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以檔案為主要材料，記述中山大學農林植物所發展脈絡，事不分巨細，凡有記錄。即采入《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從細微處，或可見歷史真實。同時，陳煥鏞為該所奠基人，長期執掌該所，中大植物所發展與陳煥鏑個人經歷密不可分，故《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也是對陳煥鏞學術經歷作完整記述。
基本介紹
- 書名：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頁數：208頁
- 開本：16
- 作者：胡宗剛
-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1310732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胡宗剛，生於1962年，江西九江人。自1980年起供職於廬山植物園，現任該園圖書館館員。寫有多篇關於中國近現代生物學史文章，論文刊於《中國科技史料》、《中國農史》；隨筆刊於《文匯讀書周報》、《中華讀書報》和《世紀》等報刊。
圖書目錄
引言
第一章 陳煥鏞家世與其人
一、家世
二、美國求學
三、海南採集
四、南京執教
第二章 農林植物所之創建與發展
一、農林植物研究所之創建
二、所址與植物標本園
三、主要人員
四、植物標本之採集
五、陳煥鏞與梅爾之交往
六、中山專刊
七、參加國際會議
八、中基會資助
九、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之創設
第三章 播遷與流亡
一、播遷香港
二、戰時初期在香港
三、戰時初期在雲南
四、回遷廣州
五、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除評議員陳煥鏞案
六、蔣英在栗源堡另組植物研究所
七、抗戰時期之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
第四章 戰後復員
一、陳煥鋪被誣為漢奸案
二、植物所之復員
三、蔣英赴台灣研究
四、籌備紀念建所20年
五、重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
第五章 改隸中國科學院
一、1949年迎接解放
二、謀求改隸
三、率團赴印度參加學術會議
四、鼎革後之中大植物所
五、中大植物所之三年工作
六、成功改隸
大事記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後記
第一章 陳煥鏞家世與其人
一、家世
二、美國求學
三、海南採集
四、南京執教
第二章 農林植物所之創建與發展
一、農林植物研究所之創建
二、所址與植物標本園
三、主要人員
四、植物標本之採集
五、陳煥鏞與梅爾之交往
六、中山專刊
七、參加國際會議
八、中基會資助
九、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之創設
第三章 播遷與流亡
一、播遷香港
二、戰時初期在香港
三、戰時初期在雲南
四、回遷廣州
五、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除評議員陳煥鏞案
六、蔣英在栗源堡另組植物研究所
七、抗戰時期之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
第四章 戰後復員
一、陳煥鋪被誣為漢奸案
二、植物所之復員
三、蔣英赴台灣研究
四、籌備紀念建所20年
五、重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
第五章 改隸中國科學院
一、1949年迎接解放
二、謀求改隸
三、率團赴印度參加學術會議
四、鼎革後之中大植物所
五、中大植物所之三年工作
六、成功改隸
大事記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後記
後記
