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個人資料,詳細介紹,人物事跡,
個人資料
姓 名：董維鍵
性 別：男
籍 貫：湖南
出生年月：1890年05月（清光緒十六年）
犧牲日期：1942年03月13日
詳細介紹
1924年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先後擔任國民黨長沙縣黨部執行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湖南軍資委員會委員、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湖南省交涉署署長、湖南省外交特派員、湖南省清理逆產委員會委員等職。曾參與制定《湖南省行憲大綱》，還被聘為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
1927年1月
同謝覺哉、柳直荀等組成收回中華郵政管理權委員會，掀起聲勢浩大的收回郵政主權的運動，結束了由外國人統治湖南郵政管理權數十年的歷史。同年5月“馬日事變”後，憤然脫離國民黨，並在武漢經郭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此周恩來曾作高度評價。
1928年初
由武漢到上海，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做國際宣傳和情報工作。
1930年
奉命組織工農通社，負責中央交通局新開闢的上海、香港、汕頭進入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工作，先後組織護送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瞿秋白、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等領導同志到達蘇區，並將大批重要軍需物資，源源運往中央蘇區。與此同時，還利用學者身份和社會聲望，團結上海的文化界人士，與國民黨反動派開展公開的合法鬥爭。先後撰寫了《紀念國難中抗日民眾的血誠》、《中華民族的出路》等十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併中國的陰謀。另外還出了近十部著作和譯著。在所得稿費中，除每月交兩百元黨費外，大部分用來撫養革命烈士後裔和接濟困難的同志。
1935年2月
當獲知上海中央執行局機關突遭破壞而去通知同志轉移時不幸被捕。不久，作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監獄，受盡殘酷的折磨。
1937年“七七”事變後
經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交涉，獲釋出獄，被安排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負責國際宣傳和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主要研究日本情況和對日宣傳。
1938年7月下旬
日軍大舉進犯武漢，隨第三廳人員輾轉來到重慶。不久，為抗議國民黨政府對第三廳的迫害而辭職。隨後，由黨組織安排，受聘為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
1940年
抱病到湘北檢查工作，途中遭一次翻車、八次搶劫，病情加重。為了照顧其身體，黨組織安排他到香港邊治療、邊主持黨組織創辦的《中國通訊》英文刊物的編輯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軍攻陷香港，當時他在醫院得不到治療，於1942年（民國31年）3月13日病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人物事跡
1920年夏，董維鍵學成回到祖國。但是迎接他的不是施展報國的機會，而是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的軍閥混戰。北洋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饑荒遍野，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為從海外歸來的博士，有不少當權者想拉攏董維鍵來撐門面，但他卻堅持自己的氣節，不願與那些沽名釣譽、掛羊頭賣狗肉的當權者為伍。
1921年，湖南省長趙恆惕邀他起草《聯省自治憲法》，他斷然拒絕，並且嚴肅地指出中國需要的是統一，絕對不能割據、不能分治。
1922年，趙恆惕在重組的省議會時，又選他為省議員，但董維鍵不屑一顧，而是到湖南省立高等工業學校、武昌高等師範、武昌商科大學去兼課，並繼續探求救國救民之路。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董維鍵也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他與何叔衡、徐特立、方維夏、朱劍凡等積極從事改造舊教育，培養新人才的工作。1923年11月，他任中共湘區委創辦的湘江學會董事，並任校經濟委員會委員。
1924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大革命運動隨之興起。董維鍵的思想認識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他曾對同鄉學友翦伯贊說：“空談經濟改良，不足以救國，要救國，必須要革命。”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成立後，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他還與謝覺哉、熊瑾玎等秘密籌建了國民黨長沙縣黨部，並擔任執行委員。1926年8月中旬，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他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
此後，他先後擔任過湖南軍資委員會委員、湖南省教育廳廳長、省交涉署署長、省外交特派員、省清理逆產委員會委員、省財政委員會委員、省民會議籌備委員會執行委員等職。他還參與制訂了《湖南省行政大綱》，被聘為省農民協會顧問。
對於革命工作，董維鍵總是兢兢業業，全力以赴，而且旗幟鮮明地站在工農一邊。他曾對農工代表說：“革命事業要以農工為主力軍，革命政府自當要建設在農工基礎的上面，欲期革命事業之發展與革命基礎之穩固，須先謀農工勢力之發展與農工基礎之穩固。
”他以省黨部特派員名義在常德等地視察時，強調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在於發動農民，只有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了，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特別是當他得知家鄉桃源縣的地方豪紳與縣政府勾結，逮捕了10多名農會會員後，立即寫信給縣長歐陽根甲，限3日內將被捕的農會會員全部無罪釋放。
1927年1月湖南郵務總工會與把持湖南郵政大權的郵務長饒略(美國人)展開鬥爭，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收回郵政主權的運動，董維鍵與謝覺哉、柳直苟等組成中華郵政管理權委員會，終於在1927年3月，促使國民政府下令解除饒略的職務，結束了由外國人統治湖南郵政管理權數十年的歷史，一時人心大快。在與國民黨內部右派勢力“左社”的鬥爭中，他堅決反擊“左社”對工農革命運動的攻擊和誣衊，並將任教育廳一科科長的“左社”分子陳容撤職查辦。
