承擔起近代科學基礎教育的功能。《蒙學格致教科書》共8章，每章約6課。第一章總論，第一課“釋格致”：
培養科學意識的同時，“蒙學教科書”為兒童展示了真實豐富的世界圖景。
傳統私塾教育，不僅沒有聲光化電常識，動物、植物、地質、礦物、生理衛生等知識，也多半被看作正經學問之外的“野狐禪”。這不僅壓抑了兒童對於草木魚蟲的天然興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識。《欽定學堂章程》開始把這些內容統統容納進來，兒童眼中的世界從此更加豐富更加真實。
數學是自然科學教育的基礎，是培養理性觀念和邏輯思維的第一步。“蒙學教科書”有筆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學等幾種。拿《蒙學筆算教科書》來說，課本關注兒童的接受能力，對以往算術書的教學次序加以改良。32課課文，加減乘除以及簡單的四則運算，知識設計合理、簡明得當。相比“三字經”中唯一一句算學知識：“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的囫圇模糊，何者能夠培養兒童健全的數理基礎，不證自明。
蒙學教科書修正了兒童對於社會發展的認識，改造了兒童的社會價值觀。
“蒙學教科書”緊貼現實，它的歷史教科書一直寫到1903年出版當年——商部成立；述及2年前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之事。該書重視“改良社會”，強調“衛種族張國威”；同時心態又是開放的，講求“交通世界互換知識”，吸收“帝國主義”的文明，“庶兒童不為執鎖國主義者所惑”。這部教科書雖然沒有提出“古代”、“近代”的分期觀念（差不多同時，夏曾佑以其傑出史識和斷代眼光，在他編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劃分出“上古史”和“中古史”等歷史階段，並有“傳疑時代”、“化成時代”等概括），但是它對東西方時勢之流轉有較為客觀的判斷，指出：明代中葉“實亞細亞洲形勢變遷時也。歐羅巴人，辛苦耐勞，遠涉重洋，不憚艱險，以尋得殖民地為名譽……而東洋之天地，別開一世界矣。”此書對“國民”一詞著重強調，5年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還在大講“君上大權”與“臣民權利義務”時，這部教科書已向兒童心中灌輸“國民”觀念，尤為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