余忝為從事中國近現代生物學史著述者有年，起初僅憑愚勇，以為如此鮮活之歷史豈能淹沒，開創者業績當彪炳史冊，遂自告奮勇，率性而為。其後，日漸深入，不免捫心自問，余是否適宜從事此類工作？出身素寒，讀書求學之時又逢“文化大革命”，過早投身社會，自謀其食，僅是好翻書，雅愛文史而已。“文革”結束，社會思潮開始投向歷史，各類紀念活動時見舉行，各種回憶文章也時見報刊，然而經過30多年不曾中斷之政治運動，思想已被改造，社會語言已不能正常記述歷史，致使大多文章難以卒讀。此後，經過30多年經濟改革，社會價值觀念又被經濟左右，於是，歷史往事漸行漸遠。或者是歷史一錯再錯，使得如我這樣笨拙之人，一位好事之徒，尋得一項有意義之工作。10多年來在此領域耕耘，自問是掬盡心力，未嘗偷苟，更無譁眾取寵，自欺欺人。
在撰寫本書時，常以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歷史觀照20世紀家國世情：外敵入侵，兵劫連連，民生疾苦，運動迭起，風潮不斷，學術沉埋，知識分子苟且性命於其間，不禁悲嘆！歷史傳承幾近中斷。假若不是如此，此類著述當早已完成，至少在1954年植物所改隸中國科學院時，所中即有多人可以承擔，他們既是歷史經歷者，又有保存完好之檔案可資利用；更為重要者，是他們具有良好的人文修養。如果說研究人員無暇顧及，至少還有文員李仲洛可以勝任。
李仲洛飽讀詩書，服膺傳統，明辨事理，忠於職守，深得陳煥鏞信任。此再引一段1941年4月李仲洛所寫函文。其時，李仲洛奉中山大學之命，在香港辦理招生，後因交通梗阻、經費用罄，無法返校，其問曾裝扮小販，期望徒步進入內地，卻被日寇拘捕，毆打囚禁50餘日。釋放之後，仍滯留香港，作此函予所長陳煥鏞，報告遇險經過及當下情形，有云：
接讀校中同事來函，藉知會計室以仲洛久未返校，有誤會仲洛“挾款潛逃”之說，故由四月份起，扣發薪水之語。逖聽之餘，曷勝惶惑。竊思仲洛所經手而未得清結者，只有二十九年度香港招生分處賬目。查核分處以前收入，報名費暨學校匯來招生費用，早已支付無存，且不敷套用，於所謂將事務結束時，尚欠聚珍號貨項港幣貳佰貳拾壹元壹豪五仙。當時招生分處經費支狀況，主任暨古文捷教授躬親在場，知之翔確，姑無論。仲洛之人格及平日操守如何，設雖有路可逃，事實無款可挾。與其謂挾校款而私逃，莫若謂被聚珍追討舊賬而遁跡之為。愈況仲洛自去年六月在學校定期遷移粵北之後，拋下殘年老母、坐蓐荊妻，秉大公無我精神，奉公來港。母歿瀲江，不克親視含殮；眷屬遷粵北，復不暇護送追隨。淹久香港原因，又如前文所述。仲洛之遭遇至為悲苦，意雖至誠，心實難剖，如知其詳者，似宜共表同情。且敝眷現仍隨同農學院在栗源堡，仲洛雖至愚，“寧有背君恩，捐妻子，而反以為利乎？”揆諸情理，此種措施，未免出諸誤會，懇請主任更將仲洛實情轉報校長查核，以釋誤會，收回扣發薪水成命，俾拙荊弱息在坪之生活費用有著，而免淪為他鄉餓莩，則仲洛報校之日正長，而銜戴體恤之恩無既也。
以上所引，文詞雅馴，細加閱讀，為之動容。以此手筆撰寫農林植物所廳史，當屬佳構。惜在1954年時不曾為之，10年之後1964年，李仲洛年過六旬．仍任華南植物所秘書，卻接到撰寫所史任務。且看其致函遠在北京之陳煥鏞．道及此事緣起：
前月間，承王(洪)黃(雲耀)兩位副所長指示，著我將參加本所工作卅年來，根據個人耳聞目擊所及，把所在各個不同階段的經過變革事實，寫出書面作為本所歷史沿革的資料，以供留存參考。並說明其目的要求，只是在於反映本所自成立以來經過各個階段的真實情況，如一部記錄片一樣，一幕一幕的反映出來。由於過去我們在反動統治下，在各個不同階段時期，自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複雜環境，我們只要把當時的真相毫無掩飾的反映出來，而不加分析批判等語。我是所里的一個二號老幹部，對於所的歷史沿革知之較詳，現在領導既提出這樣的要求，我自應責無旁貸地欣然承命。我現在已開動腦筋，把卅年來往是從頭回憶，待思想成熟後，進行執筆。①
李仲洛此時文字已失去文采，實乃社會思潮轉變使然。經過多次運動，對此前“在反動政府”下所做之事，不僅不是業績，反是劣跡，須坦白交代，作自我檢討，接受無休止審查。即便如此，李仲洛接受撰寫所史任務，還是自感歷史使命，非我莫屬。退一步講，在這種情境下能如實寫出，仍不失為難得之史料。但幾月之後，1965年1月，李仲洛寫出一篇《關於本所歷來重大變革及陳煥鏞教授的活動情況》，讀之令人失望，或者此項寫作已不是作者之初衷。此引結尾一段云：
以上就是我回憶所及我在所工作30年以來，對本所在各個時期所知道的較重大事件和陳的活動情況，至於陳在各個時期與國內外各方面，除了學術上往來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與政治有關問題的聯繫，我不了解。此外，從1938年1()月我隨中大理學院內遷，直至1941年香港淪陷這一段時期，我沒有參加本所工作，而當時所中的行政事務由王顯智同志協助辦理，王顯智現在中南林學院工作。②