1927年2月，他向各縣與特別區黨部發出《宣傳救黨運動通告》，嚴厲譴責國民黨右派分裂革命統一戰線，破壞大革命運動的罪行，號召各地開展救黨運動，挽救中國革命。在3月14日召開的長沙有十幾萬人參加的救黨運動示威大會上，他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譴責蔣介石“始終是代表封建階級的思想，實為革命之障礙，總理之罪人”，呼籲人民起來為“反對軍事獨裁蔣介石”，“擁護聯俄聯共政策”，“繼續與帝國主義及奉魯軍閥作戰”，“肅清一切封建餘孽”，“實現平民政治”而進行鬥爭。
馬日事變後的第二天，董維鍵拒絕去省府議事，他的住所“鍵廬”被軍警搜查。第三天，他同好友張唯一秘商，決定迅速擺脫特務的追蹤，潛往武漢，繼續進行革命鬥爭。他來到武漢後，同相繼來到武漢的湖南部分縣黨部、革命團體領導人組成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及民眾團體請願代表團，他與朱劍凡等5人任常務委員，開展大規模的宣傳和請願活動。
他寫出《長沙事變經過情形》、《湖南農民運動的真實情形》等材料，揭露許克祥等製造的謊言，指出馬日事變完全是一次“嚴重的反革命事變”，號召廣大革命民眾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這年秋，經郭亮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曾讚揚說：“董維鍵在革命處於危急關頭時，冒著危險加入黨內來，這就是不簡單的了，值得敬佩。”
1928年初，董維鍵由武漢轉移到上海。在黨中央機關做國際宣傳和情報工作。1930年，他又奉命與幾個同志組織工農通訊社，領導中央交通局新開闢的由上海——香港——汕頭(潮州)——大埔——埔北——永定陶坑進入蘇區的秘密交通線並負責運送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不僅將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瞿秋白、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等領導同志安全護送到中央蘇區，而且還為蘇區採購和輸送了大批軍需物資，對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期間，董維鍵曾利用自己著名經濟學家和文化知名人士的聲望，團結上海的文化界人士，與國民黨反動派開展合法的鬥爭。在1930年開展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他在《申報》月刊上發表了《中國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等文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闡述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斷——中國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最後必將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他還撰寫介紹社會主義蘇聯在政治、經濟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大量文章，駁斥國民黨當局的反蘇、反共產主義宣傳，在民眾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後，他憂心如焚，先後撰寫了《紀念困難中抗日民眾的血淚》、《日人的中華聯邦帝國計畫》、《中華民族的出路》等十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併中國，稱霸世界的陰謀，譴責國民黨政府當局對日妥協和國際聯盟以調停為幌子出賣中國主權的可恥行徑。他還寫了《反對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法西斯主義之國際性》等文章，揭露帝國主義，特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企圖挑起世界大戰的陰謀，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以民族的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他在上海除寫了大量文章外，還出版了近十部著作和譯著。他的稿費大部分都交給黨組織和接濟經濟困難的同志，當時僅每個月的黨費他就交了兩百塊銀元。
黨中央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後，董維鍵繼續留在上海中央執行局工作。1935年2月，上海中央執行局機關遭到一次嚴重破壞，大部分負責人被捕入獄。他毫不畏懼，與浦化人等重組上海中央分局，並擔任宣傳部部長，繼續領導白區黨的地下鬥爭。7月下旬，上海中央分局又遭破壞。當他得知和他一道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被捕危險時，便不顧個人安危，跑去通知那位同志轉移，自己也因此被捕。不久，他作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監獄，受盡殘酷的折磨。
七七事變後，經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交涉，董維鍵獲釋出獄。出獄時，他已身患重病，步履艱難，但卻立即趕往上海，找到黨的組織，然後轉赴武漢，被安排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任七處二科科長，負責國際宣傳和國際情報工作。他還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第三廳中共秘密小組成員之一。
董維鍵主持三廳的國際宣傳工作期間，主要以研究日本情況和對日宣傳為重點，他和其他同志收集了大量有關日本的資料，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問題，編成《敵情研究》，分送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後來是重慶辦事處)等單位，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他還主持編寫大量的對日宣傳品，用飛機送到前線散發，號召日本士兵起義。在對外宣傳中，因沒有印刷條件，他就列印出一份份《新華日報》的英語新聞資料，這些資料比國民黨印刷精美的中央通訊社英語新聞資料更受外國記者的歡迎。
1938年7月下旬，日軍大舉進犯武漢，董維鍵隨第三廳人員輾轉來到重慶。不久，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憤然退出第三廳，由黨組織安排，被聘為國民黨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1940年，他抱病到湖南北部視察政治工作，在途中曾一次翻車，八次被搶劫，身體又受到很大的傷害。為了黨和民族的利益，他繼續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和各種困難，來往於香港、桂林之間，為抗戰和黨的事業操勞。由於病情加重，黨組織送他到香港養和醫院治療，並主持黨組織創辦的《中國通訊》英文刊物的編輯工作。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軍占領香港。在敵人的黑暗統治下，董維鍵心情十分憂憤，以致病情嚴重惡化，於1942年3月13日病逝，終年50歲。
學問遍中西，萬卷融通資卓識；
精神宗馬列，廿年奮鬥奮辛艱!
這是董維鍵逝世不久刊登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的一幅輓聯，表達了新華日報同仁對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經濟學家和文化知名人士董維鍵烈士的崇敬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