此非歷史著述，分明是證明材料，由於作者本人參與其事，故誠惶誠恐。如此文本，與兩位副所長當初之提議也相差甚遠。何至於此，其中原由，且不作探討，只是以此說明，真實之歷史，已消失殆盡。此後，更有史無前例之“文化大革命”，對於歷史，更是揭發和批判，甚至侮辱和迫害，對於歷史唯恐避之不及，歷史也就更加被遮蔽。而李仲洛本人，在“文革”開始不久，也離開人世。中華文化命脈，本以歷史來維繫，面對歷史被撕裂切斷，能不悲乎？
白1954年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改隸至今，恰巧60年。一個甲子之後，已走過幾個時代。偶然之中，由余撰寫是書，感謝今日華南植物園主任黃宏文及諸位領導，不以猥材見棄，鼎力支持本書撰寫。初稿完成之後，華南植物園又組織吳德鄰、胡啟明、陳忠毅、黃光成、何道泉、魏平等先生審稿，提出許多中肯意見，對提高書稿質量幫助甚大，在此謹致謝忱。黃宏文主任還撥冗賜序，使拙著增光。感謝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先生、中山大學馮雙先生提供資料，匡我不逮。感謝余所供職之廬山植物園給予一貫之支持，正因如此，余能專心從事著述。最後感謝中科院院史專家樊洪業先生，余從事此項研究，得其獎掖多多，此書又得其寓目，教正不少錯誤，還作序引哩，令人感動。
發掘史料，還原史實，並以史料說話，為余遵循之治學方法，但不知最終能得幾許？臨近書稿殺青之時，還是期盼不斷有新史料出現，以作印證和補充。對於現有史料之解讀和運用，限於學識，錯誤之處，懇請方家不吝賜教。
2013年7月20日，胡宗剛識於廬山廬林園邊室
在撰寫本書時，常以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歷史觀照20世紀家國世情：外敵入侵，兵劫連連，民生疾苦，運動迭起，風潮不斷，學術沉埋，知識分子苟且性命於其間，不禁悲嘆！歷史傳承幾近中斷。假若不是如此，此類著述當早已完成，至少在1954年植物所改隸中國科學院時，所中即有多人可以承擔，他們既是歷史經歷者，又有保存完好之檔案可資利用；更為重要者，是他們具有良好的人文修養。如果說研究人員無暇顧及，至少還有文員李仲洛可以勝任。
李仲洛飽讀詩書，服膺傳統，明辨事理，忠於職守，深得陳煥鏞信任。此再引一段1941年4月李仲洛所寫函文。其時，李仲洛奉中山大學之命，在香港辦理招生，後因交通梗阻、經費用罄，無法返校，其問曾裝扮小販，期望徒步進入內地，卻被日寇拘捕，毆打囚禁50餘日。釋放之後，仍滯留香港，作此函予所長陳煥鏞，報告遇險經過及當下情形，有云：
接讀校中同事來函，藉知會計室以仲洛久未返校，有誤會仲洛“挾款潛逃”之說，故由四月份起，扣發薪水之語。逖聽之餘，曷勝惶惑。竊思仲洛所經手而未得清結者，只有二十九年度香港招生分處賬目。查核分處以前收入，報名費暨學校匯來招生費用，早已支付無存，且不敷套用，於所謂將事務結束時，尚欠聚珍號貨項港幣貳佰貳拾壹元壹豪五仙。當時招生分處經費支狀況，主任暨古文捷教授躬親在場，知之翔確，姑無論。仲洛之人格及平日操守如何，設雖有路可逃，事實無款可挾。與其謂挾校款而私逃，莫若謂被聚珍追討舊賬而遁跡之為。愈況仲洛自去年六月在學校定期遷移粵北之後，拋下殘年老母、坐蓐荊妻，秉大公無我精神，奉公來港。母歿瀲江，不克親視含殮；眷屬遷粵北，復不暇護送追隨。淹久香港原因，又如前文所述。仲洛之遭遇至為悲苦，意雖至誠，心實難剖，如知其詳者，似宜共表同情。且敝眷現仍隨同農學院在栗源堡，仲洛雖至愚，“寧有背君恩，捐妻子，而反以為利乎？”揆諸情理，此種措施，未免出諸誤會，懇請主任更將仲洛實情轉報校長查核，以釋誤會，收回扣發薪水成命，俾拙荊弱息在坪之生活費用有著，而免淪為他鄉餓莩，則仲洛報校之日正長，而銜戴體恤之恩無既也。
以上所引，文詞雅馴，細加閱讀，為之動容。以此手筆撰寫農林植物所廳史，當屬佳構。惜在1954年時不曾為之，10年之後1964年，李仲洛年過六旬．仍任華南植物所秘書，卻接到撰寫所史任務。且看其致函遠在北京之陳煥鏞．道及此事緣起：
前月間，承王(洪)黃(雲耀)兩位副所長指示，著我將參加本所工作卅年來，根據個人耳聞目擊所及，把所在各個不同階段的經過變革事實，寫出書面作為本所歷史沿革的資料，以供留存參考。並說明其目的要求，只是在於反映本所自成立以來經過各個階段的真實情況，如一部記錄片一樣，一幕一幕的反映出來。由於過去我們在反動統治下，在各個不同階段時期，自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複雜環境，我們只要把當時的真相毫無掩飾的反映出來，而不加分析批判等語。我是所里的一個二號老幹部，對於所的歷史沿革知之較詳，現在領導既提出這樣的要求，我自應責無旁貸地欣然承命。我現在已開動腦筋，把卅年來往是從頭回憶，待思想成熟後，進行執筆。①
李仲洛此時文字已失去文采，實乃社會思潮轉變使然。經過多次運動，對此前“在反動政府”下所做之事，不僅不是業績，反是劣跡，須坦白交代，作自我檢討，接受無休止審查。即便如此，李仲洛接受撰寫所史任務，還是自感歷史使命，非我莫屬。退一步講，在這種情境下能如實寫出，仍不失為難得之史料。但幾月之後，1965年1月，李仲洛寫出一篇《關於本所歷來重大變革及陳煥鏞教授的活動情況》，讀之令人失望，或者此項寫作已不是作者之初衷。此引結尾一段云：
以上就是我回憶所及我在所工作30年以來，對本所在各個時期所知道的較重大事件和陳的活動情況，至於陳在各個時期與國內外各方面，除了學術上往來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與政治有關問題的聯繫，我不了解。此外，從1938年1()月我隨中大理學院內遷，直至1941年香港淪陷這一段時期，我沒有參加本所工作，而當時所中的行政事務由王顯智同志協助辦理，王顯智現在中南林學院工作。②
此非歷史著述，分明是證明材料，由於作者本人參與其事，故誠惶誠恐。如此文本，與兩位副所長當初之提議也相差甚遠。何至於此，其中原由，且不作探討，只是以此說明，真實之歷史，已消失殆盡。此後，更有史無前例之“文化大革命”，對於歷史，更是揭發和批判，甚至侮辱和迫害，對於歷史唯恐避之不及，歷史也就更加被遮蔽。而李仲洛本人，在“文革”開始不久，也離開人世。中華文化命脈，本以歷史來維繫，面對歷史被撕裂切斷，能不悲乎？
白1954年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改隸至今，恰巧60年。一個甲子之後，已走過幾個時代。偶然之中，由余撰寫是書，感謝今日華南植物園主任黃宏文及諸位領導，不以猥材見棄，鼎力支持本書撰寫。初稿完成之後，華南植物園又組織吳德鄰、胡啟明、陳忠毅、黃光成、何道泉、魏平等先生審稿，提出許多中肯意見，對提高書稿質量幫助甚大，在此謹致謝忱。黃宏文主任還撥冗賜序，使拙著增光。感謝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先生、中山大學馮雙先生提供資料，匡我不逮。感謝余所供職之廬山植物園給予一貫之支持，正因如此，余能專心從事著述。最後感謝中科院院史專家樊洪業先生，余從事此項研究，得其獎掖多多，此書又得其寓目，教正不少錯誤，還作序引哩，令人感動。
發掘史料，還原史實，並以史料說話，為余遵循之治學方法，但不知最終能得幾許？臨近書稿殺青之時，還是期盼不斷有新史料出現，以作印證和補充。對於現有史料之解讀和運用，限於學識，錯誤之處，懇請方家不吝賜教。
2013年7月20日，胡宗剛識於廬山廬林園邊室
序言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在國內外素負盛名，該所已有80多年歷史，風雨歷程，前輩的創業精神以及奠定的嚴謹學風，是留給華南植物園乃至中國科學界的寶貴精神財富。疏理歷史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前輩的尊敬，更是對後人的勉勵。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前身是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1928年始由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在中山大學農科設立植物研究室，次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該所早期致力於中國華南地區植物研究，既為中國植物學研究奠基，也為中國南方農林業發展提供科學依據。陳煥鏞還創辦了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後演變成為華南植物園廣西分所，即現在的廣西植物研究所。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採得華南區域植物標本已達10多萬號，並建有植物標本園，創辦學術刊物，與國內外植物學界交往廣泛。煥鏞先生以其雄才博學，睿智開拓，致力於種類異常豐富的我國華南地區植物區系研究，使中大農林植物研究所與胡先□先生主持的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雙星輝映”，成為我國一南一北兩個最重要的植物學研究機構，這一格局至今尤是。8年抗戰時期，煥鏞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和非凡遠見，歷盡難辛，使研究所得以延續。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大植物研究所改隸中國科學院，成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得以全面發展，續鑄後日輝煌。先輩的開創之功，我們永遠銘記。
自1928年植物研究室設立，至1954年改隸中國科學院而成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現名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的25年，這段早期歷史，此前未曾系統整理，許多人物和事跡已湮沒不彰。胡宗剛先生致力於中國植物學史研究，多年前，曾向我提及撰寫我園早期歷史的願望，當即表示贊同，並允諾予以支持。去秋，他摒擋其他事務，著手進行這一工作，很快寫出初稿，其間兩次來廣州並赴其他各地搜求煥鏞先生史料，均有所獲，使初稿得以完善。今書稿付梓在即，我為我園早期歷史終於得以彰顯於世而倍感欣慰，故樂為之序。
2013年9月18日
(黃宏文：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主任)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前身是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1928年始由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在中山大學農科設立植物研究室，次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該所早期致力於中國華南地區植物研究，既為中國植物學研究奠基，也為中國南方農林業發展提供科學依據。陳煥鏞還創辦了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後演變成為華南植物園廣西分所，即現在的廣西植物研究所。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採得華南區域植物標本已達10多萬號，並建有植物標本園，創辦學術刊物，與國內外植物學界交往廣泛。煥鏞先生以其雄才博學，睿智開拓，致力於種類異常豐富的我國華南地區植物區系研究，使中大農林植物研究所與胡先□先生主持的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雙星輝映”，成為我國一南一北兩個最重要的植物學研究機構，這一格局至今尤是。8年抗戰時期，煥鏞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和非凡遠見，歷盡難辛，使研究所得以延續。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大植物研究所改隸中國科學院，成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得以全面發展，續鑄後日輝煌。先輩的開創之功，我們永遠銘記。
自1928年植物研究室設立，至1954年改隸中國科學院而成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現名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的25年，這段早期歷史，此前未曾系統整理，許多人物和事跡已湮沒不彰。胡宗剛先生致力於中國植物學史研究，多年前，曾向我提及撰寫我園早期歷史的願望，當即表示贊同，並允諾予以支持。去秋，他摒擋其他事務，著手進行這一工作，很快寫出初稿，其間兩次來廣州並赴其他各地搜求煥鏞先生史料，均有所獲，使初稿得以完善。今書稿付梓在即，我為我園早期歷史終於得以彰顯於世而倍感欣慰，故樂為之序。
2013年9月18日
(黃宏文：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主任)
